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山农业中学发展历程
（一）兴办背景。农业中学（简称农中，下同）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在我国农村出现的一种半耕半读的学校。它由劳动人民集体创办，以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有生产知识技能的新型劳动者为目标。1958年，农业中学首先在江苏省创办，并短时间内在全国各地大量发展起来。
（二）发展过程。1958年，东山县兴建6所农中，至1964年全县有康美、杏陈、梧龙、岱南、白埕、湖塘、樟塘7所农中，在校学生7班193人。因“大跃进”影响，1958年兴办的农中办大部分条件不成熟，设备和师资严重不足，以劳动代替教学，有的学校有名无实。1968年，7所农中仅剩下白埕农中和湖塘农中，至1973年，湖塘农中关停，至此，全县仅剩白埕农中一家独秀。1975年，全省学习大寨、昔阳教育革命经验会议在白埕农中开现场会后，全县各大队又纷纷办起农中，至1976年3月，全县各大队办的农中共93班，在校学生2200多人。随后又由于师资、经费、设备等困难，大部分农中又逐渐停办。至1983年，全县农中剩白埕、岱南、黄山、湖塘、山东、岐下6所。
（三）学制与课程。农中开设初期，课程分为文化课和专业课。文化课开设语文、政治、数学，教材采用初中、小学教材，个别采用扫盲教材；专业课为农业基本知识和劳动。学制定为3年，实行半农半读。1981年后，农中课程的文化课设置为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体育；专业课开设因地制宜，以农业基本知识和农业机械为主。文化课与专业课的课时比例为6:4。
二、白埕农业中学发展历程
（一）初创期（1963-1974）：一穷二白，师生垦荒
白埕农中创办初期，校址设在白埕村东庙，校长由村长林炉兼任，委托当时白埕小学校长何水玉主持、策划、创办。首届招收1个班21位学生，教师3名，学制3年，属村办村管，学生实行半农半读。1964年白埕农中迁到白埕车路井大食堂，办2个班，学生56人，教师4人。因场所有限，师生利用闲暇时间垦荒，改造盐碱地为学农基地。
（二）发展期（1974-1979）：扩大规模，增设专业
1974年，因为办学规模扩大，学校迁到大窟边新校区，增设女子初中部（招收小学三年级以上辍学生和读完夜校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学制5年，达到初中毕业），当时学校已有4个教学班，学生128人，教师12名，已拥有18亩学农基地和一个养猪场、一个养兔场。
（三）辉煌期（1979-1990）：致力科研，硕果累累
1979年学校搬至顶埔新校舍(现在校舍)学校又开设二年制“农技中专班”，扩招“女子绣花班”，村妇女干部“农技专业”培训班，在校生764人，教师16人，学校已逐步朝着农职业学校方向发展。1983年学校办学体制改为县、队联办，设立职业高中班，面向全县招生（2个班、学生80人），是时全校8个教学班，学生343人，教职工26人。地瓜堆高产栽培、芦笋留母茎栽培等技术都是在该阶段研发试验，取得成果后，全县推广的。学校及教师、科研成果在此阶段收获了非常多高规格的荣誉。学校被福建省定为省重点中学，地瓜堆高产栽培技术于1979年获得福建省青少年科技一级成果奖，教师林添发被评为“全国十佳杰出教师”。
（四）转型期（1990-2001）：职业教育，全面开花
至1989年，东山县现有农作物、经济作物的种植技术研究也告一段落，再加上县委县政府为推进“海峡两岸农业交流合作项目”，县农业部门从白埕农中抽调林添发等杰出青年人才，导致学校农业科研人才凋零，研究项目无以为继。白埕农中开始着手转型。时值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大好时机，白埕农中趁势而上，转型发展职业教育。
