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产业系列（一）--日本半导体产业之崛起

姓 名：李欢迎            学 号：20181214053              学 院：广研院

原文链接：https://xueqiu.com/7332265621/133496263

【 嵌牛导读 】 ： 半导体的应用领域很广，在集成电路、消费电子、通信系统、光伏发电、照明、大功率电源转换等领域都有应用，可以说是现代科技的骨架。半导体应用的关键领域便是集成电路。集成电路发明起源于美国，后来在日本加速发展壮大，到目前在韩国台湾分化发展。本文旨在介绍日本半导体的发家史，体会上世纪美日之间在半导体产业争霸上的血雨腥风，同时从中寻找一些我国科技产业的发展经验。

【 嵌牛鼻子 】 ： 日本半导体产业

【 嵌牛提问 】 ： 日本半导体产业是如何在美国技术封锁的牢笼中走向世界？

【 嵌牛内容 】

       在集成电路行业，全球范围内的每一次技术升级都伴随模式创新，谁认清了技术、投资和模式间的关系，谁才能掌握新一轮发展主导权，在全球竞争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计划便是例证。日本的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较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已经有了研究基础，发展至今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转型演变的历史，其中从1976年3月开始实施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是一个里程碑。

日本集成电路的起点

       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实施前，日本的集成电路行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作为冷战时期美国抵御苏联影响的桥头堡，日本的集成电路发展得到了美国的支持。1963年，日本电气公司便获得了仙童半导体公司的平面技术授权，而日本政府则要求日本电气将其技术与日本其他厂商分享。以此为起点，日本电气、三菱、夏普、京都电气都进入了集成电路行业。在日本早期的集成电路发展中，与美国同期以军用市场为主不同的是，日本在引进技术后侧重于民用市场。究其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军事建设受限，在美苏航天争霸的过程中日本的半导体技术只能用于民间市场。正是如此，日本走出了一条以民用市场需求为导向的集成电路发展之路，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一度赶超美国。

        日本政府为集成电路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例如1957年制定的《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1971年制定的《特定电子工业及特定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和1978年制定的《特定机械情报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加上民用市场的保护使日本的集成电路具备了一定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施压下，日本被迫开放其半导体和集成电路市场，而同期IBM正在研发高性能、微型化的计算机系统。在这样的背景下，1974年6月日本电子工业振兴协会向日本通产省提出了由政府、产业及研究机构共同开发“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想。此后，日本政府下定了自主研发芯片、缩小与美国差距的决心，并于1976—1979年组织了联合攻关计划，即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计划设国立研发机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所。此计划由日本通产省牵头，以日立、三菱、富士通、东芝、日本电气五家公司为主体，以日本通产省的电气技术实验室、日本工业技术研究院电子综合研究所和计算机综合研究所为支持，其目标是集中优势人才，促进企业间相互交流和协作攻关，推动半导体和集成电路技术水平的提升，以赶超美国的集成电路技术水平。

        项目实施的4年间共取得上千件专利，大幅提升了日本的集成电路技术水平，为日本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集成电路竞争铺平了道路，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把握世界竞争大势、研判未来发展方向，需要凝聚力量、统筹协调的专业认知作为支撑。尽管事后看，日本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实施效果非常理想，但是实施过程却并不顺利。根据前期测算，计划需投入3000亿日元，业界希望能够得到1500亿日元的政府资助，后来实施4年间共投入737亿日元，其中政府投入291亿日元。其间，自民党信息产业议员联盟会长桥木登美三郎多次努力，希望政府追加投入，但是未能如愿。政府投入未及预期，参与企业的士气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当时，参与计划的富士通公司福安一美说：“当时，大家都有一种被公司遗弃的感觉，而且并未料到竟然研制出向IBM挑战的产品。”

