默多克学术思路活跃，其理论探索深入媒介与传播研究的多个领域，包括大众传播、风险社会、媒介受众、技术分配、电子消费等，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贯穿其学术思想始终的骨架。在默多克看来，批判研究不是知识分子的个人选择，而是当代学术研究的必由之路。正因如此，默多克被普遍视为当代传播学学者中最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研究和论述为马克思主义在传播研究中的主流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默多克学术著述丰富，但专著不多，其大部分成果以期刊论文和文集论文的方式呈现。从默多克为本文作者提供的其全部出版物的清单可以看出，在20世纪70-80年代，他关注的的焦点是英国当代及媒介史中的垄断、企业化、层级化现象以及英国媒介文化中的阶级关系问题；而进入90年代以后，他开始密切关注技术、公共文化和现代性等话题。作为一位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结构默多克的学术研究活动的是一种成熟的思路或范式，而非某一个特定的研究范畴。
本文对默多克的学术思想进行归纳和剖析，并通过一手的访谈资料厘清马克思主义在其学术研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提振全球传播研究中所具备的理论潜力。同时，本文也将结合默多克本人在访谈中发表的观点，讨论其学术思想对中国本土研究者的借鉴意义。
二、技术决定论与媒介中心主义批判
我们首先从默多克对技术决定论和媒介中心主义持之以恒的批判态度切入。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建构论，马克思主义与技术决定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观念冲突。在默多克本人看来，对技术决定论和媒介中心主义的批判必须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历史语境。
▲常江：
您如何理解技术决定论？它的问题存在在哪儿？
▼格雷厄姆·默多克：
比较极端的看法是，技术决定论通常将媒介系统视为社会变迁的根本驱动力，并以此作为所有学术分析的起始点。这一立场的代表人物是加拿大的“多伦多学派”中最具争议、影响力也最持久的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麦克卢汉的人类历史观将媒介置于最中心的位置。他声称媒介是人类感官的延伸，媒介技术的每一次进化都使其所代表的体验模式和表现方式得以优先发展，从而导致社会制度与秩序的变迁。于是，在麦克卢汉看来，部落时代的口语文化首先因文字的发明而被破坏和代替，然后又因印刷术的发明而得到更深刻的改变，而电子媒介的出现则使人类社会重返部落文化。
技术决定论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单维度性。世界本来是通过社会阶层、经验、财产等领域不断强化的私有化过程而组织起来，但在麦克卢汉看来，引领社会发展的就只是简单的“古登堡星系”。他热情拥抱电子时代的到来，认为作为大众媒介的电视的发展打破了感知的线性范式，为连接和公共性提供了新的形式，是部落和村庄的文化以电子化的形式回归。
▲常江：
但如今回过头看，麦克卢汉提出这样的观点似乎也有某种必然性？
▼格雷厄姆·默多克：
想要理解麦克卢汉的观点，我们需要回顾他的个人经历。他的学术观点深受他皈依天主教这一经历的影响，是宗教史观使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可以被归纳为从伊甸园（部落社会）的基督教叙事，到因印刷文化的引入而分裂的时代，再到最后依赖救赎力量（电子媒介）的到来而复原的过程。基督教叙事预言了一场混乱的、最终的冲突，那些旧时秩序里的既得利益者挣扎着想要维系自己的特权。麦克卢汉将新出现的、电子化的“地球村”视为斗争和分裂的场所。
实际上，麦克卢汉本人从未成功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在从事媒介研究前，他是一个拥有英国文学博士学位的文学家。在之后的访谈中他也承认，自己喜欢纸质书多于电子媒介。他在剑桥大学完成的研究深刻受到当时主流文学批评思路的影响。麦克卢汉的出版的第一本书《机械新娘》（The Mechanical Bride）就继承了利维斯（FRLeavis）的《文化与环境》（Culture and the Environment）所开创的主题，在书中他用深刻而诙谐的语言对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广告行业的欺诈行为进行批判。然而广告并非简单的展示与再现空间，它更是麦克卢汉所要重点论述的商业化电子媒介的核心经济来源。要认识到这一点，就必须要落脚在政治经济学分析上。麦克卢汉穷其一生都在竭尽所能提出一套可以取代以生产方式更迭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观的新史观。正因如此，他才看不清很多问题。
▲常江：
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去看待技术决定论？
▼格雷厄姆·默多克：
技术决定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根本就是一个悖论。麦克卢汉以激进分子的姿态出现，有意挑战并破坏业已建构的框架。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他的著作，就会发现他的观点充满矛盾。麦克卢汉没有意识到传播系统是由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权力关系所塑造的，因此他也不可能理解现行系统究竟是如何组织和运行的，以及这些系统可能遇到怎样的挑战和转变。
