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褴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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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专访:华硕创始人童子贤细数工程师别样人生

1989年，在台湾宏基总部，四个忐忑不安的年轻人，告诉当时宏基的董事长施振荣，他们想离开当时台湾IT产业的旗帜性企业宏基，想自己出来创业。施振荣应允了。从那一年开始，台湾多了一家主板生产厂——华硕。17年后，当时的这四个年轻人当中，有一个依然守在研发团队中，成为见证华硕研发历史中的一个传奇。他就是童子贤，现任华硕电脑副董事长，华硕电脑创始人之一。之前，关于童子贤变通能力强，一直跟随华硕不断成长的业界评价，我们已经听得很多。一直到了5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科博会期间，我们才有机会，采访到这位像挤牙膏那样挤时间来与媒体见面的传奇人物。让他娓娓道来，亲自讲述他所经历的华硕工程师团队研发故事以及身为华硕工程师的酸甜苦辣。

在童子贤看来，身为一个华硕工程师，对待工作就像他个人爱好苦瓜一样，在享受那种苦中带甘、愉悦犹存的感觉，比直接给人很甜很腻的东西更耐人寻味。身为一个管理人，不可以只在办公室里听简报，在开发的过程就要和设计师讨论在一起、工作在一起，这种沟通自然塑造出好的产品和成绩。而身为一个前辈，在培育新人的时候不藏私，给新人好的训练、让他们有正确的工作伦理的概念，这个产业才因为这样的良性循环而不断地往前推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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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话不说,究其根本:

1有钱,真的有钱,蒋败退台湾,不敢说把中国大陆的黄金储备洗劫一空,可也差不多了乱世的黄金这就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2台湾第二代***领导有方,蒋二代经国同志思路正确,一个岛国想要在世界经济中占有利地位,无非是军事或技术前者已经不可能,被大陆牢牢压死鼓励本土IT企业创新发展,政策扶植 眼光准,冷战时代结束,各国均把发展经济视为头等大事可怜大陆那十年带来的深厚的影响

IT精英的抉择

汪剑超从没料到自己的职业生涯会出现“超级破烂王”这个环节。从中国科学软件研究所毕业后，他顺利进入微软中国，成了令人羡慕的IT精英。

五年内，汪剑超先后担任了研发工程师和产品经理。他雄心勃勃，一心想通过写代码来改变亿万人的生活。但渐渐地，他发现微软这样庞大的公司其实是在以整体的方式去影响世界，作为其中的个体，真正能改变的事微乎其微。

有一次，汪剑超去美国微软总部出差。在微软餐厅吃完饭去倒垃圾，可贴着不同标志的五个垃圾桶让他傻眼了。虽然汪剑超知道垃圾分类，但没想到这里分得这么细！旁边的美国同事看出了他的窘迫，友好地告诉他如何分配，才化解了他的尴尬。这次经历令汪剑超感触颇深：环境是由每个人决定的，如果每个人都在做这些事情，就能让环境变得更好。

回国后，汪剑在浏览新闻时看到了一张名为“垃圾围城”的。图中，偌大的北京被几百个垃圾场团团围住，压抑而绝望。“原来我们的生存环境已如此恶劣。”汪剑超再一次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他搜索了不少资料，发现我国垃圾处理能力远落后于垃圾的增速，许多城市都面临垃圾围城的困境。

2010年，汪剑超离开了年薪几十万元的微软，前往一家电商公司担任产品总监，积累创业经验。

汪剑超的一个好友在成都创立了绿色地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做的事就是城市垃圾资源化回收。了解到汪剑超的想法，朋友热情地邀他一起创业。

“绿色地球”的灵感来自一家名为“再生银行”的美国公司，住户每投递10磅可再生垃圾，再生银行向住户支付5美元，划入专门开立的yhk里，住户可到参与该计划的商家消费。用商业的方式做公益，真正去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绿色地球”这一运作模式令他一振，这不就是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吗？2011年，汪剑超辞去工作，带着怀孕的妻子来到成都，加入“绿色地球”，开启了与垃圾奋战的人生。

创业之初的辛劳，不亲历很难感同身受，尤其是垃圾回收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行当。来自当地市民的质疑，是汪剑超和他的团队首先遇到的问题。“没有人愿意相信我们，他们觉得垃圾分类回收说起来很新鲜，但能够产生什么效果，很多人一开始持怀疑态度。”汪剑超说，甚至有人认为他们打着环保旗号行牟利之实。

每个周末，汪剑超都带着公司团队到大街小巷和社区里宣传垃圾分类的环保理念。发送传单、海报，一遍又一遍地讲解，过程异常繁琐。物业公司的态度，也让推广走得磕磕绊绊。因为需要在小区内进出，还要安放半米多高的可回收垃圾箱，有可能破坏园区绿化，一些物业公司难免不乐意。汪剑超和团队需要到小区逐一谈判入驻事宜，为此没少做工作，常常刚打开电脑里的PPT，就被人请走了。

