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大公司治理丑闻及其解决方法,

因为他们把你拉到对应的用工企业打“短工”。

IT外包公司指是指在信息技术领域服务商为其用户提供信息咨询、软件升级、硬件维修等全方位的服务。具体业务包括：产品维护服务、IT专业服务、集成和开发服务、IT管理外包服务等业务的公司。

简介外包：

外包从本质上说可以用一个英文单词－Arrangement－来界定（有的时候也可以用outsourcing），即它表明的是对当前业务流程的一种“安排”或另外的一种“诠释”，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引入外部（有时这种外部的力量是通过内部力量起作用）来进行一种更加有效率的资源配置！

外包分类：业务外包、人事外包、人事外包项目、IT外包服务、软件外包、外判或称外包。

外包优点：避免组织过度膨胀,集中人力资源降低成本；利润提升,成本降低,资金可做更高效益；投资致力企业竞争力,提升效益与客户满意度；不受限既有的专业知识技能,企业运作更灵活。

近日，武汉有一公司领导声称”80后应该退出IT行业“引发了广大网友热议，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先来说一说我的看法，首先，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是非常片面的，我不同意他的这个言论。

众所周知，IT 行业的确是青春饭，很多80后的确不如很多年轻人，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就没有作用了，一个行业需要时刻注入新鲜血液这无可厚非，但是也千万不要忘记了经验的作用，有的时候年纪并不是检验一个人能力的必要条件，而经验确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武汉的那个公司领导说出”80后应该退出IT行业“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借口。其实他的本质就是想要裁员，然后找更年轻的劳动力来为资本工作。因为年轻人的社会经验少，比较容易掌控，这些领导者们正是看出了这点，所以才会想要找更年轻的劳动力。

我一直觉得一个靠不断迭代劳动力来换取收益的公司是不能走太远的，迟早都会被市场淘汰。现在把80后的清出IT行业，再过10年把90后的清出IT行业。就靠这样的企业能走多远？ 公司的管理层有问题，最后被影响的还是上有老下有小的80后，不仅是因为80后员工有养家压力，更因为80后员工已经出来混了十几年，知道业务该怎么做。

我想这不是一个IT行业的问题，这是所有行业面临着的共同问题，只要公司想裁员，他们就会有一大堆的借口让你去接受这件事情。讲真，如果一个公司真的只是依靠不断地裁员才发展，那么我觉得这样的公司不去也罢，因为他们迟早会被淘汰。一个好的企业应该是站在大多数员工的利益上的，大家齐心协力才有可能让公司走的更加长远，发展的更好。

