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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行天下 是非常不错的小说网站大全，我最爱的说行天下《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写了公元3世纪以曹 *** 、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在政治、军事谋略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语言生动、场面宏大、个性鲜明，塑造出曹 *** 、刘备、关羽、张飞等许多不朽的历史人物形象，其出色的文学成就，使它的影响事实上已深入到中国文学、艺术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三国演义》全书出现以前，中国各类小说一般都篇幅短小，有些甚至只有几十个字。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中国小说如何由短篇发展至长篇，这点我们要注意。原来宋代讲故事的风气盛行，说书成为一种职业，说书人喜欢拿古代人物的故事作为题材来敷演，而陈寿《三国志》里面的人物众多，事件纷繁，正是敷演故事的最好素材。三国故事某些零星片段原来在民间也已流传，加上说书人长期取材，内容越来越丰富，人物形象越来越饱满，最后由许多独立的故事逐渐组合而成长篇巨著。这些各自孤立的故事在社会上经过漫长时间口耳相传，最后得到辗转加工，集合成书，成为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集体创造。与由单一作者撰写完成的小说在形态上有所不同，很值得我们注意。这种源出众手的小说，后来还有神魔小说《西游记》和另一讲史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对后来的小说相信有一定的启导作用。讲史文学的源流，这部巨著本身的文学价值，以及它对后世的影响，都值得我们深入讨论。
一、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拥刘反曹
1、 拥刘反曹思想在作品中的表现；
2、 拥刘反曹思想的形成：四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形成的，罗贯中继承并将它熔铸到了作品中，毛宗冈在修改时又加强了它；
3、 拥刘反曹的内涵：反映了人们对德治仁政的理想和反对暴政的意愿；是民族思想的反映；是正统思想的反映。
二、刘备、曹 *** 形象。
1、 曹 *** ：奸诈、残忍、虚伪；雄才大略、远见卓识；——这是一个复杂的形象，罗贯中即写其短，也写其长，又不影响他的倾向性。
2、 刘备：即理想化的人君形象，同时又有统治阶级代表人物所特有的虚伪一面。
三、战争描写。
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
相似处：都是以弱对强、都用了火功、结局都是弱者胜。
不同的特点：斗争双方的特点不同、面临的情况不同等，使之写来绝不雷同。
学习内容
一、讲史文学之源流
宋代说话技艺十分发达。说话的演出地点不限于勾栏瓦肆，一般村野寺庙也有演出。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首都汴京著名艺人霍四究以“说三分”著名，说三分即讲三国故事，而尹常卖以说五代史见称，二人都是讲史好手。
说话人无论是否高手，都需要讲稿。当时有专门编写讲稿的“书会”。书会中人既要编写故事，就不能不具备较为深厚的文艺修养和广博的历史知识。说话人的稿本经过不断润色增删，就有可能演变成为篇幅越来越长的小说。
宋代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录说话四家：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扑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
其中第四家为“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说三国故事应属于这一类。
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可以说是直接或间接汇集了唐宋流传的三国故事，特别是小说者所讲“一朝一代故事”之讲稿材料，是经过无数次增饰修改而成的作品。下面提到的《全相平话三国志》虽是元代产物，但它的祖本可能源自宋代说话人的手稿。
说话材料如何成为话本小说？大概说话人起初靠口耳相传，不靠文本，但口耳相传，容易忘记，故事越增饰，则内容越繁复，越不易记忆，唯有利用文字记录下来，以免讲说时遗漏。文字记录不断整理，则篇幅越来越大。这里有两个小问题值得思考：一是最初稿本可能会较为简单粗糙，后来的整理增订本可能较为繁富复杂，但删节本却相反；二是初稿一旦钞写流传出去，因为由不同的艺人或文人各自润色演绎，同一故事稍后可能出现众多不同的版本。这里举一两个例子说明。现存《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三卷，是元朝英宗至治年间（1321年一1323年）建安（在今福建北部）虞氏刊本，每卷卷首都刻“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一般简称《三国志平话》，原作者姓名已佚，学术界认为是元代讲史艺人说话的底本。这个本子现藏日本东京内阁文库，有一百三十八页，每页上下两栏，左右两页合起来，上面为一图，下面为文字。说话人拿着这个本子，看图览字，可以口沫横飞，随机敷衍。