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国是哪个国家

新罗国是哪个国家 鼎盛时期的唐朝为何会输给小国新罗？

这个问题是错误的，唐王朝并未在战场上输给新罗。

唐朝放弃朝鲜半岛南部，就如晚清与法国战争一样，打仗打胜了，却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形成了实际上的损失，这就是“千古一帝”唐高宗李治和“一代女皇”武则天做出的战略选择。

大唐和新罗友好关系的起源以及新罗人的逻辑唐王朝东征高句丽，最初的理由之一就是应新罗邀请，保护新罗不受高句丽、百济以及倭国侵略。

高句丽又臭又硬，百济还一直和高句丽绑在一起，唐王朝于是把百济和高句丽列在灭国名单上。

耗时近三十年，在新罗协助下终于消灭了百济和高句丽，整个朝鲜半岛大部分领土归属大唐，新罗保持了其在朝鲜半岛东南部的传统区域，并成为大唐藩属国。

整个战争过程，“大唐与新罗两国并肩作战，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新罗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引号内容是新闻通稿里的，与我无关。

实际上新罗也就是带带路、搞搞后勤，战斗力和唐军比较可以忽略不计。

战争后期以及战后，新罗认为大唐来帮助我们抵御高句丽、百济和倭国，就应当不求回报。

而打下来的疆土都归了大唐，新罗认为这是不合理的，这就是新罗人的逻辑。

唐朝新罗七年战争于是，新罗先是侵吞百济旧地，唐王朝在百济旧地设置的熊津都督府名存实亡，这是继李治在西域丢失中亚十六州都督府之后又一个区域成建制的被外族势力占领。

李治并没有意识到熊津都督府丢失的问题所在，仍然继续持续在朝鲜半岛的策略。

新罗借机又在高句丽旧地支持高句丽复国势力，唐王朝当时在朝鲜半岛驻军数量有限，仅有薛仁贵率领的2万唐军，主力集中在朝鲜半岛北部，主要在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对付高句丽复国势力。

高句丽灭国后第二年（669年），一个现在被誉为朝鲜半岛民族英雄的人叫钳牟岑或者叫剑牟岑的，起兵造反，拥立高句丽王后人为主。

叛乱被唐军镇压，并俘虏了新罗援军2000人，钳牟岑也被高句丽王杀掉，高句丽王逃到了新罗。

新罗接纳了高句丽王，标志着唐王朝与新罗同盟关系的破裂。

之后薛仁贵被调往西域对付吐蕃，朝鲜半岛本来唐军处在压倒性的优势，薛仁贵一走，虽然对付少量叛军仍然没有问题，但全面战争就实力不足了。

新罗借机发动了对唐王朝的正式进攻，这就是长达七年的唐朝新罗战争。

战争前四年，仅凭安东都护府留守部队就稳定了朝鲜半岛北部，消灭了全部高句丽叛军，“左监门大将军高侃大败新罗之众于横水”，新罗人在朝鲜半岛北部占不到便宜，但彻底占领了南部没有唐军驻守的熊津都督府。

这里要着重说一点，有人说新罗打败了唐军，那么怎么解释在唐军主力没来的时候，新罗军为什么没能进入朝鲜半岛北部？反而是唐军大举进攻新罗本土的时候取得大胜逼迫唐军退军？不要告诉我是来自古代朝鲜人写的《三国史记》，那个东西更像一本传奇小说，史料价值真的不高。

唐朝新罗战争的第二阶段是刘仁轨为帅，唐军主力继消灭百济、高句丽后再次进入朝鲜半岛。

刘仁轨渡过汉江，攻破新罗北方重镇七重城（现汉城北），“斩获甚众”，新罗经营多年用来抵御高句丽的战略防线被唐军突破。

之后，刘仁轨被调回国内，继任唐军将领暂缓了攻势，“诏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买肖城，三战，虏皆北”（《新唐书》）。

同一事件，《三国史记》中记载却是李谨行率领的唐军二十万在买肖城败于新罗手中，新罗缴获战马三万三百八十匹。

当年李世民东征辽东的时候不过“士十万，马万匹”，李谨行一个从三品的左监门卫将军竟然能统御二十万大军、战马四五万匹，《三国史记》未免夸张的太厉害了。

还是看中国人写的正史吧，当时新罗人吓坏了，唐军驻扎在买肖城，买肖城位置不详，但肯定是在汉城以南，已经深入新罗境内，虎视眈眈盯着新罗腹地，新罗已经无险可守，只等唐军准备好了就能一举灭了新罗。