企业丑闻震荡，德国公司陷入治理危机

德国企业一向以形象光明正大而自居，但国内某些跨国公司却丑闻缠身，令这一形象失色不少。这些丑闻据称包括上亿欧元的贿赂，购买色情服务，以及其它违规行为。牵涉其中的不乏一些国内最资深的企业高管。一名已被定罪的企业高管是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的知己，他曾经和前总理一起大张旗鼓地改革国内呆板的劳动力体制。困扰西门子，大众，德意志银行和其它公司的丑闻情况如此严重，按照沃顿商学院和德国一些企业管理专家的话来说，以至于德国公司高层们决定采取英美方式管理企业。这些办法将增加公司的透明度，让投资者在公司经营方面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并削弱来自银行方面的影响——要知道，在德国公司的经营上，银行一直以来都扮演重要角色，银行高管们一直高高占据着公司监督委员会（相当于美国的董事会）的重要位置。沃顿商学院法律和商业道德研究教授托马斯·唐纳森（Thomas Donaldson）说，跟几年前困扰美国的企业危机相比，德国公司案例略有不同；不过，它们都以各自方式，损害了企业主管人员在公众中的信心。“我想，德国遇到的企业危机，跟美国遇到的类似安然公司的丑闻相比，在影响程度上是一样的。我估计，这将促使德国人在企业管理方面，特别是腐败问题上，更深刻地反省自己。”克里斯蒂·施耐德（Christian Schneider），一位土生土长的德国人，是沃顿人力资源中心跨国研究咨询小组负责人。他认为，众多违规事件的集中爆发，正提醒德国有必要采取措施，改进先前那套倍受赞誉的“劳资共同决策”制度。有人把这套制度描绘成是：在决定公司重大事项时，管理层和劳工代表之间体现出来的一种亲密关系。布鲁斯·柯高特（Bruce Kogut）是巴黎附近的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的战略学教授。他说，这些丑闻突显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德国公司并没有使自己朝更加开放和更加负责的趋势发展。“德国企业并不理解新的游戏规则，”柯高特说。“他们习惯的是银行和企业、工会与政府间关系密切。 距离那种更盎格鲁-撒克逊的、更美国式的商业文化，德国仍然相距遥远。”7200万美元的奖金所有这些丑闻令德国企业形象大打折扣。举个例子，美国有关部门正在就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在全球设立多个秘密帐户，专门用于贿赂外国政府官员的案件展开调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已经承认它在非洲，亚洲和东欧有过“不适当的支出”，并且对涉案员工作了解雇或停职处理。在另一个案件中，德意志银行的首席执行官约瑟夫·安科曼（Josef Ackermann）曾被指控贿赂曼内斯曼公司（Mannesmann）的管理人员，这是一家被英国电信公司沃达丰收购的工程公司。2006年11月，他向检查官支付了大约420万美元结案。当安科曼将那笔可能高达7200万美元的奖金支付给曼内斯曼公司负责人的时候，他本人还是沃达丰公司的监事会成员。曼内斯曼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克劳斯·艾思（Klaus Esser）在同意接受沃达丰提出的1830亿美元的收购价格后，便将这笔奖金的绝大部分纳入私囊。作为结案的条件，艾思同意支付大约190万美元罚金。经过长时间的庭审后，杜塞尔多夫市的一家法院于2004年宣告安科曼和其他被告无罪释放。2005年，联邦法院又要求安科曼和其他涉案人员接受新的审查。尽管接受了检控机关的惩罚，安科曼仍然担任德意志银行管理委员会的主席。不过，最近几个月以来，最吸引人眼球的莫过于西门子和大众事件了。在西门子，官方正在调查公司高层是否开设了黑金帐户，贿赂潜在的海外客户。2006年11月， 200名警察搜查了西门子公司的办公室和雇员住所，获取了成千上万份文件，整个调查事件公开化了。检察官同时声称，发现一些西门子雇员使用一套系统来贪污公司钱财。在2006年9月30日结束的一个财政年度内，这个商业巨无霸实现的销售收入1150亿美元。西门子说它正配合进行这项调查。《华尔街日报》报道，自从警方突查行动以来，公司承认在过去的几年共有544亿美元的交易存在嫌疑。西门子同时称，这些错误都是“个人行为”。但是这家报纸认为，拘留证据以及记者接触过的证人证言都让人觉得，“在这家公司里，行贿是一个很普遍、高度组织化的行为。”