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知道有关周璇更多的婚姻生活？

主要经历：
生卒年：1918年-1957年
生于江苏省常熟，因主演歌舞《特别快车》而崭露头角。1938年成为国华影片公司基本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周璇到香港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返回上海，参加
影片《和平鸽》的拍摄，因患病而未竟,于1957年9月22日去世,终年39岁。
主要作品及贡献：
周璇一生共出演了40多部影片，并主唱过主题曲和插曲100多首，因其在《马路天使》中饰演女主角小红，并在影片中主唱的两首插曲《四季歌》和《天涯歌女》，而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银幕偶像。主要作品还有《李三娘》、《董小宛》、《苏三艳史》、《长相思》、《歌女之歌》、《莫负青春》、《忆江南》、《夜店》等。
在一个明星不断涌现又不断被遗忘的时代，离开这个世界已近半个世纪的周璇居然一直没有被遗忘，人们无法忘怀她在银幕上无邪而甜美的面孔，还有她天籁般的歌声。 她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两栖明星。在近20年的演艺生涯中拍摄了43部影片，演唱了200多首歌曲，成为早期娱乐界的一颗耀眼之星。她的代表作《马路天使》、《忆江南》等片更是享誉海内外，受到广泛好评。其中《马路天使》在20世纪曾被评为"中国90年优秀影片"之一，周璇本人则荣获"中国世纪奖"。她最适宜扮演的角色是那种天真未泯的小姑娘。看过《马路天使》的观众谁能忘记小红俏皮的笑容和受委屈发脾气时的伤心模样。古装片盛行的当儿，她披上了古典的衣饰，更显露了她的东方美。《孟姜女》、《李三娘》和《董小宛》赚得了多少人的同情之泪？她顽皮的表情、甜美的笑容，中国界似乎还无第二人可比。而周璇的歌声至今仍在各色场合流淌着，与今天的时尚依旧显得那么合拍，有一种老贵族般的华丽气息透过歌声流泻出来。
剧作家们把她的经历改编成各种剧目在舞台上、银幕上、荧屏上演绎着。一位当年同周璇特别要好的朋友记得她的口头禅是："滑稽来"。而人们在看了演绎周璇的那些影视、戏曲后大多会说"作孽来"。
时至今日，其实，谁也无法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周璇，或者有些事情连她自己也无法说清。同演艺生涯的巨大辉煌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周璇个人命运的多舛。演员陈冲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现在特别向往平静和简单，希望世界上所有的戏剧情节都不要发生在我家里。我只在上反映人间的悲欢离合就行了。"对于女人而言，人生经历越简单就越幸福。周璇的一生经历了太多情感与心灵的磨难。在银幕上她可以游刃有余地塑造角色，在舞台上她可以光芒四射地放歌，生活中的她，单纯、轻信，还有天才艺人特有的敏感和多疑。当时代发生大变迁，当遭遇的人和事不如她想像得那么美好时，那些给过她无穷创造力的艺术气息就会伤害她败坏她，让她终于无法拥有宁静。
身世和周璇之名的由来
周璇出生在江苏常州一户姓苏的人家，学名苏璞，小名义官。苏璞三岁时，被舅父拐卖到江苏省金坛县一带，后来被一户姓王的人家收养，改名为王小红。不久，养母改嫁给上海一名姓张的工人，就将小红送给了住在北京东路的一户周姓人家，这样，小红又换了姓，叫周小红。周小红长至七八岁时，周家家境日益贫困。根据周璇自己的回忆："养母被迫去帮佣度日，那个被鸦片熏黑了肚肠的养父竟丧心病狂要把我卖去妓院当妓女，幸亏养母及时搭救，才免去我一场更大的灾难……那时，日子越来越苦，往往饿着肚子呆呆地坐着，口水直往肚里咽……"她在给《万象》杂志写的文章中这样说："我自幼爱听人家唱歌，耳音也好，常常跟着哼，一遍两遍，三遍四遍就能上口了，在学校里，我唱歌的成绩总是第一名。"她常常独自在家，以唱歌来释放自己内心的哀愁。周璇成年后，内心的阴影也许就来自于苍凉的童年。童年的苦难深深烙在她的心间，使她的性格变得抑郁、内向、多愁善感。