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首创的批判政治经济学传统中。马克思非常善于使用引人注目的措辞和口号去讲道理。《宣言》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和“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除了锁链你们什么都不会失去”可能是最知名的例子。但也正因如此，马克思的观点受到了很多人的误解—被单纯理解为政治宣言而非理论。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哲学的贫困》（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1847）中提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番言论令其招致一些批评，很多人因此而认为马克思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通读马克思的著作可以发现，他在不断指出技术创新和资本利益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中，他指出：“当大工业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级的程度，且所有的科学知识都被迫为资本服务……那么发明创造也就变成了一门生意。”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利益不仅决定了什么样的技术发明可被投入生产，而且也决定了这些创新将如何得到使用。无论在什么时候，即使某种生产方式可能占据中心和决定地位，它也无法代替其它种类的生产方式。从整体上通读马克思的著作，会发现他将资本主义看作一个过程，而不是条件。把一切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商品化这一残酷的进程永远不能彻底完成，因为它同时也催生了反抗运动。
▲常江：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技术观是什么样的呢？
▼格雷厄姆·默多克：
还是要回到历史中去。从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到马克思本人于1883年去世，他在伦敦流亡期间的工作经验可以证实传播技术既能够支持各种实践活动，也可以巩固资本的统治地位。他见证了铁路建设的兴起和电报系统的快速发展，他非常清楚这二者都加速了资本主义的扩张。铁路运输加快了商品从生产车间到进入商店售卖的速度，因而缩短了资本主义获取利润的时间；但同时，马克思和他的朋友兼合作者恩格斯的信件交换速度也同样在提高—恩格斯当时在英格兰北部曼彻斯特城的一家家族棉纺厂工作。同样，电报系统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企业能够分布在不同时区并与帝国主义体系中的不同国家进行整合，同时也成为需要快速获取关于价格和市场信息的金融机构完成扩张的主要刺激物；但电报也给马克思的研究带来了大量原始素材，并为其发表自己的观点提供了公共平台。并且，印刷新闻使激进组织得以让自己的观点与论据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流通。
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技术观就是：我们需要运用批判政治经济学，来探索技术背后的各种物质和政治条件如何巩固了不同种类斗争的组织和使用形式。
围绕技术决定论展开的探讨和批判，在默多克的学术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默多克看来，马克思对技术在社会变迁中扮演的角色的重视，始终未曾脱离对导致技术被创造和采用的物质和政治条件的充分认识。技术决定论并不能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观的一种替代性话语，而毋宁是一种形式简单的还原论。
三、媒介化及其内涵
“媒介化”（mediatisation）这一术语，是默多克近年来诸多理论著述集中关注的一个关键词。对这一概念的批判性阐释，集中体现了默多克在所谓的“新媒体时代”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在默多克看来，媒介化理论有其 *** 作性的意义，也并非变种的“媒介中心主义”；但大量相关研究脱离对作为语境的市场资本主义的考量，导致了解释力不足的问题。
▲常江：
什么是“媒介化”？它有什么内涵？
▼格雷厄姆·默多克：
“媒介化”的提出最初旨在克服传播研究不断走向琐细和分裂的倾向。这一表述强调媒介在制度构成和日常生活中日趋占据中心地位的倾向。早就有一些学者提出媒介在组织社会生活中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并追溯其历史渊源。还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电视成为家庭中最重要的媒介是媒介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但也有人认为便携的移动数字终端，如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出现才使媒介化的模式得以流行。一些研究者检验了人们对媒介的依赖性如何重新组织了社会制度的运行方式，还有一些人则研究了媒介对人际关系和自我再现的影响。虽然视野和角度不尽相同，但各方均认为自己不过是以媒介为研究的中心，而非媒介中心主义。他们支持对媒介创新和更广泛的社会与文化变迁之间的交互关系进行调查研究。
媒介化理论的两个主要倡导者安德里亚斯·海普（Andreas Hepp）和弗里德里希·克罗茨（Friedrich Krotz）指出，媒介化是“研究媒介与传播变迁，和文化与社会变迁两者之间交互关系的批判性分析”；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媒介毋庸置疑是产生变化的原因”，并主张必须严肃思考“引发社会、文化变化的驱动力可能不是媒介”的各种可能性。克罗茨很早便深刻地指出，引起变化的主要动态因素之间的关系可能很复杂，媒介化只是一个刺激各种趋势加速发展的基本过程。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对媒介化的讨论无论聚焦于制度关系还是聚焦于日常生活和交往的变化结构，都必须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演进及其对媒介和传播的影响中进行。
▲常江：
所以媒介化过程最终的驱动力仍然是经济的因素？
▼格雷厄姆·默多克：
媒介化的运作方式必须在主要的经济转型的框架中去理解，但很多从事媒介研究的人往往忽略这一点。例如，大传媒机构的所有权不断集中的趋势就经常被人们无视。在最近一篇论文中，海普和他的合作者承认“我们可以通过某些经济驱动因素去解释媒介组织和所有权的集中趋势”，但他们没有继续将这些“驱动力”与新自由主义的、以市场为中心的、旨在应对20世纪7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各项经济政策联系起来。公共资产和电信网络的私有化，以及政府对企业行为的放松管制，导致了媒介所有权空前的集中，进而也决定了对于传播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从政治领域转向公司行为的必然路径。媒介化研究拘泥于日常机构运作而忽视制度逻辑的特征，原因就在于其普遍没有在市场资本主义的语境下分析问题。
