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有程序性权利

学生的程序性权利是什么意思

程序性问题是关于审判程序的问题。

实体性问题是关于对实体权利的判决问题。

比如刑事诉讼，程序性问题，如一审程序，二审程序，合议庭组成，审理是否公开进行等；实体性问题，如认定被告人是否犯罪，犯什么罪，处什么刑罚。

简单来说，程序法是规定处理程序的，实体法规定处理结果的。

如何区分法律中的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

您好，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的关系即为实体性权利

法律程序为什么重要

程序正义视为“看得见的正义”，其实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一种法律文化传统和观念。这源于一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

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这句格言的意思是说，案件不仅要判得正确、公平，并完全符合实体法的规定和精神，而且还应当使人感受到判决过程的公平性和合理性。换句话说，司法机构对一个案件的判决，即使非常公正、合理、合法，也还是不够的；要使裁判结论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裁判者必须确保判决过程符合公正、正义的要求。因此，所谓的“看得见的正义”，实质上就是指裁判过程（相对于裁判结果而言）的公平，法律程序（相对于实体结论而言）的正义。

为什么要制定并遵守法律程序？作为旨在形成某种法律决定的法律实施过程、步骤和程式，法律程序难道不就等于一系列的办事“手续”吗？例如，有人刚刚购置了一部电脑，需要了解并熟悉它的 *** 作程序；有人要举行一场婚礼，需要事先确定各项喜庆“程序”；有人要去打高尔夫球，也要遵守一系列复杂的运动“程序”……显然，制定并遵守这些带有技术性的“程序”，可以确保机器 *** 作得更加顺利，使事情进行得更加有条不紊，也可以取得竞赛的最后胜利。

程序正义是通过法律程序本身而不是其所要产生的结果得到实现的价值目标。英美法中有关程序正义的观念人类法律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因为它们将法律程序本身的正当性、合理性视为与实体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具有同等意义的价值目标，强调法律实施过程要符合正义的基本要求，从而在原来的所谓实体正义或实质正义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程序正义的理念，提醒人们在重视裁判结果公正的同时，还要确保法律实施过程的公正性。尤其是在“重实体，轻程序”乃至“程序虚无主义”观念极为盛行的中国，引进和推广程序正义的观念，强调法律程序的独立内在价值和意义，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个人在国家裁判机构作出对其利益有利或者不利的裁判时，应当至少能够处于一种可与裁判者就如何对待他的问题进行理性地协商的地位，即强调尊重程序参与者作为自主、负责和理性主体的地位，要求裁判机构与他一起参与裁判结果的形成过程，向他论证裁判结果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从而使他成为裁判制作过程中的协商者、对话者、辩论者和被说服者，其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充分的尊重。

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相互冲突，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取舍？我们认为，应当秉持程序正义优先的原则。理由如下：第一，遵守正当程序，虽然可能放纵犯罪，但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防止冤狱的发生；而为了发现实体真实而不顾正当程序，虽然在个别案件中可能实现具体正义，但更有可能造成冤狱的发生。正如培根所说，“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培根：《论法律》）放纵犯罪与制造冤狱相比，显然后者对司法权威的打击大的多。第二，遵守正当程序可以防止公民基本人权遭到侵犯。刑事程序法被誉为被告人的权利法，正当性的刑事程序中满含着被告人的应受保护的权利，因此遵守正当程序，就是保护被告人应有的基本人权。而保护被告人的应有的基本人权不受侵犯实际上就是保护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因为任何一个公民都有可能成为被告人。第三，遵守正当程序可以控制强大的公权力不被滥用。相对于弱小的个人来说，公权力永远都是强大的，一旦其被滥用，那么个人权利将难以残存。而且，应当看到，在现代社会中，权力滥用是造成社会不公的最大因素。由于一个个具体程序以及违

为何要推行权利清单制度

权力清单指明晰每个单位、每个职位的权责，给权力划定边界。要公开行政权力，先得知道一个单位、一个岗位到底有多少权力。厅长、市长到底有多少权力？处长、科长到底有多少权力？每项权力的运作程序是什么？