       投入不及预期，再加上研究人员从各企业和机构间临时抽调、各行其道，一时间日本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开发很不顺利，不同研究室人员间互相提防、互不往来、互不沟通的现象十分普遍。 此时，垂井康夫站了出来。垂井康夫1929年出生于东京，1951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第一理工学院电气工学专业，1958年申请了晶体管相关的专利，是日本半导体研究的开山鼻祖，1976年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会成立时被任命为联合研究所的所长。

       垂井康夫在当时的日本业界颇具声望，他的领导使各成员都能信服。 垂井康夫对参与方进行积极的引导，指出参与方只有同心协力才能改变基础技术落后的局面，在基础技术开发完成后各企业再各自进行产品开发，这样才能改变在国际竞争氛围中孤军作战的困局。垂井康夫的努力，很快为研发人员所接受，各家力量得到了有效的融合，而历时4年的风雨同舟、协同努力成了日本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最好推力。除垂井康夫外，当时已从日本通产省退休的根岸正人功不可没。当时，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究会设理事会，日立公司社长吉ft博吉担任理事长，但是在真正的执行过程中，根岸正人发挥了很好的协调作用。

       根岸正人有多年推动大型国家研究计划的经验，他对计划各参与方的能力、利益诉求都颇为了解，在计划中通过其有效的沟通化解了冲 突，为垂井康夫成功地凝聚团队做了背后的铺垫。 可以看出，在集成电路的研发攻关中，除了资金和资源投入外，团队协调和技术融合更是成功的关键。

       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的组织架构来看，除垂井康夫领导的联合研究所外，先前成立的两个联合研究机构也参与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分别是日立、三菱、富士通联合建立的计算机综合研究所，以及由日本电气和东芝联合成立的日电东芝信息系统。三个研究所分别从事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和信息系统的研发，其中联合研究所负责基础及通用技术的研发，另两个研究所则负责实用化技术开发（重点为64KB及256KB内存芯片的设计及开发）。在各方的协同努力下，参与方都派遣了其最优秀的工程师。来自各地的工程师们肩并肩地在同一研究所内共同工作、共同生活、集中研 究，在微细加工技术及相关设备、硅晶圆的结晶技术、集成电路设计技术、工艺技术和测试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其中，联合研究所主要负责微细加工技术及相关设备、硅晶圆的结晶技术的攻关，其他技术的通用部分也由其负责，实用化的开发则由另两个研究所负责。

       具体来看，六个研究室中，分别由不同企业负责协调：第一、第二、第三研究室主要攻关微细加工技术，分别由日立、富士通和东芝负责协调；第四研究室攻关结晶技术，由工业技术研究院电子综合研究所负责协调；第五研究室负责工艺技术，由三菱负责协调；第六研究室攻关测试、评价及产品技 术，由日本电气负责协调。微细加工技术是计划的重心，从联合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来看，日本当时开发了三种电子束描绘装置、电子束描绘软件、高解析度掩膜及检查装置、硅晶圆含氧量及碳量的分析技术等。垂井康夫评估说，计划实施完毕后日本的半导体技术已和IBM并驾齐驱。在计划中，日本企业对于动态随机存储器有了深入的理解，其更高质量、更高性能的动态随机存储器芯片为日本赶超美国提供了机遇。

       从1980年至1986年，日本企业的半导体市场份额由26％上升至45％，而美国企业的半导体市场份额则从61％下滑至43％。 1980年，联合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已全部结束，而另两个研究所则追加资金（共约1300亿日元）作进一步的技术开发， 以1980年至1982年为第一期，1983至1986年为第二期。 这些系统化的布局为日本的半导体行业腾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人员来看，计划开展期间的联合研究所研发人员数量为100人左右，计算机综合研究所的研发人员数量为400人左右，日电东芝信息系统则为370人左右。在后续投入阶段，研究人员数量减少，1985年计算机综合研究所研发人员已减至90人左右，而日电东芝信息系统则减至30人左右。尽管联合研究所研发人员相对较少，但事关各企业的未来发展基础，因此各企业都派遣一流人才参与。在此过程中，垂井康夫对各企业都十分了解，点名要求各企业派遣其看中的人才。

