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24日消息，IBM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钱大群在2009IBM论坛上公布了名为“智慧的地球”的最新策略。针对中国经济的状况，钱大群表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空间广阔，而且中国政府正在以巨大的控制能力、实施决心、和配套资金对必要的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建设，“智慧的地球”这一战略将会产生更大的价值。
在策略发布会上，IBM还提出，如果在基础建设的执行中，植入“智慧”的理念，不仅仅能够在短期内有力的刺激经济、促进就业，而且能够在短时间内为中国打造一个成熟的智慧基础设施平台。
钱大群表示，当今世界许多重大的问题如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和环境恶化等，实际上都能够以更加“智慧”的方式解决。在全球经济形势低迷的同时，也孕育着未来的发展机遇，中国不仅能够籍此机遇开创新乐观产业和新的市场，加速发展，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
IBM希望“智慧的地球”策略能掀起了“互联网”浪潮之后的又一次科技革命。IBM前首席执行官郭士纳曾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认为计算模式每隔15年发生一次变革。这一判断像摩尔定律一样准确，人们把它称为“十五年周期定律”。1965年前后发生的变革以大型机为标志，1980年前后以个人计算机的普及为标志，而1995年前后则发生了互联网革命。每一次这样的技术变革都引起企业间、产业间甚至国家间竞争格局的重大动荡和变化。而互联网革命一定程度上是由美国“信息高速公路”战略所催熟。20世纪90年代，美国克林顿政府计划用20年时间,耗资2000亿-4000亿美元,建设美国国家信息基础结构，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而今天，“智慧的地球”战略被不少美国人认为与当年的“信息高速公路”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样被他们认为是振兴经济、确立竞争优势的关键战略。该战略能否掀起如当年互联网革命一样的科技和经济浪潮，不仅为美国关注，更为世界所关注。一是外部环境的诸多不确定性。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加速大变局演变，此次会议认为2021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我们认为主要体现在：疫情对全球经济冲击持续存在，防疫防控措施、纾困政策效果等将影响复苏程度，不排除疫情加剧使得全球经济再度陷入停摆，这将加大我国外贸压力；美国大选后国际政经格局呈现新变化，大国博弈更趋复杂，在技术、规则制定等方面的竞争更加激烈，我国产业链安全和转型升级面临挑战；疫情后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推高全球债务水平，新兴市场国家脆弱性上升，自然灾害、地缘政治等传统和非传统领域风险可能加剧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冲击我国经济金融稳定。
二是疫情冲击带来的各类衍生风险。其一，疫情在局部地区反d和外部输入风险依然存在，在疫情常态化防控的背景下，疫情对经济活动特别是接触性活动的影响将持续存在，餐饮、 旅游 等全面恢复或受到一定制约。2020年11月全国 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中餐饮收入增速为-06%，恢复程度不及商品零售总额（11月增速为58%）。服务业中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加值降幅虽然逐季收窄，但依然为负，2020年三季度分别为-51%、-69%。其二，金融风险持续积累。为应对疫情冲击，我国加大力度实施逆周期调节政策，采取了减税降费、贷款贴息、发行特别国债、降准降息、延期还本付息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实体经济，这在维持经济正常运转、保障 社会 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推高了宏观杠杆率。2020年三季度末，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为2701%，较上年末上升247个百分点。各部门杠杆率都有所提高，尤其是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较快，三季度末为164%，较上年末上升127个百分点。2021年随着宏观政策逐步回归常态，银行业不良资产反d压力将上升，债券违约压力仍然较大，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加大。本次会议特别提到要“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与此同时，在资金面相对宽松背景下，“脱实向虚”问题有所抬头，比如过多流向房地产市场、在金融市场内“空转”等。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1年“政策 *** 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这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运行持续恢复，2021年经济增长将逐步回到正常轨道，为应对疫情采取的宽松政策将逐步退出，宏观调控政策大概率“转弯”，实施有序退出。另一方面，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疫情和外部风险仍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不确定性，宏观政策更强调不转急弯，不会快速收紧或退出，政策将保持一定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
财政政策仍保持积极，但强调财政更可持续。第一，财政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和提质增效。“十四五”开局和外部不确定性都要求财政政策保持一定支出规模，继续支持落实“六稳”“六保”，保障国家重大战略支出，在 科技 创新、经济结构调整和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提高支出效能。第二，加强财政持续性，平衡财政压力。此次会议没有重提2020年7月政治局会议提出的“财政政策要更积极有为”，而在保持积极基调的同时提出“更可持续”，强调化解地方隐性债务和过紧日子，预计财政政策力度将有所减弱，财政赤字回落到3%左右，专项债规模略有回落。
货币政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与2020年7月政治局会议强调“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一致，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同时，这次会议未提去年的“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降低 社会 融资成本”，而是强调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预计2021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恢复，货币政策将逐步回归常态，预计M2和社融增速均将较2020年有所回落。一方面，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货币政策将更加注重精准性，加大对 科技 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促进经济持续恢复和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平衡好支持经济恢复和防范风险的关系，对防风险的重视程度提高，针对金融领域中小金融机构资本缺口加速暴露、债券市场违约风险等潜在风险，将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完善债券市场法制。