权力清单制度在以下四个方面的作用尤为显著：

1，划定权力边界，推进法治建设。法治国家、法治 、法治社会是全体国人的共同愿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也一直是党的努力方向，但是实践中由于权力的边界模糊不清，权力行使过程中的随意性很强，各种潜规则、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屡见不鲜，而且屡禁不止。其中一些极端案例不仅严重破坏社会公平正义和削弱党的执政基础，甚至还引发过规模不小的 ，直接威胁社会安全稳定。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权力边界不清晰将会导致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因为所有市场主体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能冲动，权力边界不清，很容易引发 与市场主体间、市场主体彼此间剧烈的利益冲突。而且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经济，每个市场主体都渴望有足够的自主经营空间，权力边界不清意味着行政权力的无限权威，必然会遏制市场的创造活力和滋生各种违规违法经营行为。以清单形式对各项权力的边界进行明确规定，不仅对权力越界行为有了 、制约、监督、查办、惩处的明确标准，能有效减少各种权力越界行为，维护法律法规的权威性，而且也给包括市场行为在内的各种社会行为在边界之内和底线之上留下了足够活动空间，有利于公民遵纪守法和市场主体依法经营。

2，规范权力运行，提升行政管理水平。一个社会的行政管理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权力配置的科学性和行政权力运行流程的规范性。行政权力配置的基本原则是权责统一和互补而不重叠，而行政权力运行流程的规范性主要体现在政务处理的程序化和法制化。当前我国 各职能部门在权力配置上权责失衡、交叉重叠与分兵把守、间隙空虚并存，在权力运行上程序性、法制化程序不高，这些问题导致行政管理乱象丛生。乱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内部工作协调的难度非常大，对那些需要提供无偿服务、不能罚款收费、吃力不讨好的事务，各职能部门彼此推诿扯皮踢皮球，“八部委管不好一头猪”“十部委管不好一个球”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二是多头执法、重复执法问题特别突出，对那些能罚款收费、有利可图的事务，各职能部门一哄而上，谁都想多吃一块唐僧肉。权力清单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可以对各职能部门和不同岗位的职权与责任进行明确的界定，对政务流程进行合理的标准化，有助于构建权责统一、清晰具体、密切协同且无交叉的权责体系和程序化、法制化的权力运行流程，从而提高行政管理水平，管住各种不作为和乱作为。

3，强化制度性授权，提高 工作效率。授权是组织管理的核心内容，也是现代管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授权不稳定、不明确，是现代社会组织管理的大忌。现代组织由于其规模大、涉及的业务范围广，而且处于各种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的信息化、全球化时代，亟需对各个岗位进行十分明确而且稳定的制度性授权，以便充分调动组织成员的责任意识和创造精神，从而提高组织工作效率和应对环境变化的灵敏度。一些大型的跨国组织和发达国家 ，都在制度性授权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且取得很好效果，我国一些优秀企业也在这方面颇有收获。然而我国 部门的内部管理，制度性授权严重缺乏，总体上是以粗放式的财政控制加权威影响为主，是基于编制的身份管控和基于权谋的人际关系的混合体。虽然有些地方对岗位职责也有明文规定，但是非常笼统，停留在原则性要求上，对实际工作的规范和指导意义不强。行政部门一直存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

行政权力为什么是强制性的

行政权力是政治权力的一种，它是国家行政机关依靠特定的强制手段，为有效执行国家意志而依据宪法原则对全社会进行管理的一种能力。

行政权力是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保障。在实践中，行政机关对于行政权力的行使，通常以如下形式表现出来：

1、制定规范和发布命令、禁令

制定规范和发布命令、禁令是行政机关经常使用的重要行政管理手段。制定规范既可以采取行政立法（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方式，也可以采取制定其它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行政决议、决定等）的方式。发布命令、禁令的行为既可以针对不特定的人和事，也可以针对特定的人和事。