1990年学校与县农机站联办“农机维修专业班”，招生24人，与县农业局联办“名优水果栽培技术”培训班，招生35人。1991年与县农资公司联办“农药、化肥咨询员专业班”招生38人。1992年与省“电大”联合办学、面向全市招生，开设“乡镇企业管理专业”招生40人。1993年与省“农广校”联合办学，开设“会计统计与审计”“市场营销”两个专业，学生80人。学校还先后与福州人才交流中心、厦门玖顺电脑公司、东山县委组织部、东山旅游开发区等单位联合办学。
1994年白埕农中改为“东山第二职业中学”。1996 年学校建造教学大楼、学生宿舍楼和其他配套设施，校园占地面积36亩，建设面积550351㎡。1997 年学校先后设有“乡镇企业管理”“市场营销”“会计、统计与审计”“贸易经济”“财务会计”“旅游”“金融与保险”“农村经营管理”等8个专业，18个教学班，在校生672人(含初中部3个教学班，中专函授3个班)，教师62人，是学校最旺盛时期。1998年5月6目，学校经福建省教育委员会验收后升格为“东山岛第二职业中专学校”。
（五）衰落期（2001-2006）：生源不足，收缩规模。
进入90年代末，全国职业教育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引入市行驱动机制的转型期，职业教育矛盾重重，中等职业教育出现困顿与危机。这一时期的白埕农中也未能幸免，出现了招生困难。2001年秋季，由于生源不足，学校中专部停止招生，仅保留初中部，主要生源来自白埕小学、黄山小学等。2006 年白埕小学毕业生归西埔中学录取，学校不再招收初中生，至此白埕农中全面关停。后县教育局决定在白埕农中现有设备基础上进行完善配套，建成漳州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该基地占地面积6550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3039平方米，总投资8000万元，分三期建设，现已完成一、二期工程建设任务，并于2017年年试运营。
三、白埕农中对东山农业农村的贡献
白埕农中自创办以来，始终把教学和生产产劳动和农业科学实验有机结合起来，使学校逐步成为本地的教育中心、农业科技推广中心、农业生产参谋部。
（一）研发粮食高产种植技术。白埕农中创办后，就结合村里的主要作物——地瓜、水稻、小麦、花生、黄豆，开展了科学种田试验。1967年学校试验“土温床育地瓜苗法”并取得成功，解决了当地地瓜苗误农时的问题；1971 年试种“三稻一麦”亩产2569斤，“二稻一薯”亩产2816斤，首创粮食亩产跨“四纲”(当时规定一纲800斤)；1974年试种秋花生成功，变花生种植单季为双季。特别是白埕农中研发的“地瓜堆种植法”。据东山高级农艺师林添发口述，从1971年开始以其为主的农作物技术员开始在白埕农中研究地瓜堆高产栽培技术，该技术至1974年趋于成熟，在试验田中达到亩产5000公斤。作为白埕农中科研成果最先受益的白埕村，粮食产量大幅提高，1978年，全村粮食总产从1963年的66万斤提高到234万斤，人均年收入从46元提高到520元。随后，该栽培技术在全县、全市乃至全省推广，据《东山县志》（1994年版）数据显示，1982年全县地瓜种植平均亩产14485公斤，为1970年的两倍。