在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下，本次会议继续强调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并再次重申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述为需求侧管理)。
一是在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基础上，以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等制度安排来进一步扩大消费。消费增长的动力来自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以及收入分配格局的不断优化。预计未来除了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政策之外，收入分配改革将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同时，财税改革、农村土地改革等步伐都将加快，这不仅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还将有效提高农民收入，释放农村地区消费潜力。除了收入因素以外，消费潜力的释放还需要有序、科学合理地破除当前存在的一些限制消费政策。结合2020年10月国家发改委提出要促进 汽车 限购向引导使用转变。预计2021年，部分有条件的地区有望率先实质性地推动 汽车 限购政策向强化限行等引导使用政策转变，从而促进 汽车 这一大额消费的增长。
二是强调增强投资增长后劲，继续发挥关键作用。2021年，在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牢固、国内消费仍处于温和恢复阶段、外部风险因素依然较多、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持续的背景下，投资仍需要在托底经济中发挥关键作用。本次会议指出以改善民生为导向扩大有效投资，预计2021年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将继续增加。同时，传统基建投资也将更加注重民生基础设施补短板。此外，为了给新一代 科技 革命打好战略基础，未来新基建投资以及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也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一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国家战略 科技 力量。本次会议将强化国家战略 科技 力量作为2021年的首位重点任务。同时，会议还强调“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发挥好重要院所高校国家队作用，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结合2020年5月李克强总理提出“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攻关揭榜挂帅”，预计未来可能以重组国家实验室为抓手，重点以国家力量来推进基础 科技 研究。我国当前共有国家重点实验室254个，覆盖8个学科领域，主要分布在教育系统和中国科学院[1]。结合会议关于创新重点攻关方向，以及创新合作方面的指示精神，预计未来国家实验室重组工作，一方面将结合未来 科技 发展的重点方向调整学科覆盖中心，提高信息科学、生物医学、材料科学等重要领域的比重。另一方面，结合本次会议强调的“发挥企业在 科技 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未来可能将通过民营企业与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研发的方式，提高研发成果的应用性。
二是推进基础研究成为未来 科技 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我国虽然在创新能力提升上取得不少成绩，但在基础研究领域，无论从投入强度还是产出应用情况来看，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强度为603%[2]，预计2020年有望达到62%左右，但从国际比较来看，美、欧、韩、日等发达国家基础研究强度均是我国的2-4倍左右。本次经济工作会议多次强调基础研究，明确指出“抓紧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重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预计未来，财政政策将在促进 科技 创新方面更加主动作为，进一步增强对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财力保障，创新资金支持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同时，基础研究资金的增长将更快。
三是以“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四大领域作为创新主攻方向，提高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关于创新的主攻方向，本次会议指出“坚持战略性需求导向”“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预计2021年的创新重点突破方向仍将围绕“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四大方面开展，即5G、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航空航天 科技 等世界前沿领域；生物医药、公共卫生防疫等人民生命 健康 重点领域；集成电路、半导体等关系到产业链安全性、稳定性的经济主战场领域；新能源、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关系到未来经济增长的国家重大需求领域。
在2020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用深化改革的办法优化营商环境”的基础上，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动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提出全面推进改革开放。这意味着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政府将着重通过深化改革为开放创造市场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利用开放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同时，与上年“保持外贸稳定增长，稳定和扩大利用外资，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措辞不同，本次会议提出“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重视运用国际通行规则维护国家安全”。