规范与命令的区别主要是，前者通常可对不特定的多数人反复适用，后者通常一次性适用于特定的人或一次性适用于不特定的人。

2、编制和执行计划、规划

编制和执行计划、规划是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在计划经济时期，计划、规划手段在我国整个行政管理手段中的重要性自不必说，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计划、规划虽不再具有压倒一切的地位，但并不因此而完全取消。计划、规划仍然是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例如，我国 每年编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每若干年编制的中长期发展计划（如“五年计划”、“十年远景目标纲要”等），以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建设规划”等，在现代行政管理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当然，在市场体制下，行政机关运用计划、规划手段管理社会、经济、文化事务与计划经济体制下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旨在注重发挥企业、个人、组织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对社会发展进行宏观调控，后者则是直接干预，以致扼杀了企业、个人、组织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3、实施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广泛使用的一种行政管理手段。行政机关通过行政许可制度，可以限制人们从事某一特定职业（如律师、医生、教师等）的最低资格条件；可以限制人们生产某一产品（如家电、食品、药品、菸草等）的最低质量标准；可以限制人们开办某一类企业或事业（如民航、旅游、出版、印刷、学校等）的基本安全技术条件，以保障社会公众利益。

许可制度还可以限制某一特定领域、特定行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防止某些商品的过量生产或过分竞争给国家、社会以及从业者利益的损害。行政许可制度除规定许可申请者在申请时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外，通常还规定被许可人在其后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和要求。行政机关可以随时对许可证持有者进行监督检查，发现有违反规则和要求者，可以吊销其许可证。

4、征收税费和给予财政资助

税收和财政不仅是 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且是 宏观调控国家经济的重要手段。通过这种手段， 可以鼓励和促进一定地区、一定行业、一定领域、一定经济行为或一定产品的快速发展，也可以抑制或减缓其过热或过快发展，以保证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结构的优化。

除此之外，税收和财政资助对于消除因社会分配不合理和其它各种原因造成的人们收入差距过分悬殊，防止两极分化，保障社会公正，也具有重要意义。

5、调查统计和发布信息情报

调查统计、发布信息情报也是现代行政的得要手段。行政机关通过调查和统计，可以了解社会各方面的信息情况，如企业产品的质量情况、劳动生产安全情况、市场需求情况等。行政机关一方面根据调查统计所获得的信息情报制定管理政策，采取行政措施，对社会实施有效的管理，另一方面向社会直接公布有关信息情报，使企业生产者能根据有关信息情报正确安排自己的生产计划，改进产品质量和安全生产条件；使消费者能根据有关信息情报选择购买优质的商品和取得优质的服务，以防止上当受骗。

此外，公布有关违法、违规及质次产品和服务方面的信息情报，对于违法、违规的相应个人、企业，实际上也是一种间接的制裁。

请问法律上的实体和程序是什么意思

是指法律实体和法律程序法律程序指的是法律的实践过程，不仅包括司法程序，还包括行政程序、立法程序以及准司法的仲裁程序。实体性权利、义务，程序性权利、义务是调节这一互相衔接的法律实践过程的机制。在大陆法系国家，程序性权利、义务，实体性权利、义务都已经被法典化，属于抽象的、概念化的形式法范畴，表现为法律规范，但它却是法律程序中的调节机制，本质上是实践的。但是，不可能用程序性权利、义务来界定法律程序，因为程序性权利义务已经形式化，人们不可能在一个平面空间之中复制出在立体空间中进行的复杂过程。实体法，在今天看来，其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方面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如自由、人格、财产、安全等，另一方面是关于参与各种法律程序的权利，如选举权、诉权、辩护权、知情权等。这些基本权利是人们建立 或采用相应法律程序的目的和根据所在。前一方面的内容，如财产权利、人身自由等，作为法律规范的价值目标，同时也是各种法律程序所追求的目标；后一方面的内容，如选举权、诉权、辩护权等，又是法律程序自身的合法性源泉。比较而言，法律程序应当是人们为建立和实现这些价值目标而采取的实践步骤。因而，法律规范那些基本价值的实现是任何权宜之计所不能取代的，法律规范上的非议是再精巧的程序设计也无法弥补的。