即使不增兵搞决战，像以前灭高句丽一样分兵袭扰，新罗这种只比鼻屎大一点点儿的小国也承受不起。

于是新罗一边把所有能拿刀拉弓的人都送上了前线，拼命攻打了买肖城三次，又“遣使入朝献方物，伏罪。

”于是，李治“赦之，复其王金法敏官爵”，唐军退军，李谨行也被调往西北，双方实际控制线为平壤、大同江一线，唐王朝失去了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的实际控制权。

李治和武则天为什么做出如此的战略决策？1、其他回答都已经提到了吐蕃当时在西域的入侵，这是原因之一。

之前吐蕃消灭了依附唐王朝的吐谷浑，把疆域扩展到了青海，河西走廊情况危急。

之后与唐朝新罗战争同步开始的薛仁贵远征吐蕃之战失利，唐王朝已经感觉到了吐蕃越来越大的军事压力。

之后若干年，唐王朝一直在西域与吐蕃争夺安西四镇，安西四镇数次易手。

在唐朝新罗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唐军聚集了十八万大军再次攻打吐蕃，但大败而归。

李治和武则天当时就是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吐蕃，才匆忙从朝鲜半岛撤军的。

2、朝堂上的政治斗争，使得李治和武则天都没有把新罗当做要被解决的主要问题。

当时李治和武则天都没有把新罗放在心上，而且新罗表面上仍然对大唐臣服，新罗王接受唐王朝册封，同时也是大唐鸡林州大都督，理论上朝鲜半岛整体上仍然是唐王朝疆域范围。

因此，与自己地位相比，新罗只是一个小问题，无论是对李治还是武则天。

这时李治已经基本上是傀儡皇帝了，正在拼命的想办法压制武则天。

之前不久，李治把郝处俊提拔为宰相，在朝堂之上发动了对武则天的攻势，借着支持武则天的许敬宗谥号问题向武则天发难。

同时郝处俊负责重新编制国史，目的是借李世民的丰功伟绩来提高李治的地位，这是李治时期唐帝国对武则天的一次集中的大规模反击。

唐朝新罗战争的主帅刘仁轨是支持武则天的，在战争进行到关键时刻，武则天把刘仁轨调回长安，目的之一就是要借刘仁轨的资历和战功压制郝处俊，解决武则天迫在眉睫的实际问题，否则朝堂上一旦形成让武则天停止干政的决议，武则天就非常被动了。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二月，鸡林道行军大总管大破新罗之众于七重城，斩获甚众。

新罗遣使入朝献方物，伏罪。

赦之，复其王金法敏官爵。

三月丁未，日色如赭。

丁巳，天后亲蚕于邙山之阳。

时帝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天后。

自诛上官仪后，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

帝欲下诏令天后摄国政，中书侍郎郝处俊谏止之。

八月庚子，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乐成侯刘仁轨为左仆射，依旧监修国史。

中书门下三品、大理卿张文瓘为侍中。

中书侍郎、同三品、甑山公郝处俊为中书令，监修国史如故。

吏部侍郎、检校太子左庶子、监修国史李敬玄吏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依前监修国史。

《旧唐书》高宗本纪（武则天后期，新罗继续向北侵占了朝鲜半岛北部大部分地区）于是，在李治和武则天的英明领导下，唐王朝取得了东西两线全部失利的丰功伟绩。

武则天篡唐建立武周之后，控制通往东北和朝鲜半岛通道的契丹、奚族反叛，渤海国建立，唐王朝在朝鲜半岛的实际控制区域再次减少，新罗借机又向北发展，基本控制了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更是彻底失去了东北地区。

之后安史之乱和五代十国东北少数民族政权的兴起，都是源于李治和武则天时期给后人留下的大麻烦。

用数学和工程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历史，妄图以古喻今。

理工男读历史，欢迎关注和讨论。

当大唐王朝于隋末的战乱之中逐一扫平群雄之际朝鲜半岛上处于三足鼎立的形势，因此这一时期被今天的朝鲜和韩国称为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

不过朝鲜版的三国时代和中国的三国时代却有一个显著的区别：魏、蜀、吴三国的政治合法性皆源于汉室——曹魏以禅让的形式宣布取代汉室获得天命，蜀汉则自称汉室宗亲，就连东吴政权在孙坚、孙策以及孙权时代的早期也是要奉汉室的旗帜的。