一方面，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疫情、中美摩擦、疫苗推广是否有效等不确定性，对外贸增长和扩大外资利用不宜过度乐观。另一方面，为应对逆全球化浪潮和大国博弈加剧，我国将坚决捍卫多边主义，不断对接和运用国际通行规则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第一，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已签署RCEP的背景下，积极考虑加入CPTPP更体现中国支持多边贸易，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增强产业链完整性和安全性的目标。未来，一是将RCEP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平台，中国与区域内各国的商品、服务、技术和人员自由流动增加，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推动中国对接国际经贸规则，消减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更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同时继续加快双多边谈判协调。二是发挥自贸区、自贸港窗口作用，落实相关法律和负面清单制度。2017年至2020年，中国已连续四年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全国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版负面清单限制措施分别缩减至33条和30条，2020年《外商投资法》正式实施，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受欢迎的外商投资目的地之一。未来在落实相关法律的同时，中国将积极推动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缩减负面清单和扩大应用范围，在服务贸易领域全面推进负面清单模式，在土地供应、税费减免等方面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打造高标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三是重视开放背景下的安全问题。2020年12月《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正式公布，2021年1月18日将正式实施，我国安全审查机制将进一步完善，这在积极促进和保护外商投资的同时，有利于预防和化解国家安全风险。
第二，全面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其一，打破制度障碍，建设公平竞争环境、降低制度成本。将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加强保护各种所有制产权和合法权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和公平参与竞争。坚决落实放管服改革，降低不同经济主体的制度成本。其二，深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面临世界未有之大变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十四五”开好局，都要求国有企业在增强国有经济创新力、竞争力、抗风险力上发挥骨干作用，未来将引导国企对标世界一流管理，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商业一类国企引入非国有资本持股，引导各类战略投资者参与治理。与此同时，将鼓励国企民企相互配合，推进兼并重组和战略性组合。其三，金融市场领域将更加注重规范市场秩序，包括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推进资本市场改革、打击逃废债、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等。
一是大城市住房问题。与2019年将房地产相关表述放在民生保障任务中不同，本次经济工作会议将“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作为2021年八大任务之一，足见对房地产市场发展的重视。这主要与2020年以来在流动性宽松背景下部分大城市供需矛盾突出、房价上涨过快等现象有关。一、二、三线城市百城住宅价格指数环比增速从2020年2月的001%、-038%、-024%上升至6月的047%、046%、241%。部分城市房价出现明显上涨，比如深圳房价自2020年3月以来保持两位数增长。房地产市场 健康 发展对于释放消费潜力、保障民生、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大城市是产业集聚、人才流入的重要区域，2021年针对热点城市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不会放松，预计将通过差别化调控政策满足首套刚需、支持改善性需求和打击投机炒房。
二是高度重视租赁市场建设。租赁住房建设是平抑房地产市场波动的重要供给端手段之一，也是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 发展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之一。2017年住建部等八部委就下发《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并选取广州、深圳等12个城市成为住房租赁试点城市。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大力发展租赁住房”，而本次会议更是用较大篇幅对租赁市场发展进行部署。2021年租赁市场发展，第一，完善长租房政策。“租购不同权”是租赁市场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会议提出将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第二，增加租赁住房供给。将加快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增加土地供应，包括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 探索 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等。第三，规范租赁市场秩序。2020年以来以蛋壳为代表的长租公寓爆雷事件频发，2021年将加强长租房市场的监管，规范企业经营行为，整顿租赁市场秩序，同时加强对租户的保护，对租金水平进行合理调控，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与本平台无关，作者均供职于中国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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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国际经济形势及对我国的影响
2016年世界经济仍将延续疲弱复苏态势，我国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依然错综复杂，进而影响到国内经济运行和结构调整特征及趋势明显。
从目前形势和发展态势看，今年世界经济运行将呈现以下特征和趋势：
