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社会治理的主要措施有哪些

1、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确立合作、互通、共享理念，打造社会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是实现社会善治的过程，政府和社会要各归其位、各担其责。要坚持维权和维稳相统一，健全维护群众利益的机制。善于发挥社会主体积极性，推动形成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局面。

2、加强社会治理基础制度建设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制度建设具有全局性、根本性作用。科学的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经验只有转化为普遍适用的制度，才能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巨大力量。

社会治理的核心是对人的服务管理。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强。推进守法诚信，既要加强教育，更要强化制度约束，形成守法诚信长效机制。建立健全心理卫生服务体系，积极开展心理调节疏导工作，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预警机制，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

3、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

对社会治安进行综合治理，是我国的特色，也是我国的优势。面对社会治安新形势，我们要以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为目标，以突出治安问题为导向，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提高动态化、信息化条件下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水平。

把政府引导和市场力量更好地结合起来，统筹建设大数据、云计算中心和物联网等基础设施，为提升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整体效能提供信息化支撑。要善于把运用法治的功能与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地结合起来，完善社会矛盾排查预警和调处化解综合机制。

4、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当前，我国公共安全形势总体是好的。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地域辽阔、发展不均衡的国家，能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大局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由于国际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当今世界已进入风险社会，我国国内风险因素也日益突出。我们要牢记公共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的道理，加快编织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

5、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高度重视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大事。我们要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扩展资料：

创新社会治理让人民更幸福

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离不开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利益诉求更加多样，各类矛盾风险交织叠加，给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带来了新的压力。如何及时发现、有效应对矛盾风险，如何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绕不过去的问题。

“在国家整体转型升级的过程中，社会矛盾呈现新的特点、涌现新的类型，只有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才能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而加强这方面的机制建设，是打造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关键一环。”

要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通过构建充分体现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的完备制度体系，在社会矛盾上做减法，在公平正义上做加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创新社会治理，让人民更有幸福感

