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们聊了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本期我们来聊一聊凯恩斯主义。自由市场理论指导西方主要经济政策、促进经济增长长达150年。但是进入20世纪之后，经济危机接连爆发，尤其是1929年的大萧条使得人们不禁怀疑仅靠市场的力量能否使经济走出周期漩涡。1936年，时任英国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的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针对自由市场理论无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并由此导致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指出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是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手段。从此以政府干预为特点的凯恩斯主义获得了认可，并在罗斯福和里根政府时期得到推行，有效解决了在经济衰退过程中大规模的失业问题。
《通论》出版于1936年，是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首先来看看凯恩斯对于自由市场主义基本缺陷的论述，在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通过价格机制达到均衡状态，而在现实市场中，这种均衡状态是很难达到的，往往表现为经济衰退或者大面积失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就在于亚当•斯密的这个理论的假设前提是供给创造需求，但在实践过程中需求往往是低于供给的。
需求是收入减去储蓄的部分，我们主要来看看两方面，一是储蓄是由什么决定的，二是边际消费倾向。首先来看看储蓄，储蓄是和收入密切相关的，收入越高，储蓄规模也就越大；而边际消费倾向是逐步递减的，当一个人收入越高，他的基本消费需求乃至奢侈品消费需求得到了满足，那么他的消费倾向自然趋于降低，以近期美国大选来说，11月8日，川普意外成为了美国下一任总统，原因就在于他的政策理念迎合了自次贷危机之后待遇持续下降的美国蓝领工人，在普通人群收入下降的同时，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趋于降低，那么社会上的有效需求将越来越不足。
再回到储蓄问题上，整个社会中储蓄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个人储蓄，一个是政府、企业等社会团体储蓄。个人储蓄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并且随着贫富差距的加大，个人的有效需求是进一步降低的；再来看社会团体的储蓄，以英国和美国为例，作为现代工业国，社会储蓄中的30%-60%来自于社会团体，这些储蓄用于投资或是公共支出。从储蓄角度入手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一是要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二是要进行财政刺激，比如川普就提出通过举债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这是共和党应对经济衰退的一种常见手段。因为在经济衰退时期，以企业为代表的社会团体的理性选择就是持有现金，等待更好的投资机会。在当前背景下，不少国家M1的增速越来越高，这也说明了企业选择持有越来越多的现金，从而导致经济持续衰退。因此政府应进行干预，通过举债投资来引导企业增加投资。
从目前来看，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呈现边际递减，而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采用财政刺激政策最大制约在于国家的负债率过高，也许就有可能出现八十年代通货膨胀、经济停滞的问题，因此可以看到凯恩斯主义在通胀时期也有可能面临失效的尴尬局面。所以总的来看，凯恩斯主义是对亚当•斯密理论的一个重要补充，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的核心问题是无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而凯恩斯从储蓄的角度提出通过政府举债的方式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办法。
你来自哪里？小镇？乡间？三线？
你要去哪里？是一线，是大厂，是彼岸。
那里有广厦千万，为你留出小小的隔间，盛放梦想。
