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世纪锐通科技有限公司（>人工智能是相对于人类智能而言的。它是指用机械和电子装置来模拟和代替人类的某些智能。人工智能也称“机器智能”或“智能模拟”。当今人工智能主要是利用电子技术成果和仿生学方法，从大脑的结构方面模拟人脑的活动，即结构模拟。人脑是智能活动的物质基础，是由上百亿个神经元组成的复杂系统。结构模拟是从单个神经元入手的，先用电子元件制成神经元模型，然后把神经元模型连接成神经网络(脑模型)，以完成某种功能，模拟人的某些智能。如1957年美国康乃尔大学罗森布莱特等人设计的“感知机”；1975年日本的福岛设计的“认知机”（自组织多层神经网络)。电子计算机是智能模拟的物质技术工具。它是一种自动、高速处理信息的电子机器。它采用五个与大脑功能相似的部件组成了电脑，来模拟人脑的相应功能。这五个部件是：
(1)输入设备，模拟人的感受器(眼、耳、鼻等)，用以接受外来的信息。人通过输入设备将需要计算机完成的任务、课题、运算步骤和原始数据采用机器所能接受的形式告诉计算机，并经输入设备把这些存放到存贮器中。
(2)存贮器，模拟人脑的记忆功能，将输入的信息存储起来，供随时提取使用，是电子计算机的记忆装置。
(3)运算器，模拟人脑的计算、判断和选择功能，能进行加减乘除等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
(4)控制器，人脑的分析综合活动以及通过思维活动对各个协调工作的控制功能，根据存贮器内的程序，控制计算机的各个部分协调工作。它是电脑的神经中枢。
(5)输出设备，模拟人脑的思维结果和对外界刺激的反映，把计算的结果报告给 *** 作人员或与外部设备联系，指挥别的机器动作。以上五部分组成的电脑是电子模拟计算机的基本部分，称为硬件。只有硬件还不能有效地模拟和代替人脑的某些功能，还必须有相应的软件或软设备。所谓软件就是一套又一套事先编好的程序系统。人工智能的产生是人类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是机器进化的结果。人类的发展史是人们利用各种生产工具有目的地改造第一自然(自然造成的环境，如江河湖海、山脉森林等)，创造第二自然(即人化自然，如人造房屋、车辆机器等)的历史。人类为了解决生理机能与劳动对象之间的矛盾，生产更多的财富，就要使其生产工具不断向前发展。人工智能，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人们创造了各种复杂的机器设备，大大延伸了自己的手脚功能之后，为了解决迫切要延伸思维器官和放大智力功能的要求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哲学上看，物质世界不仅在本原上是统一的，而且在规律上也是相通的。不论是机器、动物和人，都存在着共同的信息与控制规律，都是信息转换系统，其活动都表现为一定信息输入与信息输出。人们认识世界与在实践中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过程相联系，改造世界与依据已有的信息对外界对象进行控制的过程相联系。总之，一切系统都能通过信息交换与反馈进行自我调节，以抵抗干扰和保持自身的稳定。因此，可以由电子计算机运用信息与控制原理来模拟人的某些智能活动。从其它科学上来说，控制论与信息论就是运用系统方法，从功能上揭示了机器、动物、人等不同系统所具有的共同规律。以此把实际的描述形式化，即为现象和行为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把求解问题的方式机械化，即根据数学模型，制定某种算法和规则，以便机械地执行；把解决问题的过程自动化，即用符号语言把算法和规则编成程序，交给知识智能机器执行某种任务，使电子计算机模拟人的某些思维活动。所以，控制论、信息论是"智能模拟"的科学依据，“智能模拟”是控制论、信息论在实践中的最重要的实践结果。人工智能是人类智能的必要补充，但是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仍存在着本质的区别：1、人工智能是机械的物理过程，不是生物过程。它不具备世界观、人生观、情感、意志、兴趣、爱好等心理活动所构成的主观世界。而人类智能则是在人脑生理活动基础上产生的心理活动，使人形成一个主观世界。因此，电脑与人脑虽然在信息的输入和输出的行为和功能上有共同之处，但在这方面两者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从信息的输入看，同一件事，对于两个智能机具有相同的信息量，而对于两个不同的人从中获取的信息量却大不相同。“行家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就是这个道理。从信息的输出方面看，两台机器输出的同一信息，其信息量相等。