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的成本红利正在消失需要加快转型升级

当中国制造业自动化转型升级的速度没有赶上生产成本红利消失的速度，不可避免出现了一个尴尬局面：工厂要跑了！

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正面临着来自生产成本比我们低很多的东南亚国家的挑战。从国际形势上开看，可能情况更严峻：美国的围堵，东南亚、墨西哥的步步紧逼，真是“前有狼，后有虎”。

生死不入制造业

贸易战是一记惊雷。

“所有人都很紧张，急速求变，从长计议，我们可能转移所有东西。”美国旅行背包品牌TortugaBackpacks联合创办人佩罗塔说，在中美贸易战爆发后，花了4年时间在中国建立了完整的生产商网络的Tortuga Backpacks打算在越南寻找替代供应商。

一些专家断定，这是继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又一次最大的“跨境供应链转移”。尽管主流媒体对制造业撤离讳莫如深，但是中国制造业加速向东南亚和印度迁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迁徙早在前几年就已经出现。全球最大运动鞋制造商台湾宝成集团旗下裕元工业设于东莞高埗镇的工厂，高峰期达10万人左右，仅在2012年就砍掉51条制鞋生产线。与此同时，宝成在越南的厂区目前已经增加到7个，员工数约16万人。

不仅是珠三角，在浙江温州、福建晋江等制鞋基地都在转移或关闭。“中国南部地区工资的上涨可能会迫使消费品的制造商将生产迁出，在未来五年迅速地转往成本较低的地区，包括中国西部、印度尼西亚、越南和孟加拉国等。”利丰总裁BruceRockowitz早已预言了现在发生的事情。

3C电子行业也难逃此劫。最近，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已经计划前往印度谈判，将生产线转移至那里。早在此前，郭台铭就提出，到2020年，富士康在印度国内兴建10至12家生产工厂，并创造至少100万个就业机会。

与富士康、广达电脑齐名的金仁宝集团也正在有计划地撤离中国。2015年，集团旗下的孙公司泰金宝电子在春节前全面停产，在同一厂区的泰金宝光也结业，并已经将相关的设备材料转出到泰国、巴西、波兰等国。

同样是在2015年，随着三星在越南投资百亿美元的生产基地相继投产，三星电子将80%的中国产能转移到越南的计划正加快实施。

越南最大地产发展商之一的BWIndustrial公司表示，去年十月起收到许多查询，目前所有工厂都已经被租走。

改革开放的40年进程中，强大的加工贸易曾为我们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今天我们的制造业至少面临着订单难、商品流通难、成本优势不再、融资难的四大困境，甚至于很多老板在口口相传着“生死不入制造业”的论调。

制造业撤离的危机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关于1791年制造业的报告》中阐述了一个永恒的原理：有志气的，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往往感受到比较先进国家的重压。“不仅国家的财富，而且国家的独立和安全看来都与制造业的发达有着实质性关系。”

制造业的撤离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

历史在轮回。

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之前，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全球制造业老大。20世纪50年代，美国因为低附加值工作岗位的维持成本高于亚太地区，把自身淘汰的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日本。

20世纪60/70年代，日本又因为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也就是所谓的“亚洲四小龙”的生产成本比自己低，又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亚洲四小龙”也开始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与此同时，中国大陆正在进行“改革开放”，两边一拍即合，大陆凭借当时低廉的生产成本和政府开出的优惠政策，吸引来了大批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成了“世界工厂”。

这之后又过了20多年，中国的生产成本不可避免地不断上涨，而越南、印度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成本优势逐渐显露。

就像30年前我们很自然地承接了来自“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一样，我们也要面对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的现实。

制造业工厂撤离带来的劳动就业问题其实已经显现。

由于订单外流，位于深圳优衣库代工厂庆盛服饰皮具有限公司工人已数月无班可加。该厂员工老李表示：“以前是每天正常上班8小时，再加班两小时，基本是可以养家糊口的，但现在已经几个月没加过班，在扣除了社保等费用之后，我3个月的工资只有1354.77元。”

工资减少已经算是轻的，还有数以百万计甚至更多的工人面临着失业的问题。

建于1991年12月的奥林巴斯深圳工厂，有非常辉煌的历史，在其鼎盛时期，有员工1.5万人，但在宣布停工前，工厂只剩下1400名员工，而且很多年已经没有新招工人。

劳动就业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也值得思索。工厂撤离，首当其冲的就是地方财政受到影响，而财政受到影响，随着而来的便是社会福利降低、地方发展速度减缓等一系列问题。

大型制造业工厂撤离大陆，更将对与之相关的上下游产业产生重大冲击。

犹记得2016年，三星打印机从威海迁移，整个高区哀鸿遍野。在三星迁移后，随之迁移和倒闭的还有给三星配套的大量企业和第三产业。

去年4月，深圳三星电子通信公司宣布将被撤销，与此同时，三星在中国的供应链也出现剧烈振荡。首先是其一级供应商苏州普光、东莞普光、东莞钨珍、及艾迪斯等曾在中国雇佣成千上万名员工的大厂先后倒闭。