魏、蜀、吴三国都同周边民族有着频繁的互动：曹魏征乌丸、蜀汉平南中、东吴通夷洲，但与此同时三国的主体民族都出自中原华夏后裔。

由此可见魏、蜀、吴三国在政权合法性上皆源于汉祚，而在文化属性上皆属中原华夏文明。

相比魏、蜀、吴三国的同源属性而言：朝鲜半岛三国之间既不同文也不同种，从一开始三国就源自于各自不同的文明体系。

朝鲜半岛三国中的高句丽本是源自中国东北的割据政权，其王城、王陵遗址皆在中国境内，和朝鲜半岛本无联系，直到曹魏攻破其都城后高句丽才逐渐向朝鲜半岛迁徙。

如今朝鲜、韩国在其历史教科书中认定高句丽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的正统王朝，然而站在我国的角度来看：高句丽起源于我国东北境内，应当属于我国历史上的边疆割据王朝。

我们暂且搁置定性上的争论，只看高句丽究竟是如何与朝鲜半岛扯上关系的：高句丽在人种上源于我国东北地区古代的扶余民族，其早期王都位于如今的吉林省集安市，在王都被曹魏攻破后高句丽迁都如今的平壤，从此开启了与百济、新罗两国争夺疆土的历史。

事实上百济同样不是朝鲜半岛本土形成的政权——百济是扶余王尉仇台的后裔于东汉后期在带方一带建立的：扶余人从中国东北南下朝鲜半岛，征服了这里的土著部族马韩，所以百济其实是以扶余人为统治阶级，而占人口多数的中下层人民主要由朝鲜半岛南部的土著民族马韩构成的国家。

百济国王曾给北魏皇帝的上表说：臣与高丽先出夫余，也就是说百济和高句丽同出扶余。

公元前后朝鲜半岛南部的辰韩部落联盟中最有势力的斯卢部落以金城（今庆州）为中心联合六部组成部落联盟，酋长由朴、昔、金三氏担任。

4世纪中叶起朴、昔二姓不再担任首领，王位由金姓世袭，王权逐渐得到加强。

至此斯卢部改名为斯罗期卢国，又名徐罗伐，统治地区先在朝鲜半岛东南部，后扩至整个大同江以南地区。

公元503年徐罗伐改国号为“新罗”。

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在长期的混战中都试图通过引入外部势力的方式消灭对手，因此三国都主动加入到以中国为核心的宗藩朝贡体系，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与中原王朝的宗藩朝贡关系也因此时断时续。

隋朝完成南北统一后三国主动遣使奉隋朝正朔。

尽管三国都表示对隋朝的臣服，然而实际上高句丽却另有打算：尽管如今朝鲜、韩国把高句丽视为他们历史上的正统王朝，然而实际上这一出自中国东北渔猎民族的国家和朝鲜半岛后来的王氏高丽、李氏朝鲜都王朝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王氏高丽、李氏朝鲜都属于内敛保守型的王朝，然而高句丽却是有扩张野心的。

高句丽利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动荡局面占据了辽东半岛，甚至一度发展到如今的河北一带，当然这也被自封的宇宙第一大国宣称历史上中国河北曾是其领土的证据。

高句丽和纯粹的游牧渔猎民族不同——由于受中原文明影响较深，他们实际上已发展出定居农业，是一支兼具定居农耕民族的文明和游牧渔猎民族的彪悍的民族，这其实比纯粹的游牧渔猎民族更可怕，因为这是一种综合了农耕民族的文明体系和游牧渔猎民族的尚武之风双重优点的民族。

隋炀帝的使臣曾在造访东突厥时意外得知高句丽的使臣也在东突厥活动，种种迹象表明高句丽不只试图吞并百济和新罗，甚至对中原也是暗藏野心的。

隋炀帝为消除高句丽这一隐患不惜发动三次东征高句丽的大规模战役，然而不仅没能实现征服高句丽的既定战略目标，最终三征高句丽的军事行动所带来的财政、劳役等问题成为了压垮隋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此时根基尚不稳固的李唐王朝同时接纳了三国的朝贡并告诫三国要和睦相处。

然而高句丽并没把唐朝的告诫当回事：很快高句丽就和百济联手进攻新罗。

如果放任新罗被灭亡，那么不仅将使唐朝作为天下共主的颜面尽失，同时唐朝也将失去从侧翼牵制高句丽的一个重要筹码。

唐太宗李世民决心对高句丽采取军事行动，然而漫长的运输线使唐军的后勤补给成为一个大问题，最终李世民东征高句丽的军事行动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然而这次军事行动已扫清了高句丽在辽东的外围据点，为日后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消除了障碍。

