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内，全球爆发出一个严重的现象，什么现象？芯片断供了，芯片“大饥荒”。
举例说明，美国通用 汽车 由于芯片供应链断供，导致三个大的生产工厂要停工。停产一个月，一个月以后还得看芯片是否能够续供。
第二个是什么，德国有三家大的 汽车 公司，奔驰、宝马、还有大众也是因为芯片供应不及时，导致部分工厂停工停产。还有，就是日本这个 汽车 制造大国，也是因为芯片供应出了问题，导致部分工厂停工停产。最近，连续几天内，发生同样的这种芯片断供的事件，人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关于原因我在后面给大家分析。
我们来看看，也就是在这个事件的同时，有几个国家针对芯片断供这个问题正在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第一个，我们看看美国，2月13号这一天，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集体给美国总统拜登写了一封信。信写完了之后，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几家大的半导体集团公司，如英特尔、AMD、英伟达、还有博通、还有高通等公司，他们的CEO纷纷在这封信上签了名。为什么要签名？肯定这封信对这一产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这封信的核心内容，我总结有三个方面：第一，这个产业协会向拜登总统呼吁，要重视这个产业。如果不重视这个产业，美国付出的代价将是昂贵的。第二个是什么，呼吁美国政府要对这个产业实施产业政策。什么产业政策呢？减税和补贴。学习一些境外的亚洲政府。它们是这样做的。另外呢，还要投资。投资这个产业的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的研究。第三个是什么，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这个产业的发展的节奏。它举了一个数据，美国这个产业，在1990年的时候，它制造能力占全球的多大比例？37%。今天呢？有人理解成更多了。是吗？告诉你，错了。今天，美国只占全球芯片制造能力的12%，有25%被美国以外的国家拿走了。所以说，美国如果在这个领域再不下功夫，这里提醒美国在这个领域的技术领导地位技术领先地位将会丧失殆尽。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个是什么，欧洲的德国 法国 西班牙等17个国家的电信集团，组织起来起草了一个欧洲半导体发展规划，计划在两到三年内，拿出1,450亿欧元，不是美元，欧元比美元值钱，要投资这个产业的。目标就是实现技术自主和产业链配套。
第三，就是我们国家。我们国家最近成立了一个叫半导体集成电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有多少企业？由90家半导体顶级企业组成。这个委员会研究什么？研究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标准化。为什么？因为中国是全球半导体产业最大的消费国。这里插一句啊，2020年全球半导体产业销售收入一共是4,390亿，美国销售额达到了2080亿美元，占47%。中国的采购额达到了1,570亿，应该占到2/3，或 3/5还要强。中国是最大的消费国，因此，建立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标准化对全球是有积极意义的。第二个什么呢，研究半导体产业如何追赶超，追上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赶超产业中最发达的国家和最先进的企业。
导致芯片短缺原因是什么?
我的分析，有三个重要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回顾一下2019年到2020年，在这个过程当中，特朗普为首的美国政府，应该说今天看， 叫实施了错误的外交政策和产业政策。特别是在产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对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了无情的打压。具体点，就是华为这个过程当中，美国采取两个方法，一个是凡是含有美国技术的产品不能向中国出售；第二个是什么？凡是美国的半导体产品不能够向中国出售。这样一来，不光影响打压了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同时打击了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据最近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统计数据，美国这两年在半导体产业所损失的金额是多少呢？1,700亿（美元）。这就叫什么呢？叫 “杀敌1000 自损800”啊。
