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对中兴微电子半导体的定位，徐子阳称，芯片、专利和软件是中兴通讯竞争力中三个非常核心的竞争力，中兴微电子已经可以做到通讯里面专用芯片，全部自主设计，通过合作伙伴代工生产，目前已经熟练掌握了10nm和7nm的工艺，研发向5nm制程进发。
2019年对中兴微电子业务方面做了明显的调整，对芯片研发做了进一步聚焦和具体分工，一是消除独家供应，消除不确定性二是对产品竞争力有巨大关联作用的芯片，坚决自主开发同时在研发资源和配置上做了更多的倾斜，确保在芯片战略上有更多的投入。
徐子阳表示，中兴通讯将重点投入核心网 *** 作系统和5G核心芯片持续升级。
谈及业务恢复，徐子阳表示，中兴通讯的海外业务，系统在非常好的恢复，与全球主要运营商进入密切、良好的合作中，进展良好。目前终端业务在海外受到的损失依然存在，还在持续恢复和观察。
在国内，中兴通讯已经准备好了5G端到端的商用解决方案，包括5G终端、承载、无线、核心网，垂直应用，具体时间表需要等政府相关部门公布。
谈到华为事件影响，徐子阳表示，中兴通讯业务严格遵循合法合规，公司业务进展一切正常，我们希望大家都好，通信产业链需要上下游的通力合作，中兴通讯作为上市公司，有自己的 社会 责任也有自己的企业道德。
他是个大器晚成的人，44岁下海创业，为国家打造出千亿市值的公司；他还是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工程师，受到“航天教父”钱学森的器重，委派他赴美学习。
有人说，他不如任正非有远见才让国家吃了大亏。可公司出事那年，他已经76岁了，是他再次出山为公司争取了一线生机。
他就是中兴通讯创始人侯为贵。中兴通讯是怎样崛起的，又为何被制裁？侯为贵真的是没有远见的创始人吗？这其中又有哪些不被人们知晓的事情？
1941年，侯为贵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他从小就非常聪明，凭着过目不忘的本事，轻松搞定学业，属于实打实的学霸。
后来，他也如愿考上了南昌大学，大学毕业后便回老家西安当老师了。
上世纪60年代，中专老师在当时就是个铁饭碗。侯为贵本来以为会平淡地过完这一辈子。但是，他们学校却被改成航天部下属的691工厂。
就这样，他从一个好好的老师变成了工厂的技术工人。 不过，优秀的人不管干什么都不会很差。侯为贵凭借自己的聪明才干从技术工人一路升职到技术科科长，还成了国家第一批培养的工程师。
要说侯为贵的人生转折是从哪儿开始的？不是他当上技术科长，而是因为钱学森的一个要求。那时，时任航天部副部长的钱学森想为国家培养半导体方面的人才，便要求691厂开展研究半导体相关技术的工作。
因此，侯为贵被指派去美国学习，并引进相关技术和设备。去了美国之后，侯为贵被当时美国的高新 科技 深深的震撼住了，内心是五味陈杂。
他也明白了，我们国家必须加紧高 科技 产业的建设，刻不容缓。
1985年，回国后的侯为贵就被派往深圳，与香港的资本合作创办一家半导体公司——中兴半导体，由侯为贵担任公司的总经理。
注意，这个中兴半导体公司并不是现在的中兴通讯，只是中兴的前身。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公司成立第一年，侯为贵带领的中兴只能做一些辛苦廉价的代工订单，一年下来也才赚到35万元。
这对见识过美国先进产业的侯为贵来说，就是耗时的低廉工作。侯为贵明白，有自主研发技术才是企业的核心。于是，他把目标瞄准到国内迅速发展的通讯产业，开始研制小型交换机。
1990年，中兴半导体推出了第一台数据数字交换机ZX500，这也是中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程控交换机。
事实也证明，侯为贵的想法是正确的。ZX500交换机作为国产交换机，从农话端市场开局，逐步撕开外企垄断的口子。
1992年，中兴的销售额突破了1亿元，相较于六年前的35万元年收入，中兴的业绩实现了巨量翻倍。