《华尔街日报》同时报道，因为忽略了西门子公司帐目上的这些涉嫌贿赂款，长久以来为西门子提供审计服务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德国分公司，也在接受调查。毕马威正在协助官方调查，但否认存在过失。西门子高管面临的指控具体包括：公司电力部门的两位前高管，据称支付了780万美元贿金，从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那里争取涡轮机定单。《华尔街日报》称，2004年，西门子公司资深高管托马斯·舒芮特（Thomas Kutschenreuter）支付给西门子曾经的商业伙伴、沙特阿拉伯咨询公司BAE公司（Beit Al Etisallat） 5000万美元。报纸称舒芮特正在配合检察官的调查，他声称这笔支出获得了西门子公司管理委员会的授权，现任首席执行官克莱菲德（Klaus Kleinfeld）和当时的首席执行官冯·皮埃尔（Heinrich von Pierer）都知情。据说在和一名代表BAE公司的沙特商人打过一个电话之后，舒芮特就去为付款做了安排。来电者要为曾经给西门子提供的商业合作索取91亿美元佣金。假如西门子不付，那么，打电话者威胁说，他就向美国证监会举报，并提供替西门子在沙特行贿以获取电信合同的详细资料。上述5000万美元中，1700万美元据称是支付欠下的佣金，剩下的则是封口费。在另一起案件中，为了从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那里拿到涡轮机定单，西门子电力部门两位前高管花了780万美元行贿。今年3月中旬，这两个人，克雷（Andreas Kley）和维格纳（Horst Vigener），在德国的达姆施塔特市接受审讯。他们俩人声称参与了行贿，但没有违反德国关于严禁贿赂外国政府官员的法律，因为这家电力公司已经私有化了。但是检察官认为，在他们行贿期间，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仍然属于国家控股。3月27日，另外一项调查让西门子公司雪上加霜。公司管委员成员之一的费梅尔（Johannes Feldmayer），在纽伦堡被检察机关逮捕。他被指控跟一笔支付给盖思奇（Wilhelm Schelsky）的资金有关。后者是一家德语首字母缩写为AUB的德国工会的官员，该工会对西门子一向友好。《华尔街日报》称，检察官们相信这笔钱通过盖思奇机构给了AUB，用来抵消德国最有实力的行业工会IG Metall的影响力。费梅尔拒绝认错。盖思奇在2月份涉嫌偷税被捕。大众公司的违法行为据称涉及公司高管和工会官员。在这场被媒体戏作“赏钱和妓女丑闻中，大众公司高管涉嫌挪用公款，利用性派对、假日色情陪侍和红包等方式收买劳工代表，又称劳资联合委员会成员。大众案例让我们看到在德国劳资双方协调一致共同决策的管理制度下，管理者和劳动者之间比较紧密的关系使得劳工组织在公司重大决策时，拥有一定发言权。2007年3月5日，这个案例有了最新进展，公司强大的劳资联合委员会前任负责人克劳斯·沃科特（Klaus Volkert）被控48项罪名，包括煽动职工和贪污。1月，大众公司前任人事主管彼得·哈慈（Peter Hartz）因为批准“赏钱和妓女”计划而被定罪，处2年缓期徒刑以及大约736万美元罚金。他承认收买沃科特来影响雇员决定，获取他们对公司重组和削减开支计划的支持。德国法律规定大型企业的重大决定须咨询公司的劳资联合委员会领导们的意见。据悉，1995年和2004年之间，沃科特索取并获得了大约250万美元的奖金，此外还有786万美元，用于豪华旅游，购买衣服和珠宝，为他和女友支付子虚乌有的咨询费用。现年65岁的哈慈2005年从大众辞职，他一度在德国广受尊敬。2002年，他担任所谓的哈慈委员会主席，为施罗德总理出谋划策，制定了一系列劳工改革方案，来降低失业振兴经济。比比美国的丑闻沃顿商学院的唐纳森教授注意到，同美国相比，德国公司的丑闻有点儿不一样。美国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曾经犯下的错误行为，让安然、世通、泰科等公司蒙羞，导致以两位国会议员名字命名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出台。“一个明显的不同是，安然和其它一些肇事公司基本上已经一败涂地，”唐纳森说。“虽然世通公司已经恢复，但是元气大损。而在西门子和大众汽车，毁灭性的打击没有出现。”第二点不同是，德国的公司腐败范围没有美国广。“安然丑闻涉及13家公司，”唐纳森说。