▲常江：
在新媒体研究领域，媒介化理论似乎很流行，有不少人做出了有影响力的个案研究成果，比如针对推特和Facebook的研究。
▼格雷厄姆·默多克：
在关于数字网络大众化使用的研究中，媒介化理论家多强调互联网在推进民主化和平等化进程中的潜力，却忽视结构性的问题。例如，尼克·库尔德利（Nock Couldry）注意到人们在媒介化过程中“通过讲述关于自己的重要故事而将自己描绘成一个潜在的政治的行动者”的现象，并以当今此类叙事最重要的媒介平台Facebook为重点分析对象。但他并没有如海普所指出的那样探索“Facebook因商业动态发展所导致的社会关系的商品化”。现在有大量的文献已表明Facebook如何将网站用户这一免费劳动力给“货币化”，并在商业因素驱动下用基于用户选择偏好的算法去安排出现在用户个人主页上的“个性化”内容。当然，我并不是要否定个人使用Facebook和其他社会媒介平台进行自我表达、探索社会关联方式等行为的价值，但这些研究的确仅仅强调了个体需求和个人目标，以及社会动员和企业政策逻辑之间的张力。对于结构性的东西，几乎没有触及。
我认为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全面理解是当代批判研究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当然，媒介化研究仍然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但若缺乏对媒介化机制背后的资本主义动态变化和矛盾的持续关注，就不可能准确理解激励和组织媒介化现象的根本驱动力，不可能准确理解媒介化对制度和日常生活的真实影响，更不可能分辨“挑战”和“改变”的正确的道路。
默多克对媒介化理论的审慎态度体现了他对于各种中层理论脱离结构分析从而沦为“政策研究”的担忧。在他看来，着眼于日常生活中的互动行为而不关注宏观的政治经济结构有可能令研究者陷入一种盲目的乐观情绪，从而错失找到正确的社会变迁进路的机会。
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影响
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坚持，是默多克学术思想最为显著的特色。在默多克看来，互联网及其文化的勃兴并不必然带来文化领域公共化的结果。恰恰相反，以谷歌、Facebook为代表的大互联网公司正在让全球数字空间加速商品化。随着全球传播技术与文化环境的日趋复杂化，马克思主义反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常江：
您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仍然有广泛的适用性吗？似乎从冷战结束开始，人们越来越少去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别，也不大讲“阶级”了。
▼格雷厄姆·默多克：
对我而言，马克思是一切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的的起始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是全知全能的。他于1883年去世，在那之后，人类社会的媒介与传播版图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塑造了我们现在的生活。马克思从未看过，从未打过电话，从未使用过电脑或者看过电视。但马克思所做的事情是将传播置于资本主义动态发展的全面分析中，将传播认定为致使大型企业数量锐减但控制权日趋集中、社会不平等加剧、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稀缺自然资源锐减的主要原因。马克思描绘的世界仍旧是我们正在生活的世界。
纵观当下的世界，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仍和马克思去世时一样严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仍在，政府不断减少公共财政支出以填补由于援救银行产生的财政赤字。与此同时，我们面临的环境危机也在不断加剧。有趣的是，很多在苏联解体以后主张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人如今也开始重温马克思的观点。世界知名私人财富管理公司的高级经济顾问乔治·马格努斯（George Magus）2011年在金融博客《彭博视点》（Bloomberg View）上写道：“马克思的精神从坟墓重回人间。这位狡猾的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有很多漏洞，但是今天全球经济的发展却出现了很多他早已预料到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来看，只要一个国家包含市场结构和私有制的元素，那么马克思就始终是进行社会分析的不可或缺的起始点。
▲常江：
在很多人看来，互联网在很多方面突破了现有社会制度对人的禁锢，指向了一种数字化的民主与自由。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此加以分析？
▼格雷厄姆·默多克：
不可否认，互联网正在被视为一种能够取代业已建立的资本主义媒介体系的民主力量而受到广泛欢迎。网络传播摒弃垂直的、自上而下的传统组织形式，采纳了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 Lee）所想象的那种扁平的系统，并在这个系统中将每个人都设定为平等的参与者。老式的传统媒介的主要产品—原子化的受众—将会转化成公共性的互联网生态环境的积极参与者，共同生产所有人都能免费得到的资源。这一幻想鼓舞了一系列创新行为的出现，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自由软件运动（FreeSoftware Movement，简称FSM），即世界上出现过的最大型的、完全由志愿者参与的百科全书编纂活动。同时，公共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公共文化机构也利用这一契机将自己的文化产品电子化并上线，找寻新的利益投资方，与使用者锻造新型合作关系。