而同一句话，对于饱于风霜的老人和天真幼稚的儿童，所说的意义却大不相同。3、电脑必须接受人脑的指令，按预定的程序进行工作。它不能输出末经输入的任何东西。所谓结论，只不过是输入程序和输入数据的逻辑结果。它不能自主地提出问题，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在遇到没有列入程序的“意外”情况时，就束手无策或中断工作。人工智能没有创造性。而人脑功能则能在反映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新概念，作出新判断，创造新表象，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4、人工机器没有社会性。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其脑功能是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人们的社会需要远远超出了直接生理需要的有限目的，是由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序所决定的。因此，作为人脑功能的思维能力，是通过社会的教育和训练，通过对历史上积累下来的文化的吸收逐渐形成的。人的内心世界所以丰富多采，是由于人的社会联系是丰富的和多方面的，人类智能具有社会性。所以要把人脑功能全面模拟下来，就需要再现人的思想发展的整个历史逻辑。这是无论多么“聪明”的电脑都做不到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思维模拟范围的不断扩大，电脑在功能上会不断向人脑接近。但从本质上看，它们之间只能是一条渐近线，它们之间的界限是不会清除的。模拟是近似而不能是等同。人工智能与人脑在功能上是局部超过，整体上不及。由于人工智能是由人造机器而产生的，因此，人工智能永远也不会赶上和超过人类智能。所谓“机器人将超过人奴役人”、“人将成为计算机思想家的玩物或害虫，……保存在将来的动物园”的“预言”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抹煞了人与机器的本质差别与根本界限。人工智能充实和演化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意识论。它进一步表明了意识是人脑的机能，物质的属性。电脑对人脑的功能的模拟，表明了意识并不是神秘的不可捉摸的东西，不是游离于肉体内外脱离人脑的灵魂，也不是人脑分泌出来的特殊物质形态，而是人脑的机能属性。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意识本质的原理。人工智能的出现深化了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的原理。人工智能是人类意识自我认识的产物。电脑的出现，意昧着人类意识已能部分地从人脑中分化出来，物化为物质的机械运动。这不仅延长了意识的器官，也说明意识能反过来创造"人脑"。这是意识对人脑的巨大的反作用。从意识与人脑的相互关系中进一步深化了意识对物质形态进步的反作用，意识作为最高的物质属性对于物质运动发展的反作用。人工智能引起了意识结构的变化，扩大了意识论的研究领域。电脑作为一种新形态的机器而进入了意识器官的行列。它不仅能完成人脑的一部分意识活动，而且在某种功能上还优于人脑。如人脑处理信息和采取行动的速度不如电脑，记忆和动作的准确性不如电脑。因此，在现代科学认识活动中，没有人工智能，就不会有人类认识能力的突破性发展和认识范围的不断扩大。电脑不仅依赖于人，人也依赖于电脑。这就使得在意识论结构上增加了对人工智能的探讨以及对人机互补的关系的探讨。同时思维模拟，也把思维形式在思维中的作用问题突出出来，为意识论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课题。10年前，《纽约时报》刊文描述了大数据技术对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影响，认为“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但并没有引发大规模讨论和预想的轰动效应，回应者寥寥无几。这种平静表明人们已经适应和融入了大数据生活，不再感觉陌生和惊奇。“大数据”已经从一个全新的学理概念、政策制度和发展战略，转变为确定的生活常识。在全新的时代语境中，大数据技术也改变了文学创作，产生了文学新样态及其相关数据。例如，游戏文学、界面文学和赛博格文学等。这些文学的写作主体、叙述内容、审美原则、传播机制和读者接受都发生了革新。可以说，大数据技术对文学生态产生了颠覆式影响。
利用计算机技术，以量化统计的方式研究文学，是否行得通