周璇在一篇名为《我为什么出走》的文章中写道："6岁以前我是谁家的女孩子，我不知道，这已经成为永远不能知道的渺茫的事了！"周璇的出生和来历，正如她自己所预言，似乎已经不可能被揭开真相了。她一生都没有放弃过寻找自己的父母，随着她后来的出名，她的寻亲也被许多人当作了生财之道。
1932年，12岁的她经人介绍加入黎锦晖创办的明月歌舞团习艺。周璇和伙伴们在舞台上演出救国进步歌剧《野玫瑰》，在终场时，高唱主题曲《民族之光》，黎锦晖笑着鼓励她："小红，你这一句'与敌人周旋于沙场之上'唱得真好，是你进剧社以来唱得最好的一句。你正好姓周，以后就改名叫周璇吧!"叫"小红"的女孩子因为被肯定而有了一个后来被人们所熟悉的名字--周璇。此后，在演艺圈里人们常常喊她"璇子"。
歌声与演技
作家白先勇曾经回忆道："我的童年在上海度过，那时上海滩到处都在播放周璇的歌，家家花好月圆，户户凤凰于飞"。《花好月圆》和《凤凰于飞》都是周璇主演的里的插曲，由周璇本人演唱。
"花样的年华，月样的精神，冰雪样的聪明，美丽的生活……"王家卫的小资风格《花样年华》的灵感也来自周璇的歌声。
周璇真正扬名是在1934年，上海各家电台联合举办歌星比赛，白虹、周璇、汪曼杰名列三甲。报刊评论她是"新出现的小歌星，前程似锦"，电台称誉她的嗓子"如金笛沁入人心"。从此，"金嗓子"便成了她的雅号，那年她才14岁。
周璇是因着《马路天使》一举成名的。了解中国的观众，研究中国的专家与学者，不会疏漏由她和赵丹主演的现实主义杰作《马路天使》。周璇演绎的那个乐观、俏皮的歌女小红和她所演唱的《天涯歌女》和《四季歌》成了几代人共同的回忆。周璇一生塑造的人物中，当以《马路天使》中的小红最为人们所称道。周璇自己也最中意这部片子。1947年，上海《杂志》的记者访问周璇："很想知道你对过去所演的影片，觉得哪一部最满意？"周璇谦虚地回答："我都觉得不满意，不过……《马路天使》最值得我怀念，因为许多朋友都喜欢它。"
周璇被一些专家评价为典型的感觉派明星，她主要是靠感觉和经验来演戏，她的表演都是自然流露，经常会有一些真挚动人的精彩片段出现，她不是靠表演功力以及角色深度取胜的。但她有她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相信，不论到什么时候，中国都不会淡忘这个《马路天使》中青春活泼的小女孩。
靠本色表演获得观众青睐的周璇在生活中当然更不会演戏，也不屑演戏了。她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觉得自己意志不定，心又太直，所以害了自己，到今天真是吃足了苦头，一言难尽，不说也罢。"
周璇的爱情
上世纪40年代，周璇几乎达到了个人事业的顶峰，但她的情感生活却不如她的演艺生涯那么一片坦途。
在1943年的《新影坛》杂志上，有人这样评价过周璇："无论在她婚变之前或后，她的私生活，一向是很严肃的。你可曾看见她独个儿在交际场所或游乐场中出现？除非有应酬，她总是难得外出的，这也是她值得为人称道的一点。"
演艺圈的爱情永远也不可能像普通人的爱情那么简单、清明，而大明星的感情生活又几乎是大众最关心的新闻，这一切注定了周璇作为一个明星的坎坷情路。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在于周璇自小缺乏正常的家庭温暖，缺少来自真正懂得她爱惜她的亲人的关怀。这样，一旦遭遇到情感的困扰，她便会有无处可退无人可倚的绝望心态。这样的心态，加上一个艺人特有的敏感脆弱，她就很难在特殊的时刻做出理智的抉择。
周璇的初恋和结婚对象是严华。他教她普通话关心她爱护她，在她眼里，他如父如兄。但同许多女人的初次恋爱一样，美好地开始，无奈地结束，不同的是作为公众人物的周璇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关于他们的分手，有各种版本的说法，归罪于媒体，归罪于严华的大男子主义，归罪于周璇的轻信和某些人的恶意破坏，众说不一。事实是，当周璇成了万众瞩目的明星之后，她就注定了无法安静地拥有自己的生活。周璇的第一次婚姻以她断然出走而宣告结束。两个人在1940年正式签字离婚。
周璇的第二段比较公开的恋情是她同绸布商人朱怀德的同居。有一种说法是朱怀德以甜言蜜语欺骗了她，骗取了她的感情和部分财产。在她怀着身孕回到上海时，不承认她怀着的孩子出自他。又有资料表明，周璇同朱怀德交往了近8年，不短的交往历程和已经成熟的见过世面的周璇，不会如人们臆断的那么无知和轻信。相对她的第一次爱情，这段爱情似乎带了更多阴暗的色彩。这段感情以周璇登报声明结束同居关系而告终。