这不一定是说话人的初稿，却是一个较早版本的稿子，可以看出它较为简单粗糙的特点。另外一个例子是《三分事略》，又题为《三国志故事》，上图下文，三卷，不题撰人，也属建安书坊刻本。虽然上、中卷首行题刻“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上”、“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中”，又封面有“甲午新刻”四字，学术界大多认为并非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1294年）之刻本；乃书商故弄玄虚，实是元至正十四年或元明易代期间之产物。因为上、中、下三卷，每卷最后一页或二页之前，均故意漏刻二至三页故事，但页码却连接而无中断，明显是书商偷工减料，为欺骗顾客而做的手脚。删节本通常都是为了减省成本而印制的。
鲁迅称宋之说话人多高手，而不闻有著作；现存讲史平话多为元人作品（1982，127页）。其中《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和《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均具备《三国演义》的主要情节，是其雏形。
总括这一小节内容：中国讲故事的源流很早，宋代说书人尤其喜欢讲史。北宋时已有霍三究以说三分著名。但三国故事的零星片段流传甚早，于唐代已有记载。宋人致力增饰铺张，因而内容更丰富，情节更精彩。现存《全相平话三国志》是元人作品，应该是《三国志演义》的胚胎。
二、《三国演义》的作者、成书年代和版本
这一节“作者、版本和成书年代”提供的资料，其中涉及争论的问题甚多，建议不要死记材料，知其梗概便可。
作者
在漫长的专制帝王统治时代，很奇怪的是，中国小说和戏剧一直遭受正统文士的忽略和歧视，以致这类作品多半是遮遮掩掩、偷偷摸摸的出现。其作者或用化名，或不留名，总是难得清清楚楚知其生平，使人遗憾。我们这个课程选讲的几部巨著，其作者无一不有类似的情况。
《三国演义》的作者，一般说是罗贯中。有关其籍贯、生平事迹的记载很是分歧，材料也都很简略。
关于罗贯中的籍贯主要有四说：一是太原人，二是杭州人，三是东原（山东东平）人，四是庐陵人。数十年来，以前两种说法为多，但迄无定论。今人刘知渐、王利器、沈伯俊、周楞伽等人均持东原说。从现有资料看，以东原说较为可信。
—、太原说
明佚名《录鬼簿续编》云：“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
二、杭州说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三云：“《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五“委巷丛谈”云：“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七“经籍考·传记”类云：“《水浒传》罗贯著。贯字本中，杭州人。”
三、东原（东平）说
明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云：“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
王利器《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1983，240-265页）从元代赵偕（字子永，慈溪人）《 赵宝峰 先生集》卷首所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所列三十一门人中找到罗本和高克柔二人，认为罗本即罗贯中。这涉及《水浒传》的作者，《水浒传》中唯一的好官是东平太守陈文昭，何以如此？原来慈溪县令陈文昭向邑人赵宝峰执经请业，行弟子礼，宝峰以治民事告之。因此清人编《宋元学案》就将陈文昭也列为宝峰先生门人，于是不难解释《水浒传》唯一好官是陈文昭之谜。《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撰、罗贯中纂修”，罗贯中分明是罗本，东平是其父母之邦。把这个好官说成是东平太守，王利器认为是“罗贯中精心安排的”。
周楞伽《关于罗贯中生平的新史料》（谭洛非编，1992，119-130页）也从《 赵宝峰 先生集》和《宋元学案》找寻资料，认为罗贯中原来名本，字彦直，东平人。元亡后投奔居于浙江慈溪的兄长罗拱字彦威，罗拱为宋宗室后裔赵宝峰的门人，所以罗本也师事赵宝峰。贯中恐是别号。
至于罗贯中的生平，有以为是南宋人。有以为是元未明初人，《漫稿》以为元未明初人这说法较合理，理由是元末明初动乱的经历和作家的政治抱负对《三国演义》的创作有实质的影响。以下引述周邨、冯其庸、章培恒、周楞伽等人的说法：
—、南宋人（周邨）
周邨《书元人所见罗贯中〈水浒传〉和王实甫〈西厢记〉》（1985，76－82页）一文，认为“罗贯中可能是南宋人或宋元间人。”其说可约略参考前面“讲史文学之源流”一节我们所引周邨的意见。
二、约生于 1295年前后（冯其庸、章培恒）
冯其庸《论罗贯中的时代》（1991，80－93页），认为既然罗贯中与葛可久并提，葛是元人，罗当然也是元人。从《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推算，罗贯中大约生于元贞元年（1295年）前后，死于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前后，大约活了八十五岁。
章培恒《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1982，第三期，120－126页）坚持以书中今地名来考证一本书的成书年代，并藉以追查作者在生时间，他认为《三国演义》约成书于1329年前后，其时罗贯中当在三十岁以上。
三、约生于1330年（鲁迅、周楞伽）