“在它们之后，紧跟着曝光投资银行丑闻、基金管理公司丑闻和纽约证交所丑闻。在过去5年中，我们看到各种各样严重的金融和会计丑闻。德国是否会走上这条路，我们还不得而知。”还有一点不同，这两个国家发生的公司丑闻形式不一样。在美国，唐纳森注意到，安然时代的丑闻通常是精心策划，抬高公司股价。高管们通过做假账在股市上套利。而在德国，大量的问题跟贿赂有关。“这些丑闻意义深远、震撼人心，以德国素来严格的公司监管制度而不能防范，令人惊诧，” 唐纳森解释说。“每一起案例中，我们都有一些明显的失误需要控制。上亿美元流出公司大门，却无人查问。”长期以来，德国的法律制度认为，花钱贿赂外国官员，是公司必要的业务开销。实际上，德国法律一度允许企业为这样的开销撇账。自从德国采用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9年制定的反腐败纲领后，这种现象改变了。根据唐纳森的说法，这个纲领源自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在德国商人中，贿赂有时是种必要手段的观点依然存在，唐纳森说。“今天当你跟德国公司高管交流时，你会发现这一点。他们会说，‘德国人有高标准，但当我们出去到世界各地时，那里比较粗野和肮脏，要是说我们还能够按照足球规则来玩那就太幼稚了。’我想，跟瑞典甚至美国比起来，这种观点在德国更有市场。但是，多年来一直用钱收买大众公司劳资联合委员会的头头，而且还提供色情服务的做法，是对德国诚信传统的一记猛击。”员工和管理层之间的关系沃顿商学院国际劳动关系专家施奈德说，一定程度上，给西门子和大众带来难堪的根源在于两者在监管上的共同弊端：德国公司管委会非常规的设立方式，以及工会在这些委员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德国公司管理分上下两层结构，下面的管委会较小，负责向监事会汇报并由后者任命。在公司管理委员会里，有三种不同的雇员代表形式。1952年颁布的《工作组织法》要求所有雇员人数超过500名的公司，在监事会中必须要有三分之一的雇员代表。1976年的《共同决定法》中规定，在雇员超过2,000名的公司中，必须具备概念上的相等性——即，监事会中50%是股东代表，50%则是雇员代表。可是，当意见相左，需要监事会主席进行第二次投票表决的时候，股东代表一定会是占据多数席位，通常监事会主席都是站在股东一边的。另外，在监事会里，劳工方至多可以有三名来自公司以外的工会成员。这些颇有争议的“外部”代表跟公司没有必然的联系，无法直接代表本公司雇员的权益。第三种雇员代表形式，尽管仅限于煤炭和钢铁行业，却在监事会中真正保证了同等性，假如被任命的工会负责人实际上是管理委员会代表的话，雇员代表就可以对他投否决票。今天，这个特殊的共同决定法案所起的作用有限，因为煤炭和钢铁行业正在萎缩。可是，既然它规定了德国有史以来最广泛的劳资共同决策体制，对工会来说它具有非常大的象征意义。“在欧盟内部，德国是唯一一个施行如此影响深远广泛的制度的国家，”施奈德说。“没有第二个国家希望有这样的制度。你所做的，是让工会成员和雇员代表在公司作出重大决定的时候，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包括任命和免职管理委员会成员，”施奈德说。“其结果就是，许多德国公司管理人员抵制劳资共同决策制度，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由监事会任命和解雇的。这种双层委员会制实际上会使界线模糊，因产生利益冲突而受到批评。劳资共同决策制度的产生，是为了让雇员的利益在公司最高层的实体中得到反映。但是在一家大公司里，雇员代表是一回事，做管理决策则是另外一回事。”劳工和管理层之间的亲密关系“是导致大众公司出问题的原因”，施奈德补充说。“为了获得监事会雇员代表对大众公司延长工作时间和机构重组的要求的支持，公司管理层开始通过钱，假期和贿赂等方式诱惑工会给他们投赞成票。如果大众不存在这样的管理体系，它是不会被逼着去玩这样一种游戏的。”默克尔总理已任命专门委员会对劳资共同决策制度进行调查，并就是否对之进行修改提出意见。一种由德国雇主联盟联邦协会提出的方案是，将监事会中雇员代表数量缩减到三分之一。这实际上就是在1976年的法案之前所有德国大公司都执行的方案，76年的法案要求所有雇员超过2千人的公司必须执行50-50的劳资共同决策制度。公司老板们面临来自工会***的强大反对声音，这些工会***实际上要求扩大国家劳资共同决策制度的范围。