那里有大路千条，为你留出窄窄的通道，带你跃迁。
真实吗？半年前的蚂蚁总部，“整栋楼里都是财富自由的欢呼”。
虚幻吗？多少人用青春点亮了都市的辉煌，最终却是一场祭献。
“拿命换钱”，资本永不眠。
而你，是否知道人生为何走到如此这般，到底应该躺平还是“奉献”？
希望，下面的文字能给你答案。
从18世纪起，人类似乎就没有从迷恋 科技 ，再到“被 科技 伤害”的怪圈中走出来。
第一次工业革命，为内卷千年的农业时代开启了新的曙光。但圈地运动制造的大量城市无产者，却只能承受被机器剥夺offer的代价。
于是，第一代打工人开始憎恨机器。 他们冲进工厂，砸烂一切冒烟的钢铁怪物。 以至于英国在1812年专门出台法律，规定破坏机器者将被处以极刑。
36年后，一本《共产党宣言》横空出世，告诉人民砸烂机器是没有用的， 全世界的无产者应该联合起来。
第二次工业革命，内燃机取代了蒸汽机，电灯取代了煤油灯，电话取代了信封，塑造出一个“更高更快更强”的人类 社会 。 但狂飙突进的背后，却是打工人最暗无天日的时光。
在美国，产业工人们平均每天工作16-18小时，一位老板甚至洋洋自得地宣称：
肆无忌惮的剥削下，美国劳动者终于忍无可忍，在1886年5月1日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要求8小时工作制。 这就是“五一劳动节”的起源。
而喧嚣的背后，还有一个隐秘的真相—— 美国作为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后发国家，似乎正在付出迎头赶上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是不是听着有些耳熟？ 历史 从未有过新鲜事。
令人无奈的是，即便有了两次“前车之鉴”，人类却依然坚信 科技 将是最终的答案。1930年，有人公开宣称：
现在的你看到这段话， 一定觉得这位怕不是个傻子。 可事实上，他叫凯恩斯，被学界誉为宏观经济学之父、21世纪三大革命性理论领导者之一，与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并肩。
如今，距离凯恩斯的预测还有9年，人类也似乎终于开窍，在一款名为《赛博朋克2077》的 游戏 中，描绘了一个 “高 科技 、低生活 ”的未来。
而后来的故事似乎更有深意。 游戏 大火之后，媒体曝出多名技术人员因拒绝加班，被开发商扫地出门。
也许赛博朋克不用等到2077，它就在2021。
不过，当第三次工业革命于战后到来时，西方打工人真的迎来了一段黄金岁月。例如“一人做工，全家中产”的美国梦，几乎昭示着凯恩斯预言的实现就在眼前。
而打破了这场“最终幻想”的，是一个位于东方的古老国度——日本。
六七十年代的日本，是一场奇迹。
在战后断壁残垣的废墟上，日本借助朝越战争订单迅速翻身，于1968年超越西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70年代，他们剑指家电、 汽车 、半导体等高利润产业，打得通用、英特尔哭爹喊娘。 更可贵的是，此时的日本打工人薪资年增15%，以致90%的日本人自认中产，号称“一亿总中流”。
可进入80年代，日本却走上了泡沫之路，一去不回。这其中也许有《广场协议》的压迫，也许有《前川计划》的偏差，但后果是，日经指数5年里涨了368%，地产盘膨胀至美国的4倍。 热钱涌动之下，年轻人拼命工作至深夜，再去夜店奢华狂欢。似乎每个人都有赚不完的钱，也有花不完的钱。
到了1989年，日本功能饮料Regain的广告语开始在岛国流传：
金钱化为乌云，遮蔽了大和的晴空。
此时，一位名叫森冈孝二学者站了出来，宣布日本每年因过量工作猝死17000人，震惊 社会 。
而最吊诡的是，就在过劳死一词刚刚问世的同时，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了。 股市、楼市齐跌之下，相当于3年GDP的财富瞬间蒸发，日本进入了“失去的20年”。
很多时候，命运之神总是在人类刚刚警醒的时候，开口说：
2004年，森冈孝二出版《过劳时代》，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细品之下， “全球化和信息化”对应“被动”，“消费主义”对应“主动”，意味深长。
1989年，日本在国运拐点迎来了天皇之位的更迭，年号定名“平成”，取自《史记》：
结果“外成”不敢说，国内的年轻人倒是真的“躺平”，“低欲一代”由此得名。
30年后，日本改年号“令和”，出自有着日本诗经之称的《万叶集》。 而这也是日本年号史上第一次弃用汉家典籍， 大有换种活法、一扫颓势的豪迈。
然而他们自己也承认：
“过劳”的背面，是被消解的奋斗的意义。
当然，日本并不孤单，还有我们与韩国作伴，并称“东亚怪物房”。但实际上自80年代之后，西方也逐渐加班成风。 硅谷与华尔街的夜晚，一样灯火通明。
例如早在90年代，就有苹果员工反映乔布斯逼迫自己长期加班，以致罹患胃穿孔，无奈离职。
老炮狠辣，新人也同样凶猛，据说火箭狂人马斯克的上次病假竟要追溯到 2001年 。而就在前几天，还有媒体曝出特斯拉工厂加班成风。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例子是电商巨头亚马逊。在他们的自动化仓库里， 员工重伤率是行业均值的两倍。 也曾有员工一小时分拣了385个物品，却被主管告知完成率只有98.45%：