鲁迅《史略》（129页）认为是“元明间人”（约1330-1400年）
周楞伽《小说札记》（1981，第四期，76－82页）同意鲁迅的说法，认为罗贯中“是由元入明的元末明初人”，且可能是慈溪人。
结合各家意见，大致是这样：罗贯中东平人，原名罗本，字彦直，别号贯中，又号湖海散人。大约为元末明初时人，曾入张士诚幕府，后来隐居浙江慈溪，从事创作，明初去世。著有杂剧三种，今存《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又著小说六种《三国演义》、《小秦王词话》、《隋唐志话》、《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一般相信，《水浒传》这部小说也包含了罗贯中的心血。
成书年代
《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主要有四说：一是宋或以前，二是元代中期，三是明初，四是明中叶。无论如何，因为不能否定罗贯中为《三国演义》的编撰者，则写作年代就无法跳出罗贯中生活的时代，成书年代必须结合罗贯中的生卒岁月来看。
一、宋以前说
周邨主张《三国演义》成书于宋或北宋以前，我们前面已引述他的说法（见本单元，第3页）
二、元代中期说
袁世硕《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1991，94－108页）一文认为该书用三百三十多首诗来品评人物，收束情节，与宋元间的平话很近似。且引用时或言唐贤，或言宋贤，不言“元贤”，实是元人口吻；书中小字注中所提及的今地名，除了个别几个笔误外，几乎全与元代行政区名称相符。因为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为元天历二年（1329年）以前的旧地名，因此将作注的时间断在此年，再往后延伸十几年，基本上可以确定书成于元中期，大约是十四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他并认为罗贯中生卒年约为1300年至1370年，而嘉靖刊本可视为罗贯中原作。
三、明初说
欧阳健《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83，280－295页）一文认为《三国演义》成书于明初。他不同意袁世硕断书中小注年代于天历二年（1329年）以前，认为地名情况复杂。他认为罗贯中在明初开笔，第十二卷写作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年），全书初稿完成于1371年以后。他还认为根据《门人祭宝峰先生文》以齿序排名，罗本处于第八位乌斯道（1314年生）和第十三位王桓（1314年生）之间，生年约在1315年至1318年之间，卒年估计在1385年1388年之间。开笔时罗本贯中约五十馀岁。
四、明中叶说
张国光《〈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辨》（1983，266－279页）一文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写成，而元刊《三国志平话》为新安虞氏至治年间（1321-1323）所刊五种平话之一，篇幅仅有八万字，文笔粗糙简陋，《三国志通俗演义》篇幅为其十倍，手法成熟，从发展过程看，必远远产生于平话之后。张国光因此认为，“此书的撰成，既不会是元代，也难以肯定是明初，其时当在明中叶。为此书写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他估计由于蒋大器写序后无钱刻书，过了二十年才由修髯子印行。
值得注意的是，张国光是抛开罗贯中作为《三国演义》作者来立论的，这样就不必顾虑成书年代是否与罗贯中生卒年配合。如若结合罗贯中生平来看，以第二和第三两种说法较为接近事实。如果第四种说法合理，则明中叶是开始流传的时间。
版本
—、嘉靖本
现存明嘉靖壬午（1522年）刊本。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各则题目唯七字。书署名“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要注意的是，以前很多学者认为它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甚至是罗的原著，但现在怀疑者不少。
二、志传本
现存有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刊刻的几个版本，简称“万历诸本”。以刘龙田乔山堂刊本、余氏双峰堂刊本较早。值得注意的是，内容与嘉靖本有些不同，文字较质朴。不少学者认为“志传本”的祖本较嘉靖本早。
三、李评本
“ 李卓吾 先生批评三国志”，系万历后、天启间无锡人叶画假李卓吾之名伪作评语刊行，故又称“伪李评本”。将嘉靖本回目每两则并为一回成一百二十回本，不分卷。现存明建阳吴观明刊本等几种。清代毛宗岗据以删削修订为毛评本。
四、毛本（毛评本）
“毛宗岗评三国志演义”，清康熙刊本，六十卷一百二十回。毛纶、毛宗岗父子假借金圣叹名义评改“伪李评本”，全面修订而成。鲁迅说毛氏父子主要进行三项工作，一曰改，二曰增，三曰削，其余小节则“一者整顿回目，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已。应该注意的是，李悔吾认为该书比以前的版本更强化封建正统思想，而在艺术加工方面则大大超越以前各本。
这四个版本系统，总归起来，实际只是三种而已：一是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二是《三国志传》系统，三是毛评本系统。至与“李评本”因为被毛宗岗修订后已融入毛评本，跟毛评本应属同一系统。目前书坊排印的本子，绝大多数是毛评本系统，不过在校勘时通常会参考嘉靖本的异文做些改动。