同时，令人不感到惊讶的是，专门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声称，没有必要大动干戈地改变这种制度。丑闻有所区别位于柏林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一位资深大西洋事务会员贺默里奇（Joerg Himmelreich）说，必须注意到大众和西门子丑闻各自有何不同。在大众，所谓错误行为指向的是滥用劳资共同决策制度，而这种制度帮助德国从二战废墟中站起来并创造了20世纪50、60年代的德国经济奇迹。尽管大众出现丑闻，贺默里奇认为“大多数的德国人不打算放弃这种制度。”西门子丑闻，则是源于竞争压力，需要开拓国外生意。在这种状况下，公司管理人员通常认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贿赂以“博得政府的高兴”，贺默里奇说。这种的付出通常是需要的，因为基础设施和公用项目特别需要得到政府官员的许可。假如劳工—管理层共同决策制度会导致产生问题的话，贺默里奇补充说，公司高级执行官们扮演的双重角色同样也会造成利益冲突，形成滋生错误行为的风气。在西门子，前首席执行官冯·皮埃尔同时也是监事会的领导。“对解决这些问题方面，他缺乏兴趣，”贺默里奇说。“这是利害攸关的大事情：现任首席执行官应该当上监事会的主席吗？”贺默里奇指出，安科曼陷入违规事件时他身兼两职，既是德意志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也是沃达丰公司监事会的成员。这个例子反映出德国的银行官员们长期以来的做法，那就是，在那些他们提供融资服务的大公司中，他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实际上，银行和公司间的亲密关系，跟工会和公司管理层间的友好关系一样，是存在问题的，沃顿商学院的唐纳森指出。他说，德国公司监管体制是“由内部人控制的服务股东利益的体制”。跟美国公司相比，德国公司在银行融资关系方面有所不同。“在德国，银行的作用举足轻重，”唐纳森说。“公司并购在美国已经存在了相当一段时间，现在正在欧洲蔓延，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意识到，这种内部控制的方式存在问题。在德国，一次恶意收购可能还能得到在公司监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银行的支持。它不只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且它不是一个高效的制度，因为你无法保证它是一场正当交易。”对德国精神的影响INSEAD学院的柯高特认为，虽然西门子等德国大公司纷纷被丑闻击中，但过分夸张这种企业现象对德国精神的影响是没有必要的。“西门子事件令人震惊，因为它对德国来说举足轻重，已经存在了超过一个世纪，” 柯高特说。“西门子是你能够想到的德国大公司之一。一旦发现它们开设秘密帐户用于贿赂，那当然令人非常吃惊。这种事情很严重。”但是柯高特补充说，在这些丑闻中衍生出的积极的一面是，社会大众通过媒体对它们了解得一清二楚，这向真正有意义的改革迈出了第一步。“老实说，有多少德国公司，或者欧洲公司，敢说自己在过去的30或是40年中，跟政府是干干净净做生意的？对过去发生过的许多事情，人们有所了解，但我们不知道的是其中的细节。或许好消息是，坏消息即将被暴露在大众眼前。”唐纳森说，企业丑闻令人难堪，对德国的自我形象危害巨大，公司采取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势在必行。“一些人感到，相关参与者——投资者，公司管理层，银行等——辜负了大家的信任，所以老的制度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可以创造出良好的公司管理。”政府和公司部门采取的任何改革措施或许都不会试图去复制英美的经济模型，他补充说。“但不可避免的是，德国将采用英美体系的某些要素，特别是赋予股东和外部投资者——是投资者而不是银行——更多的话语权。” 最近爆发的企业丑闻，也提醒要加强审计委员会的作用，对财务报告条件做些改变，唐纳森说。“在2007年，德国企业依然是个由内部人控制，服务股东利益的现状。这种制度对大股东和企业管理者有利，但它对普通投资者不利。跟英美体系相比，德国体系中股东的话语权要少得多。我依然认为，在总体上说，目前德国的公司治理存在危机。”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