（二）解决芦笋种植技术难题。1979年，东山县通过常山罐头厂引进“玛丽华盛顿”芦笋品种，并在全县设立了10个芦笋试种点，白埕农中是其中一个。但因技术不完善，且东山所处气候环境与芦笋原产地（西班牙沿岸）大相径庭，种植技术存在不可复制性，所以种植初期芦笋产量极低，部分农民放弃了芦笋种植。但白埕农中锲而不舍，成立攻坚队伍，经过几年的时间，研究出一套适应亚热带地区的“芦笋留母茎栽培法”，并在白埕村民的试种下取得成功。1983年，白埕农中的成果引起了县农业部门、省农科院和农学院等单位的关注，他们先后把试验基地设在白埕农中，由农中教师主持试验研究。随后白埕农中还进行“氮、磷、钾不同配比及不同施用量的对比实验”，找到化肥最佳配比施用量方案，开展“芦笋茎枯病防治”“芦笋微量元素试验”以及一些配套试验共10多项，使得芦笋生产技术日渐成熟。1989年东山县芦笋面积达382万亩，总产值9236万元，出口创汇3049万美元，其时东山芦笋栽培面积占当年全国总面积的1/16，产量占1/4，东山成为全国最大的县级芦笋生产基地。取得如此成绩，白埕农中居功至伟。
（三）培养农业农村人才。白埕农中创办43年来，培养初中毕业生2206人,中专、高中毕业生1268人。昔日莘莘学子，如今已在不同的岗位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白埕村80%以上的家庭有农中毕业生，现白埕村干部绝大部分由农中毕业生担任，成为农村发展经济的带头人。
参考资料：
1《东山县志》（1994年版）
3《我国职业教育30年发展历程》（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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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 语言 文学系
外国语言文学系开设有英语、英语（经贸英语方向）、英语（涉外文秘方向）等本科专业及方向，是山西省高等教育学会外语专业委员会理事单位、高教社“大学英语 教学改革试验示范基地”、中国教育学会数字化外语教学研究分会会员单位。 我系现有在校生617人，近三年升学率达 20% 以上，就业率达 90% 以上。获得多项国家级、省级奖项，近 20 名学生 创业 并获得阿里巴巴风投融资及落地奖金50万元。我系2010 级学生冯萍，曾为华沙大学国际关系硕士，现为华沙大学国际关系在读博士，先后撰写了中英文纪实体小说《我的 青春 在飞扬——一位国际交换生的心理嬗变》并得到学校全额出资出版发行，英文纪实体小说《The way in the front》获得波兰总统顾问 Roman Kuzinar 的推荐、作序并在中、美、波、德、英、法、意等国发行。我系秉承“精业、日新、至善”的系训，强调英语教学的基础性和实用性，积极探索一条符合信息产业发展需求并具有专业特色的英语教学新途径。
晋中信息学院（Jinzhong College of Information），位于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由山西省教育厅主管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学校以信息科技为特色，文、理、工、农、经、管、艺术等多学科协调发展，培育信息产业经营管理人才，是一所注重学科交叉融合的应用型大学。是一所信息产业商学院。
宏村那夜，虽睡得有些晚，但起得还是很早的，我拎着那个柯尼卡相机轻轻下楼，蒙蒙微弱的晨曦，爬过高高的白墙，艰难地洒下黯然的光线，将院中的景致定格。那是这个小院久远时光中的一部分，狭窄逼仄，又安静从容，我每踩下去的一步，都在它的时光中留下涟漪，打破了它的寂，惊扰了它的梦。
店主住的正房还关着门拉着窗帘，我似都能听到屋内均匀的鼾声。我轻轻地走过院落，轻轻地开门、关门，轻轻地溜到院子外边的巷子里，才逃离般如释重负地深吸一口气，冰凉清润的空气，从鼻息爬入温热混沌的躯体时，我竟不自主地打了个冷战。