三、三国故事的形成经过
晋陈寿编撰《三国志》，刘宋时裴松之引书四百馀种为之注。我们知道魏晋六朝品评人物风气盛行，品评人物总须根据具体事迹；后来《世说新语》更具载不少魏晋时期各种人物的妙人妙事。品评人物风气流传一段时间，影响所及，许多人对于当时人物的言行十分熟悉。在谈说过程中，一方面兴趣浓厚不减，而口耳相传之间又增添讲者的主观意见和个人色彩，对于人物和事件的描述刻画遂有越来越精彩的现象。
例如说两晋南北朝记叙、描写、歌咏三国故事和人物的文献有三十多种。这是现存文献而言，实际一定不止此数。
唐代论述三国的诗文一百四十多篇，宋代则有约八十篇。这些也都是指今日所知材料而言，当时出现而遗佚的必定更多。
元朝除诗文外，元杂剧以三国故事入戏的有六十多本。这更值得注意，一是当时三国故事个别片段巳发展得很成熟，才能编为戏本，二是戏比诗文流传更广泛，影响更大，与小说发展变作互为因果。而宋以来流传的说三分，此时成为平话小说《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更成为三国演义小说的基础。
《三国演义》是长篇小说，但原来的故事却是零星存在的。这些零星材料如何最终组织成长篇巨著，实是一个有趣的过程。这过程可说是年深月久。由于它根本不是正史——如果雷同正史，则《三国志》成书后就无须再编撰甚么《三国演义》了。当然《三国演义》的取材，既有直接取自《三国志》的，也有间接取自《三国志》的注文以及其它六朝文献的史料，更多的则是后世已敷演充实的（俗语“加料”）故事材料。尤其是元代戏剧作品，已将三国故事贯串成有血有肉的生命。综论三国故事的形成经过，可以分为下述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陈寿《三国志》成书以前的记载，大部分是史料，包括历史人物的出身、言行等记录和传说。陈寿《三国志》录取其中一部分做材料，编撰正史，但更多的材料则遗留在文人笔下或民间。
第二个阶段是《三国志》成书后初期，尤其是东晋、南北朝，因为去三国未远，仍有大量文献和民间传说流行，但故事内容大约无可避免开始出现增添或转变的情形。
第三个阶段是唐，宋时代文人的歌咏和说故事者的敷演，前者可使故事传说走向理趣，后者则使零星故事组合成较长的单元。
第四个阶段是元剧作品。元代许多剧作家都尝试将三国故事敷写成情节精彩的剧本。就以吕布和貂禅的故事为例，现存的剧本有无名氏《锦云堂暗定连环计》，郑光祖《虎牢关三战吕布》，武汉臣《虎牢关三战吕布》（残缺），于伯渊有《白间斩吕布》。另外元南戏有《貂蝉女》（残缺）。见微知著，可以估计元剧作家对全部三国故事发扬光大之贡献。
第五个阶段是罗贯中的成书。“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确是的论，尤其是博采各种典籍包括史注、笔记、传说、平话、剧本、诗文等，共冶一炉，成为巨著。这当中实际上汇集了千千万万人的心血；在罗贯中以前，在故事文字和情节方面进行修改加工的无名作者，也同样功不可没。罗贯中可以说是后期一个集大成者。
四、《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
坊间流行的《三国演义》毛评本在书前有一篇《读〈三国志〉法》。这是一篇教人如何欣赏《三国演义》的文章，包括内容和文学技巧的剖析。当中不是每一个观点都正确，但却是很有启发性的，不可不读。
主题思想
三国演义这部巨著大致上以陈寿《三国志》的历史范围为基础，从文学角度再现了汉末黄巾起义到西晋统一这八九十年间的演变过程。因为历史大事不便随意纂改，但其中细节却可尽情发挥，作者在编写时可以融入个人的主观成分，成为思想性较明显的文学作品。《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处处尊刘贬曹，与陈寿《三国志》以魏晋为正统有别，历来视此为《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扬刘抑曹是《三国演义》的主调，尤其是现在流行的毛评本，说“强调正统”是该书主题，应该不会错。而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观念，也与作者所处元未明初的时代背景有些关系。
五、《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一、描写战争：二、塑造人物形象；三、结构艺术；四、语言特色。
描写战争
第一点是战争的多样化。书中描述了上百次战争，可以分为陆战、水战，或水陆混合战，例如水淹七军；又可分为攻战、守战；或分伏击战、偷袭战；或分阵地战，游击战；或主将比试，或两军混战，形式多样化。
第二点是军事行动与政治策略相结合。如曹 *** 南侵并非毫无目的，是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刘备联吴抗曹是为了有立足之地，然后振兴刘氏的汉室基业。诸葛亮南征是为了解决与南方少数民族的纠纷，稳定后方，以便全力对付势力强大的曹魏。
第三点，战争的胜负系于智谋。关键在于运筹者的智能，能不能采纳部下的善计良策，能不能正确判断敌情，能不能客观分辨忠奸，能不能冷静处事。大小战争的胜负无不与斗智用计拉上了关系。《漫稿》举了许多例子，建议翻阅原书。
第四点，着重写人，不着重写战争过程。吸收《左传》描写战争的经验而详写谋略，略写战斗过程；详写占得上风者，略写位处下风者；详写将胜者，略写将败者。通过几场交锋，逐步将人物性格形象塑造出来。
塑造人物形象
由于鲁迅在《史略》批评《三国演义》“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过去的评论家多受影响，不敢推翻其说，几成定论。其实鲁迅的看法是有偏颇的，《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方面或有忠奸分明的主观意图，但并非黑白分明一面倒。孔明料事如神，但并非永无错误，曹 *** 是奸雄，也不是毫无优点。关羽忠义勇俱全，然而骄傲自用，不顾大局，屡屡如此。例如：要与马超比试武功；谩骂孙权，拒不联婚；耻与黄忠并列，不受五虎将印；四是轻视陆逊，因而招致失败。