       在实施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及后续的资助计划后，1986年日本半导体产品已占世界市场的45％，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半导体生产大 国。 1989年，在存储芯片领域，日本企业的市场份额已达53％，与美国该领域37％的市场份额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日本企业的巅峰时期，日本电气、东芝和日立三家企业排名动态存储器领域的全球前三，其市场份额甚至超90％，与之相比，美国德州仪器和镁光科技则苦苦支撑。

走进经济生活里的一切

导读： 产业界不乏对美国政策的反对之声，接下来中美的谈判，还将影响供应商们的抉择。而当前的这个契机，或许就成为华为转危为机、更进一步的阶梯。

来源丨 21Tech（ID：News-21）

编辑丨 李清宇、黄锴、黎雨桐

部分内容来自 央视新闻、环球时报

美国芯片供应商秘密向政府施压，要求放宽华为禁令

6月17日，环球网援引相关报道称， 包括英特尔、高通及赛灵思在内的多家美国芯片供应商正秘密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后者放宽对华为的供货禁令。

据报道，美国顶级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和赛灵思公司的高管5月底参加了与美国商务部的会议，讨论将华为列入黑名单后的应对措施。

报道提到，美国政府宣称华为存在“国家安全问题”，禁止美国供应商在未经政府允许的前提下向华为供货。有3位知情人士称，美国芯片制造商们认为，华为负责销售智能手机和电脑服务器等产品的部门使用的是常规零部件，不太可能出现与其5G网络设备相似的“安全顾虑”。

“这么做不是为帮助华为，而是为防止对美国公司的伤害。”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道。报道还提到，华为2018年共计购买价值700亿美元零部件，其中价值约110亿的部件来自美国公司，包括高通、英特尔、美光等。知情人士还透露，高通希望能够继续向华为出售用于制造手机和智能手表等通用器件的芯片。

报道称，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SIA)承认，曾多次安排企业与美国政府的磋商会谈，以帮助(行业公司)遵守禁令，也借此向政府官员介绍禁令对(美国)公司的影响。“对于与国家安全无关的技术，似乎不应该被纳入禁令的范畴。我们已将这一观点传达给政府。”SIA全球政策副总裁吉米·古德里奇说。

华为禁令已经引发了半导体产业链的连锁反应，美国巨头博通、德州仪器都纷纷表示贸易摩擦和华为禁令对公司的负面影响，博通还调低了当前财年的营收预期。

不跟华为做生意，40%营收没了！美国禁令下，华为供应商们的生存攻略

供应商的抉择

5月16日，美国禁令的消息来袭，打破了上海A君的日常工作节奏，一夜之间进入经常加班的节奏。

A君就职于一家知名美国半导体公司的中国分部，公司恰好是华为的硬件供应商。而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把华为列入“实体名单”，对美国企业向华为供货进行管制。

眼看清单即将落实，留给双方的时间已经不多，两三天后，企业不得不遵守当地法律进行调整。这家美企总部邮件还未下达，中国区已经粮草先行，为华为提前供货。

华为事件一出，产业链上的全球供应商们也无一幸免。

由于交付时间应该在禁令之后几天，A君所在公司立马为华为提前供货。“禁令只是时间问题，为了提前交付，一方面是赶进度加工，另一方面是抽调别的货源。”A君回顾道：“虽然看着简单，但是要协调好内部和外部。生产部门只是一部分（难点），因为要抽调补货，所以还要协调客户。”