为什么说行政复议是一种法律规定的程序性的行为？

法律对实施行政复议有较为严格的程序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必须按照这些法定程序进行。行政管理相对人必须在法定的期限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予以立案受理后，需要依法审理，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执法提示：对行政复议一定要引起重视虽然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的一种层级监督机制，在行政机关内部系统解决行政争议。但是，目前的行政复议制度体现的还是一种“权利本位”价值，即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行政复议法》第一条规定： 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这种规定实际上突出了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保护的一种立法目的，同时，在《行政复议法》的体例设置上，也都体现了便于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复议机关审理复议案件的考虑。同时，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在行政复议过程中，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实地调查核实证据；对重大、复杂的案件，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行政复议案件。这些都对行政处罚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有所不同的是，行政复议在性质上是行政机关内部的一种救济方式，行政复议机关一审终审。被复议机关，即作出行政处罚的下级行政机关，较少地能够参与行政复议程序，而且对行政复议结果不能有任何异议，必须毫不怀疑地执行，不管这个结果对自己是有利还是不利，因为，行政行为毕竟是依据命令的行为。这种特点与行政诉讼有较大的不同，行政诉讼中，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还能够参与诉讼，并能够与当事人当庭进行辩论，就是说，行政机关还能够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质疑当事人的观点，论证自己的观点，以最大限度地维护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这不像在行政复议中，行政机关只能被动地让行政复议机关来审查自己的行政行为。同时，如果司法机关在行政诉讼中作出了不利行政机关的行政判决，行政机关还可以上诉，甚至还可能提请检察机关抗诉。就是说，对司法判决，行政机关还有救济的渠道。这也不像在行政复议中，行政机关只能被动地执行行政复议决定。

司法权的程序性

司法权的程序性是指司法权的运作是依据程序法律所规定的顺序、步骤、程式所开展的表现形态。司法权的程序性是非常明显的，三大诉讼法即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均是程序性法律，其所系统地规定的各种诉讼程序，如一审程序、二审程序、执行程序、特别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等等，无不体现出司法权行使的程序性及规范性的特点。为何司法权的行使必须要依程序规则来进行呢？这是由法律的规范性所决定的，既然司法机关及法官所司的对象是法律，那么，对规范性的法律之适用自然也应依规范性的程序来进行的。程序性也是司法权区别是于行政权、立法权的一大特征。虽然，立法权在行使过程也有一套步骤、方式，但其程序的严格性及系统性程度远比不上司法权的严格性和系统性程度高，况且，立法权也没有一套程序性法律来确定其运作规则。行政权的程序性程度相对于立法权、司法权的程序性程度来讲更低，且更不规范，因为，行政权很多时候是依政策、命令、决策来运作的，机动和灵活性是其突出的特点，因此，其程序性程度远不及司法权的程序性是显而易见的。 司法权的程序具有权威性，是指司法权的行使在完成一个或几个法定程序之后，就对程序参与者各方产生一种法定约束力，非经法定程序的变更或解除，不得改变其效力。司法权程序的权威性是由程序本身所决定的，因为，程序既然是由法律规定的，那么，依法定程序行使的权力自然就会产生法定的权威性。程序决定司法权权威性的表现为：（一）程序的正当性。即程序必须依法律规定的顺序、期限、主体、条件等来展开，如果违反这些要素则构成程序违法，程序违法则不能产生法定的效果及权威。（二）程序的独立性。是指程序的依法运作不应受到非程序性因素的干扰，非因法定原因不得造成程序被任意的拖延、终止、终结或遭人为因素的破坏。程序的独立性与司法权的独立性是一致的，司法权的独立性包含着实体独立和程序独立，依法或依独立程序审理案件所产生的结果不仅符合法律的规定，而且符合司法权运作的特点与规律。（三）程序的保障性。“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奉行程序保障的历史”此话道出程序的权威与价值。程序的保障性是指程序对参与各方的权利的保护都是平等的，约束各方的义务也是对等的，各方都享有程序给予的权利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提供相关证据，反驳对方的观点，处分自己的权利；各方都平等地接受义务的约束并及时履行义务，尊重对方的权利，等等。只有程序参与人平等地参与程序，平等地受到程序的保障，则他就能够尊重并接受程序所产生的结果，因为，“权威来源于确信和承认”，所以，程序的保障性自然也就产生权威性。（四）程序的终局性。由于程序决定着结果，因此，一旦完成了一个或几个程序之后，结果就业已确定，不得改变。例如三大诉讼法均规定，案件经一、二审程序所做出的判决，具有终局性。故，不论是一个程序或是几个程序，都应当完整开展，如果未完成法定的程序，自然也就不能产生法定的结果与效力；同时，完成了所有的程序之后，程序就具有终局性，这种终局性是不可改变的。这样，其权威性就由终局性所决定。