我举起我的柯尼卡相机，不对，或许是尼康D30，再或佳能6DⅡ，聚焦眼前微弱晨光中的深深巷子，画面渐次清晰，染着苔绿的乌瓦、洇着墨色的白墙与湿漉漉的石板路一道，交汇在深邃的远方。我轻轻按下快门，咔哒一声，时光中就此留下了徽州的印记。
我去过三次黄山，也去过三次黄山脚下的徽州乡村，如算上婺源的古徽州，那就还要加上一次，因而感觉有些错杂。但似乎每一个在宏村的清晨，我都是这样早早地偷偷摸摸地溜出那个小院子，而后走进深深的小巷，走进深深的宏村。
宏村晨景最好的地方，应在南湖，那湖守在村口，出村的一条石板路，直直地切开南湖，伸向远方。一代一代村中子弟，就在这样清晨，从这里，离开故土，走向远方，走向未知的人生。
我随那条石板路，走过南湖，适时回首，像每一个离家的徽州子弟一样，驻足那里，最后一次凝望着他们的家乡。参差的白墙，层叠的乌瓦，连绵的远山，映入沉静的湖面，那或是乡土中国最富山水意境的田园画面了，然而那样的画面真的是中国乡村的代表吗？
古徽州地处长江以南，就地貌来讲属皖南丘陵，安徽省在全国能排得上号的几座山，黄山、九华山、齐云山都在这片区域里。既处于山地，就少有农田，在婺源旅行，还能看到大片的油菜花海，而在西递、宏村所在的黟县，就很难看到成片的农田了。
在以农业为经济主体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徽州这片区域，与附近的长江中下游平原、两湖平原和鄱阳湖平原相较，真的是应属于不适合大量人口居住的地区。
然而我们的历史上，有太多的战乱了，从八王之乱到安史之乱，从五代十国的乱世到两宋之交的靖康之耻，就像拉碾子般一遍又一遍地从中原大地上碾过，乱世的人们也不得不逃进这样不适于农业的区域。
至少在乱世里，这里便成了不知魏晋的桃花源。
02
尽管出来得还早，但南湖北岸的书院，已经开了门。宏村人重视教育，将临湖的风景留给了那座书院。然而一进到那书院，这风景也就被徽派建筑所特有的陡高白墙给阻断了。
那陡高的白墙，将书院区隔出几座院落，也区隔出几座学堂。它们都有着上溯明清的悠久历史，如今也都已废弃，因而空落落的。只余下一根根原色朴素的木柱上，不虚席地挑着的一幅幅抱柱楹联，还在喋喋不休又意喻深远地嘱托着。
会文阁中的一副写着：
古今来许多世家无非积德；
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
志道堂一副写着
读圣贤书行仁义事；
立修齐志存忠孝心。
中原的世家大族避乱于徽州的山岳之地，也将中原深厚的儒家思想带到了这里，因而古徽州虽土地贫瘠，却也是“十室之家尤有诵读”的文昌之地。自古以来的文化昌盛，也为它催生出了许多文化大家，北宋理学的两根柱石——二程与朱熹，他们的祖籍便都在徽州。
而徽州人也以“程朱阙里”为傲，他们“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他们秉承着“仁者爱人”的理想，坚守着“克己复礼”的准则，乡里有浓浓好儒之风，对中国思想史有着深远影响的新安理学就发端于此。
然而生活的现实远要比书本更残酷，徽州山岳耕地有限，农耕所出只能养育极少的人口。当年，胡适先生在回忆其在老家绩溪上庄生活的《口述自传》中，就曾描述过类似的生活窘境，他说，“（徽州）因为山地十分贫瘠，所以徽州的耕地甚少。全年的农产品只能供给当地居民大致三个月的食粮。不足的粮食，就只有向外地去购买补充了”。
而面对这样的生活窘境，古徽州还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也就是说，这个学堂里的少年，大多学习到十三四岁，就要听从媒妁之言，结婚生子，然后拜别故里，出外谋生了。
如此站在书院外，看着那条笔直的切湖而出的石板路，我倒觉得，书院建在这里，教书识礼自是其一，放眼世界，也是需要的。终归他们中的多数人，小小年纪就要为生计所迫，走出村外，走出大山，走向外部的世界的。
03