很快，总部的相关邮件隔天到达，要求暂停和华为的贸易与技术往来。A君表示，根据邮件推测，公司应该在申请许可。

这也意味着，华为对此早有预备，存货也备足了一年左右的数量。

大洋彼岸，在美国的半导体厂商们更是加班加点。

有硅谷的工程师在论坛发帖感概：“我司这几天（5月16日后几天）基本36小时以上没合过眼。全公司全功率给华为发货，（周五）通宵未眠，成品半成品只要有的华为买的全给。 因为特朗普，硅谷的打击非常大。比我司更惨的是一些美国器件供应商，不跟华为做生意，百分之三四十的营收没了。 ”

在这位工程师看来，硅谷企业堪称“报复性支持华为”，“国内售前基本就不睡觉拼命签单，本来流程一个半月的三小时就给你签下来。总部也是轮班倒赶在禁令发布之前能签多少签多少。所有其他客户的事情全部放下，所有研发给华为交付干活。”

到了5月20日，美国互联网公司、半导体公司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整，至今，供应商的消息反反复复，也是因为各公司在排查产品、沟通解决方案当中。

产业界也不乏对政策的反对之声，接下来中美的谈判，还将影响供应商们的抉择。

图/图虫

下有对策

虽然政治因素增加了事件的复杂度，尤其凶狠的一面是美国的长臂管辖原则，即使不是美国的企业，只要供给华为的产品中，硬件软件使用美国部分超过25% ，就要遵守禁令。这就使得美国之外的公司也受到管制。

但产业链的企业们并非束手无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可谓全球通用。

他还表示：“这样就形成了企业内部的G2（两国集团）。如果贸易战持续更久，或者这个措施会成为众多国际公司的标准：那就是美国团队/美国分公司做负责美系客户，海外的团队/分公司负责非美系客户。所以G2的模式也是多样的。”在他看来，现在半导体产业链格局正在从全球化转向区域化。

除了在G2的应对方式，顾文军还提到，欧美供应商可能在内部分工上，对美国政策研究上更下功夫。另外也会寻求更多供应，比如技术来源、工程师来源等。

此外，一些公司也通过全球产能布局来抵御贸易摩擦风险。

比如鸿海S次集团总经理刘扬伟就在近日表示，鸿海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共在16个国家地区建置生产基地，并在4个国家地区建置研发单位，强调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产能足以应付需求，只要环境及客户需要，均能在16个设置生产基地的国家扩建产能。

在积极应对的同时，华为供用链也传来好消息。禁令之后美国商务部又宣布对华为的禁令推迟90天实施，6月12日，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錤在最新报告中指出，在不违反美国出口禁令的前提下，手机零组件供货商正在陆续恢复与华为的商业关系。

郭明錤认为，零组件供货商态度出现转变的原因是美国对于出口管制的定义没有很明确，华为与供货商又对恢复彼此商业关系动机强烈，而目前供应链全球化与技术自主性程度高，且近期的中美冲突的焦点已经转移至其他主题。

报告还对华为今年手机的销量进行了预测。认为需要分两种情形来讨论，但无论是哪种情形，都会高于市场预期的1.8亿～2.1亿部。

第一种情况是假如美国对华为出口管制维持现状，郭明錤预估2019年华为的手机出货将为2.1～2.2亿部；

第二种情况是在此基础之上，若华为能在10月开始出货搭载了自研的鸿蒙系统手机，预计华为2019手机出货将为2.15～2.25亿部。

图/新华社

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昆曾在采访中表示，华为的产业涉及1.3万家供应商，去年的采购金额超过700亿美元。整个产业链上的公司和国家其实都是相互依赖的。如果任何一环被不正常地阻断了，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发展，甚至对于全球经济的发展都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当前的这个契机，或许就成为华为转危为机、更进一步的阶梯。