第二原因，是疫情。可以说是把整个国际贸易给打乱了。因此，这两个因素，把整个芯片的产业链的技术链条和供应链条全部打乱了。这是深层次的原因之一。
第二是什么呢？尽管有疫情，尽管有美国特朗普政府把整个产业政策给搞乱了，但是，万万没想到是什么，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越了一般人的想象。举例说明，这里包括的产业很多，如云计算、AI人工智能、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物联网、还包括 汽车 的自动驾驶无人驾驶等。这些产业的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快到什么程度呢？ 举例说明，电力 汽车 现在在中国和在欧洲，它的发展速度多快呢？增长速度超过了30%。据说欧洲的少数国家，如德国、英国等，还有几个国家都达到了50%以上。这就是什么，导致今天芯片断供的两个原因。第一产业政策乱套。这个因带来了这个结果。 第二是，没想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速度如此之快。
我想讲的
我要讲的第三点就是，产业大的波动也好 调整也好 必然带来大的思考。我的研究发现，现在全球大国或者发达地区，在产业政策和经济模式方面，正在思考或者行动，有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正在受到挑战，完全用无形的手来随波逐流的发展经济那是不可行的。
因此，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正在受到高度重视。前面我们讲的这三个地区或国家都在做重大的产业调整。通过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来进行调控。怎么调控呢？第一产业政策；第二呢 叫产业投资；第三呢叫产业扶持。通过什么扶持呢？通过减税，通过补贴，通过政策倾斜。 这个方面，已经成为在全球达成了共识。发达地区和大国都在沿这条路线往前走。
第二个关键环节是，这些大国，这些地区一定要独立掌握核心技术。你看欧洲也好，美国也好。美国不用说了，过去是芯片这个产业的领导者。原来这些跟着美国走的的国家，追赶这个产业的国家，现在也开始走什么路线？技术自主的这条路线了。时间证明，只有技术自主才能在发展的过程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吹浪打，都有自主权和主动权。不像这次疫情爆发以后，有一些产业没有自主权就会被动“挨打 ”。最后我想说一句，这次芯片产业的大的调整，或者说大的动荡吧，在全球形成一个共识：关键产业，重要产业，大国和大的地区都在选择一条路线，什么路线？ 叫技术自主。这条路线的将会成为今后引领整个全球产业发展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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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来自哪里？小镇？乡间？三线？
你要去哪里？是一线，是大厂，是彼岸。
那里有广厦千万，为你留出小小的隔间，盛放梦想。
那里有大路千条，为你留出窄窄的通道，带你跃迁。
真实吗？半年前的蚂蚁总部，“整栋楼里都是财富自由的欢呼”。
虚幻吗？多少人用青春点亮了都市的辉煌，最终却是一场祭献。
“拿命换钱”，资本永不眠。
而你，是否知道人生为何走到如此这般，到底应该躺平还是“奉献”？
希望，下面的文字能给你答案。
从18世纪起，人类似乎就没有从迷恋 科技 ，再到“被 科技 伤害”的怪圈中走出来。
第一次工业革命，为内卷千年的农业时代开启了新的曙光。但圈地运动制造的大量城市无产者，却只能承受被机器剥夺offer的代价。
于是，第一代打工人开始憎恨机器。 他们冲进工厂，砸烂一切冒烟的钢铁怪物。 以至于英国在1812年专门出台法律，规定破坏机器者将被处以极刑。
36年后，一本《共产党宣言》横空出世，告诉人民砸烂机器是没有用的， 全世界的无产者应该联合起来。
第二次工业革命，内燃机取代了蒸汽机，电灯取代了煤油灯，电话取代了信封，塑造出一个“更高更快更强”的人类 社会 。 但狂飙突进的背后，却是打工人最暗无天日的时光。
在美国，产业工人们平均每天工作16-18小时，一位老板甚至洋洋自得地宣称：
肆无忌惮的剥削下，美国劳动者终于忍无可忍，在1886年5月1日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要求8小时工作制。 这就是“五一劳动节”的起源。
