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专业有哪些？

1、电子科学与技术

本专业旨在培养在微电子、光电子、集成电路等领域，能从事各种电子材料、元器件、集成电路、电子系统、光电子系统的设计、研发制造的复合型专业人才。主要课程包括电子技术、半导体物理、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单片机原理及应用等。

2、信息与通信工程

本专业涉及无线通信、多媒体和图像处理、电磁场与微波、医用 X 线数字成像、阵列信号处理和相空间波传播与成像以及卫星移动视频等众多高技术领域，同时又分为偏向于传输的“通信与信息系统”，与偏向于编解码的“信号与信息处理”两个方向。

3、 电子信息工程

本专业致力于信息的获取与处理与电子设备与信息系统的设计、开发、应用和集成的研究。是集现代电子技术、信息技术、通信技术于一体的专业。不同学校的培养侧重点不同。

4、电气工程

本专业是现代科技领域中的核心学科之一，更是当今高新技术领域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讲，电气工程的发达程度代表着国家的科技进步水平。斯坦福大学教授指出：今天的电气工程涵盖了几乎所有与电子、光子有关的工程行为。

5、物联网专业

随着物联网的发展，教育部审批设置的高等学校战略性新兴产业本科专业中有"物联网工程"、"传感网技术"和"智能电网信息工程"三个与物联网技术相关的专业。而“无师资”、“无教材”、“无基地”的尴尬现状则成为横在物联网高端人才培养面前的一道鸿沟。

图/视觉中国

编辑 王延春

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问世两月后，中央再度开会研究共同富裕问题。

8月17日，中央 财经 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聚焦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提出了系列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和举措，包括“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

据了解，“三次分配”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2019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确定为基本经济制度，并首次提出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 社会 公益事业”。2020年通过的“十四五”规划中也指出“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央此时结合“共同富裕”提“第三次分配”大有深意，第三次分配是民间主体与志愿者组织秉承志愿原则做的公益慈善，政府应当引导、鼓励，并在制度建设方面做一些必要的配套，但民间舆论千万不要误读成强制性地“均贫富”。

什么是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与一、二次分配有何不同？

第三次分配是一个本土概念，最早是由中国经济学家厉以宁在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与市场经济》一书中提出来。

厉以宁教授认为：一次分配是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的分配；二次分配由政府按照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原则、侧重公平的原则，通过税收、 社会 保障支出等这一收一支所进行的再分配；而三次分配则是在道德力量的推动下，通过个人自愿捐赠而进行的分配。

在三次分配中，政府分别发挥着不同的角色。清华大学 社会 科学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清华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张小劲认为：初次分配中，政府进行管制，旨在提高效率，做大蛋糕；再分配时，政府起主导作用，追求平均、平等和普惠的整体目标；第三次分配中，政府则以引导和指导为主，不仅是政策制定者与管理者，还是过程的参与者。

中央 财经 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熊园表示：“相较于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其实调节高收入是更有难度的。在调节高收入过程中，税收等方式属于强制行为，慈善等三次分配则属于自愿行为，是对强制行为的有利补充，是更加温和的行为，对于调节高收入有着重要作用。”

那么，虽然第三次分配早在1994年就被提出，为何现阶段才上升到国家战略体系层面？

中情局世界概况（CIA World Factbook）的数据显示，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基尼系数远超美国的045、英国的034、加拿大的032和韩国的035，达到047的水平，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此外，若从最穷10%的人口和最富10%的人口所占 社会 财富的比率来看，中国最穷10%的人口所占财富比率仅为16%，远低于美国的20%、英国的21％、加拿大的26%和韩国的27%，而中国最富10%的人口所占财富比率却高达349%，远高于美国的200%、英国的285%、加拿大的248%和韩国的237％。

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前10%的财富拥有者的财富占 社会 总财富的414%，其中前1%的财富占比为139%。

“初次收入分配导致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以财政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环节虽然本着公平原则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但是对于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而言力度还很不够，亟须以企业和个人为参与主体的第三次分配来帮助实现缩小收入差距的目标。”苏京春说。

然而，发展第三次分配，将面临的挑战并不少。

今年6月，在清华大学举行的“第三次分配”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公管学院副院长邓国胜曾直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慈善事业取得了飞速发展，但近年却进入了瓶颈期，与新发展阶段的需求有很大距离。在规模上，捐赠额与GDP的比值较低，总量没有很大突破；在质量和结构上，个人捐赠比例过低，容易受到经济形势影响产生较大波动。