但必须认清的是，上述数字领域的创新活动空间其实始终受到大型媒介企业的挤压和控制，例如搜索领域的谷歌，社会媒介领域的Facebook，在线零售行业的亚马逊，以及 *** 作系统与终端设备领域微软和苹果。这些大型公司不断加强对下一波传播技术创新浪潮的市场控制力量，例如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等。它们在定义每个人都必须扮演的角色及采取的行为。它们才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对大媒介企业行为的有效监管的缺失，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的公共财政的野蛮削减这两个因素，共同“膨胀”了这些公司的野心。公共机构获取资源的能力与支撑志愿文化活动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受到影响。
▲常江：
因此在互联网经济中出现的种种“创新”，其实仍在重复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衍生和社会控制模式？
▼格雷厄姆·默多克：
从本质上说，是的。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如是描述资本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急速扩张的场景：“那些一度只用于交流不用于交换、只用于赠与不用于售卖、只能够获得而无需购买的东西，最终都变成了商品；无论道德观念还是实在物件，也都被明码标价地置于市场上。”谷歌和Facebook的商业模式是“商品化一切”这一资本主义信念在互联网时代的典型代表。观点和友谊在“点赞”和“推荐”中实现商品化。受众在鼓励之下贡献自己的天赋和热情，作为免费劳动力不断为大企业开发新产品、修正旧体系。用户每次敲击键盘和触碰屏幕的行为都被记录下来，作为“大数据”的样本存储，帮助大企业建立起详细的档案，使广告商能够更加准确地迎合这些潜在消费者。这一切都是商业策略，都在强化受众的消费行为，却导致了社会实践能力的退化。
▲常江：
比如苹果手机每次推出升级产品，都会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购买的热潮。
▼格雷厄姆·默多克：
苹果手机每年都要进行软、硬件升级，这促使我们对传播的物质基础提出质疑。首先，它提醒我们媒介是机器和通信设施的集合，它们在生产和装配中侵占稀有资源，在制造和使用中消耗能量，在被丢弃时造成浪费和环境污染。其次，它使得我们重新意识到劳动的枷锁始终存在于这些已经被生产出来的商品背后，隐藏在一系列旨在吸引人们注意力的奖励措施之中，让我们将精神集中于我们已经“拥有”这些产品的事实，以及将它们“整合”进自己生活的各种 *** 作。苹果手机和其他电子产品的广告不断劝服我们去忘记和忽略生产这些商品的劳动力的生活：提炼主要原材料的矿工，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人，用集装箱和货船将商品从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地区运送到大城市的高档百货商店里的水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完全看不到当下的历史和环境所面临的主要危机：不断加速的全球变暖和不断加剧的财富分配不均。
所以，当我思考用哪一种理论框架去解读资本主义制度下上述议题和媒体企业之间的关系最有效时，我的答案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回到批判理论的传统之中，因为批判理论将传播研究整合进对于经济、政治、社会形态、权力及斗争形式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更加宽泛的分析框架之中。
默多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思路根植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及当下特征的长期观察与深刻理解，以及他对技术迷思下的种种符号景观的清醒认识。在默多克看来，今天的资本主义与19世纪中叶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商品化仍然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最本质的问题。若不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研究者很容易陷入技术决定论的狂欢，从而忽视了“景观”背后隐形的“枷锁”。
五、批判传播理论之于当代中国
近年来，默多克与中国传播学界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他与赵斌、曹晋等中国学者展开合作研究，发表了相当数量的中英文学术论文；另一方面，他也曾应邀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机构讲学，关注和探讨中国相关议题。在访谈中，默多克表示中国传播学界拥有充分发展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丰沃土壤，而中国在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取得的成就也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议题。
▲常江：
对于中国的传播研究者来说，他们所面对的时代究竟有哪些特征？传播学术研究又应当如何对这些时代特征做出回应？
▼格雷厄姆·默多克：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小说《双城记》的开头这样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想这就是整个人类社会当下的处境。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全人类正在面临共同的困境：不断恶化的社会不平等、环境污染、各种骚乱和政治暴动、巨型城市生存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等等。但同时，我们也在生物科技材料与通讯技术领域内前见证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潮流。对于批判理论家来说，需要不断诘问的是：谁在管控这些技术生产与使用的？管控是如何实施的？谁从中受益？谁又担负责任？然而对答案的找寻不能只依靠学术分析。这里面还存在着道德问题。批判政治经济学在18世纪中期诞生时，其最初的形式便根植于“我们应当如何界定‘好的社会’和‘好的生活’”，以及“我们需要怎样的资源和社会组织形式”这类道德哲学的冥思中。