结构艺术
三国故事基本上以魏、蜀、吴三国兴亡为纵线，以战争发展和人物活动为材料。九十多年的兴亡史大约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由黄巾之乱至赤壁之战为第一阶段；三国鼎立至诸葛亮病逝为第二阶段：此后至晋统一天下为第三阶段。其间穿插以魏、蜀、吴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纷争，把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和文臣武将的奇谋险计逐一带出，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大故事。由于传统章回小说的结构回合之间前后呼应，在紧随主线发展之下，分散之中有集中，首尾一贯，形成一个统一的小说系统。
但是，在处理长达九十七年的历史事件中，由开始至诸葛亮病逝共五十一年用了一百零四回，而后面的四十六年，时间长度其实几近一半，却只用了十六回来概括历史演变，其分量安排明显并不平均。原因何在呢，因为《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前五十年正是蜀汉由无至有，由弱至强，遂能联吴抗曹，三分天下这些光辉事迹自然值得大书特书，但诸葛亮一死，形势急转直下，蜀汉开始面临溃亡，时日无多，因而篇幅大为缩小。可见作者在结构方面，处理时间这一因素是有轻重之分的。
对魏、蜀、吴三国的描写，蜀、魏之间有战无和，蜀吴之间和多于战，吴魏之间则战多于和。然而重点始终放在蜀、魏这边，对吴国描写是有些忽略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研究三国人物者也有意无意间偏重于蜀、 魏 君臣方面。换句话说，作者在确定主次方面，也是颇用心思的。
由于《三国演义》是战争小说，描写战争题材，从围绕大小战争故事所形成的特殊情节去观察，也可以理出一个结构脉络。郑铁生《三国演义艺术欣赏》就尝试这样去分析其结构，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三大战役为主线，中间夹杂一些较次要的辅助性战役，贯串了全书，形成一个战争系统（1992，246－273页）。冒忻和叶胥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以赤壁之战为例：从起因到结束，共计八回，其间包括曹 *** 下书，诸葛亮舌战群儒，蒋干中计，黄盖用苦肉计，孔明借箭，借东风，华容道释曹 *** 等一系列小故事，各小重点组成了大重点，成为组织严谨的结构。
语言特色
《三国演义》是用浅白的文言写成的，言简意赅，语气明快。这在封建时代一般稍能识字者，大约均可欣赏，有利于传播。
《三国演义》一书，特别是毛评本，移用了古代文学家很多诗词，与白话文比较，使用浅白文言文，更能够使之与这些诗词在语言风格上较为统一和谐。
《三国演义》一书创造了很多成语，引用或自造许多谚语，生动活泼，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语言。
六、《三国演义》对后世文学之影响
《三国演义》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有几个方面，一是该书是历史小说鼻祖，后世历史小说不少以之为典范，模仿其体制结构；二是该书故事精彩，明清以至近世戏剧家多从中取材改编为剧本；三是后世诗文作品取以为典故，或作为咏唱题材；四是《三国演义》语言精警，能丰富后世作家之用语。《水浒传》主题新探
(一)简略的回顾
胡适有言:“《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十五世纪末年)这四百年里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①鲁迅说:繁本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时受其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至于宋江服毒一层,乃明初加入的。”②这两位《水浒》研究的先驱者,都指出《水浒》成书过程的复杂性。
一般认为,《水浒》的来源相当复杂,有:1、历史事实;2、传说故事;3、《大宋宣和遗事》;4、元杂剧水浒戏。最后才由文人增删定稿。
至于《水浒》的成书年代,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胡适和鲁迅都持这种观点。③对这一点,后世研究者作了相当细致复杂的工作,出入并不大。④至于版本问题,《水浒》最为复杂。对《水浒》的祖本、简本、繁本等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不予讨论。总的说来,学术界一般认为,征辽、征田虎、征王庆都是明代人加进去的。至于金圣叹的古本说,纯属伪托。
至于《水浒》的内容,袁世硕认为,《水浒传》写宋代故事,许多方面符合宋代社会的实际,杂用元代社会事语的情况不多,其基本语言则为元杂剧的语言。⑤