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2019年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9年全年，中国内地接收款物捐赠共计150944亿元，相当于当年中国GDP的015%。相比之下，美国施惠基金会发布的《2020美国慈善捐赠报告》显示，2019年，美国个人、遗产捐赠、基金会和企业向慈善机构捐赠了约44964亿美元，占到美国当年GDP的21%。

此外，数据还显示，2019年，中国企业捐赠总额达到了93147亿元，占总捐赠额的6171％，个人捐赠金额39845亿元，占捐赠总量的264%。从美国的情况看，2019年，美国个人捐赠占比约为70%，是捐赠的最大来源，企业捐赠仅占到5%。

对此，苏京春表示， 在中国现阶段参与第三次分配的主体仍然以企业为主，个人占比过低，而在国外则是以个人为主，这一结构是有待完善的。

贾康表示，遗产税虽然属于第二次分配的范畴，但是会促使一些富裕人群做选择题，是把钱捐出去建立公益性基金会，还是身后接受遗产税的调节？政府在第三次分配能做什么，遗产税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通过税收调节，促成自愿“第三次分配”。

熊园表示，除了采取遗产、赠与税等，在税收方面以及各类政策方面也应该对慈善捐赠行为予以实质性的优惠，例如加大个人所得税中对捐赠的扣除额度，健全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政策，通过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激发企业和个人的慈善捐赠热情。在这些方面中国同样有很多政策制度并不完善。

“除了短期的政策刺激，更应该引导营造一个和谐的慈善捐赠环境、形成良好的慈善文化和氛围，加强慈善教育，创造一个愿意捐赠的环境。不能给人一种强制捐赠、谁有钱就一定要捐赠的感觉，而是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且也并不是只有高收入群体和富人才会做慈善，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慈善。此外，还要发展和完善慈善基金、慈善信托等各类慈善模式。”熊园说。

中央 财经 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诸多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包括“中央 财经 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会议还定调合理调节过高收入：“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 社会 。”

在促进共同富裕目标下，税收调节无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措施，也是调节过高收入的重要一环，因此在此次中央财委会召开后，也掀起对未来税制将如何进一步改革的讨论。

贾康表示，合理调节过高收入，总体而言制度、机制建设大方向上的重点是提高直接税比重。比如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等，都属于直接税。“提高直接税比重”已说了很多年，对这个方向中央从来没改变过。只是在实际推行过程中，陷入改革深水区步履维艰。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施正文表示，当前中国税制结构中，以所得税等代表的直接税占比低，而以增值税、消费税为代表的间接税占比高。目前直接税和间接税比重大概是3：7。间接税主要附加在商品价格中，最终还是消费者负担。穷人和富人在商品消费上的税负是一致的，但由于富人收入高，实际负担低，而穷人收入低，实际则负担高，这加剧了贫富差距。因此间接税比重高不利于收入分配调节。同时，降低间接税占比也有利于降低企业负担。

数据显示，国际上适用高边际税率的都是发达的福利国家，大多数国家的个税税率都低于45%。比较国际上个税最高边际税率，英国为45%，美国为35%（部分州免税），日本为37%，韩国为40%，越南为35%。可见，中国个税的最高边际税率站在国际高位。

在施正文看来，个税改革后低收入者基本不用交个税，未来改革应不再只是简单提高起征点，因为这样其实高收入者受益更加明显。 目前个税中劳动所得税负（最高45%）明显高于资本所得税负（一般为20%），未来改革应该进一步降低劳动所得税负，平衡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税负。

贾康认为，关于房地产税，当务之急就是要启动立法。 如果立法确实困难重重，在上海、重庆已经试点房产税多年的基础上，可以考虑扩大试点范围，例如让海南、深圳、浙江先行。

作为国内第三大税种，消费税改革也是讨论的热点。烟酒油车是消费税的征收重点，每一次消费税改革的消息都会给A股白酒行业带来新的波动。

此外，业内认为，消费税征收环境后移也是改革重点， 由于征管便利，目前中国绝大部分消费税税目征收环节都在生产环节，而这加重了生产企业负担，不利于鼓励生产经营积极性，而且部分企业通过多种手段来偷税漏税。而征收环节后移至零售批发环节，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生产企业负担，更好地发挥消费税调节作用，增加财政收入。由于消费税收入主要来自烟酒油车四个税目，因此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的关键在于这四个税目。

据了解，中央 财经 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还指出，加大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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