起初，“绿色地球”一个月只能收到一两吨可回收物，与对接企业谈判时也没有议价权。在汪剑超和团队的努力下，情况慢慢好转，当地小区的大叔大妈们开始懂得，生活垃圾和厨余是要分开放的，而废电池和金属是可能产生毒害的，物业公司也由不合作变成了默许。汪剑超在艰难中看到了希望。

给垃圾贴个“身份z”

垃圾分类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让大家知道垃圾分类的概念只是第一步，从“会”到“做”又是一个门槛。汪剑超决心用“80后”的独特方式——“信息化与用户体验”解决这个现实难题。

汪剑超和团队选择用二维码来跟踪每一袋垃圾的去向。居民跟“绿色地球”签订协议并实名注册绿色账户后，先学习详细的垃圾分类方法，然后领取分类垃圾袋和二维条形码。每个条形码对应一个家庭账户，就像是独一无二的身份z。用户把家中产生的垃圾分类收集到袋子里，贴上二维码后投放在社区里的专用垃圾回收箱。这招效果不错，小区里那些环保意识强的居民开始将垃圾投放到分类回收箱里，并慢慢带动更多人加入进来。

“绿色地球”还采用积分制来激励居民进行垃圾分类。他们专门制作了称重器设置在小区内，方便居民给垃圾称重。仪表盘可以输入居民的门牌号，称重后自动折算成积分，然后，居民就可以在旁边用积分兑换肥皂、洗衣液、抽纸、垃圾袋等物品。

“这些废品的回收基本上是比照市场价格来的，但我们不想把它变成买卖关系。”汪剑超多次强调这一点，“毕竟我们无法强制居民参与垃圾分类，任何一个商业模式，包括滴滴打车，最初都是靠奖励、补贴来改变人们的习惯。”如汪剑超所料，奖励的方式有力地促进了居民的环保意识。现在，每周日来“绿色地球”进行垃圾投放，现场兑换礼品，在很多“绿色地球”服务的小区基本成了居民的生活方式。随后，成都市锦江区 找到汪剑超，希望投入400万元购买为期三年的服务。

汪剑超欣喜不已。他明白，这次购买服务是 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治理的表现。以往， 对于垃圾分类也做了很多努力，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 的这次采购对“绿色地球”而言，无疑是个巨大的机会。

“绿色地球”回收的垃圾越来越多。2014年，他们每天收运垃圾超过三吨，其中可再生垃圾率超过90%。公司网站首页滚动刷新着垃圾回收背后的隐形价值：相当于少砍伐874058棵树，节省石油1584523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44568吨……

三年过去了，“绿色地球”因在成都的实践，被住建部评价为“垃圾回收分类做得最好的企业”。2016年，“绿色地球”用了近八年的时间，在成都市服务了460多个小区的垃圾分类，15万户居民家庭注册成为“绿色地球”用户。汪剑超也成了名副其实的“超级破烂王”。

全球大回收

有一年，汪剑超去台湾考察垃圾分类，认识了尤努斯。尤努斯原本是新德里大学的教授，生活优渥。在深入当地农村做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尤努斯被那里贫困的现状深深震撼了。一年多接触下来，尤努斯决定要做些事情改变社会底层的生活。随后，他在印度发起了小额贷款银行，推动了无数农村无业妇女就业。

尤努斯的演讲契合了汪剑超一直深有同感的话题——整个社会都是用金钱来衡量成功，但作为个体，我们该如何来衡量自己所做的事呢？大概就是像尤努斯这样，做真正对自己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帮助更多人生活得更好。台湾之行让汪剑超的心越来越清晰，对自己的信念越来越笃定。

很多时候，“绿色地球”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汪剑超刚刚加入“绿色地球”时，团队只有几个人，日子艰难，大家都是怀着一腔热情在做事。时间久了，问题也渐渐显现出来，比如工资低、工作累，很难对员工提出更高的要求做更专业的事情，也难以吸引到专业的人才。

必须转变思维。汪剑超意识到，虽然是做环保，但作为一个公司还是要回归商业运行的本质，付出好的价钱才能找到相应的人才。2015年6月始，汪剑超带领团队下狠心做了调整，有三分之二的人离开，与公司理念一致的人留下来继续做事。

在持续的努力和创新下，2016年，“绿色地球”在对外合作上拓出一条新路，同优步联手开展“纸造森林·全球大回收”�划，携手京东对快递纸箱再利用，都获得了极高的参与度。

“我们的目标是，用十年时间去引导一千万中国家庭用更加绿色的方式来生活。”担任“绿色地球”执行总裁的汪剑超曾以为加入大公司就可以改变世界，但是现在他明白：“改变世界也可以不指向某个遥远虚幻的群体，我想看看自己能伸手为身边人做点什么小事。”现在，汪剑超常常被邀请到全国各地做演讲，在分享“绿色地球”环保理念的同时，他总是不忘给那些有志于从事公益创业的年轻人分享心得。

考研逃犯古代玄武门秦王春秋司马相如卓文君韩信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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