以上涉及版本诸问题,是为了说明《水浒》的成书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景下产生的,《水浒传》故事的流传及其成书的原因是什么。这实际上涉及到《水浒》的主题,那就是,《水浒》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水浒》的主题是什么,历来众说纷纭。到了20世纪20年代,更有阶级观点分析《水浒》的主题。用阶级观点分析《水浒》,当然是西方理论分析《水浒》的开始。这个中又有两派,表扬者认为《水浒》宣扬平民革命,反抗阶级压迫,⑥另一派则批评《水浒》口气凶险,滥杀无辜⑦,或认为《水浒传》反映的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⑧这些观点最近又卷土重来,通过朱大可的杂论甚至某些大学生之口传播甚广。⑨
阶级观点的进一步运用就是“农民起义”的《水浒》主题说。冯雪峰认为,梁山泊是一个初级性的农民政权,尽管各头领出身不一样,但都是和农民群众一起举行起义,而且城市平民也统一在农民的革命斗争之内。⑩农民起义说成为建国后的主流学说,几乎所有教科书都把农民起义当成《水浒》的主题。至于我本人,同意周克良的看法:《水浒》头领只是绿林豪侠,并非农民阶级的代表。
又有《水浒》主题的市民说和忠奸斗争说。市民说实际上与农民起义说没有本质的区别,无非是代表的阶级不一样罢了。我同意这样的评论:“把一个历史的复杂的艺术过程曲解为机械反映论的照相写真;把水泊梁山的各色人等跟近代欧洲的第三等级相提并论,看作从生产关系到伦理观念的变革中产生的新的社会力量,这不啻是用‘揠苗助长’的手法去改变历史进程。” 其实对于农民起义说也是这样。
由来最久的是忠奸斗争说。胡适说:“《水浒》的故事乃是四百年来老百姓与文人发挥一肚皮宿怨的地方。”鲁迅持类似观点。胡适的观点也有渊源。明代的李贽便说过:“《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还说:“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 《水浒》的忠奸说建国后一度消失,近来赞同此说者日多。
也还有试图把这几种说法融合起来的, 兹不赘述。
以上说法,最接近《水浒》本义的还是忠奸斗争说。道理很简单,忠奸斗争这一思维方式是中国文化尤其是民间固有的思维方式,作为一部经四百年流传而定型的作品,《水浒》沿袭了这一思维方式来演绎故事是很自然的事情,要说完全没有浸染这一思想反倒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事实上,中国古白话小说《三国演义》、《杨家将》等都是按这一线索来展开情节的。但是,《水浒》毕竟不同于《三国演义》、《杨家将》,相比较而言,虽然同样可以看作历史小说,但《水浒》对历史的反思要更深刻一些,这也正是本文要论述的主题。
(二)民族情绪与《水浒》
在《水浒》有关主题研究的探讨中,我觉得孙述宇《〈忠义水浒传〉序》的说法很有启发性。 他认为,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华北,敌占区民众与宋军溃兵结合,从事保乡社的自卫活动,宋廷以忠义来称呼他们。岳飞与忠义人合作,规模很大,结果被高宗处死。这段历史以及这个悲剧,便是宋江与弟兄们许多故事的背景。《水浒传》的产生,是由于宋金战争与宋人的民族情绪。这种说法有其精辟之处。虽然《水浒传》未必与岳飞的事情有绝对的联系,但说《水浒传》是出于宋人的民族情绪,却是十分有道理的。
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水浒》里的民族情绪。除了上文所引鲁迅所说,其他如余嘉锡、王利器等人都有提及。更早当然就是李贽了。李贽说:“《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兢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雀,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 这其实是十分精辟的说法。
关于这一点,侯会《〈水浒〉源流新证》论述尤为详细。他在“今本中的抗金遗迹”一节中,综合前人的成果,对《水浒》取材于抗金斗争之处论述甚详。比如认为双鞭呼延灼的原型是南宋抗金英雄呼延通,船火儿张横也来自抗金战场。而梁山女将扈三娘也实有其人。还有,杨雄、王英、张青、宋万、李忠、燕青等均出自抗金真实人物。而在侯会反复提及的吴从先《读〈水浒传〉》中更有一段有趣的记述:“江且南向让者三,誓众曰:‘宋江(按:当为宋室)流离,金人相扼,苟能我用,当听其指挥,立大功名。此寄命之乡,非长久之计也。’” 显然,在明代有一个我们没有见到的《水浒传》版本,而这个版本有直接的抗金描写。
不仅如此,《水浒》与宋元斗争也有关系。
事实上,《水浒》故事不仅在南宋初年流传之初取材于抗金斗争,在《水浒》故事成型的宋未元初也一直在添加抗金的故事。到了明代成书时,可能又有增删(见前面所述),但并没有改变《水浒》成书过程中形成的主题思想。
那么《水浒》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还是李贽说得对,既有忠奸主题,也有民族斗争主题,而以民族斗争主题为主。不过李贽的说法还没有说到点子上,那就是《水浒》并不仅仅是一种情绪上的“发愤”,而是对北宋灭亡甚至有宋一代积贫积弱的情况痛心疾首并有深刻的思考。《水浒》实际上是一个失败者痛定思痛的反思,既有自我想象的夸张,也不乏对历史的理性思索。
这就涉及到对两宋的历史情况的分析。
(三)两宋的历史情况
据《中国通史》介绍,宋代的兵制迥异于前。请看下面:
“禁军军官提升时,都调离原来的队伍,统领驻泊、屯驻的禁军的将官由朝廷任命,也不固定。从而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不使上下人情习熟’。宋太祖、太宗时期,在禁军制度上,从各个方面消除唐末五代以来方镇割据的积弊,形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的局面。禁军将领也不能拥兵割据了。”
