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格拉周期

朱格拉周期是由法国医生克莱门特·朱格拉提出的。 他在 1862 年出版了一本书《论德、英、美三国 经济危机及其发展周期》， 提出了10 年为一个循环的经济周期理论。简言之，他认为，一个经济周期大多会经历“上升”、“爆发”和“清算”这样3个阶段。后人把这种中等长度的经济周期称为“朱格拉周期”，也称“朱格拉中周期”。 朱格拉周期一般从设备投资占GDP的比例中可以看出。对设备投资占GDP的名义上的比例以及两年后的投资收益先行指数（投资收益指总资本付息前利润率，简单地说就是从企业的收益率减掉有利息负债利息率或金融成本）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投资收益的走势预示着设备投资占GDP的比例。 朱格拉周期以企业固定设备更新投资和投资收益率波动为主要机理，对我国经济有参照意义。一般认为，我国从1981年开始分别经历了3轮朱格拉经济周期:第一轮周期是1981年～1990年，1990年～1999年为第二轮周期，2000年～2009年为第三轮周期。 这么看来，2010年到2019年，应该是第四个朱格拉周期。那么2015年应该是个峰顶。但从GDP增长率看，却一直是下降的。 出现了明显的逆周期特征，是指标不对？还是周期出现了变化？

朱格拉周期是1860年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提出的一种为期10年左右的经济周期。朱格拉研究了法国、英国和美国的物价、贴现率和黄金储备的波动，并发现了这些与商业活动、投资及就业增长的周期存在着相关性。

之后朱格拉基于大量证据提出危机是周期性的想法并总结出。繁荣、危机与萧条是社会经济运动三个阶段，而这样三个阶段的反复发生就形成了周期。

朱格拉周期是经济整体的周期性波动，而企业设备投资周期则是企业进行有规律的设备更替及其资本开支的投资周期。在朱格拉周期中，投资的范围更为广泛，不仅限于企业设备更新的投资。因此，还需要综合考虑价格、信贷、投资和利率因素才能去判断经济体处于朱格拉周期的某一阶段。

朱格拉周期理论:

朱格拉在研究人口、结婚、出生、死等统计时开始注意到经济事物存在着有规则的波动现象。他认为,存在着危机或恐慌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现象，而是社会经济运动三个阶段中的一个，这三个阶段是繁荣、危机与萧条。三个阶段的反复出现就形成了周期现象。

他又指出,危机好象疫病一样, 已发达的工商业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在某种程度内这种周期波动是可以被预见或采取某种措施缓和的，但并非可以完全抑制的。他认为政治、战争、农业欠收以及气候恶化等因素并非周期波动的主要根源，它们只能加重经济恶化的趋势。

周期波动是经济自动发生的现象,与人民的行为、储蓄习惯以及他们对可利用的资本与信用的运用方式有直接联系。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14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有充足的政策空间来应对经济可能遇到的困难，未来2-3年经济有望实现“软着陆”，不会出现断崖式回落。同时，供给侧改革使生产效率明显提升、内生动能增强，人口素质红利支撑高端制造业崛起、结构转型，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经济驱动力转向需求端，城市群进程为经济中高增速提供空间，这四方面因素支撑我国经济转型和长期发展。

对短期困难已有充分预期

花长春分析，全球“朱格拉周期”逐步接近尾声，经济增速总体会有所放缓，会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外需带来压力。同时，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制造业业绩增速在二三季度会有压力，这些短期困难已有充分预期。

首先，全球经济仍有较强韧性。美国经济增速高点已过，但家庭部门资产负债表比较健康，基建投资仍有明显空间，未来1-2年经济增速有望在2%以上。德国、日本经济产能利用率较高，有望维持相对平稳。

其次，我国房地产投资增速的放缓是渐进式的，不会断崖式下降。2019年以来，整体开工的景气度较高。房地产新开工虽会逐渐回落，但竣工速度将会加快，可以支撑未来1-2年的建筑活动。

再次，我国金融周期虽仍延续回落，但斜率明显放缓。自2016年金融周期开始回落以来，产生了一些风险，有关部门及时调整政策，未来一段时间的回落有望比较平稳。

“我国仍有充足的政策空间来应对未来经济可能遇到的困难。当前宏观杠杆已经企稳，金融去杠杆取得明显进展。”花长春说。

经济转型和长期发展有支撑

对于我国经济转型和长期发展的前景，花长春持乐观看法：

第一，供给侧改革使得生产效率明显提升、内生动能增强。2007年以来，经济经历了长期趋势和中周期同时向下的深刻调整过程。在这段时间里，先是水泥、部分中游设备制造等行业自发去产能，后有政府主导对钢铁、煤炭、有色等行业的供给侧去产能改革。2014年以来，高新技术产业如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通信设备、物联网、大数据等高速发展，目前已初具规模。这些都带动整个经济生产效率的提升。

第二，人口素质红利支撑高端制造业崛起、结构转型。一方面，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过去20年明显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96年的8.5年上升到现在的10.3年。而且，按照“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增至10.8年，年均增长率为1.1%左右。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工程师数量超过120万，而且每年有150多万理工科毕业生加入就业大军，这在全球是绝无仅有的。我国人口素质红利是高端制造业崛起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必要条件之一。人口素质红利叠加研发大投入和知识产权保护，将成就高端制造业高速增长。

第三，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经济驱动力转向需求端，有利于中国经济转型。对应信息技术革命驱动的需求端变化，“新经济”有别于传统经济的特征是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极大地提高了数据处理效率，使海量、非结构化的数据清洗、分析和使用成为可能。企业不但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用户需求、提高生产效率，更重要的是数据处理结果本身可以作为产品或服务提供给用户，从而开展以个人用户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创新。企业获得数据的规模和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规模等。中国拥有规模巨大、通讯网络高速普及且需求层次不断提升和多元化的市场，这将极大地驱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各个环节企业向中国靠近。中国在产业迁移过程方面将具有独特优势。从全球来看，在本国、本地区缺乏市场纵深的情况下，产业会转移至需求更加旺盛、技术进步集聚效应和网络效应更强的区域。半导体生产规模效应以及中国庞大需求对于全球半导体产业将产生巨大吸引力。

第四，城市群进程为经济中高增速提供空间。我国已形成初具规模的五大级城市群——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以及成渝城市群。这五大城市群以占全国10%左右的土地面积、近40%人口生产了近60%的GDP，区域里重点高校占比近70%，成为新时期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

（文章来源：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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