“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发展分享经济，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已经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日常生活中，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发展等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正在与互联网发生着无限“+”的化学反应，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正在创造出无数新的奇迹。互联网的创新，不断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利民已经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儿。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体制机制具有全局性、根本性作用。一是完善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委领导体制。社会治理体系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核心是党的领导。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推动社会治理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统筹各方力量协调行动，促使社会治理各项工作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推进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推动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积极探索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组织引领、机制引领的途径和载体，紧紧围绕基层党组织构建公共服务圈、群众自治圈、社会共治圈。二是完善联动融合、集约高效的政府负责体制。政府在社会治理中作用发挥如何，直接关系社会治理效能。要以推进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优化协同高效为着力点，完善政府治理体制机制。横向上，破除部门分割、各自为政的弊病，建立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工作联动的机制，实现社会治理资源整合、力量融合、功能聚合、手段综合。纵向上，破除头重脚轻、贯通不畅的难题，打造上层统筹有力、中层运转高效、基层做强做实的治理体系，提高快速响应、精准落地能力。三是完善开放多元、互利共赢的社会协同体制。社会治理责任在政府，活力在社会，潜力在市场。要创新完善鼓励多方参与社会治理的政策体系，搭建互动平台和载体，建立政府和社会的互动机制，调动各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鼓励和引导企事业单位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效率。积极培育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社会组织，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发展，让千千万万社会组织的微治理释放出大能量。四是完善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公众参与体制。人民是社会治理的主体。要着力构建群众参与的平台和载体，拓宽群众参与渠道，完善群众参与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建立健全权利与义务统一、风险与责任关联、激励与惩戒并重的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创新方法手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方法手段现代化。一是发挥自治基础作用。基层群众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划清政府管理权和群众自治权的边界，把不必要的行政事务剥离出去，把不能缺的自治内容纳入进来，进一步增强基层群众自治活力。探索创新基层群众自治实现途径，搭建便捷议事平台，做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二是发挥法治保障作用。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最优模式，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善于用法治思维推进社会治理、用法治方式破解社会治理难题，引导社会成员养成在法治轨道上主张权利、解决纷争的习惯，努力使循法而行成为全体公民自觉行动。加快制定社会领域急需的法律法规。三是发挥德治引领作用。道德是社会关系的基石，是人际和谐的基础。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优势，通过身边榜样的示范、乡规民约的约束、行业章程的规范、生活礼俗的教化，引导群众明是非、辨善恶、守诚信、知荣辱，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四是发挥科技支撑作用。科技进步是社会发展的引擎，也是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的推动力。要善于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起来，通过现代科技推进社会沟通、改进管理服务，打造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化治理新模式。
三、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重点任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聚焦制度完善、机制创新，对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重点任务作了具体部署。
（一）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关键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创造更多依靠基层、发动群众、就地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途径和办法，实现预防化解工作常态化、长效化。一是坚持关口前移、源头预防。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关键是要把着眼点放在前置防线、前瞻治理、前端控制、前期处置上，通过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着眼于完善信访制度，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信息化、科学化，推行领导干部特别是市县领导干部下基层大接访制度，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信访工作新路子。二是坚持联调联动、多元化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要完善资源整合、科学分流、效力对接的制度机制，实现“三调”联动。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以多元的方式方法化解不同的矛盾纠纷。三是坚持疏解引导、培育心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是适应社会转型的现实需要。要完善工作体系、工作网络，根据不同人群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加强帮扶求助、心理疏导、法律援助，最大限度消解社会戾气，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二）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提高动态化、信息化条件下驾驭社会治安局势能力的基础工程。一是增强社会治安防控的整体性、协同性、精准性。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关键是树立整体效能理念，突出一体化运作。要立足整体防控、协同防控、精准防控，建立健全平安中国建设协调机制，有效整合资源力量，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工作机制，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二是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把社会治理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创造性实践中，是社会治理的中国特色。要坚定不移走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之路，创新完善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制度机制，织密社会治安的天罗地网。三是提高社会治安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新形势下，打造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升级版，关键是要坚持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方向。要打造点线面均衡布局、网上网下交汇融合、人防物防技防有机结合、打防管控一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新格局，提高立体化水平。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开展防控工作、以法治方式解决治安问题，提高法治化水平。着力培养专业思维、专业方法、专业技术，以打击防范专业化应对违法犯罪职业化。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作为推动社会治安防控工作创新发展的强大引擎，提高智能化水平。
（三）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当前，公共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必须以完善的体制机制托起安全的底线。一是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安全生产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一头连着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建立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二是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提高国家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要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契机，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推动应急管理从静态、职能管理向动态、综合管理转变，从灾害应对向风险管理转变，提高防灾救灾减灾能力。三是加强和改进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食品药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四）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社会治理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固本之策。一是树立大抓基层、大抓基础的政策导向。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到基层，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二是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人民群众是最广泛、最活跃的社会治理主体。要善于总结提炼各地成熟经验做法，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激发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三是抓好基层基础建设的重点难点。基层力量、基础工作、基本能力，是当前基层基础工作的重点难点。要聚焦力量全覆盖，建好社区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等队伍，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推动社会治理力量落到最基层。要聚焦要素全掌控，实现对各类基础要素的精准掌控。要聚焦能力大提高，增强基层干部掌握情况、化解矛盾、服务群众本领。
（五）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国家安全体系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掌握维护国家安全主动权的总抓手。一是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总体国家安全观突出的是大安全理念，强调的是做好安全工作的系统思维和方法。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统筹推进各领域国家安全工作，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二是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做好新形势下国家安全工作，必须一手抓当前、一手谋长远。要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建立健全国家安全风险研判、防控协同、防范化解机制，增强国家安全能力。三是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政治安全是党和国家安全的生命线，是不可动摇的底线。要加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提高防范抵御国家安全风险能力，高度警惕、坚决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铜墙铁壁。

