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钱学森之问的相关发展

真正让“钱学森之问”成为舆论的焦点，源于2009年11月11日的一封公开信。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

发出公开信的沈正赋等11位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几天前，我们满怀悲痛送别了钱学森老人。作为一代科学大师，钱老对国家民族、对科学研究、对青年人才、对科学道德的挚爱，感动了全民族。他的崇高人格和科学精神就像一座灯塔，照亮后人前行的路。连日来，人们在缅怀和追思中，不时会被钱老提出的一个问题所震撼——‘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个被称为‘钱学森之问’的问题，已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它是沉重的，也是不容回避的。 ”

这11位教授认为，“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为此，他们愿意通过《新安晚报》，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给教育部新任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同仁发出《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这封公开信。

这是最近自己写的一篇论文，讨论如何破解钱学森之问，不过估计对你有帮助~~~

2009年10月31日，科学巨擘、两d元勋钱学森院士与世长辞，享年98岁，又一位大师离我们远去了。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尴尬的年代，大师们渐渐远去，消隐于历史中，而新的精神领袖，新的大师们依然无处可寻。尴尬正如我们面对钱老生前的不解与疑惑：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钱老逝世后，的这一声质疑引起了政府和普通教育者广泛的深思，人们冠之以“钱学森之问”，纷纷探讨破解之道。2009 年11 月11 日，安徽高校的11 位教授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一石激起千层浪，有关“钱学森之问”和中国教育改革的讨论成为全国讨论的焦点。

何谓杰出人才？钱老生前曾明确指出：“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想到中国的长远发展，最忧虑的就是这一点。”由此可知杰出人才应为具有科技创新能力的、可以完全胜任激烈的国际竞争的人才，而不是仅仅是简单的、模式化的、可批量生产的一般行人才。

但可惜的是，中国的教育体系不是一个培养精英人才的体系：行政化、官僚化的倾向明显，大学大量扩招，教育质量下降，沦为文凭加工厂；基础教育模式化，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考试、统一标准答案；教育指导思想僵化，“求同排异”，扼杀学生的创新能力。。。

正如教育部的发言人所说：“教育的问题是多少年形成的，马上要解决所有的问题是不现实的，需要一步一步来。”中国的教育体系积弊已深，从孔子的“学而优则仕”理论到现今的“官本位”思想，从大学精英教育到职业教育再到基础教育，从教育模式的落后僵化到教育思想的根深蒂固。。。要想彻底改革中国的教育体系、破解“钱学森之问”，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阻力很大，但我们可以由易到难、由试点到推广、由部分到全部，不断修正总结经验，摸着石头过河，逐步提高中国教育水平，培养出真正具有科研创新能力的杰出人才。

2010年2月28日，历时一年半、易稿数十次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开始公开征集民意，立即引起各界关注。其中，高校去行政化、高考制度改革、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关键词成为焦点话题，众多专家学者、普通民众、老师学生家长纷纷献计献策，中国教育的春天，似乎离我们已经不远。

一、解决当前教育现状的关键在于教育的去行政化

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教育部门的一般官员到高校“检查”，就可以让校长停下手头工作陪同，学校里一个行政官员就可以对资深教授发号施令。正如前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正在深圳试办“亚洲一流研究性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的朱清时院士所言：“如果中国的大学中都用级别代表权力，用官印掌权，就没有人追求学术卓越了。” 因此，教育的去行政化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具体来说，教育的“去行政化”即管理工作由教学科研骨干主导，管理工作岗位不设行政级别。学校的每个人要得到社会尊重，只能靠自己的学问、科研成就和管理水平，而非行政级别。同时，“去行政化”具体要各个教育机构结合自身情况进行探索，而当前最要紧的是对学校自主权的落实进行规定，包括法律层面都需到位，同时各学校尤其是大学也要强化内部治理结构，依法治校，真正实现“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

二、让大学重回真正的大学

在《人民日报》刊登的《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钱老专门谈到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很好地回答了自己的“钱学森之问”。他谈到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那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什么样的模式真正能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呢？学生的进步显然离不开教师的引导，比如冯卡门教授之于钱学森，费米教授之于李政道。国外高校推行顶尖精英教育，以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为例，大学生与教授研究员的比例是平均两三个学生就有一位老师。可是，在国内高校，这种理想的状态很难出现，很多名教授都很忙，因为他们出名所以就要带很多博士生，博士生也愿意投到他的名下，但他们时间有限，根本无法给予他们有效的指引，自然也就无法培养出更加具有能力的人才。