虽然2017年股东表面上没出什么大事，但实际上各种丑剧和公关失败案例层出不穷。

这一年，三星深陷行贿丑闻，韦恩斯坦公司遭性骚扰指控，美联航“拖拽”乘客造成流血事件历历在目，不过其他公司大体上比较平静。

以下列举了2017年商业界最大的几起丑闻：

美联航拖拽乘客下飞机导致受伤事件

2017年3月2日，美国商务部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2017航空峰会上，美联航首席执行官奥斯卡·穆尼奥斯发表演讲。Kristoffer Tripplaar — Sipa USA via AP

2017年4月，美联航一架航班出现超额订票，两名安保人员将一位不愿下飞机的乘客强行拖走导致流血受伤，也引发全球对美联航的指责。视频显示，争吵中69岁的杜成德（David Dao）头部撞击到扶手，毛衣被拉至胸口露出肚子，眼镜也歪在一边，最后躺在地上由安保人员拖出过道下了飞机。

全球消费者看到这一幕都很震惊，迅速发起抵制行动。之后美联航首席执行官就此事道歉时却一副洗白姿态，只说“该事件令所有美联航员工感到难过”，却低估了视频对观众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乘客对航空产业的巨大不满。更给伤口上撒盐的是，媒体报道显示穆尼奥斯在写给员工的信中骂杜成德是个“破坏分子，而且故意挑衅”。

虽然该事件对美联航利润影响不太大，但乘客对航空服务多年积怨借此事件集中爆发。

虽然此后杜成德与美联航庭外和解，但此事引发的对航空业巨大不满并未停止。美国交通部数据显示，事件发生后六个月里，与航空有关的投诉增加了13%。

21世纪福克斯和比尔·奥莱利

2015年3月17日，纽约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比尔·奥莱利在主持“奥莱利实情”节目。Photograph by Rob Kim—Getty Image

2017年多家公司深陷性骚扰指控丑闻，其中也包括娱乐业巨头21世纪福克斯。

2016年福克斯的麻烦就开始了，前主持人格雷琴·卡尔森指控福克斯新闻首席执行官罗杰·艾尔斯性骚扰。但事情并未就此打住。4月有报道称，明星主播比尔·奥莱利曾付给五位女性数百万美元平息性骚扰指控。此事曝光后，广告主立刻暂停了向“奥莱利实情”节目的投放。当月奥莱利便离开电视台。

投资者知道此事后都非常生气，因为出现性骚扰丑闻代表这家公司文化有严重问题。之后又有报道称，福克斯知晓奥莱斯身受指控后还考虑1月继续请他工作，给愤怒的公众舆论火上浇油。

因此，福克斯11月同意支付9000万美元平息与奥莱利和艾尔斯丑闻相关的投资者指控，还专门成立了内部委员会负责确保正常的工作环境。

奥莱利拒绝认错，福克斯也没承认做错。

Alphabet和 Facebook

2017年10月31日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国会哈特参议院办公楼里，犯罪和恐怖主义小组委员会上，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约翰·肯尼迪参议员（路易斯安那州）（中间）和本·萨斯（内布拉斯加州）（右）听取谷歌、Facebook和Twitter的证人陈述。Chip Somodevilla/Getty Images

总统大选后的一年里，议会和互联网巨头们都在重新思考民主议程中自己扮演的角色。

很多人猜测社交媒体上充斥的假新闻可能影响了2016年大选，但看Facebook和谷歌等业内巨头都拒绝承认。

2017年情况发生变化，大部分收入来自互联网广告的Facebook和谷歌都表示，发现与俄罗斯政府相关的账号。Facebook称在平台上发现约3000条与俄罗斯相关的广告购买订单，背后的目的都是分裂美国。谷歌发现与俄罗斯有关的公司在YouTube和Gmail上购买了上万条广告。Twitter也表示，俄罗斯政府支持的媒体“今日俄罗斯”2016年在其平台上购买了274万美元的广告。