要离开宏村时，我在宏村邮局买了张宏村的明信片，不过是寄给自己的，我写了寄语，然后将它投进邮筒。其实在西递，我也买了一张明信片，也写了寄语，也寄到北京。
然而过后，我只收到了西递的明信片，那时平价邮递，丢信似乎正常，我虽觉遗憾，也并未在意。几年后，再上黄山，我专门跑去王府井书店，找了孤独星球的《安徽旅行手册》来查找旅行攻略，你说巧不巧，那本书里，竟夹着一张宏村的明信片。
这是缘分吗？我想是的，因而买下了那本书，并带它去了安徽，去了皖南。
那次我离开宏村，原本想坐公交车去西递，这时来了几个摩的，他们轮番告诉我，宏村没车子去西递，要坐车到黟县，再从黟县倒车。当然他们给我讲这些，不是为了给我增长见识，而是希望我能打他们的车子直接去西递。
炎炎烈日下，我苦等了半个小时也没盼来到黟县的正经公交车，于是在狠杀了一通价格后我上了那辆，与我一道苦等了半个小时的摩的，轰天震地又风尘仆仆地赶往了西递。
去黟县的路上，司机师傅问我要不要去赛金花的故里，我才知道那位奇女子也是徽州人。当然这位奇女子的奇人奇事，到北京去了解才是正宗，但北京值得记忆的人太多了，因而，在这里有人提到她，我竟有些恍惚。然而时间尤其门票成本的不自由，让我婉拒了他。
路途漫长，自要闲聊打发，我们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生计。道路两侧是青山秀水，我说他生在了好地方，司机师傅却一脸无奈，进而诉苦，说看着黄山风景好，山下的生活却很艰难，那似乎像是抱怨车费太少的前奏。我给他点上一根烟后，他继续无奈，“年轻人都出外打工了，田地、茶地也没多少，只能抽时间跑跑旅游，贴补家用”。
这话中的无奈我听得几分熟悉，胡适先生在自述家乡生活窘境时，也曾说到黄山风景的秀丽和山下山地的贫瘠。而对于如何解决这生存环境所面临的困境，胡先生还说，“所以我们徽州的山地居民，在此情况下，为着生存，就只有脱离农村，到城市里去经商。因而几千年来，我们徽州人就注定地成为生意人了”。
那群生意人有个共同的名字，就叫做徽商。
胡先生这话，其实深刻地阐述了徽商形成的内在原因。巧合的是，我国明清以来的两大重要商帮，徽商和晋商，都产生于山岳地区。胡先生所言的生活窘境，或许就是驱动当地人们为了生计走出大山的原始动力。
商品经济的本质就是交换。晋商的发家，得益于明代洪武年间就开始实施的开中法，商人向边塞运送粮换取贩盐专卖。那么徽商呢？我在徽州旅行，考察当地风物时，确也曾思考过这个问题。
胡先生说，徽州本地生产的粮食仅供给当地三个月食用，那其它九个月的口粮只能从外地补充购买。而商品交际就是以物易物，徽州人又拿什么来换粮食呢？木材、茶叶、山货、药材和徽墨这些都是徽州本地的特产，而徽商确也是以做这些物产而行卖四方的。
徽商起始于唐代，但成规模的勃兴却得益南宋，那时的古徽州出现了许多富商大贾，我想这跟南宋偏安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有一定关系的。
胡适先生在他的自述中还说，“（徽州）这一带的河流都是自西北向东南流的，最后注入钱塘江”。而临安的城市建设需要大量的木材，徽州有，王公贵族享受生活，需要大量的茶叶和瓷器，茶叶是黄山特产，有祁红屯绿，而新的瓷都景德镇就紧邻着古徽州的婺源。
商品有了，市场有了，徽商勃兴，水到渠成。
04
西递村在黟县西南，八九公里的样子。
这里四面环山，气候清润，风光秀丽，三条奔流的小溪相互交汇，环抱出一个楔形平坦地带，西递村便踞在其中。徽州村落选址，都要请地师来看风水，早先去过的宏村，被地师打造成牛形，而这座西递村是船形的，寓意“借水西行，得神助，取真经，大吉大利”。
宏村有湖、有曲折的水圳来做牛的肠胃，而西递立了十三个牌坊来做桅杆，这排场的气势足以做大型官船了。而进村第一个见到的，也是它的牌楼，那是西递的标志，是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胡文光牌楼，这是万历皇帝为表彰胡刺史功绩，而批准建立的功德牌楼，如今也要有四百余年的历史了。