周璇的最后一段感情更是莫衷一是。当时的周璇情绪低落，事业也陷入低谷。有人说在这个时节闯入她生活的唐棣是骗子，又有人说他们的感情被别人破坏了。我们能发掘到的事实是，这个男人因为与周璇的关系以诈骗罪和诱奸罪被判刑三年。这段感情破灭之后，第二次做母亲的周璇不久就陷入了精神混乱的状态。
周璇之爱最美好的版本是同石挥的失之交臂。他们因为《夜店》而结缘，为了事业和误解而分开。分手，对于当时的他们来说或许是一种遗憾，而对于周璇和石挥的一生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因为分手，他们保留了这段感情最终的美感。
在周璇的一生中，似乎没有一个男人扮演过合格丈夫的角色。感情的事或许是世界上最难说得清道得明的。我们能知道的事实是，周璇在开始每一段感情的时节，已经是独立的职业女性，有钱有名也有美丽，她有充分的权利选择自己的爱情。被爱也好，被欺骗也罢，一定有一个瞬间、一个阶段，她是满足的欢喜的开心的。
把身世之憾同样
留给了孩子们
在周璇最后的弥留之际，她拉住老友的手，用颤抖而低弱的声音，无限凄惨地诉说着一件她至死不忘的心事："我是苦命……一直见不到……亲生……父母!"
事实是，周璇把她曾经有过的遗憾 又带给了她的两个儿子。他们出自不同的父亲，几十年来一直不和，永无机会坐在一起温暖地回忆关于他们母亲的一切。她离开的时候，他们都在不谙世事的年龄。儿子们各自出过不同版本的有关母亲的回忆录，客观地说，他们对于母亲的了解、欣赏和珍惜恐怕还不及母亲当年的朋友和热爱周璇的观众深切。
只是他们比他们的母亲豁达，他们不再纠缠于自己的父亲究竟是谁，父亲同母亲的感情究竟如何之类永远无法说明白的细节。
大儿子周民对母亲的印象只有两次，第一次是1957年春，周璇病情转好，上海局派人把周民带到虹桥疗养院。周民回忆说："我坐到妈妈身边，妈妈一边拉住我的手不放，一边跟大人说话。我不让她拉，跑出去把蜻蜓、蝴蝶捉回来给妈妈看。妈妈看了说：'把这些都放掉了吧……'还对周围的人说：'这么大的孩子还不懂事，只晓得玩。'"第二次是在周璇出殡当天，公祭仪式在万国殡仪馆举行，周民那时7岁。周民说："我只上去看了看(妈妈)，就和保姆坐三轮车回家了。"对于周璇的去世，周民说自己当时并没有特别的悲哀。说起周璇的作品，周民说他对母亲作品的印象是"靡靡之音"。关于周璇的介绍，他也从来不看。对母亲，他没有特别漂亮的印象，倒是觉得她是个很麻烦的人。
小儿子周伟说，最令他难忘记的是他小时候去精神病院看母亲，周璇隔着铁栅栏对他哭喊"儿子，快点长大吧，你要帮帮妈妈"，周伟认为母亲生下他，是要证明自己的无辜，证明她并没有患精神病。多年前，他曾经就母亲的财产打过一场著名的官司，他胜诉了。前些年，他和太太带着女儿们从定居的加拿大到上海举办过"周璇后人演唱会"，似乎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他自述，他与他那同母异父的哥哥的情意仅止于"见面了我会让他保重身体"而已。
作为一个演员，周璇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但她的身世多少让人唏嘘。作为女儿，她从来不曾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作为母亲，她从来也不曾进入过儿子们的现实生活，留给他们的是模糊而遥远的印象；作为女人，她享受过感情生活的甜美，但幸福总是那么短暂，她从来不曾拥有真正的家庭温暖。她的一生从来不曾享受过真正的和美与宁静，在去世之后，关于她的死因和财产，又起过不小的纷争。
根据周璇的人生故事编写的音乐剧正在她当年走红的上海滩热热闹闹地上演，不知道台湾演员伊能静能否走进半个多世纪前的周璇的内心。毕竟，这个世界上像周璇那样既简单又复杂、既天真又世故、既幸运又不幸的女人不太多。相信，她的内心一定是善良纯正而清明的。否则，她的歌声就不会那么纯净、甜美。
如果有机会选择的话，不知道周璇是愿意过这绚烂到极致又凄怆到极致的一生呢，还是愿意做一个小康人家的主妇，活得很长很平淡，过平常的日子，没有不可与人说的烦恼，也没有万众瞩目的荣耀。不知道，生命后期的周璇对于人生会有怎样的感慨。或者，在她有点凌乱的思绪里已经没有了痛苦和欢乐的区别；或者，杰出的艺人如周璇是上天送给人间的一件礼物，她注定了要用短暂来演绎永恒。随着岁月的流逝，能够永恒的永远是她的艺术，她的银幕形象和她的歌声。 （文/忻之湄）