看起来问题暂时还没法彻底解决。Twitter、Facebook和谷歌仍在调查平台上与俄罗斯有关的活动。议会对该领域的态度日渐强硬，有些人已经开始质疑各巨头吸引用户的方式，各巨头的麻烦远未休止。

Uber一再出事

2016年2月14日，Uber司机和支持者们在纽约Uber办公室外举着口号示威。纽约部分Uber司机表示，此举是为了抗议Uber将当地车费下调15% | Photograph by SethWenig — AP

如果说之前Uber遇到的法律纠纷就像开车过减速带的颠簸，那么2017年Uber遇到的事堪称高速路上10辆车大追尾。前有性骚扰指控，后有针对创始人卡兰尼克领导能力的质疑，甚至还有犯罪调查。

2月，前员工苏珊·富勒指控Uber内部性骚扰频繁出现。5月，司法部宣布对Uber开展犯罪调查，因为Uber被指使用名叫“Greyball”的软件在某些地区非法运营时规避地方监管者调查。结果是，6月卡兰尼克离职，给接任者——时任Expedia首席执行官的达拉·克斯罗萨西留下重整公司的巨大烂摊子。

接下来发生的事导致收拾烂摊子几乎变成“不可能的任务”：就在克斯罗萨西出任后不久，英国伦敦就宣布取缔Uber，11月有消息称Uber数据库遭黑，约5700万用户资料有泄露风险。

跟坐美联航飞机不一样，Uber用户选择其实很多，转头就可以选择豪华出租车。而且由于Uber犯错连连，市场份额也被竞争对手Lyft抢走，之前一年Uber市场份额为84%，2017年降至74%。

Uber估值曾高达680亿美元。但出这么多事后，日本银行软银收购其股份时估值已降至480亿美元。

哈维·韦恩斯坦遭多起性骚扰指控

2017年5月23日，法国东南部加纳的艾登罗克角酒店，参加第70届戛纳**节的美国著名**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参加德高娜派对时让记者拍宣传照。YANN COATSALIOU AFP/Getty Images

要说起韦恩斯坦的故事，好莱坞情节最曲折的**都演不出来。

从10月开始，100多位女演员指控好莱坞大佬韦恩斯坦数十年间存在性骚扰行为。韦恩斯坦道了歉，但这位数次荣获奥斯卡的金牌制作人还是被迫离开韦恩斯坦公司。而且道歉之后公众仍然对韦恩斯坦能数十年行为不当却安然无恙十分愤怒。

据称韦恩斯坦为了避免对抗指控，曾聘请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前探员跟踪指控者。但后来发现，韦恩斯坦之所以能掌握大权多年，靠的还不只是间谍和各种威胁，他还有很多亿万富翁朋友们保驾，虽然有迹象显示2015年韦恩斯坦曾挪用公司资金供私人使用。后来韦恩斯坦同意向公司偿还700万美元。

一系列指控最大的影响或许是，之后很多沉默的男男女女说出受到性骚扰的往事。

韦恩斯坦明确表示，未参与过任何“非自愿性行为”。

艾可飞数据泄露

2017年10月4日星期三，艾可飞前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史密斯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出席听证会。Photograph by Andrew Harre—/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信用评级公司艾可飞赚取利润的方式主要是向金融机构和银行出售私人信息，而且经常是敏感的隐私信息。

但9月艾可飞称遭遇史上最严重的数据泄露，约涉及145亿人，达到美国人口半数。

有消息称艾可飞3月就知道后来黑客利用的漏洞存在，一片哗然中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史密斯宣布下台，首席信息官和首席安全官也宣布离职。更可恶的是，艾可飞获知数据泄漏后又等了两个月才公布消息。

此外，由于艾可飞高管在数据泄露消息公布前曾卖出价值约18亿美元的股票，司法部也开始调查是否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三星行贿案