最夸张的是，亚马逊已经开始配发可穿戴设备， 随时计算员工的工作饱和度，并在线生成解雇文书 ——是的，见不到任何领导，你就被解雇了。
想当年我被老板PUA时，总想着离职就啐他一脸。如今，亚马逊剥夺了这最后的“反抗”。
不过话说回来，所谓“东亚怪物房”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这里除了过劳祖师爷日本和后来居上的我们，还有一位当之无愧的 “卷王之王”思密达。
其实韩国的 社会 问题用一句话就能总结—— 西方吃肉、财阀喝汤、底层吃土。
80年代末90年代初，韩国人“趁你病要你命”，从日本撕扯下一大块产业蛋糕，人均GDP迅速跨过万元大关。一位在街头接受采访的韩国人就自豪地说：
与“一亿总中流”异曲同工。
然而，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将原本火热的韩国经济迅速冰封。1998年，韩国每月3000家企业倒闭，每天4200人失业，那是思密达的至暗时刻。但更隐秘而长久的影响是， 原本尚能制衡财阀的政府力量被趁虚而入的西方资本大幅削弱，韩国正式步入财阀时代。
如今，九大财阀贡献了韩国80%的GDP， 却只提供了5%的就业岗位。 而要想进入财阀工作，考入SKY（指首尔、高丽、延世三所大学，韩国版的“清北复”）则是必备条件。
重重压力下，韩国年轻人已经到了不敢恋爱、不敢结婚、不敢生子的地步，生活被肢解得只剩下生存。
但有趣的是，许多都市年轻人也会大方承认， 其实并不是穷得无法生活，只是无法过上有面子的生活。
而“面子”无处不在——有房的看不起长租的、长租的看不起短租的、短租的看不起考试院的。首尔的一些餐厅，甚至会拒绝单人就餐， “因为单身会被鄙视” 。那些洋气的写字楼里，一杯午后咖啡就要6美元，但所有人都会咬牙付款，因为这是重要的“社交时间”。
对比日本那些享受平躺的年轻人，是不是就像两个世界？
为什么？
如今，一个普遍观点是东亚受儒家文化影响，从而囿于统一的价值观，人人追求世俗化的成功，进而陷入没有尽头的白热化竞争。
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儒家确实带来了 社会 整体性， 但其却并不强调竞争 。儒家所谓的“仁”，是通过提高 社会 底线抵达某种一致性， 而不是无限拔高 社会 上线。
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是，日本学校的教学计划是根据最差学生制定的。当然，这对差生来说也非常有压力。 但这个压力更多来自于拖了大家后腿的“整体意识”，而不是对自身的不满与要求。
所以我们看到了日本“宅文化”的一代， 他们安然接受了躺平的现实，并固守着不“添乱”的底线。
知名人类学家项飚就曾说过：
这是一个扎心的事实——日本更像儒家，我们更像韩国。
2020年，韩国一部反映 社会 阶层对立固化的电影《寄生虫》，勇夺奥斯卡四项大奖。各大主流媒体赞誉一片，称其展现了 深刻的人文关怀。
但很少有人知道，《寄生虫》背后的投资方是韩国CJ集团，老板名叫李在贤。
三星帝国一代目李秉哲，是他的爷爷。
这真的是荒谬而绝望的现实。在韭菜的闭环里， 资本压迫了你，再把你拍成电影卖给你……然后你会鼓掌、叫好，赞扬他们真TM敢拍。
所以，我不想讨论那位永远定格在23岁的女孩儿和那家魔都里的互联网巨头。 我甚至觉得任何赞美、同情、诅咒与愤怒都是在贩卖， 与那部《寄生虫》没有本质差别。
于是，我试图从打工人的 历史 进程中寻找答案。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赛博朋克2077》，从日本到韩国，我发现 科技 不是万能的钥匙，儒家也不应该是被鞭笞的祸首。
那么，我该怎样回击网上越来越多的如此言论：
森冈孝二说，还是有办法的。
在2018年再版的《过劳时代》序言里，他讲述了日本电通公司因员工高桥茉莉不堪压力自杀，被日本网民授予“黑心企业大奖”。最终，这一事件迫使内阁推出 《工作方式改革关联法案》——每月加班上限45小时，繁忙期不超100小时。
谷歌说，还是有办法的。
这是一个以 从不加班 闻名世界的公司，却以每人每年近 900万人民币的人效 ，长期高居全球前三。
而另一边。像亚马逊这种局限于“模式创新”的公司，就只能陷入 存量的内耗中 。
2017年，某本土大佬在谈及互联网下半场的极端竞争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如今，上天没看见，全球化受阻。 而所谓的入地，却是一场进军社区菜市场的冲锋号角。
如果你觉得以上决定权都不在自己手中，没关系，我们还可以做些只 关乎自己的改变 。
从现在起，我们不仅要关注向上的人，还要 原谅那些向下的人 。
从现在起，我们可以自己参与这场竞争，但 不要质疑那些退出的人 。
请让《清北硕士入职深圳高中》的帖子下，少一些“浪费资源”的质疑。
请让西安文科状元陆步轩，不用因做了屠夫而道歉。
请让网红李雪琴，不再有“念了北大，就不能当废物了吗”的疑问。