古代商人地位低
1赋税：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从秦朝直至清朝，无不强调以农为本，这其中确有传统和关于百姓温饱甚至王朝稳定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统治的方便性和赋税！封建王朝农民对国家承担税、赋、役三重的责任，帝王通过大小官吏收取全国土地的地租为税，收取人头税为赋支派民众出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修河、建陵甚至戍边）为役。而无论这其中哪一项都有先决条件，即人员的相对驻地的固定性和民众的顺良。人员固定，税赋方便收取，劳役便于支派，所以有户籍制、保甲制等等，限制人员流动。特别是在盛世，人口急剧增长人头税成为很重要的国家收入组成，就更强调人员的相对稳定。商人的特性是随利而走，当然不会受统治者欢迎。
民众特别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民众，其劳动的特质决定了，他们相对的稳定性和极强的灾难承受力（品行温良），相反商人的逐利本性和冒险精神是难以为人长期盘剥的！故被统治集团长期打压，地位低下。
2经济思想的长期落后：古人只看到商人在流通领域高卖低买，赚取中间差价，便认为其奸黠狡诈，不事生产而徒分其利！认为商业本身不创造价值（甚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有此一说），反害农桑，故有重农抑商一说
这也造成了商人社会地位的低下。
3社会心理的影响：因为以上两点，在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刻意描述和诱导下，商人在社会大众心理中的职业地位日渐沉沦，少数行业败类的恶行被无限夸大甚至放大为整个职业群体的群像，同时，在封建社会商人本身的话语权有限难以为本阶层正名，加之国人久已有之的仇富传统，更使商人阶层整体难以摆脱地位低下的境地。
4儒家思想的毒害！ 汉以前并不是这样的。 象吕不韦就是大商人出身。孔子的学生子贡好像也是。
5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商业网已经形成。《管子》的说法是，“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 （《管子·轻重甲》）即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则大商人的资产越多。管仲为齐桓公作首相，垄断盐铁批发生意，建立国家粮库，用国家商业挤压私人商业，形成一种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垄断和竞争相结合、国营和私营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使齐国经济发展，国库充实，能够成为春秋五霸。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商人有，前越国大臣、后下海经商的范蠡，被后人称为商人的鼻祖陶朱公（《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用12头牛犒劳秦军、通报军情的郑国商人弦高（《史记·秦本纪》）；赵国阳翟富商吕不韦。（《史记·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秦统一六国后，随即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建立宽达25丈的驰道和直道，修建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为全国范围的物资运输和交换奠定了制度和物质基础。当然，秦始皇“尚农除末”，商业不发达。但是，汉高祖平定天下后，秦奠定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物质基础得到了有效利用，市场迅速发展起来。汉朝吸取秦的教训，轻敛薄赋，只收667%的农业税，客观上只能支撑一个宰相坐牛车的小政府。在对待商业的态度上，汉初崇尚黄老哲学，放任无为，不抑兼并，相当于现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结果，市场活动强烈，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大地主避税能力强，国家税收进一步减少，迫使晁错提出“纳粟拜爵”政策。到汉武帝时期，大地主们都有了爵位，但国家粮库又空了，边境又告急，不得已，只好征收6%的财产税。如果富人们隐瞒税收，一经告发，则财产一半给告发者，另一半收归国库。一时间，“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害”。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其重要的经历。从西汉初期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一转到西汉中期的杀商政策，统治者懂得了，商人具有积聚社会财富的强大力量，必须“重农抑商”，才能平衡商人和农民的利益。从此，历届政府都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

