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是什么

理学，也称道学，是宋代儒家在诠释经典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阐述传统。

理学以阐释义理、性命为主，以“理”为世界本源，故称理学。

理这个概念，在理学中多是作为哲学最高范畴使用，如二程讲“万物只是一个天理”的命题，就是说世界万物都是从“理”中出去，表面上看千差万别，但是实际上却是“万物一体”。

这样，世界就在“理”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

后来朱熹在这一问题上阐述的更进一步，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生有灭的，唯有“理”是永恒不变的。

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

有此理便有此天地。

若无此理，便无天地，无人无物。

理学认为“理”不仅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则，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

当时的社会纲常制度就是天理。

朱熹这样讲：其张为三纲，其纪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

理学从宇宙本体论的高度，论证了当时等级制度的神圣性和合理性，这也是后世王朝都钦定理学为官学的重要原因。

理学之所以有这样强大的解释力，是因为它的形成融合了当时文化的精华，糅合儒释道三教，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佛道理论思维为补充，形成了一个比传统儒学精致得多也深刻得多的庞大理论体系。

而这一理论体系，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百年的酝酿。

早在北宋初期，名儒孙复、胡瑗、石介在宣扬儒家道统的过程中，就形成了不重训诂而重义理的风格，奠定了理学的基本阐释风格，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此三人可称得上是理学的先驱，被后人称为“宋初三先生”。

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在其《太极图·易说》和《易通》中首先使用了“理”这个概念。

朱熹、张栻称之为“先觉”、“道学宗主”，可见其对后世影响至深。

北宋张载，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对举，进而提出“立天理，灭人欲”和“理一分殊”等重要命题，开后来程朱理学之先河。

而理学的真正奠基者是二程，在二程的体系里，“理”已经上升为最高的哲学范畴，进一步提出了格物致知、格物穷理的方法论，完成了儒家理论的本体化过度。

给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朱熹，他几乎对所有的理学基本范畴和概念，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和发挥。

也是因为有了这些人做出的理论贡献，理学才得以一步一步的完善起来，推动了儒家理论的发展。

在进入正题之前，先来说说“唐宋古文运动”——“唐宋古文运动”是指唐代中期以及宋朝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的运动。

“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

所谓“古文”，是相对骈文而言的——先秦和汉朝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

所谓“骈文”，是指六朝以来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典故的文体。

自南北朝以来，骈体文盛行于世、主导着文坛。

骈体文中虽不乏优秀作品，但大量的则是形式僵化、内容空虚的文章。

拘泥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

作为一种主导文体，骈体文已经成了文学发展的最大障碍。

唐朝初期的文坛，骈文仍占主导地位。

“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就曾提议改革文弊，弃用骈体文。

但他自己的许多作品，仍采用骈体文（比如著名的《滕王阁序》）；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都曾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主张，建议以散体作文。

韩愈举起“复古”的旗帜，提倡学古文，习古道。

他的主张得到了文学大家柳宗元等人的大力支持和社会上的广泛反应，逐渐形成了群众性的斗争浪潮。

韩愈、 柳宗元之后，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继续努力，古文运动得到了彻底胜利。

但是，但是，这种文风延续到了明朝，不只没有变化，反而变本加厉，成为了机械地模仿。

代表人物是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

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并认为秦汉以后无文，盛唐以后无诗。

而他们的作品都是模拟古人的外貌，既缺乏内容，更无自己的个性。

前七子与后七子虽然唱着“复古”的调子，高举着“唐宋八大家”的旗帜，却走向了“古文运动”的反面，落入了和骈体文一样的老套、窠臼里:以死板模拟、盲目复古、僵化教条为准则，借助“唐宋八大家”的声望名号把持着文坛，阻碍着文学作品的创作发展。

理学，与前、后七子将前辈灵活的东西给玩死、弄僵的情形极为相似——儒家学说的内核是“仁义”，讲究奉献爱心；孔子重“礼乐”，讲究规矩重视道德，节制人们欲望，不使泛滥、过度以成灾祸。

而不是主张灭掉人身上与生俱来的欲望（欲望是可以一分为二来看待的，既需要管控也需要疏导教化。

）“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无疑是非常极端的，距离孔子教诲的“中庸之道”有十万八千里之遥远。

根本无法能够营造出和谐融洽、相互关爱的“大同社会”的气氛（尽管这也只是孔子的理想），只会成为钳制人性的沉重的桎梏与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