“努力”不应该是道德的底线。 因为无论在何种文化中，对金钱名利的追求都难以挂上道德的标签。
而人生的意义也不仅只在一线、大厂、期权。 当有人愿意用星光换霓虹、用茅屋换广厦、用小溪换车流、用清闲换金钱……请不要叫他懦夫，也不需历数家国培养他花了多少钱，更不用质问如果人人如此， 社会 怎么发展，国家怎么办。
正是这种“道德正确”，让所有人不得不树起 “努力”的人设 ，也为 贪婪的资本戴上了“高尚”的光环 。
我们期待的， 应该是一个有人竞争，但不被资本以“奋斗”之名剥削；有人退出，但不被舆论以“懦夫”之名绑架的世界。
一边灯火辉煌，一边星光璀璨……
分类: 商业/理财解析: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是在马克思逝世的那一年即1883年出生的，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1906－1908年在英国财政部印度事物部工作，1908年任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的经济学讲师，1909年创立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并因其最初著作《指数编制方法》而获“亚当·斯密奖”。1911－1944年任《经济学杂志》主编，1913－1914年任皇家印度通货与财政委员会委员，兼任皇家经济学会秘书，1919年任财政部巴黎和会代表，1929－1933年主持英国财政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1942年被进封为勋爵，1944年出席布雷顿森林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并担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董事。1946年猝死于心脏病，时年63岁。凯恩斯一生对经济学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一度被誉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繁荣之父”等美称。凯恩斯出生于萨伊法则被奉为神灵的时代，认同借助于市场供求力量自动地达到充分就业的状态就能维持资本主义的观点，因此他一直致力于研究货币理论。
凯恩斯是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猛烈冲击使资本主义岌岌可危的情况下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障碍何在，以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而创建其经济理论的。也就是说。他以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为背景，对社会生产总量和国民收入是由何种因素决定的，以及严重失业、“富裕中的贫困” 的矛盾现象做出解释，寻求解决的对策。他明确承认，他的这一理论是关于“经济繁荣内部何以会孕育着使其自身趋于毁灭的种子” 理论。在对经济危机这个严重病症的洞察和探索方面，同传统西方经济学相比，凯恩斯有着至少以下几点确具突破性的新观点和新见解。
第一，突破了传统的就业均衡理论，建立了一种以存在失业为特点的经济均衡理论。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以萨伊法则为核心提出了充分就业的假设。认为可以通过价格调节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从而把研究资源利用的宏观经济问题排除在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之外。《通论》批判萨伊法则，承认资本主义社会中非自愿失业的存在，正式把资源利用的宏观经济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第二，把国民收入作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
凯恩斯《通论》的中心是研究总就业量的决定，进而研究失业存在的原因。认为总就业量和总产量关系密切，而这些正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特点。
第三，用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来分析国民收入的决定。
凯恩斯《通论》中认为有效需求决定总产量和总就业量，又用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来说明有效需求的决定。在此基础上，他说明了如何将整个经济的均衡用一组方程式表达出来，如何能通过检验方程组参数的变动对解方程组的影响来说明比较静态的结果。即，他总是利用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关系来说明国民收入的决定和其他宏观经济问题。