2017年8月25日星期五，韩国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中）由监狱看守押送到首尔中央地方法院。Chung Sung-Jun/Pool via Bloomberg

2016年，三星被Note 7手机电池爆炸折腾够呛。2017年则更糟，三星内部陷入混乱。

三星集团向来由家族掌管，继承人李在镕即将接班，不料卷进韩国前总统朴槿惠政治丑闻被捕入狱，三星面临接班人空缺的严重问题。

如今李在镕被指向朴槿惠行贿、挪用公款以及隐瞒海外资产，可能面临五年（也可能长达12年）牢狱之灾。

10月，三星电子联合首席执行官权五铉也宣布辞职，称当前三星的领导层面临严重危机。

“眼下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全面危机，现在全公司应该振作精神重新开始，要启用年轻领导者，在变化迅速的IT行业更快处理各种新挑战，”权五铉在声明中称。

虽然三星长期发展存疑，但短期来看似乎没什么危机。三季度财报显示三星利润创纪录地达到128亿美元，几乎为之前一年的三倍。

神户钢铁、三菱材料，以及日本公司治理问题

2017年11月24日，三菱承认产品数据存在作假后，三菱材料董事总经理竹内章（右二），三菱材料执行副总裁小野直树（左二），三菱电线工业总裁Hiroaki Murata（右一）和三菱伸铜总裁Kazumasa Hori（左一）在东京举办的发布会上公开道歉。11月24日，三菱材料承认产品数据造假后，股价下跌超过8%，三菱也是多家承认产品质量控制储存在问题的日本大公司之一。KAZUHIRO NOGI AFP/Getty Images

到2017年三季度，日本GDP实现2001年以来持续增长，创下记录。但经济稳步复苏背后却是一波日本大公司产品质量造假的丑闻，也引发外界对日本制造强国地位的质疑。

10月，神户钢铁承认2007年以来出售给波音、福特、丰田等公司的部分材料信息造假。三菱材料承认，出售给约274个客户的汽车和飞机零部件数据造假。制造业巨头东丽也承认，2008年以来出售的加固轮胎绳索数据不实。

2017年，汽车公司日产和斯巴鲁各召回120万辆和395万辆汽车，因为数十年里曾让无资质的检验员负责新车出厂前的整车检查。

虽然该丑闻中并非涉及大规模质量问题，但对日本制造业来说影响很负面。如今中国和韩国制造业凭借低成本在市场上发展迅速，而日本制造一直靠优秀品质竞争高端市场。

不过也有分析师表示，之所以近几个月接连出现质量方面的丑闻，也许是日本企业的质量标准过高了。

富国银行的大麻烦

沃伦对阵富国银行首席执行官蒂姆·斯隆。Bloomberg 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自从2016年因数千万虚假账户失去消费者信任，富国银行一直承诺透明和推动改革，希望重新争取用户。

但2017年富国银行问题变得更严重，因为其承认曾在57万客户不需要的前提下收取汽车保险费用。此举导致约2万客户车辆被收回。富国银行表示将支付8000万美元作为赔偿。后来富国银行个人银行负责人和零售银行部门70位左右高级管理人员也因此被开。

同在2017年，富国银行还承认在客户不知情时开设了140万个虚假账户，此前一年已经承认开设210万个假账户。

苹果“降速门”

2012年6月11日，加州旧金山，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2012年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上（WWDC）发表主旨演讲。Justin Sullivan Getty Images

临近年末，科技巨头苹果却遭遇巨大危机，因为报道称苹果为解决电池老化问题故意降低旧版iPhone运行速度。

这也印证了一些苹果用户长期以来的阴谋论：即每次发售新版之后，苹果会故意降低旧版手机运行速度以强迫用户升级。如今已有用户因苹果不事先通知便降低设备运行速度告上法庭。

苹果方面的回应首先是为降低旧版iPhone速度道歉，称之为“误解”，随后宣布降价为用户更换电池，之前价格为79美元，现降为29美元。苹果称，更换电池后手机运行速度便会变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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