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提出，要着力突破传感网、物联网的关键技术。什么是物联网？物联网具有哪些基本特征？物联网产业发展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当前物联网产业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展现出哪些新趋势？
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发达国家为了推动信息社会发展，提出建设“无所不在的网络社会”，并将其作为国家或地区信息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纷纷出台相关的战略和政策。2010年，我国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也把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提出加快建设宽带、泛在、融合、安全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推动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核心设备和智能终端的研发与产业化，加快推进“三网融合”、促进物联网和云计算的研究和应用示范。
一、物联网是传感网、互联网、自动化技术和计算技术的集成及其广泛与深度应用。
物联网是互联网的延伸与拓展，是新理念引导下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集成创新。物联网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是传感网、互联网、自动化技术和计算技术的集成，及其广泛和深度应用。其功能是，各类实物信息被不同的传感器感知、采集、形成数字信号，通过各类网络快速传输到信息处理层，加工处理的信息形成信号或知识，一方面为管理服务提供信息依据，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传输层反馈至传感设备，实现对实物的 *** 作。物联网既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又是自动控制技术在巨型复杂系统中的应用。物联网的应用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过去，信息技术与制造业“两层皮”，信息基础设施与实物基础设施“两层皮”，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信、互联网、数字内容等领域独立发展。物联网集合了许多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信息基础设施与实物基础设施相结合，把信息化融入产业发展、人民生活和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推动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自动化技术在更多领域深度应用，促进更多行业、更大范围的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如智能交通是在车辆大幅度增加后，传统的交通管理模式不能满足交通安全需要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城市智能化管理是在城市功能不断丰富和互联网普及的情况下，为了提高管理效率而发展起来的。物联网产业是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有机结合。物联网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将改造提升一批传统产业，带动一批新兴产业发展，扩大一批传统产业的市场规模。目前，物联网大都在传统产业应用，如交通、物流、电网、石油天然气、食品等行业，极大提升了这些传统产业的效率，改进了发展方式。同时，物联网的应用带动了相关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包括芯片、传感器、集成模块及设备、中间件制造业，以及应用系统设计与集成、软件开发、试验检测、工程实施、云计算等高技术服务业的发展，扩大了其市场规模。
二、物联网功能多、应用面宽，产业链中服务业比例高，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从物联网本身的特点和规律看，物联网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大有作为。一方面，物联网功能多、应用面宽，以市场需求为发展动力。物联网技术的应用是运营、管理和商业模式创新引导的集成创新。发展物联网的动力是满足市场需求，节约能源、降低成本、改善管理、提高效率和便捷生活。物联网不仅应用于诸多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而且在日常生活等领域拥有巨大潜在市场。一是以政府公共服务为主的公共管理和服务市场。如电子政务、城市管理、医疗、教育等领域。二是企业为主的行业应用市场。如电信、电力、物流、石油天然气等行业。三是以个人和家庭为主的消费市场。如购物、家用电器、休闲娱乐等消费领域。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物联网服务的领域正在扩展。另一方面，物联网产业链长，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有机融合，对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具有重要意义。纵向看，物联网的产业链可以分为上、中、下游。上游是网络设施、终端设备、传感器、芯片、集成模块、中间件制造等相关制造业；中游是互联网及其运营服务；下游是物联网的用户和服务商，包括应用系统设计和集成、软件开发、试验检测、工程实施、云计算和系统运维等高技术服务业。物联网涉及众多应用领域，是一个跨多学科多部门的细分市场。每个物联网应用领域又构成各自的产业链。物联网产业链中服务业比例较高。物联网产业的中、下游大都是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物联网不仅将带动相关制造业发展，而且将极大促进高技术服务业的发展，形成服务业新业态。同时，由于物联网是根据应用系统特点设计的网络，解决的问题不同，应用方案也就不同。因此，发展物联网不能简单地引进技术，不能照搬照抄国外经验，必须有本国的技术支撑。物联网应用具有本地化优势和主动权，主要体现在应用设计自主权和采购主导权方面。
三、物联网应用一般在社会效益较大的领域优先布局，逐步向生活消费领域拓展。