一是世界经济贸易仍将维持低速增长态势。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虽然在各国大规模刺激政策作用下一度快速回升，但随着刺激政策的退出和作用衰减，世界经济贸易自2012年以来重新回落至4%以下的低增长，复苏动力明显不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10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15年全球经济和贸易量分别增长31%和32%，预计2016年将分别增长36%和41%。但从去年4季度以来各主要经济体的主要经济指标情况看，今年全球经济贸易增速难以明显回升，多数研究机构和国际投行预计今年仅有01~02个百分点的微弱回升。总体看，世界经济仍处在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各国都在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为未来的经济增长积蓄动能，世界经济在短期内仍难以摆脱低速增长状态。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中期展望，2020年前世界经济贸易的年均增速分别难以超过4%和5%，明显低于金融危机前5年5%和8%左右的年均增速。
二是主要经济体走势将进一步分化。自去年以来，发达经济体总体回升向好，而新兴经济体增速继续回落。从发达经济体内部情况看，美国经济增长较快，消费、投资、出口和房地产形势明显好转，失业率已降至5%以下；欧元区和日本经济虽然有所好转，但增速缓慢，通缩压力较大，经济持续复苏仍面临不少制约。虽然金融危机后3大经济体都采用大规模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支持经济复苏，但欧元区和日本的结构性改革进展滞缓，而美国同时还实施重振制造业战略和出口倍增计划，加大对页岩气等新能源和新技术新产业的扶持力度，通过结构调整进一步巩固了经济复苏势头。从新兴经济体内部看，受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和地缘政治动荡等因素影响，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出现衰退，同时还面临资本外流、货币大幅贬值、通胀上升压力，其他对资源出口依赖程度较高的新兴经济体也普遍面临不同程度的困难；亚洲新兴经济体虽然总体情况相对较好，但由于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导致内生增长动力不足，而外需疲弱又使得传统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经济增速普遍持续放缓，惟有印度继续保持7%以上的较快增长。
三是国际金融市场调整波动可能加大。由于全球经济走势分化、周期不同步，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也出现分化甚至背离。美联储已经启动加息进程，预计今年仍有两到三次加息行动，而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中央银行仍在实行量宽政策支持经济复苏，由此导致的美元资产收益率上升和美元汇率走强将引发国际债市、汇市、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的持续调整和波动，特别是国际资本加速回流美国和美元资产，将使得受到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重创的资源出口经济体更加雪上加霜，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有可能在债务过高的经济体诱发偿债危机，进而加大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金融市场稳定是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前提，在全球经济复苏势头依然脆弱的情况下，国际金融市场调整波动加大会进一步制约世界经济复苏。
四是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仍有可能进一步回落。在经历了10多年的超级大牛市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陷入供大于求、价格大幅回落的窘境。目前，国际油价已跌落至每桶30美元的低位，与金融危机前高点时的每桶145美元相比下跌幅度高达79%，铁矿砂、铜、铝、锌等的价格跌幅也都高达40%以上。由于以往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攀升刺激能源资源类产品产能规模大幅扩张，而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速持续低位徘徊，大宗商品供大于求的格局短期难以改观，能源资源出口大国为增加收入维持财政收支平衡又不愿减产，供大于求的市场格局将继续施压大宗商品价格，加之美元走强会进一步抑制主要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因此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仍有一定的下跌空间。国际投行纷纷预测，今年石油价格很可能跌落至每桶20~30美元区间，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也有5%以上的跌幅。虽然地缘政治动荡和市场投机有可能在短期推高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但难以改变价格疲软下跌的基本走势。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低位运行将加剧资源出口国的经济困难，对资源进口国虽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但也会加大通缩压力，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可以说是利弊兼有。
五是全球产业重组和产业链布局调整步伐加快。随着新技术发展和产业化进程加快，移动互联网、可再生能源、物联网、3D打印、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加速发展，而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金融、商贸、制造、教育、医疗等更多领域普及应用和融合发展将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业，传统产业将全面转型升级。在全球产业加快重组的同时，依托信息化、智能化、小型化、分散化、个性化的新型生产组织方式将逐渐取代分工明确、规范严格的标准化大工厂生产组织方式而成为主流，国际分工方式也面临变革。另一方面，美国主导推进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协定（TPP）和跨大西洋(600558,股吧)贸易投资伙伴协定（TTIP），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为基础全面扩大市场准入，将劳工标准、环保标准、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竞争中立等新议题纳入谈判范围，不仅为国际经贸规则标准提高设立了新标杆，抬高了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门槛，而且会逐步改变全球产业链布局，对其他经济体产生贸易投资和产业转移的负面效应。