延伸：西班牙启动商用5G，核心供应商是华为

全球著名电信运营商沃达丰近日宣布， 15日在西班牙的15个城市启动商用5G网络，而华为是此次5G商用网络的核心供应商。

这15个城市包括马德里、巴塞罗那等，这将使得沃达丰成为西班牙市场第一个5G网络运营商，西班牙也成为继瑞士、英国后，又一个开通5G商用网络的欧洲国家。

6月10日，沃达丰西班牙公司总裁安东尼奥•科英布拉（Antonio Coimbra）在5G服务启动仪式上讲话

上个月30日，英国电信运营商EE公司正式在伦敦等6个英国主要城市开通5G服务。EE公司表示，将继续在其部分5G网络基础设施中采用华为的设备。

5月30日，英国电信旗下EE公司正式在英国6个主要城市开通5G服务。这也是英国首个正式启用的5G服务。

西班牙民众欢迎5G服务采用华为设备

在得知沃达丰的5G商用服务将使用华为设备这一消息后，西班牙当地华为用户表示非常期待，很多人认为，华为的产品质量过硬。有人认为华为与其他品牌相比很多竞争力，密码系统等方面使得这个品牌令人信赖。

西班牙当地居民恩里克表示：四年前我就用华为了，喜欢它的设计和技术，包括它的软件和拍照功能。华为有最好的5G技术，我很肯定它会运行得很好。

民众及专家批评美国打压华为公司

随着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美国对华为进行打压，此举引起西班牙华为用户的强烈不满，众多西班牙民众表示美国此举违反自由市场规则。

西班牙当地居民埃里克表示：我觉得美国的做法非常不好，因为所有的西方世界都在倡导自由市场，但是却不让东方也有同样的渠道。

除此之外，西班牙经济学家 胡安·杜高雷斯表示，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可以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其做法反而会给美国本土及其西方盟友的公司带来不利影响。

韩国5G测评：华为设备支持服务最稳定

LG U+是三大通信服务商中唯一使用华为设备构建5G网络的企业。不过也有声音认为，LG U+首先集中建设了首都圈的5G网络，该测评不够全面。

21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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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黎雨桐