而喧嚣的背后，还有一个隐秘的真相—— 美国作为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后发国家，似乎正在付出迎头赶上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是不是听着有些耳熟？ 历史 从未有过新鲜事。
令人无奈的是，即便有了两次“前车之鉴”，人类却依然坚信 科技 将是最终的答案。1930年，有人公开宣称：
现在的你看到这段话， 一定觉得这位怕不是个傻子。 可事实上，他叫凯恩斯，被学界誉为宏观经济学之父、21世纪三大革命性理论领导者之一，与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并肩。
如今，距离凯恩斯的预测还有9年，人类也似乎终于开窍，在一款名为《赛博朋克2077》的 游戏 中，描绘了一个 “高 科技 、低生活 ”的未来。
而后来的故事似乎更有深意。 游戏 大火之后，媒体曝出多名技术人员因拒绝加班，被开发商扫地出门。
也许赛博朋克不用等到2077，它就在2021。
不过，当第三次工业革命于战后到来时，西方打工人真的迎来了一段黄金岁月。例如“一人做工，全家中产”的美国梦，几乎昭示着凯恩斯预言的实现就在眼前。
而打破了这场“最终幻想”的，是一个位于东方的古老国度——日本。
六七十年代的日本，是一场奇迹。
在战后断壁残垣的废墟上，日本借助朝越战争订单迅速翻身，于1968年超越西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70年代，他们剑指家电、 汽车 、半导体等高利润产业，打得通用、英特尔哭爹喊娘。 更可贵的是，此时的日本打工人薪资年增15%，以致90%的日本人自认中产，号称“一亿总中流”。
可进入80年代，日本却走上了泡沫之路，一去不回。这其中也许有《广场协议》的压迫，也许有《前川计划》的偏差，但后果是，日经指数5年里涨了368%，地产盘膨胀至美国的4倍。 热钱涌动之下，年轻人拼命工作至深夜，再去夜店奢华狂欢。似乎每个人都有赚不完的钱，也有花不完的钱。
到了1989年，日本功能饮料Regain的广告语开始在岛国流传：
金钱化为乌云，遮蔽了大和的晴空。
此时，一位名叫森冈孝二学者站了出来，宣布日本每年因过量工作猝死17000人，震惊 社会 。
而最吊诡的是，就在过劳死一词刚刚问世的同时，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了。 股市、楼市齐跌之下，相当于3年GDP的财富瞬间蒸发，日本进入了“失去的20年”。
很多时候，命运之神总是在人类刚刚警醒的时候，开口说：
2004年，森冈孝二出版《过劳时代》，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细品之下， “全球化和信息化”对应“被动”，“消费主义”对应“主动”，意味深长。
1989年，日本在国运拐点迎来了天皇之位的更迭，年号定名“平成”，取自《史记》：
结果“外成”不敢说，国内的年轻人倒是真的“躺平”，“低欲一代”由此得名。
30年后，日本改年号“令和”，出自有着日本诗经之称的《万叶集》。 而这也是日本年号史上第一次弃用汉家典籍， 大有换种活法、一扫颓势的豪迈。
然而他们自己也承认：
“过劳”的背面，是被消解的奋斗的意义。
当然，日本并不孤单，还有我们与韩国作伴，并称“东亚怪物房”。但实际上自80年代之后，西方也逐渐加班成风。 硅谷与华尔街的夜晚，一样灯火通明。
例如早在90年代，就有苹果员工反映乔布斯逼迫自己长期加班，以致罹患胃穿孔，无奈离职。
老炮狠辣，新人也同样凶猛，据说火箭狂人马斯克的上次病假竟要追溯到 2001年 。而就在前几天，还有媒体曝出特斯拉工厂加班成风。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例子是电商巨头亚马逊。在他们的自动化仓库里， 员工重伤率是行业均值的两倍。 也曾有员工一小时分拣了385个物品，却被主管告知完成率只有98.45%：
最夸张的是，亚马逊已经开始配发可穿戴设备， 随时计算员工的工作饱和度，并在线生成解雇文书 ——是的，见不到任何领导，你就被解雇了。
想当年我被老板PUA时，总想着离职就啐他一脸。如今，亚马逊剥夺了这最后的“反抗”。
不过话说回来，所谓“东亚怪物房”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这里除了过劳祖师爷日本和后来居上的我们，还有一位当之无愧的 “卷王之王”思密达。
其实韩国的 社会 问题用一句话就能总结—— 西方吃肉、财阀喝汤、底层吃土。
80年代末90年代初，韩国人“趁你病要你命”，从日本撕扯下一大块产业蛋糕，人均GDP迅速跨过万元大关。一位在街头接受采访的韩国人就自豪地说：
与“一亿总中流”异曲同工。