公元660年唐高宗李治命苏定方率十万大军渡海进攻百济。

在此之前唐军的历次军事行动都是从辽东鸭绿江一线进攻高句丽，这次则通过从海上先行拿下作为高句丽盟友的百济，从而开辟针对高句丽的第二战场。

这次军事行动取得了比预期更好的效果：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百济根本没料到唐军会舍弃传统的辽东鸭绿江陆上进攻路线，他们以为反正有高句丽挡在前面，然而这次唐军却选择直接渡海对百济发起进攻：7月9日唐军和百济首次交锋，12日唐军和新罗组成的联军就包围了百济都城，18日百济国王就宣布投降。

全部战斗一共只进行了9天就使已建国数百年之久的百济古国灰飞烟灭。

百济国都尽管被占领、百济王室尽管已投降，然而很快百济境内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复国运动，百济残部甚至向日本求援并因此引发了中日之间有史以来第一场战争——白江口之战。

唐军在刘仁轨将军率领下在白江口之战中打败了倭国和百济联军，随后不久百济最后一支残军在黑齿常之带领下向刘仁轨投诚，至此百济彻底平定，自唐军发兵到百济彻底平定前后历时三年零三个月。

之后唐军南北夹击灭了高句丽，在高句丽故地设安东都护府管辖高句丽和百济旧地，又在安东都护府之下设熊津都督府专管百济旧地。

作为大唐盟友的新罗也被纳入大唐的羁縻州府序列——唐朝在允许新罗保持半独立状态的前提下在其境内设置鸡林州都督府，新罗国王被任命为大唐鸡林州都督府都督，新罗成为大唐治下的一个国中之国。

63岁的刘仁轨被任命为大唐熊津都督府都督，走下战马的他开始致力于改善当地的经济民生，努力将百济旧地经营为大唐治下的沃土：他下令军民收敛骸骨，由官方出面公开祭祀所有亡灵；修录户口、整理村落；改百济原有的方、郡、县行政体制为府、州、县，保持与大唐内地行政序列的一致性，在各级岗位上唯才是举——无论百济人或是汉人只要符合条件皆可任用；开通道路、建立桥梁、补葺堤堰、修复陂塘、劝科农桑、赈贷贫乏；立唐社稷、颁示正朔则是最具象征意义的措施：供奉大唐社稷意味着此时大唐对百济旧地所进行的管辖已等同于中原内地，不再仅仅只是羁縻州府序列。

刘仁轨对百济旧地的经营令新罗和大唐之间潜藏的矛盾被激发起来：新罗一直试图争夺百济和高句丽故地由其直接统治，现在大唐不仅在百济建立起直属统治，连自己也被纳入大唐的羁縻州府序列。

远在长安的唐高宗李治也意识到了新罗的不安定，早在百济刚平定之初他就曾册封归顺大唐的百济王子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府都督，并直接向鸡林州都督新罗王金春秋施压要求他和扶余隆盟誓。

金春秋不敢和大唐抗衡，但勉强和扶余隆盟誓之后的金春秋把一腔怨气发泄在扶余隆身上，不断向唐高宗李治打扶余隆的小报告——在李治看来：扶余隆作为亡国王子如今早已只是大唐境内一介普通官吏；而金春秋作为手握重兵的新罗王比扶余隆的势力强大得多，经过慎重考虑后他调回了扶余隆，任命刘仁轨为熊津都督府都督。

金春秋死后太子金法敏继位为新罗文武王，相比受过亲身受过大唐恩惠的金春秋而言：金法敏早在和唐军协同围攻百济都城的战斗中就因为指挥权问题和唐军将领发生冲突。

为防止唐朝完全吞并朝鲜半岛，金法敏联合并扶植了朝鲜半岛上的原高句丽和百济的反唐势力一起攻打唐朝：670年3月新罗派薛乌儒与高句丽旧将高延武各率精兵1万渡过鸭绿江，进至乌骨城(今丹东凤凰山东麓)，由此拉开了唐朝新罗战争的序幕。