为了应对这些新变，文学批评需要及时调整批评方法。这也是文学批评的技术化转向和文学计算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传统意义上，“文学数据”是指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文献电子化后产生的数据，具有体量小、易分析和好管理等特征，集中体现为各种类型的文学数据库和文学研究数据库。例如，鲁迅文学作品及其研究资料电子化后形成的鲁迅文学数据库和鲁迅研究数据库。
而“文学大数据”是指文学作品和文学研究文献在互联网、物联网和社交网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文学数据，具有体量大、动态化、类型多、提取难、价值密度低和不易管理等特征。例如，一部文学作品在微信、微博等社交网络传播后，会产生关于此作品的海量评价，除了文字评价，还包括、音乐、链接、表情包、d幕、点赞等多种数据。分析这些大数据，可以获取读者的年龄、职业和地域，文学作品表达的思想情感是否与社会提倡的价值观念相吻合，此部文学作品讲述的故事与哪些中外文学作品相似，读者是否喜欢这类文学作品等诸多内容。这些海量数据的整理和分析单纯依靠人工难以完成，需要相关计算技术的支撑。因此，文学计算应运而生。
简单而言，文学计算是指利用计算机技术，以量化统计的方式研究文学，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文学计算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应用较为广泛，尤其在唐诗和明清小说研究方面发力较深，涉及版本考证、作者辨伪和人物功能分析等多个领域。例如，20世纪80年代陈大康、钱峰等人曾提出文学研究与计算机科学相结合的观念，并以量化统计方法研究《红楼梦》。通过统计词频、词长和段落长度变化，考证《红楼梦》作者，分析审美特征等。但受制于计算技术，只分析了《红楼梦》一部作品。直至新世纪，随着计算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文学计算理论的普及，文学计算才大范围崛起。刘石、赵薇、王贺等一批学者深耕此领域，取得了开创性成果，推动了国内文学计算的发展。
大数据介入文学批评，可能带来思维上的变革
文学计算不仅是批评方法的转向，而且是批评思维的变革。首先，从主观理论建构到客观数据实证。一般意义上，文学批评注重文学理论和审美建构，阐释对象以单篇或同一类型的文学作品为主。带有很强的个人主观性，难免形成视域盲区，理论的有效性经常受到质疑。例如，文学批评在建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时，经常以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作品为例。以此得出的观点可以适用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但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不一定适用。或者说，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审美建构因缺乏大规模文学作品的支撑，提出的观点只契合小部分作品，无法真正构建普遍适用于“世界文学”的理论。
计算技术提升了整理和分析大规模文学作品的能力。谷歌图书在2010年已经收集了全球13亿册图书数据，而且每年都在成倍增长。因而，文学批评不再局限于小部分文学作品分析，可以把批评对象延伸到世界文学作品，让全球文学数据自己“说话”。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出更为客观和普遍有效的结论。
其次，从确证因果关系到呈现相关关系。确证因果关系是指批评者通过分析文学作品，证实文学作品与具体历史和现实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这种批评思维对小部分文学作品有效，但面对大规模的文学作品则难以实践。例如，文学批评在阐释20世纪30年代乡土小说时，致力于确证乡土小说与日本侵华战争的因果关系。因此，解读的重心就放在乡土小说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和表现强烈民族意识上。这种批评思维可以适用于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却无法用来解读同时期沈从文的《边城》和师陀的《果园城记》等作品。