“宋太祖即位的次年,就相继解除后周将领慕容延钊、韩令坤等人统领禁军的兵权,出为地方节度使。经过兵制的改革,地方兵权归各州,节度使成为无权的虚衔。九六三年,宋太祖开始用文臣管州事。当时,后周拥州兵割据的异姓王和带相印的大藩仍有数十人。宋太祖或借故把他们调迁,或遥领他职。或在他们死亡时不再使子孙袭职,逐步任命新的文臣来代替旧的武将。宋太祖对赵善说:‘我现在用儒臣百余人分治各藩,纵使都去贪污,(为害)也不及一个武将。’宋太祖从消灭藩镇割据的角度,认为文臣比武将为害百不及一,从此军中多用文臣。统一各国后,太宗继续实行这个方针,逐渐成为定制,并利用内臣即宦官领兵或充监军。以挟制将帅。九八七年又正式下诏:‘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许换秩。’文臣换充武将,武将调离军职从而进一步堵塞了军阀割据的道路”。
邓广铭指出,宋代的兵制是宋代“积弱”的重要原因之一。邓广铭说,北宋“虽在实质上是‘依重兵以为国’,而在另一方面,它却又深恐,若使军权高于一切而无所制裁,则‘黄袍加身’的戏剧性事件可能还要继续演出。因此,它特别提高文职官员的地位,在王朝内外和举国上下都造成一种重文轻武的气势,把一些根本没有造反能力的士大夫压在将帅等类武职官员之上。委派在与辽、夏为邻的沿边诸路,经常肩负着战守重任的封疆大吏,也照例都是以不能带领兵马的文臣任正职(例如安抚使),以真能带领兵马的武将任副职(例如安抚副使)。这样就使军人气焰无法高涨,也不能不受制于文职官员了。” 这样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宋人与辽、夏交战的结果是胜少败多。
即使到了南宋国破家亡的境地,小朝廷也不放弃对武将的疑忌。“高宗狼狈逃窜过程中,不得不允许抗金将帅‘便宜从事’。将权益重,就又引起高宗的疑忌。一一三0年五月,崇奉程学的御使中丞赵鼎奏说:‘祖宗于兵政最为留意’,‘太祖与赵善讲明厉害,著为令典,万世守之不可失。今诸将各总重兵,不隶三衙,则民政已坏。’‘是祖宗之法,废于陛下之手。’高宗会意,下诏限制将帅转移财用和任免官员的权力。六月,又以宰相范宗尹兼知枢密院事,废除南逃时设立的御营司。北宋以来,政治和军事分立两府,仁宗以后,宰相不兼枢密。高宗用宰相兼领军事,说是为了‘收兵柄,一赏罚,节财用’。中书舍人季陵又上奏说:‘张浚在川陕,区处军事,安置从臣。偏于太专。’一一三一年二月,翰林学士汪藻上‘驭将三说’,大意说:‘诸将过失,不可不治’;将领只能听命,不应参与谋划,议论政事;‘自古兵权属人久,未有不为患者’,‘不早图之,后悔无及’。他建议‘渐消诸将之权’,能驭将才能‘弭盗’‘遏敌’。高宗既要依靠诸将镇压人民起义和抗御金兵,又担心将领功高权大威胁他的统治,陷于难以解决的矛盾之中。”
其实,岳飞的成功和失败都直接取决于南宋的武将政策。在允许“便宜从事”的初期,是岳飞等抗金将领崛起的时期,等到高宗发现将领功高权大时,将领的好日子也就结束了。而岳飞又一心为国,不知忌讳, 终于成了重文轻武的宋朝国策的牺牲品。
这正是《水浒》产生的历史背景。
(四)水浒的主题
《水浒》的故事正是在对宋朝沦亡于异族的痛彻心脾的回忆中产生的,《水浒》故事正是在对宋代积贫积弱的现实的反思中产生的。
《水浒》与宋代现实相反,反其道而行之,宣扬重武轻文。在《水浒》中,一方面极力渲染武力打斗的场面,还通过刀、酒的意象,把武力及与武力相关的品质提到中国文化中罕见的地位。
在《水浒》中,以命相搏的比武很多,其中最好看的当数第十二回“青面兽北京斗武”。比如写杨志与周瑾比箭,“周瑾见第二枝箭又射不着,心里越慌。杨志的马,早跑到教场尽头,霍地把马一兜,那马便转身望正厅上走回来。周瑾也把马一勒,那马也跑回,就势里赶将来。去那绿茸茸芳草地上,八个马蹄,翻盏撒钹相似,勃喇喇地风团儿也似般走。”
后面杨志与索超比武,“两个斗到五十余合,不分胜败。月台上梁中书看得呆了。两边众军官看了,喝采不迭;阵面上军士们递相厮觑道:‘我们做了许多年军,也曾出了几遭征,何曾见这等一对好汉厮杀!’李成、闻达在将台上,不住声叫道:‘好斗!’”金圣叹对这种通过观众来描写比武十分赞赏。
第三回“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是一篇奇文,在这里,酒肉成了生命力的象征,是豪爽、奔放、洒脱的载体,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的饮食的含义。鲁智深“正想酒呢,只见远远地一个汉子,挑着一付酒桶……唱着上来,唱道:‘九里山前作战场,牧童拾得旧刀q。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金评:“不唱酒诗,妙哉。却又偏唱战场二字,挑逗鲁达,妙不可当。第一句风云变色,第二句冰消瓦解,闻此二言,真使酒怀如涌。第三句如何比出第四句来,不通之极,然正妙于如此。盖如此方恰好也。……第四句隐隐直吊动史进,对此茫茫,哪得不饮。”金圣叹这里恰如其分地揭示了其描写的诗性特点。这些描写甚至颇有唐代边塞诗的豪放与苍茫。
另外,第四回“花和尚大闹桃花村”,鲁智深说:“洒家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分的力气。”这一句话,到了武松哪儿,渲染到了极致。
第二十二回“景阳冈武松打虎”,关于武松打虎这一家喻户晓的故事就是用酒来渲染的。先是喝了三碗酒,酒家说这是三碗不过冈,又叫出门倒,“初入口时,醇�好吃,少刻时便倒。”在武松的一再要求下,又筛了三碗。后来一直筛到十八碗。于是便有了后来武松打虎。
其余,第二十六回“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武松与张青、孙二娘相识也是通过酒。第二十八回“武松醉打将门神”,武松又重复了鲁智深的理论:“你怕我醉了没本事,我却是没酒没本事,带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吃了十分酒,这力气不知从何而来!”