李政道先生曾讲过：“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也。”这与两千多年前孔子的思想不谋而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因此，学之根本在于思考，发问，进而才是发现。而在这个过程中，导师的引导至关重要，硕士生和博士生不应仅仅成为教授的助手，他们更应该是学生，是研究者，是未来的掌控者。我们也可借鉴欧洲的命题型、思考型、实践型考试和研究生独立研究能力培养等制度，以及知识原创型教授考核、教授自己课题成果的授课等教育模式来完善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

而现在已经沦为鸡肋的本科生教育更应该得到重视，大学是培养人才而不是技术工人的场所，大学生要学习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社会素养。因此，大学生不应该一入校就要被迫限定专业，大通识教育势在必行。这方面来说，浙江大学大类培养模式及教授必须为本科生亲自授课等规定显然是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更有利于人才的培养。

一所理想中的大学应该回归大学的魂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回归其培养精英人才的目标和宗旨。只有大学回归到真正的大学，我们的高等教育模式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三、改革基础教育

无论在哪个时代，培养杰出人才的基本规律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杰出人才具备的品质也基本相同，比如具有能够独立思考的精神、不迷信经典和权威，具有强烈的科学探索精神，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等等。对于这些优秀品质的培养不能光依赖大学教育，应该从中学乃至小学阶段就有意识地进行。而当前中国基础教育主要以制式教育为主，统一教材、统一大纲、统一考试，统一标准答案。我们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求同排异”， 学生提问的兴趣和欲望在中小学阶段便已经被大大地削弱，取而代之的是记、背标准答案的教育导向，使学生对知识没有兴趣”，继而丧失“独特的、创新的”能力。我们未来的大师在中小学时就遭到扼杀，怎能指望他成为杰出人才？

我们常听到中国的家长对孩子说：等你长大之后就会知道的。也常听老师对学生说：以后我会解释这个问题的，现在还没有时间讨论。所以渐渐的，在课堂上不提问、不发言成了最安全的方式，更不用说质疑、讨论、甚至争辩了。这种只注重学习、不注重思考的“填鸭”式教学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创造性的培养和发展。

近几年来，各省市陆续进行小范围的基础教育改革试验，其中不乏一些很好的措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对于庞大繁杂的中国教育体系来说，还是无异于杯水车薪。因此，还是需要中央政府的统一规划调度，同时配以强有力的监督实行措施，确保改革落到实处，而不仅仅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表面文章，重演数年前“减负变加负”的闹剧。

四、转变教育理念

中国现阶段教育体系的形成与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应该有很大关系：和光同尘、不敢为天下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古训，已经成为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规范，甚至是无意识行为，使得敢于毛遂自荐的优秀人才如凤毛麟角。

而教育部为回应“钱学森之问”而实行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即“珠峰计划”，将在国内16所重点高校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等学科中选拔优秀学生重点培养，试图破解萦绕在国人心中多年的“大师”、“诺贝尔奖”心结。

这似乎依旧是中国教育模式下的思维，目前中国从小学到初中到大学都有创新班，大学里有创新工程、创新计划、拔尖 人才计划、优才计划等等。但实际上这种班跟基础教育里面的快班、慢班没有差别，无非是集中老师的优势资源，而这些学生的结果是：第一，很多学生可能 选择出国，到国外留学；第二，选择到外资企业。有的保研了，以后还是出国或到外企，真正留下来研究学术的并不多。

因此，我们还是应从根本上转变教育理念，摒弃旧有的不合时宜的教育模式，建立有利于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教育模式，真正尊重学生的兴趣和天性，加以引导，鼓励学生思考、质疑、发问、进而研究得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创新的成果，提高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当今是经济全球化势头渐猛、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但我国仍有许多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严重受制于人，这已经构成可持续发展的明显障碍，甚至成为国家安全稳定的潜在威胁。恐怕钱先生也是因此深感忧虑，迫切希望提高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培养创新型人才来应对现状。

鲁迅先生说过：“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在我看来，先生的话便是对“钱学森”之问的最好回答——做好培养天才的泥土。但当今中国社会，甘愿做泥土的人越来越少，天才们由于缺乏泥土的滋养而渐渐枯萎，不能发达；社会教育越来越不能承担起培养人才的重任，无论“培养具有科技创新能力的杰出人才”。

“钱学森之问”的本质在于对中国教育现状的叩问，在于对中国教育体系的质疑。因此，破解“钱学森之问”的关键，就在于反思中国教育现状，在借鉴国外优秀经验和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改革中国教育体系。但愿“钱学森之问”的这场讨论能切实推动教育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让更多的杰出人才在肥沃的“泥土”中生长、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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