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时代，中国与爱立信依然密不可分

摘要: 1892年，一位名叫Gustaf Öberg的瑞典船长来到上海，他发现当时中国对电话的需求非常旺盛，于是积极联系爱立信成为代理。随后，Gustaf Öberg向爱立信发出了第一笔2000部电话机的订单，凭一己之力开启了爱立 ...

1892年，一位名叫Gustaf Öberg的瑞典船长来到上海，他发现当时中国对电话的需求非常旺盛，于是积极联系爱立信成为代理。随后，Gustaf Öberg向爱立信发出了第一笔2000部电话机的订单，凭一己之力开启了爱立信与中国一百多年的不解之缘。据说，这批订单也是爱立信历史上最漂亮的电话机。1986年，中国邮电部在北京故宫里曾找到了一两部当年留存下来的电话，成为珍贵的历史见证。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新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之后，急需国外先进通信技术和设备来改善国内基础设施环境。1984年，又有一位瑞典人来到中国，凭一己之力重启了爱立信在中国的业务，这就是前爱立信中国及东北亚地区综合事务副总裁，Per-Olof Björk。爱立信也因此成为最早向中国提供电信基础设施的外国公司之一。

2018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爱立信扎根中国也已满126周年。作为对与中国结缘一百多年的回忆和总结，Per-Olof Björk与爱立信前高级副总裁Lars A Stålberg一起，将自己在中国30余年的亲身经历，以及爱立信历史档案馆中大量的资料和图片结合在一起，撰写了《爱立信和中国关系源远流长》一书，阐释了爱立信与中国长期合作的坚定信念和感受，并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通信行业蓬勃向上的发展历程。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是爱立信全球三大市场之一。我非常有幸自1984年起，就来到中国，见证爱立信与中国的长期合作。这本书不仅记录了我们亲身经历的重要事件，而且总结了促成爱立信与中国126年成功关系的重要因素。” Per-Olof Björk说。

Per-Olof Björk

百年历史，信义为先

1984年，Per-Olof Björk首次到中国出差，从此就与中国结缘。

“1984年爱立信在中国还没有办事处，1985年瑞典与中国建交后，爱立信随即就在京伦饭店开了办事处，是最早在中国设立办事机构的跨国通信企业。” Per-Olof Björk告诉记者。

在随后数十年间，Per-Olof Björk历任多个职务，这些职务都与中国有一定联系，为此Per-Olof Björk曾两度定居中国。Lars A Stålberg在1979至1982年间曾任瑞典驻北京大使馆商业参赞，在随后的1989至2000 年间，任爱立信企业传播部负责人等高管职务。

在爱立信和中国的多年经历，让Per-Olof Björk与Lars A Stålberg积累了大量珍贵照片和故事，二人闲暇时经常会把这些资料整理、记录下来。几位爱立信内部的朋友了解到他们手里的资料后，纷纷鼓励二人把这些内容编辑出版，与更多的人分享他们的故事。

在进一步梳理手中的资料时，Per-Olof Björk和Lars A Stålberg总结了一些爱立信与中国长期友好合作的宝贵经验。比如要促进双方互信，就要尽力推进本地化经营，保持经常性互访；打造产业合作的双赢方案，向客户提供相关知识，帮助他们快速增强技术能力，并积极参与社会层面的建设和发展等等多个方面。

Per-Olof Björk认为，相互信任对于在中国做生意非常重要，而信任关系不是签订合同就能建立起来的。在这个方面，爱立信得到了瑞典大使馆的支持，自己也做了很多努力。比如爱立信可以向中国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不断派专家来帮助中国客户解决问题等等。“大量资源的投入和长时间的紧密协作，让爱立信与中国客户之间形成了稳固的信任关系。” Per-Olof Björk说，“当然，竞争力的价格、产品和服务也至关重要。”

在爱立信工作了二十多年，现任爱立信中国区总裁的赵钧陶也认为，信任确实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一点在电信行业尤为重要。在爱立信看来，诚实、守信是企业经营的立身之本，不做过分的承诺，承诺的就必然要做到，只有这样客户才会有安全感。