新罗联合高句丽残余力量进军所至的乌骨城，乃是连接辽东和平壤的交通要道，占领这里既可对驻守朝鲜半岛的唐军进行围攻，也可阻止唐军从辽东方面的增援。

另外，新罗军队在高句丽故地的活动，还可以把唐朝的视线转移到辽东，使其无暇应对新罗对百济故地的争夺。

唐朝对此则派高侃率兵进行镇压。

新罗文武王与剑牟岑失败后，发生分歧，剑牟岑被安舜下令处死。

安舜南逃后被金法敏接纳，封安舜为高句丽王，在今韩国益山市建立了报德国（674年改封安舜报德王）。

这件事唐朝和新罗的同盟关系开始破裂。

与此同时新罗开始攻打唐在百济的驻军：671年新罗拿下百济国都泗沘，推翻唐朝的熊津都督府，建立所夫里州，控制了前百济的全部领地。

到上元元年（674年）新罗已经从唐朝手中夺得原百济的大部分领土。

但此时新罗军主要与熊津都督府的百济人交战，而唐军主要与反唐的高句丽人交战。

新罗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机，其原因首先是新罗对唐朝外交努力的失败：669 年金法敏遣钦纯和良图入唐谢罪，但是第二年1 月唐高宗“许钦纯还国，留囚良图，终死于圆狱。

以王擅取百济土地遗民，皇帝责怒，再留使者”。

由此来看当时唐朝扣留的新罗使者似乎不止良图，而且钦纯带回的唐高宗的诏令是“百济旧地，总令割还”，直接表明了唐朝不再容忍新罗继续占领百济故地的态度。

这样新罗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来取得唐朝对其攻取百济故地行为谅解的努力就失败了。

其次更重要的是由于唐朝受西北局势的影响，不得不调集驻守高句丽的兵力与吐蕃开战。

《新唐书·吐蕃传》记载：670年吐蕃“入残羁縻十八州，率于阗取龟兹拔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并废”，由此与之相邻的吐谷浑、鄯善、且末之地也正式为吐蕃所据。

西北局势的危急，使唐朝不得不调任刚刚在高句丽战场获胜的薛仁贵前往西北战场。

4月唐朝以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领兵5万出击吐蕃。

这表明薛仁贵最迟在669年底就离开了高句丽，也必然会带走部分兵力，而且同年唐朝还“徙高丽民3万于江淮、山南”，而“留其贫弱者，使受守安东”，这样此前留驻于高句丽故地的2万唐兵恐怕为数已是很少了。

唐朝军事力量的削弱也给新罗发动战争提供了时机。

之前唐朝只是与新罗支持的高句丽复兴势力作战，并没有和多年的盟国新罗宣战。

上元元年（674年）唐高宗与新罗文武王彻底决裂，扶植文武王的弟弟金仁问为新罗君主并派刘仁轨领兵攻打新罗。

在对吐蕃战败後一度除名的唐朝名将薛仁贵被唐高宗任命为为鸡林道总管，负责羁縻百济的熊津都督府，上元二年（675年）二月刘仁轨在阿达城之战、七重城之战大败新罗军后金法敏为保持既得利益，避免覆灭厄运，即已派使入唐谢罪。

675年李谨行率领投靠唐朝的靺鞨人攻打新罗石岘城、赤木城、买肖城三战皆捷。

《三国史记》记载石岘城、赤木城之战唐军大胜，买肖城之战20万唐军被金元述击败，新罗军缴获战马三万三百八十匹，但是当时李谨行作为行军总管、安东镇抚大使，不可能拥兵20万，有三万三百八十匹战马。

4月唐朝遣兵来援，新罗便退保白城。

此时高句丽遗臣剑牟岑率众反唐，唐高宗以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李谨行为燕山道行军总管发兵来讨伐。

经过多年的战争，新罗已经比较疲惫了。

在刘仁轨主力回国的情况下新罗以全国之力仍不能彻底击退李谨行和薛仁贵的留守唐军。

金法敏可能已经意识到通过战争无法使唐军退出朝鲜半岛，因此在买肖城之战后派出使者，向唐朝进贡并且谢罪。

而唐朝也意识到：用偏师经略的办法是不能制服新罗的，而唐朝当时的战略重心已经转移到了西线——吐蕃成为其主要对手，刘仁轨、薛仁贵、李谨行等东征主帅全部调到西部防备吐蕃。

唐朝很难再派出主力大军东讨新罗。

因此面对新罗的谢罪请求，唐朝自然也乐于接受。

据《资治通鉴》记载：“新罗乃遣使入贡，且谢罪，上赦之，复新罗王法敏官爵。

金仁问中道而还，改封临海郡公。

”高宗皇帝以这种方式宣告了战争的结束，重新接纳新罗为大唐的藩属国。

至此唐与新罗大规模的战争结束了，但武装冲突并未就此终结：676年薛仁贵领兵渡过黄海支援熊津都督府，与新罗在所夫里州伎伐浦交锋，唐军先胜後败，被新罗斩首4000余级但也有学者根据新罗王金法敏致薛仁贵的信中内容认为所谓唐军被新罗斩首4000余级并不存在。