六是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影响上升。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国际力量对比显著改变，世界多极化更趋明朗，全球治理体系和结构继续发生改变。面对新兴大国的加速崛起，美国等发达国家竭力维护其全球主导地位和既有利益，各国都在调整发展战略和对外关系，各种矛盾凸显，竞争摩擦加剧。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更加频繁，非经济因素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在上升。从目前情况看，中东局势、美俄关系、极端势力的恐怖袭击、欧洲难民问题、朝核问题、伊朗导d问题等，都有可能出现难以预见的新变化，世界经济复苏也因此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总体看，我国的外部发展环境依然复杂多变。虽然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外部发展环境有望保持和平稳定，有利于我国继续发展。但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世界经济仍处在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和变革期，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变化带来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的状况短期难以改观，外部环境变化对我国的挑战也在增多。
对中国经济五大影响
从目前情况看，外部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世界经济贸易增长低迷既导致外需拉动作用减弱，也为我国深化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带来新契机。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外贸出口增速持续回落，去年甚至出现负增长，已连续4年未完成预期目标。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今年外贸出口稳增长仍面临不少困难。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寄希望于扩大出口和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而是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要适应国际国内需求结构变化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310328,基金吧)，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促进外贸优进优出，更好发挥外贸进出口对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
二在科技产业大变革背景下，我国既面临迎头赶上的机遇，也不排除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拉大、传统产业面临被技术性淘汰的风险。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纷纷加大对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的研发投入力度，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新兴经济体也在大力推进结构调整，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更加重视发展制造业。我国在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领域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在制造业领域的传统成本竞争优势逐渐弱化，产业发展进步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若不能有效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就有可能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传统制造业领域也会面临来自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激烈竞争。
三是大宗商品供求格局变化和价格回落，既有利于我国降低进口成本和增加能源资源进口，但也会加剧上游行业和企业经营困难。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无论是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还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都会增加能源资源消耗总量。因此，石油等大宗商品供求关系宽松和价格低位运行，总体上有利于保障能源资源供应安全和降低发展成本。但另一方面，在经济换档减速、需求扩张放缓、产能普遍过剩的情况下，国际市场供应增多和价格大幅下跌也对我国能源资源开采加工等上游行业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生产者价格的持续回落也会进一步加剧企业经营困难，去产能、降成本压力增大。
四是国际经贸规则主导权之争，既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规则制定带来难得机遇，也对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市场开放带来挑战。去年10月，美国主导的有12个亚太经济体参加的TPP谈判最终达成协议，不仅在市场开放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而且在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竞争中立、电子商务、金融等服务业开放等领域设立了新标准，对未来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演进具有引领示范作用。我国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为维护我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就必须主动参与推动多边经贸规则制定和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同时，也要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贸体系变革的新形势，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五是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多变和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构成潜在威胁，也扩大了我国在大国关系动态博弈中的回旋余地。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不断从经济、金融、科技、产业等领域向社会、政治、军事、安全和国际治理等更广泛领域传导，全球利益格局的战略博弈更加激烈，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深刻调整，全球恐怖主义出现新回潮，热点敏感问题频发。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既要坚持原则，妥善处理大国关系，有效应对和管控风险，主动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更要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对外开放合作新格局，赢得发展主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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