我在看，你呢？

从1994年利群商厦开业，20多年时间，徐恭藻带着利群从一个小小的百货店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集商业零售连锁为主，商业物流、房地产开发、酒店连锁、药店连锁五种业态于一体的现代化商业集团，也是突破市场与体制的层层迷雾，破茧而出。利群的发展轨迹上也留下徐恭藻不甘平庸的奋斗、开拓未知市场的勇气和永远创业创新的激情。时光倒回42年前，1975年，19岁的徐恭藻还只是青岛四流中路百货店的一名营业员。当时的商业环境是，百货店的商品都是计划供应，所以经营情况如何跟企业没有太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1978年被调到人民路百货店负责采购工作的徐恭藻，深深感受到僵化的行政指令和多样急切的百姓需求之间的矛盾。一向“胆大”的徐恭藻，在调到采购岗位后，经常上午骑着自行车到各个进货点去进些当时看起来很“潮”的东西，下午自己站柜台卖。比如，他曾“擅作主张”进了一批黑白电视机和半导体录音机，一上柜台就被抢购一空。但这种做法在七十年代末的企业环境来看，比较“出格”，当时店里进什么货、以什么价格卖，一切都要按上级下达的指标 *** 作，时任领导也对他颇有微词。有一次，他又去进了两大货车的自行车，货已送到，但领导站在店门口把他好一顿骂：“全给我退了！一辆也不准卖！”虽然领导们都对他的“出格”行为看不惯，但年轻徐恭藻的敢想敢干让他在1984年的全市首批试点企业改革中以全体职工投票82.9%的高票被推选为经理。票选结果一出来，职工们自发出去放鞭炮庆祝。那年他28岁！就这样，人民路百货店在这位“胆大”经理的带领下红火起来，一时间成为其他商店的榜样。1988年，徐恭藻被调到青岛市百货公司，在体改办公室担任科长，这一职务让他在经济转轨的年代里成为较早一批深刻领悟市场经济规律的“吃螃蟹者”，这对他后来把利群经营成一个成功的现代化企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徐恭藻在体改办时期被人戏称为“救火队队长”。哪个企业有事了，就派他去解决，有的企业停工闹事，他也去处理。往往只要他去了，事情就能很快平息。 “用制度而不用个人好恶来管理”，这就是他的“绝招”，也是他后来经营利群不变的宗旨。办公室门口贴了张字条：洽谈业务，不得出示领导批条。有人背后说他，“老徐太狂”。1992年，36岁的徐恭藻又临危受命，以市百货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空降”到利群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兼任总经理。1988年的利群作为青岛老字号，虽然成为山东省第一家股份制改革试点企业，但因内部机制和管理方法仍然是旧时路子，所以成效结果并不明显。为了在利群内部推行真正的股份制改革，徐恭藻没日没夜地阅读股改书籍，自己起草企业管理制度，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董事会、监事会。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就在徐恭藻上任利群当年，利群的年销售额就创造了当时的历史最高水平，在当时条件下增幅超过20%以上。“制度一旦定下，必须严格执行”。徐恭藻说，他的处事方式，也得罪了不少人，包括很多领导。当时在筹建利群商厦时有不少人拿着领导开的“条子”找他办事，他一律不看。为了避免麻烦，他在筹建办公室门口贴了张字条：洽谈业务，不得出示领导批条。有人背后说他，“老徐太狂”。正在建设的台东利群徐恭藻的“狂”，是狂得有底气有魄力。但有时，他也是硬着头皮“狂”。1994年之前的青岛，除了中山路附近的国货、东方、华联几座商业大厦，其他地方就没有大型的商业设施，尤其台东一片，几乎全是平房，台东三路上还有不少拖着板车拉大粪的工人。徐恭藻一直看好台东，想在台东建一座现代化的商业大厦。此后不久，台东就有一个商业项目待建，却因资金需求量太大无人问津。徐恭藻得知消息后，立即出击，虽然当时利群的资产远远不够招商项目的要求。但老徐的“狂劲”又上来了。他一边谈项目，一边到处跑贷款。跑遍整个青岛，都没有银行愿意贷款给他。最终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和艰苦谈判，利群以总投资2亿元和半个月付定金720万的条件拿下项目。台东利群建设工地36岁的徐恭藻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同时有着自己深入的思考。他向市政府提出一个大胆申请：发行1000万元三年期高利率建设债券，使1000万资金顺利到位。1992年12月2日，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了利群增资扩股、向社会定期募集股份的申请，利群也因此成为青岛市第一家向社会发行股票的企业。股票发售的前一晚，很多老青岛人都拿着马扎子彻夜排队。最终，徐恭藻顺利从社会募集到3600万元，又争取到青岛市第一笔也是山东省第一笔银团贷款9000万元后，台东利群工程开工了。但工程开始不久，承建方因原材料价格上涨，要求追加4000万款项。这下徐恭藻真的拿不出多余的钱了，没有办法，徐恭藻自己接手项目工程建设，并组建了自己的项目建设工程队伍。