如今，中国正在积极参与一场试图平衡上述三种道德责任的社会实验，中国所面对和经历的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这场实验中，中国尝试通过锻造新的市场、国家和社会关系去分析、解决问题。批判研究的任务就是去重新思考我们应当如何定义一个好的社会，去辨别阻碍和矛盾，去提出实际的建议。这个艰巨的任务要求学术界展开新形式的学术合作。作为传播学领域的专家，我们需要去贡献和学习来自不同领域的知识以及我们所不熟悉的领域的知识。从人工智能到城市未来再到生态危机，传播组织和机构已经开始在这些领域扮演核心角色。我们同样急切地需要扩展我们理论视野，超越业已建立的西方思想，与来自不同环境、抱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对话。中国的传播学学者有独一无二的机会去建立新的知识框架，并用它来回应当代的问题与挑战。
六、结语
对于中国的传播研究者而言，默多克的观点无疑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一方面，他认为中国和西方国家一样，也在面临和应对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结构性问题，这使得根植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同样适用于对中国社会某些维度的分析；另一方面，中国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制度选择和发展道路也使“中国经验”对于我们在道德层面回答“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好的社会”这一终极诘问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学者有充分的可能性去建构一种新的解释范式，提供一个关于人类社会终极命运的不同的想象版本。在可预见的将来，技术或许将扮演日益核心的角色，但只有以马克思为起点，坚持对技术背后的物质和政治力量做出考量，新的范式才有真正的根基。高中物理学习，记者从教育部获悉，今年秋季即将执行的普通高中新课程标准中，物理课程将引导学生关注宇宙学研究新进展，开展引力波讨论活动等；信息技术、通用技术、数学等课程价格要求学生学习了解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等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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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高中课堂学生在听课、做题。来源：视觉中国
英日俄语基础上增加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
16日，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普通高中新课程方案和新课程标准的相关情况。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湛介绍，普通高中课程方案进一步优化了课程结构。
例如，保留原有学习科目，在英语、日语、俄语基础上，增加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将课程类别调整为必修课程、选择性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在保证共同基础的前提下，为不同发展方向的学生提供有选择的课程。
此外，进一步明确各类课程的功能定位，与高考综合改革相衔接：必修课程根据学生全面发展需要设置，全修全考；选择性必修课程根据学生个性发展和升学考试需要设置，选修选考；选修课程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统筹规划开设，学生自主选择修习，可以学而不考或学而备考，为学生就业和高校自主招生录取提供参考。
据介绍，普通高中将合理确定各类课程学分比例，在毕业总学分不变的情况下，对原必修课程学分进行重构，由必修课程学分、选择性必修课程学分组成，适当增加选修课程学分，既保证基础性，又兼顾选择性。
资料图。中新社记者 韩苏原 摄
引力波、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将进课堂
针对新的课程标准，王湛介绍，新课标根据学生年龄特征与生活经验，从学科特点出发，以学科核心素养为纲，重新梳理和安排了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的课程内容，既保证学生达到共同基础的要求，又实现有个性的发展。
此外，重视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使课程内容结构化，并以活动主题为引领，使课程内容情境化。例如：生物学必修课程提出4个大概念，其中之一是“细胞是生物体结构与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围绕这个大概念的学习，又提出了4个教学活动，通过活动促进学生对概念的理解和掌握。
课程内容也要与时俱进，努力呈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生态等发展的新成就、新成果。
例如：历史课程设置“改革开放新时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专题；地理、生物、化学等课程要求学生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物理课程引导学生关注宇宙学研究新进展，开展引力波讨论活动等；信息技术、通用技术、数学等课程要求学生学习了解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等相关内容。
在物理学中，引力波是指时空弯曲中的涟漪，通过波的形式从辐射源向外传播，这种波以引力辐射的形式传输能量。