目前，全球物联网产业部分领域处于重大技术突破的孕育期和产业发展初期，物联网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主要集中在美、欧、日、韩和我国。从世界范围看，物联网技术发展和应用主要呈现以下趋势：
第一，需求导向，整体规划，目标明确。近些年来，欧美日韩等纷纷出台发展物联网的战略计划。一是在社会效益较大的领域优先布局，逐步向生活消费领域拓展。目前，各国政府主要在医疗、电子政务、电网、教育、交通、城市管理等领域推行物联网计划。如，近年来，美国政府以刺激经济为目标，重点支持宽带网、智能电网、卫生医疗信息技术应用等。欧盟从发展绿色经济的角度出发，优先发展智能汽车和智能建筑，2009年发布的《欧盟物联网战略研究路线图》又提出了航空航天、汽车、医药、能源等18个物联网主要应用领域。日本从营造“使国民安心和有活力的社会环境”出发，以交通、医疗、教育、环境监测、政府治理等公共领域的信息服务为重点。韩国则从寻求增长动力和发展优势产业出发，在食品和药品管理、交通和物流管理、环境监测、安全监测、工业自动化等方面进行应用示范；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又提出发展智能通信、家庭应用和娱乐等，推动物联网在消费领域应用。二是根据实际需要确定物联网应用重点，有针对性地解决行业问题。三是市场需求驱动，企业自发创新发展。大部分物联网技术的应用是水到渠成，当信息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应用物联网技术的市场需要。如物流行业最初应用物联网技术是出于对食品安全监控的需要；发展云计算是一些掌控信息资源的企业，为了利用剩余的计算资源，通过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发展起来的。
第二，坚持成本效益原则，提高社会整体效益。有些大规模应用的物联网投资巨大，只有当其整体效益超过提供者和用户负担的成本时，投资才有意义。与此同时，还要发挥各种合作机制的作用，多层次、多渠道、多方式推进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鼓励境外企业和科研机构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鼓励我国企业和研发机构积极开展全球物联网产业研究，在境外开展联合研发和设立研发机构，大力支持我国物联网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持续拓展技术与市场合作领域。
第三，应用导向，技术和标准先行。目前，全球物联网产业的核心技术尚不成熟，标准体系正在构建中。研制与物联网有关的标准不仅有利于规范市场、指导产业发展，而且对各国掌握物联网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发达国家在发展物联网的过程中，一方面根据应用需求进行技术研发，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另一方面要在制订标准上狠下功夫。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部长）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12月12日上午，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和社会组织与协同治理研究基地联合举办会议，邀请来自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缘起、任务、路径等话题开展了深入交流。
社会治理精细化动因何在
国家治理现代化催生社会治理精细化。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指出，过去我们的工作范式经历了从社会治安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的转变。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传统粗放式、经验化社会管理已经无法满足时代需求，必须加快向精细化社会治理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洪大用教授持相同观点，他认为精细化概念起源于企业管理，指的是减少资源投入、降低管理成本，后来其逐步运用到行政领域和社会事务。以科学、理性为特征的精细化管理代表了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因此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逻辑。
社会领域诸多问题是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直接动因。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社长兼总编鲍静研究员提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不乏精细的做法，但“差不多”“马马虎虎”“大概也许可能”等思维方式也甚嚣尘上，这就带来社会治理标准化程度低，群众工作不到位，社会事业服务表面化等一系列问题。***人最讲认真，社会治理精细化与认真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要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不仅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投入，更需要精细的制度设计和执行。
网络社会为社会治理精细化提供了物质基础。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我国人口众多且社会结构复杂，网络社会使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更加多元，给社会治理带来挑战。与此同时，网络社会互联互通的特征也为精细化治理带来契机。当前我国有近7亿网民，12亿手机用户，5亿多微博微信用户。不论是建设以信息化为支撑的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还是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相关实名登记制度，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如果离开了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都是不可能的。
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内涵和任务
