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师说》有“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一句，其中的“六艺”是指什么？

最早的“六艺”出现在夏朝，是指六种技能。从中国最古代的朝代开始，许多王侯贵族必须要学习“六艺”。到了后来，掌握“六艺”几乎是对每个人最基本的要求。六艺指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能。

六艺之首，也就是第一门课“礼”。这个“礼”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思想品德课，政治课，日常行为规范课。“礼”包括五礼，五礼分别有：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吉礼学的就是祭天祭地祭祖先的礼仪。在古代祭祀的规矩是很有一套说辞的。这就就是古代的文化。凶礼，就是丧事，有人去世，古代的人去安慰离世者亲属所用到的话语，比如节哀顺变，祝令堂跟着佛光走，通往往生，这一类的用语。宾礼学的就是去别人家做客该懂的礼仪。在比如说军礼，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升国旗行的注目礼，也是一种军礼。那个时候的军礼比起现在要复杂不少。嘉礼也就是学习如何表扬赞美别人，如果赞美，当时也是有一套文化说辞。所以当时的“礼”也相当于今天的德育教育，通俗的说就是要学做事先要学做人。

中国古代的文明，乐教文明可谓是有着非常重的文化地位。孔子反复强调过礼乐的重要性，他说：一个国家兴衰的标志就是礼乐。用音乐来教育人，这在古代中国有专门的名字就叫乐教，史书上记载，从商周开始，古人就非常非常重视音乐的熏陶。

“古者射以观德”，“射”作为中国古代六艺之一，不仅是一种体育竞技，更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活动。“御”，简单的说就是骑马，还包括驾驶马车的技术，和现在的考驾驶证很像，当时考骑马不多，往往会考驾驶马车的技术。

“书”，指的就是书法，能写一首好字和好的文章，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语文课。

“数”，顾名思义就是数学，数学这个东西大约从三百万年前有人类的时候就开始使用和实践了吧。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时代的结绳计数。所以这个“数”也是一门很久远的学科，这一科也是古代学子必考的一门科目。

简单地归纳为：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的《师说》有“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一句，其中的“六艺”是指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矣；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矣；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矣；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矣；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矣；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矣。

白话翻译：

孔子说：“进入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教化情况就可以知道了。如果那里的人们温和、柔顺、敦朴、忠厚，就是以《诗》教化的结果；博古通今而有远见，就是以《书》教化的结果；豁达、平易而又善良，就是以《乐》教化的结果；内心洁净、精查隐微，就是以《易》教化的结果；恭敬、节俭而又端庄，就是以《礼》教化的结果；善于连缀文辞、排比史实，就是以《春秋》教化的结果。

说到这里，大家对古人的学习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古代学子的学习其实一点也不轻松，不是像电视剧里面对着书本摇头晃脑这么简单。自古学子也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不受时俗的拘束，向我学习。

原文：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

白话译文：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师从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听到的道理有早有晚，学问技艺各有专长，如此罢了。李家的孩子蟠，年龄十七，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不受时俗的拘束，向我学习。

此文出自唐·韩愈《师说》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师说》是唐代文学家韩愈创作的一篇议论文。文章阐说从师求学的道理，讽刺耻于相师的世态，教育了青年，起到转变风气的作用。文中列举正反面的事例层层对比，反复论证，论述了从师表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

当时的上层社会，看不起教书之人。在士大夫阶层中存在着既不愿求师，又“羞于为师”的观念，直接影响到国子监的教学和管理。作者对此痛心疾首，借用回答李蟠的提问撰写这篇文章，以澄清人们在“求师”和“为师”上的模糊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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