回顾爱立信的历史，赵钧陶有两点很深的感触。爱立信是目前唯一一家参与过第一代移动通信到5G发展的公司，同时爱立信也是唯一一家成立至今从未偏离主业，始终专注于通信业务的公司。“历史是最好的证明，爱立信是值得信任的长期合作伙伴。”赵钧陶说。

爱立信中国区总裁赵钧陶

5G时代，中国与爱立信依然密不可分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从当初的1G一直到即将到来的5G，中国与爱立信一直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如今，爱立信在中国有11000名员工，其中有5000名员工从事研发，这是爱立信在瑞典以外的第二研发中心。与此同时，中国也是爱立信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场，爱立信在中国建立了5个创新中心。

“展望未来，我们对爱立信与中国的合作充满期待。” Per-Olof Björk说。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需要爱立信带来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和技术，并通过广泛合作，促进中国通信产业的发展。那么到了5G时代，中国通信产业已经位居国际领先地位，中国还需要爱立信吗？

对此赵钧陶认为，从爱立信自身来说，在包括5G在内的很多方面，都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产品和经验。爱立信有一百多年的通信行业经验，每次通信革命都站在历史和技术的最前沿，5G也一样。“5G对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是此前移动通信技术无法比拟的，因此需要更多的合作、更多的交融、更多的互相学习。” 赵钧陶说。

从行业的健康发展来说，有竞争才有进步，无论中国本土产业发展到什么程度，都需要竞争来激发产业的前进动力。“当然，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因为一时的波折而发生转变。”赵钧陶说。

赵钧陶举例说，1900年的时候爱立信就开始做全球化，但自己在瑞典的份额不超过5%；2000年，爱立信来自瑞典的收入不超过3%，95%以上来自国外。面向5G，爱立信在中国做了大量的准备，建立了强大的中国研发团队。爱立信CEO鲍毅康曾在不同场合讲过，未来的世界有两大创新中心，一个在美国硅谷，另一个在中国。

除了研发，爱立信在生产供应上也做了充分的准备。目前，爱立信南京生产供应中心已经更新了产品线，为5G产品的生产做好了一切前期工作，一些配套设施也在加快建设。比如在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爱立信在望京园区建设了全球最先进的毫米波电磁测试暗室，项目目前已经封顶。此外，爱立信还在与中国运营商一起推进5G技术和设备的试验工作，并为2019年更大规模的5G试验和试商用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产业应用对于5G的商业成功至关重要，爱立信一直在与中国各个行业深入探讨5G的应用，为此在北京建立了5G创新中心，与中国移动一起建设5G开放实验室，取得了很多成果。”赵钧陶说。

拥抱开放的竞争和协作

爱立信始终认为，全球化的大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无论从国家层面来讲，还是从企业层面来讲，所有参与者都是获益的。” 赵钧陶说。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从一个很封闭的国家变成了开放的国家，世界其它国家也从对中国一无所知而感到戒惧，逐渐变成了深入了解之后的友好、接纳。“谁能想象，1980年上海就曾经搞过电信展？” 赵钧陶指着一张照片说，“上面有爱立信当时的董事长，还有当时最先进的AXE交换机的发明者，或者叫主架构师。”

中国对外的态度也在逐渐开放。据赵钧陶介绍，1980年没有什么外国人能进入中国的电信大楼等场所，现在无论中国电信运营商还是科技研究所，都自信地邀请国外同行来洽谈合作、交流科技思想。因此不过无论形势多么严峻，条件多么艰苦，只要手中掌握先进的技术，持之以恒地争取客户的信任，企业必然会赢得自己的市场。

“全球化中的逆流总会存在，对于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永远保持应有的竞争力。” 赵钧陶说。

另外，电信行业本身需要开放和全球化，只有全面拥抱竞争和全球协作，这个行业才能健康发展，并激发越来越多、越来越快的创新。比如5G全球标准，不仅爱立信、诺基亚在为之做贡献，华为、中兴通讯等也做了很多优秀的工作，这对全球协作和5G发展是非常有利的，5G的快速成熟和商业成功也有赖于此。

“一百多年来，爱立信始终支持自由贸易、开放竞争。”赵钧陶说，“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