随着公司利润的逐年增长，合资公司的香港资本方也是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双方的分歧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侯为贵觉得，公司要有长远的发展必须加大对产品技术的研发投入；而香港的资本方却希望减少研发投入，多分利润好套现。最终，双方因意见不合而分道扬镳。
侯为贵带着自己的研发团队离职，并自筹资金建立了深圳市中兴维先通设备有限公司。 随后，侯为贵找来691厂，与深圳广宇工业公司三者共同投资创建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
中兴则正式成为一家国有控股企业。这种模式也开创了我国“国有控股，授权（民营）经营”的新思路。
其实，从侯为贵分家坚持做自主研发就能看出，他并不是一个只想做代工的思维。在分家之前，中兴的研究院是侯为贵从691厂和陕西省邮电器材一厂抽调几十名技术骨干建立的；
成立新公司后，侯为贵又组建了中兴南京研究所，开始研发大容量局用数字程控交换机。
1995年，中兴研发的ZXJ10大容量数字局用交换 机 被认定为“目前能与国际一流机型相媲美的最好机型”。这款产品也让中兴的规模得到迅速的扩张。
与此同时，中兴与华为的竞争也在激烈地开展着。侯为贵选择低成本运营策略，以低价打击竞争对手。
确实，这招非常凑效！早期的华为一直被中兴压制，每次的大型项目招标都竞争不过中兴。但华为还是在竞争中顽强的成长起来了，两家公司都是咬着劲的往前冲。
只是，低价让中兴得到了甜头，也让在另一方面掣肘了中兴的长期发展。之后的几年，华为开始逐渐赶超中兴。
2000年，华为的年销售额已经增至220亿元，而中兴的销售额只有102亿元。
为了加快中兴的发展，侯为贵开始思考公司的战略转型，这就有了后来的手机业务和国际市场的拓展。
2002年左右，斯康达的小灵通想进入中国市场。但小灵通并不被国内企业看好，而侯为贵却认为这是个进军手机市场的不错机会。
这一次，侯为贵的判断是正确的。在国内电信业务分拆之后，小灵通迎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量。那时，几乎每家都有一部小灵通，它便宜又方便携带。
小灵通也成了那段时期中兴的支柱产业。2003年，小灵通的营业收入达到160.36亿元。靠着小灵通业务，侯为贵成功进军手机市场，2004年，中兴通讯在香港上市。
2009年，中兴在海外的收入已经超过了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成为了一家全球化的公司。
在2018年的全球五大电信设备制造商的5G测试量排名中，华为和中兴两家占据全球一半左右的市场份额。
但是，他们的强大却引起了美国的不适。在美国看来，中兴和华为都是他们的威胁。而且，我国已经公布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要大力发展5G通讯，人工智能等高 科技 制造技术。
就是这个计划让美国非常“不爽”。他们甚至公开表示，“中国没有必要发展自己的芯片产业”。
为了阻挠中国的5G进程，美国开始找各种理由使绊子。他们把目标瞄准了中兴， 为什么偏偏是中兴被制裁？
有人说，是中兴的核心元件严重依赖进口，技术专利没有华为多。所以才成了被制裁的对象。
但是，侯为贵一直都没停止过在研发上的投入，他们的专利数量在我国也是排前几位的。或许事情不是表面看着这么简单。
看看现在的华为，有核心技术专利不是一样被美国制裁的艰难求存着吗？其实，美国就是不想看到中国崛起，它要制裁你，没有理由也会编个理由，想想伊拉克的“洗衣粉事件”。
对于中兴和华为的制裁，无非是一个简单点，一个难一点罢了。
中兴的制裁也给了华为一个警示和两三年的准备时间，可被制裁后的中兴又该如何自救？
2018年，侯为贵76岁高龄再次出山，亲自到美国进行谈判，几经周旋，最终以接受巨额罚款以及接受美国安排的监管人员入驻企业为代价，换来了与美国的和解。
断臂求生的中兴，此后加大科研投入，可如今的市场地位已经不复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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