然而，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将原本火热的韩国经济迅速冰封。1998年，韩国每月3000家企业倒闭，每天4200人失业，那是思密达的至暗时刻。但更隐秘而长久的影响是， 原本尚能制衡财阀的政府力量被趁虚而入的西方资本大幅削弱，韩国正式步入财阀时代。
如今，九大财阀贡献了韩国80%的GDP， 却只提供了5%的就业岗位。 而要想进入财阀工作，考入SKY（指首尔、高丽、延世三所大学，韩国版的“清北复”）则是必备条件。
重重压力下，韩国年轻人已经到了不敢恋爱、不敢结婚、不敢生子的地步，生活被肢解得只剩下生存。
但有趣的是，许多都市年轻人也会大方承认， 其实并不是穷得无法生活，只是无法过上有面子的生活。
而“面子”无处不在——有房的看不起长租的、长租的看不起短租的、短租的看不起考试院的。首尔的一些餐厅，甚至会拒绝单人就餐， “因为单身会被鄙视” 。那些洋气的写字楼里，一杯午后咖啡就要6美元，但所有人都会咬牙付款，因为这是重要的“社交时间”。
对比日本那些享受平躺的年轻人，是不是就像两个世界？
为什么？
如今，一个普遍观点是东亚受儒家文化影响，从而囿于统一的价值观，人人追求世俗化的成功，进而陷入没有尽头的白热化竞争。
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儒家确实带来了 社会 整体性， 但其却并不强调竞争 。儒家所谓的“仁”，是通过提高 社会 底线抵达某种一致性， 而不是无限拔高 社会 上线。
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是，日本学校的教学计划是根据最差学生制定的。当然，这对差生来说也非常有压力。 但这个压力更多来自于拖了大家后腿的“整体意识”，而不是对自身的不满与要求。
所以我们看到了日本“宅文化”的一代， 他们安然接受了躺平的现实，并固守着不“添乱”的底线。
知名人类学家项飚就曾说过：
这是一个扎心的事实——日本更像儒家，我们更像韩国。
2020年，韩国一部反映 社会 阶层对立固化的电影《寄生虫》，勇夺奥斯卡四项大奖。各大主流媒体赞誉一片，称其展现了 深刻的人文关怀。
但很少有人知道，《寄生虫》背后的投资方是韩国CJ集团，老板名叫李在贤。
三星帝国一代目李秉哲，是他的爷爷。
这真的是荒谬而绝望的现实。在韭菜的闭环里， 资本压迫了你，再把你拍成电影卖给你……然后你会鼓掌、叫好，赞扬他们真TM敢拍。
所以，我不想讨论那位永远定格在23岁的女孩儿和那家魔都里的互联网巨头。 我甚至觉得任何赞美、同情、诅咒与愤怒都是在贩卖， 与那部《寄生虫》没有本质差别。
于是，我试图从打工人的 历史 进程中寻找答案。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赛博朋克2077》，从日本到韩国，我发现 科技 不是万能的钥匙，儒家也不应该是被鞭笞的祸首。
那么，我该怎样回击网上越来越多的如此言论：
森冈孝二说，还是有办法的。
在2018年再版的《过劳时代》序言里，他讲述了日本电通公司因员工高桥茉莉不堪压力自杀，被日本网民授予“黑心企业大奖”。最终，这一事件迫使内阁推出 《工作方式改革关联法案》——每月加班上限45小时，繁忙期不超100小时。
谷歌说，还是有办法的。
这是一个以 从不加班 闻名世界的公司，却以每人每年近 900万人民币的人效 ，长期高居全球前三。
而另一边。像亚马逊这种局限于“模式创新”的公司，就只能陷入 存量的内耗中 。
2017年，某本土大佬在谈及互联网下半场的极端竞争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如今，上天没看见，全球化受阻。 而所谓的入地，却是一场进军社区菜市场的冲锋号角。
如果你觉得以上决定权都不在自己手中，没关系，我们还可以做些只 关乎自己的改变 。
从现在起，我们不仅要关注向上的人，还要 原谅那些向下的人 。
从现在起，我们可以自己参与这场竞争，但 不要质疑那些退出的人 。
请让《清北硕士入职深圳高中》的帖子下，少一些“浪费资源”的质疑。
请让西安文科状元陆步轩，不用因做了屠夫而道歉。
请让网红李雪琴，不再有“念了北大，就不能当废物了吗”的疑问。
“努力”不应该是道德的底线。 因为无论在何种文化中，对金钱名利的追求都难以挂上道德的标签。
而人生的意义也不仅只在一线、大厂、期权。 当有人愿意用星光换霓虹、用茅屋换广厦、用小溪换车流、用清闲换金钱……请不要叫他懦夫，也不需历数家国培养他花了多少钱，更不用质问如果人人如此， 社会 怎么发展，国家怎么办。
正是这种“道德正确”，让所有人不得不树起 “努力”的人设 ，也为 贪婪的资本戴上了“高尚”的光环 。
我们期待的， 应该是一个有人竞争，但不被资本以“奋斗”之名剥削；有人退出，但不被舆论以“懦夫”之名绑架的世界。
一边灯火辉煌，一边星光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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