万历皇帝表彰的自然是胡刺史的功德，我不知乡里看重的是什么？我瞧见了“刺史”俩字，这不觉让我联想起徽州人的“好儒”。我请教了度娘，检索了古代徽州进士数量，结论吓我一跳，古徽州一府六县，宋代进士740人、明代446人、清代664人、状元24人，在全国州府中排行11，这不像是贫困山区该有的地位。
这是硬数据，这让我想起了宏村南湖畔，明清以来诵读之声不绝于耳的南湖书院，它似乎与这胡刺史牌楼雕篆的精美奢华存在着某种隐隐的关联。徽州子弟离开故里，只会有两个去处，要么科举，要么经商。科举扶植起强势的徽州籍乃至江南的官僚集团，经商也使得徽商集团资财雄厚，而官商结合，是不是也会相互促进呢？而这或许也是徽商及徽州文化能源远流长的原因所在。
宋元以后，徽商在明清两朝缔造了更是辉煌的商业成就，在全国行成了北晋南徽的商业格局。在清代，财富最为集中的两淮盐业，徽商甚至力压晋商成为执牛耳者。而徽商垄断两淮盐业的秘诀，就是官商一体，我们从中是否也能品味到一些，徽商与徽州进士集团，江浙文人集团乃至江南官僚集团的相互勾连的滋味呢？
而在我国南方，徽商也渐次打造出“无徽不成镇”的商业传统，徽商的商业发展已经精深耕细作，深入到了南方乡镇的细支末端。如果我们依旧把明清的经济面貌，简单地理解为土地所束缚的地主与农民的关系，那么我们很有可能就忽略了业已存在且深入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关系，而犯了和张居正改革一样的失误。
现在的西递，号称是“徽州建筑博物馆”，这座博物馆中深藏着丰富的祠堂、牌楼、民居、戏台、园林建筑，徽州细腻精湛的三雕艺术，在这里随处可见，那都是不计工本，花钱如水的财富印记。
徽州商人少小离家，经过半世打拼，积攒雄厚家资，衣锦还乡者还会反哺自己的家乡，为家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提供了雄厚的动力。
徽州山多地少，又人口稠密，因而民居拥挤，防火自然是重中之重。徽州人创造性地发明了封火墙，这种像马头一样层层低落又高出屋脊的砖墙，能有效地阻挡一家火势，防止其蔓延，这样的家家户户高低错落的马头墙，就成了徽派建筑的标志之一。
而这高出部分的砖墙，你是否也能嗅到资本力量的味道呢。
05
追慕堂在西递村的正中心，它是西递人的祭祀先祖的宗祠。西递人大多胡姓，他们自称是来源于朱温灭唐后的，大唐皇族李姓。因而宗祠里供奉的先祖是唐太宗李世民，再有的便是乾隆年间的徽商巨贾胡贯三。
这不禁又让我想起了宏村，宏村最中心的位置月沼畔，也有那么一座祠堂，它是宏村人供奉汪氏先祖的汪氏宗祠——乐旭堂。
巧的是，在明代中叶浙闽沿海一带，曾有过如今看来，堪称波澜壮阔的胡汪之斗。
这个“胡”，是明代嘉靖年间的名臣胡宗宪。胡宗宪最高官至兵部尚书，他在浙江一带的官职是统领南直隶及浙闽军务的浙江总督，他在历史上的主要功绩是抗倭。如果针对明代抗倭历史，你没有听说过胡宗宪的名字也无所谓，你只需知道那位大名鼎鼎的抗倭名将戚继光是他的手下大将就可以了。
而这位胡总督就是徽州人，当然他的老家不在徽州黟县西递，而在徽州绩溪，他可以称之为徽州进士集团中的杰出代表。
而那位“汪”，是一直被我们的《明史》以倭寇相待的大海贼——汪直。这位汪直先生号称“五峰船主”，势力最盛时“据萨摩洲之松津浦，僭曰宋，自称曰徽王”。什么意思，就是汪直在萨摩洲建立了一个号称“宋”的政权，他自己的称号是“徽王”。
这个萨摩洲在今天的日本长崎，那么“徽王”呢？没错，他也是徽州人，当然他的老家不在徽州黟县宏村，而在徽州歙县。
明代抗倭这事，是在我们历史书上大书特书过的。但我们的历史书上似乎忽略了一点，由于海外贸易之巨大，白银的大量流入，直接使得白银在明代中期大部分替代了，我们自秦汉以来就一直在使用的方孔铜钱，成为了流通货币。