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的理念。纲举方能目张，树立科学治理理念是把握准确变革方向的前提。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长王名教授强调，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对社会管理模糊化的反思和超越，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实现法治、自治和德治的高度统一。法治是社会和公众的底线准则，在此基础上划分政府与社会的边界。自治是社会主体性即自我规则和秩序，政府要起到培育引导作用，而非大包大揽。德治是社会内在的面向，强调各类社会成员道德自律。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魏宏教授也表示，现代文明下的社会治理应当秉持权利保障、民主参与、市场经济、良法善治四大原则。只有真正从社会视角而非政府本位出发，才能确保社会治理精细化在实践中不发生异化。
政府、社会、公众相协同的格局。如何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是研讨会热议的话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傅昌波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党委、政府应侧重法规标准、信息化、行为监管等基础制度建设，这样才能给社会和公众腾出足够自治空间；二是中央政府要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让具有信息优势并嵌入城乡社会网络的基层工作人员更好为民众提供个性化服务。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浩明研究员进一步强调，社会治理格局亟待实现三大转变：一是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要从依附的“伙计”关系转变为平等的“伙伴”关系；二是社会组织与公众要从利益关系转变为协商关系；三是国内社会组织与国际社会组织要从对立的斗争关系转变为包容的竞合关系。国内社会组织唯有通过学习国际规则才能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
岗位、人员、考核相支撑的制度体系。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程萍研究员等专家指出，社会治理精细化首先是政策制定的精细化，最终落脚到具体执行的精细化。要通过专业化的岗位职责体系，科学的目标管理体系，公正的绩效考核体系，公平的考评结果应用体系，激发各类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尤其要重视政府自身履职精细化，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素养和能力。也有专家表示，提供完备的社会治理制度框架是政府职责所在，要加快互联网、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等领域立法，形成完整的制度闭环。
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现路径
明确牵头部门。多位专家表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当务之急是明确或新建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治理牵头部门，赋予其明确的职责边界，从根本上改善有关部门的尴尬处境，杜绝末端维稳和硬性管控的工作方式。实践中，一些地方的社会治理体制正在向传统回归，这一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摸清工作底数。有专家强调，底数不清就不可能实现精细化治理。可通过排查人口类型、利益诉求、关键风险点等信息，全面深入了解治理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治理和提供服务。基层要在内容上而非形式上建立工作台账，尤其是关注贫困人口，严重精神病人等特殊群体。
实施重点突破。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指出，社会治理工作千头万绪，社区是实现精细化的突破口。社区能够针对老年人、儿童、失独家庭、司法矫正人员等人群提供多样化、专业化、人性化服务，许多是政府想做但做不了的。要增强社区服务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并从制度设计、经费来源、能力建设等方面改善社区社会组织生存环境。
应把握好几对关系
技术和人文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研究员指出，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提高了社会治理的精准度和靶向性，但若使用不当可能威胁个人隐私，甚至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与之类似，一些地方的网格化管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机械化、扩大化等问题。因此需要在技术进步和人文关怀之间寻求均衡，承认并善待社会多元利益诉求，绝不能让精细化治理异化为单纯的管控。
秩序和活力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教授认为，人的身份具有多重性，个体嵌入不同社会秩序的结果是产生张力和冲突。不同主体的目标和身份冲突是正常的，关键是创新多中心治理合作机制解决冲突。要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引导群众依法行使权利、表达诉求、解决纠纷等机制，使秩序冲突与内生活力相兼容，在动态均衡中达到最佳点。
社会治理与社会事业的关系。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张林江副教授指出，当前一些领域社会管控力度在加大，同时教育、医疗、社保等社会事业的服务规模和水平也在提高，此外市场机制在治理实践中被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些现象都值得关注。理想的社会治理和社会事业关系是互补兼容，而不是“两张皮”。决不能用社会事业代替社会治理，更不能把社会治理异化为管理社会。只有通过社会治理和社会事业的“双向运动”，才能最终促进共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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