刀也是《水浒》中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意象。古乐府《琅王歌》:“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水浒》中的刀正和诗中的刀一样,和人物不可分割。
第六回“豹子头误入白虎堂”,就有一段关于买刀的精彩描写:“再说林冲每日和鲁智深喝酒,把这件事不记心了。那一日,两个同行到阅武行巷口,见一条大汉,头戴一顶抓角儿头巾,穿一领旧战袍手里拿着一口宝刀,插个草标儿,立在街上……林冲听得说,回过头来,那汉飕的把那口刀掣将出来,明晃晃的夺人眼目。”金批:“淋漓突兀。”后面,“林冲合当有事,猛可地道:‘将来看。’那汉递将过来。林冲接在手里内,同智深看了,吃了一惊。”金批:“四字写出英雄神气。”
买回刀以后,“林冲把这口刀翻来覆去看了一回,喝采道:‘端的好把刀!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宝刀,胡乱不肯教人看,我几番借看,也不肯将出来。今日我也买了这口好刀,慢慢和他比试。’”金批:“自言自语,自疼自惜,自惊自诧,曲曲折折,妙不可言。”于是,”林冲当晚不落手看了一晚,夜间挂在壁上,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金批:“写得龙腾虎跳。”
《水浒》的尚武的倾向不仅通过对武力的推崇,更通过对文人的贬抑表达出来。《水浒》中的人物分为两类:文人与武士。而其间褒贬分明,凡文人基本上卑劣委琐,而武士则往往光明磊落、豪爽开阔。高俅虽不是文人,但却是大文官,大奸臣:蔡京、童贯更不用说;白衣秀士王伦;清风寨文知寨刘高;吴用算是文人,然而却是“无用”(谐音)。王伦心胸狭隘自是不用说的,第十八回“林冲水寨大火并”,林冲拿住王伦说:“你是一个村野穷儒,亏了杜迁来到这里。柴大官人这等资助你,赐给盘缠与你相交,举荐我来,尚且许多推却。今日众豪杰特来相聚,又要发付他下山去。这梁山泊便是你的你这嫉贤妒能的贼!不杀了,要你何用!你也无大量大才,也做不得山寨之主!”金圣叹对这段话非常激赏,两次夹批:“天下人听者!”至于清风寨知寨刘高更是出尔反尔,恩将仇报。但刘高是文官,是正知寨,花荣武艺高强,却是副知寨。花荣与刘高的矛盾形象地揭示了宋代文人与武将的矛盾,也反映了宋代武将地位低下的现实。于是,《水浒》在这里用各种方式贬斥文人。第三十一回“况兼如今世上,都是那大头巾弄得歹了。”第三十二回“这厮又是文官,又不识字。”还有“花荣不知是计,只想黄信是一般武官,必无歹意。”第三十三回“这黄信是个武官,终有些胆量。”褒贬分明,一看便知。
《水浒》对这些绝世才华的中下层军官怀着深厚的同情,它在满怀赞赏地描写他们的真才实学的同时,又对这个埋灭人才的制度给予愤怒的抨击。《水浒》将领大都出身军官,真正农民出身或市民出身的只是少数,即使农民出身或市民出身,也习拳弄棒,与武人无二。而高俅可谓制度的化身,也是文人欺压武人的代表。先是林冲,被高俅逼的走投无路,“有国难投,有家难奔”。然后杨志,不愿落草,一心一意,“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刀一q,博个封妻荫子”,也是被高俅赶出,报国无门。后来投靠梁中书,也仅仅当作家奴使唤。鲁达东奔西窜,武松差点死于非命,归根结底,还在于武人地位低下,甚至于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在国家多事之秋,这些人本应该成为宝贵的人才,却啸聚梁山与官府作对,到底是谁造成的不是高俅,不是梁中书,也不是童贯、蔡京,而是整个制度,对武将猜忌压抑的制度。
(五)结语
《水浒》提倡的尚武精神,不仅对历史做出严肃的反思,而且是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一个突破。“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公》)《水浒》针对宋时积贫积弱的现实,重文轻武的国策,武将地位的低下,以至宋人文弱的风气,大力渲染尚武的精神,塑造了一大批刚强豪放的好汉,其意义是怎么高估也不为过分的。
《水浒》对武力的推崇,有时也会有一些矫枉过正的现象。比如李逵不管对象,排头砍去;比如十字坡的人肉馒头等。但是与其他批评者相反,我并不认为这给人以残暴、恐怖的印象。《水浒》的这些描写,是有针对性的。那就是针对宋代文弱的风气的一种过激描写,同时《水浒》人物的天真、豪爽,以及叙述的幽默,表明作者的描写是带有夸张戏谑成分的。我想,我们再也不应说这样那样的外行话了。
同时,《水浒》的人物描写也带有相当的刻画的痕迹,比如清教徒式的行为,对女色的绝对态度,这些都和《水浒》的尚武主题分不开。《水浒》正是由于对宋代文人的飞扬跋扈不满,才塑造出这些处处与文人不同的形象来:你学富五车,我偏不识字;你骄奢*逸,我偏刻苦自束;你厚貌深情,我偏直率豪爽。了解这样的历史背景,也许我们就会对《水浒》多一分了解与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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