金法敏在回书的结尾部分，写到“披读总管来书, 专以<新罗>已为叛逆, 既非本心, 惕然惊惧……今略陈寃枉, 具录无叛”，又写到，“天兵未出, 先问元由。

缘此来书, 敢陈不叛, 请总管审自商量, 具状申奏”。

据此看：金法敏在回书中一直声称自己并未反叛。

试想如果此前新罗杀伤了那么多唐军，金法敏还在回书中说自己并未反叛，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朝鲜半岛的局势依然比较紧张：报德国不久后被新罗废除；唐朝方面安东都护府从平壤迁至辽东故城，熊津都督府被从泗沘迁至建安故城（今辽宁营口）。

安东都护府的治所撤出平壤后，唐朝又在平壤设置安东都督府维持其对高句丽故地的统治。

676年唐朝廷放回被俘的高句丽末代国王高宝藏回平壤让其担任唐安东都督府的安东都督，并册封其为朝鲜王。

681年高宝藏因阴谋策划脱离唐朝控制，而被唐朝廷削去官爵并流放到四川。

高宝藏被唐朝俘虏回长安后与武则天的侄女所生的儿子高德武被任命为安东都督，究其原因是因为高德武自小在唐朝首都长安出生及长大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容易控制也不会背叛中国。

高句丽和百济王族通过唐朝或新罗的力量复国的预想彻底失败。

685年新罗“始备九州”，将国土扩张至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半岛。

735年唐玄宗诏令新罗出兵进攻渤海国，新罗奉诏出兵，但在途中新罗军队却因雪灾而被冻死大半，之后玄宗一方面为了补偿新罗，一方面出于制衡渤海国，就把高句丽在大同江以南的高句丽故土赐给新罗，唐朝从二品的鸡林都督新罗王金法敏上《赐土地谢表》称：“伏奉恩敕，浿江以南，宜令新罗安置。

臣生居海裔，沐化圣朝。

虽丹素为心，而功无可效；以忠正为事，而劳不足赏。

陛下降雨露之恩，发日月之诏，锡臣土境，广臣邑居，遂使垦辟有期，农桑得所。

臣奉丝纶之旨，荷荣宠之深，粉骨糜身，无由上答”。

至此新罗夺取了百济故地和高句丽在大同江以南的土地，实力有所增强；而唐朝也巩固了自己在大同江以北包括平壤在内的朝鲜半岛北部和辽东地区的统治。

唐朝和新罗最开始是共同打击高句丽和百济的盟友，然而在成功消灭高句丽和百济后双方围绕高句丽和百济故地的处置问题爆发了冲突。

事实上关于唐朝与新罗的战争结果双方其实各执一词：《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中国史籍就认为唐朝是胜利方，而新罗方面也坚持认为自己取得了胜利。

这主要是因为双方各自的战略目标不同所致：唐朝其实对朝鲜半岛并无领土野心，事实上唐朝的战略重点一直是在西北方向应对突厥、吐蕃等势力，之所以涉足朝鲜半岛无非不过是想解除高句丽在东北方向带来的战略压力。

随着高句丽的灭亡已使唐朝的既定战略目标得以实现，至于说位于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故地最终被新罗夺取其实并不意外。

唐朝的战略重点从来也不在朝鲜半岛，百济故地对唐朝而言更像是鸡肋——得之固然可喜，失之也并不心疼。

事实上当唐朝与新罗的关系破裂后唐朝仍始终将战略重点放在西北方向，从来也没在与新罗的战争中尽全力。

相比之下新罗却占据着主场作战的地利优势。

战略重点位于西北的现实使朝鲜半岛的唐朝驻军兵力规模极为有限，而漫长的后勤补给线则成为制约唐军战斗力的又一大因素。

当然新罗也心知肚明：自己之所以能在朝鲜半岛占据优势完全是因为占据主场作战的地利优势所致，如果唐朝铁了心像灭高句丽一样打击自己，那么自己无论如何是抵挡不了的。

所以最终新罗还是极为务实地与唐朝缔结和约，从而实现了对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地区的控制。

从战争的最后结果来看：唐朝实现了控制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的既定战略目标，新罗也实现了控制朝鲜半岛南部的既定目标，很难说谁胜谁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