权力需要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权力的特征

1权力具有合法性：权利的存在是有前提的。(1)权力在实体上的内容由法律规定;(2)权力的行使必须遵守相关程序的法律规定;

2权力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社会公益,因此具有公益性;

3权力具有合法侵犯能力和处分公共产品的能力;

4由于目的的公益性,权力具有不可放弃的特征

为什么要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的权利

保障刑事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是进一步规范侦查工作，完善人权保障，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助于强化人权理念。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要求侦查人员必须强化人权保障意识。

第二、有助于规范侦查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要求侦查人员必须依法办案，对侦查过程和结果承担法律责任。从程序角度，必须按照法定的步骤和程序，规范有序地开展侦查；在采取侦查措施、限制嫌疑人自由的同时，应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应有的权利，使其能够适时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利。

第三、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刑事侦查中，规范执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能够促进司法公正；司法公正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就会得到有效保护，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程序公正优先于实体公正。

程序公正的优先性是指将程序公正作为实体公正的前提和基础，使实体公正成为程序公正下的实体公正。季卫东教授曾经说过，“缺乏程序要件的法制是难以协调运行的，硬要推行之，则极易与古代法家的严刑峻法同构化。其结果，往往是治法存，法治亡。因此，程序应当成为中国今后法制建设乃至社会发展的一个真正的焦点。”之所以强调程序公正要优先于实体公正，是因为：

第一，绝对的实体公正难以真正实现。如同前述，实体公正是客观存在的，实质意义上的实体公正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它的实际条件却是很难实现的。这正如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树叶，如果把两片树叶分配给两个人，那么自然就会一个人分得的树叶比另一个人的要好(就算两片树叶之间的差异小到能够忽略不计，但仍然会在两人之间造成实质上的不公正)。更何况不同的人对自己所得或所受的是否正义公平有着不同的感受。因此，我们需要寻求程序上的公正，并以此来达到实体上的相对公正。没有程序的公正，实体公正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

第二，程序公正有助于实现实体公正。程序公正虽然不是实体公正的必要条件，即使是绝对的程序公正也未必能够实现实体公正。但是，程序公正有助于实现实体公正，实体上出现不公正的案例，多是因程序不公正而引起。这是因为，一般而言，如果司法人员的行为表明他对于程序规定是充分尊重和严格遵守的，这种行为也能够说明他对于实体法律的态度。如果司法人员对于案件的处理结果或者案件当事人没有任何的利害关系，他的正义感就会升华起来并影响判断。如果司法人员能够完全依照公正的程序处理案件，就会使实体公正实现的概率大大增强。

第三，程序不公具有不可弥补性。对与实体不公，通过程序上的权利救济往往可以弥补，但程序不公却不具有弥补性。例如，在法院判决中，一审判决实体不公可以通过二审乃至再审程序得到恢复。但对于程序不公，却很难得到弥补。例如，比如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对于当事人的损害是无以弥补的。

第四，程序公正是法治的基本要求，是人治与法治的分水岭。法治与人治的区分并不仅仅是实体法规范的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别，也并不是程序法的有无上的区别，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区分在于程序公正优先性地位的形成。法治的特点在于使法律从制定到实施都具有民主化、理性化的内涵，特别是在司法环节上，法治的程序公正优先性原则就是要通过固定的、可见的制度化的程序将权力的恣意约束住，防止其在运作过程中对公民的人格尊严和基本权利造成伤害。程序公正优先原则维护的是司法公正、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同现代法治和民主具有内在的、天然的联系；它排斥的是干扰司法的社会和政治权力。

最后，程序公正优先实体公正是我国法制文化和历史所决定的，是实现司法公正、完善法制建设的现实需要。在法制文化上，中国人由于笃信“性本善”，坚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不辞千辛万苦，也要在人世间“讨个说法”。影响到司法活动上，就是“重实体，轻程序”，为了达到实体公正，不惜牺牲程序正义。过于忽视程序的公正性，导致实践中当事人权益遭侵犯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冤假错案屡屡出现。现在，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然要求以法律管理社会生活，以程序的正当性实现实体的正当性，将程序公正优先于实体公正。而且，将程序公正优先于实体公正，还可以促使我们完善与实体法配套的程序法建设，增强法律的可适用性和可 *** 作性，使实体法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确立和保护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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