九鼎、和氏璧、随侯珠、兰亭序，是中国历史上几件亡佚了的著名国宝，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孜孜以求地探寻着它们的下落。其中和氏璧、随侯珠、兰亭序的真实性是确凿无疑的，人们所争论的，只是它们的归宿和结局。九鼎在这些国宝中无疑是最重要的，因为鼎是真正的国之重器。然而对于九鼎是否真的存在过，始终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大禹铸九鼎一事，史料记载丰富详实，而且传承有序，是确定无疑的，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夏初铸鼎一事完全超出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后世帝王出于维护其统治这一政治目的的凭空杜撰。

在古老的中华文明中，鼎是最重要的象征性器物，从中华文明启蒙开始就伴随着中国历史一路同行。《史记·孝武本纪》记载：“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也。”当黄帝战胜炎帝后，《史记•五帝本纪》又这样记载，“获宝鼎，迎日推筴”，《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成而升仙。”可见，在人文初祖时代，鼎已经是被赋予了超自然色彩的重要器物，并与部落首领有了神秘的联系。

中国自西周以来，就进入了礼法社会，礼制是人们一切行为的规范，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必须遵循这一规范。而青铜鼎，就是这个礼法体系中最重要的礼器，它被用来沟通人神，是一个王朝不可或缺的传国重器。

纹饰精美典雅，造型古朴端庄，气势雄伟沉稳的青铜大鼎，是国家统一、政权集中的象征，是抽象的王权威严物质化的具体形象。一个中国古代政权可以没有庙宇宫殿，却绝对不能没有镇国宝鼎。所以在中国古代，一个政权的建立称为“定鼎”，而政权的更替叫做“鼎革”。

宋朝在靖康之乱后，宗庙颠覆，逃到南方的残山剩水间苟延残喘。这个小朝廷为了偷生，一切都可以苟且，哪怕是忍辱含羞地对金人称臣称侄，可唯独对鼎这一礼器不敢苟且。由于宋朝原来的祭祀礼器被金人掳去，而国家残破，财力凋敝，刚刚安顿下来的赵宋朝廷无力重新熔铸青铜鼎簋等大型礼器。可是正如国家不可一日无君，朝廷也不可一日无鼎，金兵的铁蹄虽然可怕，但没了鼎，政权便失去了精神上的凭恃，这令他们更加惶恐。情急之下，他们想出了变通之法，用陶瓷模仿青铜质地，精心烧制了一套大鼎，聊以自慰。

鼎除了是一种礼器外，还是一件神器，在华夏礼乐文明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古人认为，鼎上附着了各种神怪，拥有超自然力量，上天以这种力量来护佑王权。