他首先从利群内部抽调了20多位工人，找了几个建筑行业的专家，组建了个临时工程队，连铁锨和镐头都是他现去商店买回来的。那段时间，徐恭藻几乎吃睡都在台东利群的工地上，每天和工人一起干十几个小时。终于，1994年11月5日，曾经陈旧简陋的台东三路商业街上矗立起一座现代化商厦——利群商厦正式对外营业。这不仅完成了徐恭藻多年的梦想，也实现了青岛商业圈扩张的一次历史性跨越，为青岛市最繁华的台东商圈确立了“魂”。1994年，台东利群商厦开业利群在台东站稳脚跟后，在徐恭藻的带领下，步步为营，开启了商业连锁发展之路。1997年青岛开发区几乎没有什么商业设施，独具慧眼的徐恭藻果断做了一个拓荒者，他大胆启用年轻人，派刚刚30岁的王健和25岁的丁琳任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兴建利群长江商厦，开业当天销售额突破40多万。40多万销售额在现在看起来不算什么，但再90在年代人烟稀少的开发区，这绝对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数字。1998年，徐恭藻又带领利群收购胶南百货大厦。几年后，这座原本资不抵债的商厦成为胶南商业的龙头企业。1999年，利群即墨商厦开业，不到两个月完成销售额2300万。2002年，利群在威海的第一家2万平米的商厦开业，首次在青岛以外的地级市建立网点；2007年，利群前海购物广场开业……今天的利群集团，旗下已经拥有购物广场、商业物流、星级酒店、药品批发连锁、文化投资、金融小贷、便利店、出租车公司等众多业态，网点遍布青岛、威海、潍坊、烟台、日照、淄博等地。如今，在青岛从日常购物到酒店住宿，从金融小贷到房地产开发，从医药健康到影音娱乐，利群已经深深融入青岛人的日常生活。纵观利群发展中的几次节点性变革，山东省第一家股份制改革试点企业、青岛第一家向社会发行股票的企业、山东省第一家银团贷款企业、青岛首家以自主经营方式走出老市区的企业，这些具有重大变革推进意义的第一次，都离不开徐恭藻敏锐的市场眼光、敢为天下先的“狂劲”和锲而不舍的拼劲。徐恭藻随着外资商场的不断进入，青岛的商圈也渐入饱和。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必须先把物流做好，对于这一点，徐恭藻很早就意识到，这是现代商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高效的物流配送体系，是支撑连锁经营快速发展的核心技术之一。但要建设物流中心，就要取代厂家和商场之间的代理商，把厂家价格压下去取消中间环节，这个过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相当艰难，因为期间会触及很多人的利益。说到利群这几年物流的发展，61岁的徐恭藻说，“当时，我曾经说过，我头上的白头发，10根里面至少有7根是在做物流时累出来的。”“物流是利群商业王国的王牌。近几年来，我们希望凭借物流的强大能力，继续实现在全省乃至其他地方的快速扩张。” 徐恭藻说。经过几年的整顿和发展，利群物流终于发展起来。如今，利群拥有三座物流中心，物流产业已经成为利群多元化格局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不仅承担着利群自己商业和批发的物流配送，还为省内其他大型商超做物流配送。“我们的物流从规模到硬件设施，再到服务能力，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物流系统可与发达国家一较高下。”徐恭藻自豪地说。上市后利群会进入规模化扩张。上市对利群来说，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徐恭藻说，接下来，利群会有步骤地进行一定规模地扩张，根据募投项目安排，原有门店重新装修改造、发展网商以及新店面的开发，也会把眼光放到相关其他版块，做一些新的尝试。“保守是利群的底线。谋定而后动，在‘谋’的时候，徐恭藻的原则是快市场半步，对于有可能对企业造成伤筋动骨伤害的项目，利群绝对不会贸然涉足。”徐恭藻说。近些年外资的进入，电商的发展，对实体百货的经营产生很大冲击。在这种复杂的经济条件下，利群仍保持了一定的市场利润，说明它在应对冲击和转型上有一定的基础。“没有外资的进入，就没有在家门口向他们学习先进管理理念和经营模式的机会。外资商业进入所构成的威胁，恰恰促进了利群管理的创新、经营的创新和服务的创新。”徐恭藻说，正是这种不断探索和创新的精神，使利群在跨区域、跨行业、多业态经营中一步步不断超越自我。如今把企业做到上市，徐恭藻也有自己的担忧，利群股份上市后，不少人因此成了千万富翁百万富翁，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能保持原来的创业干劲呢？上市后如何充分利用资本市场优势，在稳扎稳打的基础上进行规模化的扩张、兼并和提升？这些都是需要他考虑的。毕竟，商场如战场，瞬息万变，没有守业只有永远的创业。60多岁的他说，“希望能再多奋斗几年，在利群集团现有企业框架和资产下，继续整合优质资源，为社会再做贡献，使旗下更多优质企业踏入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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