那么白银哪里来的，一部分来自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对大明的称臣纳贡。而更大的一部分来自南美洲。那时的哥伦布已经发现了新大陆，并开始在南美大肆攫取银矿。欧洲人需要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大量的南美白银便流入中国市场。
那个时期的大明朝，自郑和下西洋后，便开始了海禁，而实 *** 这些海外贸易的，其实就是我们史书中所说的“大海贼”。而翻开史书，我们会惊奇地发现那些控制航线的，有名的大海商或大海贼，居然都是徽州人。
其中的佼佼者，就是控制中日贸易，富可敌国的徽王——汪直，而他是否也可以被称为，徽商在进行海外贸易的杰出代表呢？
而再深一步地想一想，白银的大量流入，必然会向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强力注入，茶叶加工、瓷器制作、丝绸纺织，这些产业的蓬勃发展，是否又是促进明末江南民族资本主义萌芽的原因所在呢？
06
长篇累牍地写了这些后，我突然间忘了自己在哪里？忘了自己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忘了自己思考着什么？在写着什么？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
我人坐在北京，我的思想在徽州的历史汪洋里，我的笔落在了西递的黄昏中。
我浏览着电脑中几次徽州旅行留下的照片，欣赏着那些徽州建筑气势的恢宏，与构件的精美，突然间感到那些宏大历史叙事的真实。
戚继光抗倭是真实的，明代中叶倭寇和海盗的猖獗是真实，哥伦布发现美洲是真实的，西班牙人大肆掠夺美洲白银是真实的，明代海外贸易的巨大是真实，白银的强势流通是真实的，江南手工业的发展是真实的，民族资本的萌芽是真实的……
这些真实，都源自于我们中国史和世界史的一鳞半爪中，和我们自古以来的写史者所刻意追求的不同视角，以至于，我们的历史书中都忽略了那么一个叫做“徽商”的商帮群体的存在，和他们对于明清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这些商帮中的富有者，将部分资财运回了家乡，改造了自己家乡的面貌。而这个商帮自身由于在近现代与外国资本竞争中的落败，却泯灭于历史之中。我们后来的旅行者来到黄山脚下的这里，发现了这里，以至于我们都不敢相信，这样的山村，怎么会有这样精美恢宏的建筑。
是因为我们健忘吗？或许我们的历史，在遗忘之前，都没有想起过它来。
2000年，西递、宏村做为皖南古村落代表，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我们真的应该把这些文化遗产，好好保护起来，因为，我们需要它们，来串联历史的真实，唤起我们曾经遗忘的记忆。
写到这里，忽听得窗外的夜色里，响起了浠沥沥的雨声，那让我想起了在西递的那一夜，也下着雨，不大，浠沥沥地打在窗前的枝叶上。在西递的那一夜，我做梦了没有？或许做了，或许没做，但我终是要记住汤显祖的那句诗来的，他说：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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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云行笔记，在此潜心打造属于自己的《文化苦旅》，让我们来一次，有文字感的旅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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