当年周王室衰微，诸侯对王权起了觊觎之心。楚庄王在伐绒班师途中经过洛阳时，有意打听九鼎的大小和重量，显露了其野心。于是，周的宗室王孙满出来犒军时，对楚王说了这样一番话：“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天下的归属取决于君主的德行而不在于鼎的本身。往昔夏朝开始实行德政的时候，远方的人们把各种事物都绘制成图像，九州的首领贡献了铜，铸成九鼎，把各种奇形异状的神怪图像都铸在鼎上，万物皆备，让人民能分辨神和妖。因此，人民进入山川泽林时，就不会遇上邪恶的鬼怪。从而能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和睦相处，以承受上天的保佑。夏桀德行败坏昏乱，结果九鼎被迁移到商朝，经历了六百年。商纣王暴虐无道，九鼎又被迁到周朝。德行如果美好光明，鼎虽小，分量却很重；如果奸邪昏乱，鼎虽大，分量也是轻的。上天赐福给有美德的人，总有终止的日子。成王把九鼎固定在郏鄏，占卜的结果是传世三十代，享国七百年，这是天命所决定的。周朝的德行虽然衰减了，天命并没有改变。九鼎的轻重，是不能问的。

总而言之，王孙满认为，王如果失了德，就有违天命，鼎上的神怪就不会再为他效力，上天将收回政权、另授有德者，但在天命未变时，政权不能更替。

王孙满这段话虽然强调“在德不在鼎”，其实却把鼎与道德人心以及神怪护佑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王如果有德，则能得到被鼎所承载的民心和神力的支持，否则，王权将被颠覆，这种观念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宋太祖立国后，因开封无险可守，就想把国都迁往洛阳，赵光义不同意，就对他说：“在德不在险”，也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王孙满对楚王义正辞严的说教，强调了君权神授思想和天命不可违的观念，向楚王宣示了周室政权的神圣与合法。以后人们就将那些谋夺政权的想法和行为称作“问鼎”。

据《尚书•禹贡》记载，禹完成治水后，“九州攸同”、“四海会同”，受到天下万民的敬仰，凭着立下的万世之功，禹建立了夏朝。又征发大量人力进入山林开采金属，熔铸了象征华夏九洲的九鼎，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国宝。九鼎在历经夏商周三代，传承了两千年后，突然消失了。其后两千多年，人们一直在寻找九鼎的下落，却始终没有找到，成了历史上的一桩悬案。

九鼎的失踪，导致了后世对它的去向以及它们是否存在过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夏初铸九鼎肯定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但九鼎后来在战乱中被毁或者散佚了；另一种观点则反对这种说法，认为九鼎根本不存在，纯属后人出于政治目的凭空编造。

持肯定观点的人认为，九鼎之事在《史记》《左传》以及其它典籍上都有记载，可以相互印证，是无可置疑的史实。当代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说：“传说中的夏铸九鼎，大概是打开青铜时代第一页的标记。”虽然他承认夏铸九鼎是传说，但没有否定此事，而且同意中国青铜时代肇始于九鼎。

《史记•封禅书》记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鬺烹上帝鬼神。”

《史记•秦本纪》记载：“五十二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

《左传•桓公三年》记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逸周书• 克殷解》记载：“武王再拜稽首，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卫叔出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乃命南宫忽振鹿台之钱，散巨桥之粟，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乃命闳夭封比干之墓，乃命宗祝崇宾飨，祷之于军，乃班。”

《左传•桓公二年》记载：“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公不听，周内史闻之曰，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

《墨子·耕注》中说：“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开”，就是大禹的儿子“启”。

上述史料都记载了夏铸九鼎之事，虽然《墨子》的记载中认为是夏启而不是大禹铸的九鼎，但同样也确认了九鼎是铸成于夏初的史实。

支持九鼎真实存在者认为，此事史料详实，言之凿凿，因此九鼎之事确定无疑。而且作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中国最重要的史书，司马迁秉持的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历史实录精神，其记载的重大事件许多已经被现代考古所证实，因此其真实性权和威性不容置疑。

由于史料记载丰富，使后人眼里的九鼎，形象清晰、传承有序。据《墨子·耕注》记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代代相传，清楚明了，然而秦灭周后，九鼎被掠至咸阳，此后就再无踪影了。

对于九鼎的去向，支持九鼎存在者分析其有三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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