紧接着，三星重要供应商友达光电员工们在工厂打出了“友达赢利十余年，一朝关厂见血泪，奸滑工厂讨公道”的横幅，以表达对工厂突袭式关厂的不满。

可以想象，如果后续更多制造业工厂撤离中国，会造成多么巨大的损失。

事实上，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制造业萎缩的趋势似乎发生了“逆转”，许多人将此称作美国制造业的回归。

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他们的政策导向都旨在透过技术创新，推动高科技发展，引导高端制造业重回本土，鼓励企业回到美国在本土建立工厂拉动就业。

一旦撤离，中国的制造业回归，要多久？

中国制造业的成本红利正在消失

成就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是什么？中国制造的廉价成本，包括廉价劳动力、低廉的土地、能源等成本。另外，还有政策的红利：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招商引资给外企在税收、进出口经营权和注册资本等方面开出了很多优惠政策。

而现在，中国制造的各项成本红利正在快速消失。

在东南沿海地区，“招工难”成为各企业老板们这些年最焦虑的问题之一。2018年的情况则更加特殊，一方面受到内外经济形势影响，部分企业订单不足，很多工厂年前提前放假，节后推迟开工；另一方面，一些有订单的企业，却招不到急需的一线熟练工人。

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都是这样：“2018年工厂招工，工人的工资涨了又涨!”“工厂月薪过万招工难‘马路游击队式’招工该升级了”·······中国用工成本上升是不可避免的。但其实在用工成本上升的背后，还有一个压力是：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到工厂工作了。

在这些制造业企业中，一线熟练工人平均工资并不低，但多数是四五十岁的老工人，因为培养一个熟练工和技术工，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而工厂的工作缺乏上升空间和稳定预期，也阻碍了年轻人进入。

在自行车制造企业广州千里达集团车间工厂，已经鲜少见到年轻人的身影，厂长高谱祥说：“目前25岁以下的年轻人只占整个工厂的3%左右，基本上都是35岁以上的员工，人工确实难招。”

再看中国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成本，因为利率没有实现市场化，目前还维持着全球较高的利率水平。

“中小企业很难在银行借到钱，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P2P等民间资本能够火起来的原因。”有业内人士提出，商业银行在选择借贷对象时，往往很难完全按照市场原则把钱贷给有偿付能力的企业，而是把钱贷给国企、地方性大企业等有地方政府扶持的企业。

制造业转型升级：青黄不接

归结起来，中国制造业当下的处境很尴尬：一方面是来自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的步步紧逼，而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跨入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否则一旦在产业结构升级之前先被东南亚国家或者墨西哥夺走了低端制造，那么我们就很有可能落入“世界工厂，没有工厂”的境地。

有一些专家建议将产业向西部内陆地区转移，来寻找新的廉价劳动力。“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西部地区的用工成本随着产业的发展，迟早还会升高。所以，最新一次产业转移浪潮是必然会发生的。”另一些人提出了反对意见。

现在的出路大概就只剩下一个：制造业转型升级。

然而，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中国在承接低端制造30多年之后，在高科技方面、创新方面的突破还略显苍白：比如飞机发动机、医疗器械、机器人、新材料等技术，我们自己的研发和商用转换还很不成熟，国外对知识产权又保护得密不透风，产业向高端升级还停留在初级阶段。

这是两个世界的较量。

传统制造业呼唤新的增长动能，智能制造应运而来，光环缠绕的机器人尤为耀眼，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政府、资本充当着“游说者”的角色，不管有没有实力的企业都打上了“机器人”的标签。

一些已经无法招架人工问题的制造业企业也绞尽脑汁想着改变，自动化改造是一个出路，但是目前，他们却很难接受投资回报周期高于2年甚至1年的项目。

“成本还是太高了，风险很大。”中小企业们都心有余而力不足：“用不起机器人，最终还是量的问题，最后，自动化产线就变成一个样板，客人来的时候参观一下。”

“不只是我们，还有比我们更大的企业也不愿意投入，没办法，整个行业的利润都很低。”有知情人士吐槽：“一条生产线，要投入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对于我们来说成本太高了，汽车行业一条自动化生产线投入几千万甚至上亿还说得过去。”

一方面是生产成本压力增加，招工难；而另一方面，是机器人设备成本还没有达到企业可以接受的范围，这种“青黄不接”的情况下，也难免有企业想要撤离。

用得起机器人的企业也有“青黄不接”情况：自动化产线效率未能达到预期，投入后节拍大打折扣；机器人稳定性欠缺，故障导致停产；机器人智能化、柔性化程度不够，还有未能完美解决的工艺问题等。

有制造业企业负责人表达不满：“说是海归团队，要用人工智能改造产线，连工艺都没了解过，一问三不知。”

“预期2-3年回本的产线改造，实际做下来，4-5年能回本就烧高香了。再加上使用过程中经常遇到各种小故障，效率甚至还不如人工。”在高工机器人的巡回调研中，康宝电器副总裁陈国祥先生曾向我们吐槽。

尽管如此，他们都清楚地明白，如果还想在中国维持生产，自动化是唯一的出路。“未来实在招不到人了，自动化肯定是要上的。”

2019年是一个坎，但也许是“机器人行业觉醒的一年”，在市场给了我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之后，“没有捷径可以走，只有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沉淀、开拓、坚持。”这是多数人得到的教训。

但愿我们可以在稳步中走得更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