在1916年 ，爱因斯坦基于广义相对论预言了引力波的存在。引力波的存在是广义相对论洛伦兹不变性的结果，因为它引入了相互作用的传播速度有限的概念。相比之下，引力波不能够存在于牛顿的经典引力理论当中，因为牛顿的经典理论假设物质的相互作用传播是速度无限的。
爱因斯坦1916年发表的广义相对论预言了宇宙诞生之初产生的一种时空波动——原初引力波——的存在。过去近百年中，广义相对论的其他预言如光线的弯曲、水星的近日点进动以及引力红移效应都已获证实，唯有原初引力波因信号极其微弱，技术上很难测量，而一直徘徊在天文学家“视线”之外。剑桥大学博士、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CITA国家研究员”马寅哲认为，原初引力波的发现是支持广义相对论的又一有力证据，相对论所预言的所有实验现象全部被验证，实验与理论符合得都很好。
其次，这一发现打开了观测宇宙的一扇新窗户。
在天文学几百年来的发展过程中，人们观测宇宙的主要手段是观测光，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天文实验都是在收集光子。而根据标准宇宙大爆炸理论，大爆炸之后约40万年，光子、电子及其他粒子混在一起，宇宙处于晦暗的迷雾状态，光无法穿透。而引力波则不同，它诞生在宇宙大爆炸之初并以光速传播。从事引力波研究多年的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理论物理学家劳伦斯·克劳斯认为，引力波被测量到，意味着人们可以通过引力波而一直追溯到大爆炸之后仅仅10的负35方秒的极早时期，同时引力波也可以作为另一种观测宇宙的手段。引力波天文学这门新学科的大门也由此打开。
第三，这一发现有助于真正理解宇宙大爆炸原初时刻的物理过程。
根据上世纪8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暴涨理论，140亿年前，在大爆炸之后不到10的负35方秒的时间里，宇宙以指数速度急剧膨胀，即所谓“暴涨过程”。原初引力波忠实记录了暴涨时期的物理过程。马寅哲告诉记者，现在关于大爆炸原初时刻的理论模型有数百个，但“到底哪个对，还是都不对，在今天之前是不清楚的。但如果（美国科学家的）结果是真的，那么很多理论模型会被排除”。
第四，这一发现意味着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测量将会进入下一个重要里程碑。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宇宙大爆炸的“余烬”，是一种弥漫在整个宇宙空间中的微弱电磁波信号。过去几十年中，人们测量微波背景辐射，其实主要测量的是温度场的信息，却一直没有测量到引力波的独特印记——B模式偏振。目前，全球多个小组在探测引力波，新发现无疑将极大鼓舞他们的士气，并促进有关国家进一步加大科研经费和人力资源投入。
马寅哲表示：“此项工作若获证实，当之无愧是诺贝尔奖级的工作。而且在此之后，关于引力波的诺贝尔奖可能还会再出现。宇宙‘暴涨’理论的提出者也可能获奖。”克劳斯也对新华社记者说，新研究还需要进一步验证，但如果获得证实，它“可以跻身过去25年最重要的宇宙学发现之列”并可能获得诺贝尔奖。软件开发公司排行榜
极其流行，同样也是竞争力极其大的一种商业模式。虽然国内软件开发公司都发展壮大起来了，但是各地软件开发公司的实力及资质仍然参差不齐。下面为大家介绍下近期国内软件开发公司的排名汇总。
1：华盛恒辉科技有限公司
上榜理由：华盛恒辉是一家专注于高端软件定制开发服务和高端建设的服务机构，致力于为企业提供全面、系统的开发制作方案。在开发、建设到运营推广领域拥有丰富经验，我们通过建立对目标客户和用户行为的分析，整合高质量设计和极其新技术，为您打造创意十足、有价值的企业品牌。
在军工领域，合作客户包括：中央军委联合参谋(原总参)、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原总后)、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原总装)、装备研究所、战略支援、军事科学院、研究所、航天科工集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一研究所、训练器材所、装备技术研究所等单位。
在民用领域，公司大力拓展民用市场，目前合作的客户包括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济南机务段、东莞轨道交通公司、京港地铁、中国国电集团、电力科学研究院、水利部、国家发改委、中信银行、华为公司等大型客户。
2：五木恒润科技有限公司
上榜理由：五木恒润拥有员工300多人，技术人员占90%以上，是一家专业的军工信息化建设服务单位，为军工单位提供完整的信息化解决方案。公司设有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工会等上层机构，同时设置总经理职位，由总经理管理公司的具体事务。公司下设有研发部、质量部、市场部、财务部、人事部等机构。公司下辖成都研发中心、西安研发中心、沈阳办事处、天津办事处等分支机构。
3、浪潮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家首批认定的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中国著名的企业管理软件、分行业ERP及服务供应商，在咨询服务、IT规划、软件及解决方案等方面具有强大的优势，形成了以浪潮ERP系列产品PS、GS、GSP三大主要产品。是目前中国高端企业管理软件领跑者、中国企业管理软件技术领先者、中国最大的行业ERP与集团管理软件供应商、国内服务满意度最高的管理软件企业。
4、德格Dagle
德格智能SaaS软件管理系统自德国工业40，并且结合国内工厂行业现状而打造的一款工厂智能化信息平台管理软件，具备工厂ERP管理、SCRM客户关系管理、BPM业务流程管理、
OMS订单管理等四大企业业务信息系统，不仅满足企业对生产进行简易管理的需求，并突破局域网应用的局限性，同时使数据管理延伸到互联网与移动商务，不论是内部的管理应用还是外部的移动应用，都可以在智能SaaS软件管理系统中进行业务流程的管控。
5、Manage
高亚的产品 (8Manage) 是美国经验中国研发的企业管理软件，整个系统架构基于移动互联网和一体化管理设计而成，其源代码编写采用的是最为广泛应用的
Java / J2EE 开发语言，这样的技术优势使 8Manage
可灵活地按需进行客制化，并且非常适用于移动互联网的业务直通式处理，让用户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apps进行实时沟通与交易。