而文学相关关系是指文学作品与历史和现实事件之间的数值关系。当一部文学作品数值增加时，相关历史社会和现实事件也随之增加，意味着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强，反之则亦然。例如，在互联网搜索“乡土小说”时，出现的信息既包括鲁迅、彭家煌等作家作品，又包括五四运动、封建专制文化等历史事件和背景。当这些作家作品和历史事件共同且持续出现在不同的“乡土小说”词条中时，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就强。也就是说，文学计算不再需要主观确证文学与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因果联系，只需通过分析文学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就可以客观呈现这种因果联系，相对更客观和不受主观偏见的影响。
再次，从单向度的文学思维转向多维度的跨文学思维。本质上，文学批评始终在追问“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回答的角度、逻辑和结论都与文学的审美性和精神性相关。但这也忽略了文学之外的众多因素。出现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互联网、物联网兴起之前，没有出现真正的文学大数据和缺乏分析文学大数据的工具。随着这一困境的解决，非文学数据也可以参与回答“文学是什么”的问题。这样，就可以突破文学的边界，进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艺术学等其他领域来重新界定文学及其相关知识，构建新的文学批评阐释框架和理论基础，重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例如，文学批评可以借助神经科学分析人物情感，利用数学建模分析人物社会网络，运用自然语言科学分析文学叙述语言审美特性等。以此为研究者提供多维度、差异化的研究视角和材料，拓展文学批评边界，提升重释文学的能力。同样，文学也可以进入其他学科，以自身独特的人文性为其他学科注入精神和审美因素，实现文学批评的跨学科发展。
力求有效调和“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之间的矛盾关系
文学批评的技术化有诸多优势，但也存在需要调整和修正的局限。文学计算的基本原理是依据计算模型分析文学数据是否符合计算规则，但无法判断数据的真假和分析其中蕴含的主观观念。或者说，文学计算只负责回答与规则对应的文学数据“怎么样”的问题，而无法阐述“为什么”的问题。例如，文学计算可以统计出在20世纪40年代有哪些作家到过上海、写了哪些文学作品，并以可视地图方式呈现出现，却无法回答为什么这些作家作品会在这个时间集中出现在上海，与上海有何种关系等问题。这样就需要批评主体凭借自身的主观智能找出其中的原因。
文学计算指涉的对象是文学数据，而非文学数据背后的精神意义。例如，文学计算可以统计鲁迅《秋夜》中有两棵枣树，但无法呈现两颗枣树蕴含的孤独体验。这也是文学计算备受诟病的致命缺陷。因此需要批评主体赋予文学数据以价值导向和精神内涵。
文学计算始终秉持“非此即彼”的极化思维。符合规则的为“是”，反之为“否”，排除了规则之外的中间化和模糊化的文学数据，使文学批评滑向判断文学数据“真”和“假”的游戏。例如，如果文学计算设置“牺牲”为判定革命英雄人物的规则，那么符合此规则的为“是”，反之为“否”。但这一规则无法判定《风声》等谍战小说中类似阿炳这样凭借特异天赋成为革命英雄的人物。
文学计算以文学数据的最大公约数为依据阐释文学。但文学本身就是建立在个体对现实差异化理解和表述基础上，充满了变动和偶然，这也是文学的重要魅力。因此，正如学者张福贵所说，文学计算能否“从历史的长线来对文学史现象和作家作品做出相对超越性的评价，是存有疑问和不无难度的”。
虽然文学批评的技术化转向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不是我们否认它的理由，应该辩证看待这种转向，既要汲取它的合理性，也要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事实上，这些问题都是“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矛盾关系的体现。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人文与科学冲突的命题至今，这种二元对立思维始终没能有效调和。关于文学批评技术化的争议也多与此有关。如果我们能摆脱这种极化思维，以文学大数据和文学计算作为验证文学人文思想的基础和方法，以人文思想丰富文学大数据和文学计算的精神价值，实现二者的对话和融通，那么文学批评技术化转向就有无限美好的未来。
（作者：杨丹丹，系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工智能写作本体研究”〔20BZW175〕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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