第四，建立了以总需求为核心的宏观经济学体系。
凯恩斯采用了短期分析，即假定生产设备、资金、技术等是不变的，从而总供给是不变的。在此基础上来分析总需求如何决定国民收入。把存在失业的原因归结为总需求的不足。
第五，对实物经济和货币进行分析的货币理论。
传统的经济学家把经济分为实物经济和货币经济两部分，其中，经济理论分析实际变量的决定，而货币理论分析价格的决定，两者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二分法。凯恩斯通过总量分析的方法把经济理论和货币理论结合起来，建立了一套生产货币理论。用这种方法分析了货币、利率的关系及其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从而把两个理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
第六，批判了“萨伊法则”，反对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明确提出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主张。
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都赞同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而凯恩斯却反对这些，提倡国家直接干预经济。他论证了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必要性，提出了比较具体的目标；他的这种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核心的思想后来成整个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甚至可以说后来的宏观经济学都是建立在凯恩斯的《通论》的基础之上的。
《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的著作。它推翻了传统的自由市场理念，提出健康的经济与充分就业取决于消费者、投资家和 *** 的总支出。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再也没有比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
“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人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依旧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56页）这句话？”
凯恩斯经济学说的创立，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凯恩斯革命”。既然称之为“革命”，就意味着对传统的变革否定，这些变革和否定就构成了“革命”的基本内容。从这一点上讲，“凯恩斯革命”是对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教义的重大突破。
毫无疑问，凯恩斯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敢于打破旧的思想的束缚，承认有非自愿失业的存在，首次提出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对整个宏观经济学学的贡献是极大的。
凯恩斯不仅是经济学理论上的天才，而且还是位大胆的实践者。虽然说来容易做来难，但他仍然不顾风险，亏了再赚，毕竟技高一筹，果然名利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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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的一个早晨，一个男子已经醒了，但他仍躺在床上、衣衫不整。他在和他的经纪人通话，为他自己、一所大学、一个辛迪加的巨大投机业务作决定。
这人就是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男爵，他不但开辟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阵地（他的两本主要著作给他带来了巨大且历久不衰的声誉），还担任过大学司库和剑桥大学学监、 *** 官员和顾问等。凯恩斯男爵还是一位富有的投资者。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影响了几代人，在目前的经济政策制定中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将继续影响未来若干年的经济思想。