互联网不是一个人的发明。
1、美国高级研究计划署播下了种子
如果追本溯源，一个比较公认的说法是：种下第一颗互联网种子的是美国高级研究计划署APPA(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 Agency)。该组织发布了第一个互联网的鼻祖，名字叫APPANet，中文名字叫“阿帕网”。
阿帕网在1969年开始正式投入运行，在1990年正式退役。这21年间，在阿帕网上，很多的研究机构，大学，纷纷做出了很多或普通，或惊艳的贡献，无数的人在上面添上自己的一砖一瓦，最后孕育出了我们现在使用的互联网。
2、科学家开始挑起大梁
为了避免外行领导内行，高级研究计划总署还从各个大学里挖科学家当领导，包括当时最著名的MIT的人工智能专家约瑟夫·利克莱徳。
传闻说，约瑟夫·利克莱徳当领导的时候, 80%多与计算机有关的公司都是他给钱，而且不管是民用还是军用，先造出来看看。当时，这个人在美国宽松的体制下，一下子把计算机相关行业炒起来了。
后来的几任领导都是顶级科学家，包括鲍勃·泰勒，拉里·罗布次等等，每个都是科学界的顶尖高手，后来把拉里·罗布次称为阿帕网之父，因为罗布次首先想到的这个方法，并且画了大量的图来论证，后来连架构都想好。
3、阿帕网出生
刚开始的时候，阿帕网只有四个节点。
第一个节点选在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因为当时罗布次的朋友克莱因罗克教授在加州大学，当时正在研究网络，这个克莱因罗克教授也是当时顶尖的科学家之一。这个克莱因洛克教授，也是互联网之父之一。
第二个节点选在斯坦福大学，当时选第二个节点考虑的主要因素是道格拉斯·恩戈巴特教授在斯坦福，鼠标就是他发明的。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发明了互联网。不过一般不说他是互联网之父，而是说他是鼠标之父。毕竟鼠标太出名了。其实他参与发明了超文本系统，网格计算机，还有硬盘等等，这些东西，他都做出了不少贡献。
第三个和第四个节点分别选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和盐湖城的犹他州州立大学，考虑的因素也是人才，这两个学校在计算机图形学领先于其他学校，而且犹他州有伊凡·苏泽兰教授。
这个苏泽兰教授被称为虚拟现实之父，比如说现在虚拟现实这么火热，算起来应该去他那里认个祖宗，他也由于计算机图形学和虚拟现实，获得了1988年的图灵奖。
这四个节点，就是阿帕网的种子，种子埋进土地里，很快就生根发芽了，隔了一年，就很快的扩展到15个节点。在1973年，也就是4年以后，阿帕网就连到了英国和挪威。
4、阿帕网在科学家的推动下迅速进化
当时使用的协议并不是现在的TCP/IP协议，而是一种已经被淘汰的协议，被淘汰的协议叫NCP协议，在1982年被停用，NCP协议被停用以后，由TCP/IP协议代替。
当年计算机设备五花八门，每个计算机都使用自己的语言。这个时候，出现了两位科学家，分别是鲍勃·卡恩和文特·瑟夫，他们一起发明了TCP/IP协议，让各种设备能够互联。
这两位也分别被称为互联网之父，他们确实配得上互联网之父的名号。这两位也获得了图灵奖。而且还获得了无数的其它奖，包括美国普通公民能获得的最高奖章，布什总统向他们颁发了总统自由勋章。
5、阿帕网退役，互联网诞生
伯纳斯·李博士，他发明了万维网，这个时候，阿帕网已经接近完成他的历史使命，差不多要退役了。
但是基于阿帕网，无数优秀的科学家共同孕育出了互联网。博纳斯·李博士是迎接互联网出生的第一人，他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页浏览器，互联网从此诞生，开始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程。博纳斯·李博士也被称为互联网之父。
扩展资料：
互联网发展历程
因特网始于1969年的美国。是美军在ARPA（阿帕网，美国国防部研究计划署）制定的协定下，首先用于军事连接，后将美国西南部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斯坦福大学研究学院、UCSB（加利福尼亚大学）和犹他州大学的四台主要的计算机连接起来。
这个协定由剑桥大学的BBN和MA执行，在1969年12月开始联机。
另一个推动 Internet发展的广域网是NSF网，它最初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建设的，目的是连接全美的5个超级计算机中心，供100多所美国大学共享它们的资源。NSF网也采用TCP/IP协议，且与Internet 相连。
ARPA网和NSF网最初都是为科研服务的，其主要目的为用户提供共享大型主机的宝贵资源。随着接入主机数量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把Internet作为通信和交流的工具。
一些公司还陆续在Internet上开展了商业活动。随着Internet的商业化，其在通信、信息检索、客户服务等方面的巨大潜力被挖掘出来，使Internet有了质的飞跃，并最终走向全球。
1、1968年
1968年，参议员Ted·Kennedy（特德肯尼迪）听说BBN赢得了ARPA协定作为内部消息处理器（IMP），特德肯尼迪向BBN发送贺电祝贺他们在赢得“内部消息处理器”协议中表现出的精神。
2、1978年
1978年，UUCP（UNIX和UNIX拷贝协议）在贝尔实验室被提出来，1979年，在UUCP的基础上新闻组网络系统发展起来。新闻组（集中某一主题的讨论组）紧跟着发展起来，它为在全世界范围内交换信息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
然而，新闻组并不认为是互联网的一部分，因为它并不共享TCP/IP协议，它连接着遍布世界的UNIX系统，并且很多互联网站点都充分地利用新闻组。新闻组是网络世界发展中的非常重大的一部分。
第一个检索互联网的成就是在1989年发明出来，是由PeterDeutsch和他的全体成员在Montreal的McGillUniversity创造的，他们为FTP站点建立了一个档案，后来命名为Archie。
这个软件能周期性地到达所有开放的文件下载站点，列出他们的文件并且建立一个可以检索的软件索引。检索Archie命令是UNIX命令，所以只有利用UNIX知识才能充分利用他的性能。
McFill大学，拥有第一个Archie的大学，发现每天从美国到加拿大的通讯中有一半的通信量访问Archie。学校关心的是管理程序能否支持这么大的通讯流量，因此只好关闭外部的访问。幸运的是当时有很多很多的Archie可以利用。
BrewsterKahle，当时是在ThinkingMachines（智能计算机）发明了WAIS（广域网信息服务），能够检索一个数据库下所有文件和允许文件检索。根据复杂程度和性能情况不同有很多版本，但最简单的可以让网上的任何人可以利用。
在它的高峰期，智能计算机公司维护着在全世界范围内能被WAIS检索的超过600个数据库的线索。包括所有的在新闻组里的常见问题文件和所有的正在开发中的用于网络标准的论文文档等等。和Archie一样，它的接口并不是很直观，所以要想很好的利用它也得花费很大的工夫。
3、1989年
1989年，在普及互联网应用的历史上又一个重大的事件发生了。TimBerners和其他在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的人----这些人在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非常出名，提出了一个分类互联网信息的协议。
这个协议，1991年后称为>
由于最开始互联网是由政府部门投资建设的，所以它最初只是限于研究部门、学校和政府部门使用。除了以直接服务于研究部门和学校的商业应用之外，其它的商业行为是不允许的。
90年代初，当独立的商业网络开始发展起来，这种局面才被打破。这使得从一个商业站点发送信息到另一个商业站点而不经过政府资助的网络中枢成为可能。
4、1991年
1991年，第一个连接互联网的友好接口在Minnesota大学被开发出来。当时学校只是想开发一个简单的菜单系统可以通过局域网访问学校校园网上的文件和信息。紧跟着大型主机的信徒和支持客户-服务器体系结构的拥护者们的争论开始了。
开始时大型主机系统的追随者占据了上风，但自从客户-服务器体系结构的倡导者宣称他们可以很快建立起一个原型系统之后，他们不得不承认失败。客
户-服务器体系结构的倡导者们很快作了一个先进的示范系统，这个示范系统叫做Gopher。这个Gopher被证明是非常好用的，之后的几年里全世界范围内出现10000多个Gopher。它不需要UNIX和计算机体系结构的知识。
在一个Gopher里，你只需要敲入一个数字选择你想要的菜单选项即可。今天你可以用theUofMinnesotagopher选择全世界范围内的所有Gopher系统。
当University of Nevada（内华达州立大学）的Reno创造了VERONICA（通过Gopher使用的一种自动检索服务），Gopher的可用性大大加强了。
它被称为VeryEasyRodent-OrientedNetwideIndextoComputerizedArchives的首字母简称。遍布世界的gopher象网一样搜集网络连接和索引。
它如此的受欢迎，以致很难连接上他们，但尽管如此，为了减轻负荷大量的VERONICA被开发出来。
类似的单用户的索引软件也被开发出来，称做JUGHEAD
Archie的发明人PeterDeutsch,一直坚持Archie是Archier的简称。当VERONICA和JUGHEAD出现的时候，表示出非常的厌恶。
参考资料：
互联网不是一个人发明的，而是一个群体共同努力的结果。
互联网之父这一美称被先后授予多人，包括：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温顿·瑟夫(Vint Cerf 原名：Vinton Gray "Vint" Cerf ）、罗伯特・卡恩（Robert Elliot Kahn）等， 所以“互联网之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
互联网的发明与发展可以归结为“几个人的梦想，几代人的创造”。
利克里德――最早提出互联网的梦想，在今天看来，这位网络“思想家”并未得到与其贡献相称的荣誉和名望，但历史不会忘记这位互联网思想的奠基者。
克莱因洛克和罗伯茨发明并创建了互联网的雏形――ARPAnet，迈出了互联网梦想的第一步。
但以现在的眼光看，ARPAnet显然无法成为真正的互联网，称之为互联网的“实验网”是比较恰当的，只有使硬件和软件都不相同的计算机自由相连，使互不兼容的计算机彼此通信，互联网的梦想才能真正实现。
瑟夫和卡恩以其TCP/IP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最终被称为“互联网之父”是当之无愧的。伴随着几位杰出科学家网络梦想的是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使我们享受到了今天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带给这个地球村的伟大变革。
扩展资料对互联网发明起重大作用的人：
1、利克里德――互联网思想的奠基者
利克里德（1915～1990）因其最早播下了互联网思想的种子，被称为“网络畅想家”。利克里德在1942年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后开始接触当时新兴的计算机技术，由于其心理学背景使得他与其他早期的计算机研究人员的数学和工程背景相比具有不同的思考问题角度，利克里德对人―机交互和通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克莱因洛克和罗伯茨――互联网雏形的设计者
里奥纳德・克莱因洛克（1934～）在1961年发表的论文中最早提出了“分组交换”的概念，这一有悖于传统网络理论的想法却成为互联网通信的基础。
克莱因洛克于1963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继续从事网络理论研究，并于1964年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网络理论的专著《通信网络》。
1968年，克莱因洛克因其在网络通信领域的专长被邀请参与ARPAnet的设计工作，负责起草ARPAnet的规格说明。由于克莱因洛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工作，1969年ARPAnet最早进行实验时，该校被选为第一个节点。
3、瑟夫和卡恩――互联网协议的制定者
1974年，瑟夫和卡恩在IEEE通信学报上发表了论文《分组网交互通信的协议》，描述了他们共同制定的传输控制协议/网际协议（TCP/IP），这奠定了互联网的基础。虽然30多年来TCP/IP的内容不断扩充，但其基本概念仍保持着当年的轮廓。
二人因此被称为“互联网之父”，并于2004年获得了计算机科学界的最高奖――图灵奖，这也是图灵奖首次授予在互联网创建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互联网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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