经济学学者们总是这样介绍凯恩斯：他从小聪明，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与俄国的漂亮芭蕾舞演员结了婚，担任过国王和总统的顾问。在业余时间，他为自己、为剑桥大学进行货币和商品投机，并取得很大成功。但事实上，这些内容中很多纯粹是编造出来的，与实际情况相差很远。
凯恩斯的祖上是英国的贵族，他父母在剑桥大学任教。凯恩斯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他们在他身上付出了很多，也对小凯恩斯寄予了很高期望。凯恩斯果然不负所望，从伊顿中学（泰晤士河边的著名预备中学）毕业，就取得了国王学院（剑桥大学）数学和经典著作的奖学金。1905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并获得数学学士学位。1906年凯恩斯通过公务员考试，到外交部的印度办公室工作。两年后，申请国王学院的数学研究员职位，但没有成功。
不久，剑桥大学向他提供一个教学一般经济学的研究员职位，这个职位一直保留到他去世。凯恩斯主讲的众多课程中有一门是每周一次的关于印度货币和金融方面的课程。不久，凯恩斯专门研究货币、信用和价值。这段时间，他也写了一些书，主要是在概率论方面，他的经济学方面的第一部著作是《印度的货币和金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社会上普遍担心出现金融危机，作为货币问题专家，凯恩斯去财政部任职。他的首次努力是去说服首相劳合·乔治保持黄金储备。到战争结束时，凯恩斯已在财政部树立了牢固的地位，并被派到国外处理一系列的金融问题。当和平会议在巴黎举行时，凯恩斯代表英国财政部参加了和谈。
和谈结束后，凯恩斯从财政部辞职，撰写了《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这本书中描述了一些当时著名人物的事情，包括劳合·乔治等人物以及对当时社会的分析。
华特·利普曼把凯恩斯的著作编成一个系列，凯恩斯承担出版费，由麦克米伦公司出版。著作在爱丁堡印刷，用船把它运到伦敦，途中船不幸失事，2000本《和平的经济后果》被海水冲到丹麦海滩。按丹麦法律，书在当地公开拍卖。这本书最后被译成多国文字，大约售出了14万册。
凯恩斯是一个最会把理论化为实践的人，在撰书的同时，凯恩斯也从事货币买卖。根据他在财政部工作得到的经验和对战后德国的考察，他开始看好美元，看跌欧洲货币，并按10％的保证金进行交易，建立了一系列货币仓位。不久他赚了大笔利润，并就此认为自己能比普通人更好地看清市场的走势。
1920年4月，凯恩斯预见德国即将出现信用膨胀，以此为理由，卖空马克。此前马克一直下跌，但现在开始反d。4、5月间，凯恩斯自己损失了13125英镑，他任顾问的辛迪加也损失了8498英镑。经纪公司要求他支付7000英镑的保证金，于是他从一个敬慕者那里借来了5000英镑，又用他的预支稿酬支付了1500英镑，才得以付清。他承认，自己已经破产了。
1921年，通过写作，凯恩斯的经济状况好转，又开始了商品和股票投机，交易都采用保证金交易方式。
1924年，凯恩斯投资57797英镑，到1937年增值506450英镑，在证券业中建立了自己的声誉。此间，凯恩斯每年的平均投资复利收益率为17％，利润虽高，但仍然比不上保守的投资家沃伦·巴菲特的业绩。
凯恩斯的官方传记作者说，凯恩斯在1937年放弃了投机，原因是他身体欠佳。实际上，那时他的病已经好了，而且身体不错，以致可以在接下来的9年里继续影响经济学和政治的发展。但近年来出版的传记指出，凯恩斯在1937年美国股市上损失惨重，考虑到第二次破产可能会损害他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的声誉，于是及时退出了投机行列。
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凯恩斯谈到了他的投资哲学，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之为“选美理论”共有100幅候选美女照片，由公众从中选出4人。然而，人们并不投票给他认为是最美的人，而是选择他认为大多数人都认为是最美的人。
像许多伟大的金融家一样，凯恩斯在大事上十分大胆，敢于冒险使用大量资金以支持一个论点。但小事上，他非常保守。
一次，凯恩斯和一个朋友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度假，他们让一群当地小孩为他们擦皮鞋。凯恩斯付的钱太少，气得小孩们向他们扔石头。他的朋友建议他多给点钱了事，而凯恩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回答道：“我不会贬抑货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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