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卿

秦国中央政府实行“三公九卿制”，“三公”是：1、丞相，负责上承皇帝诏命，下统百官，总揽政务，是最高的行政官：2、太尉，负责统领诸军，负责各级军官的任免与考核，系最高的武职官员；3、御史大夫，负责掌监察百官，实为左丞相。

“九卿”是：1、奉常，掌宗庙祭祀礼仪。

2、郎中令，掌殿中议论、宾赞、受奏事、宫廷宿卫之事。

包括：大夫，专门的谏议官，包括谏议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等，无固定定员；郎，为待选之官，有评议国事的议郎、有陪侍皇帝车驾的中郎、侍郎等，亦无定员；谒者，掌殿廷朝会礼仪、接受臣民章奏等，一般置七十人，谒者常常作为朝廷的专使出外处理临时公务；仆射，原为战车上的射手，后为侍中、尚书、谒者、博士等官署所设置的官员，系副长官。

3、卫尉，负责掌皇宫诸门屯兵，包括负责吏民上书、朝廷征等事务的召巴士司马令和负责统领诸宫门卫兵的卫士令。

4、太仆，负责掌皇家车马；5、廷尉，负责管理司法事务，乃最高司法官员，其属官有廷尉丞；6、典客，负责掌诸侯与少数民族部族首领朝觐事务、接待诸郡县上计吏；7、宗正，又称宗令，负责掌皇族亲属及登记宗室谱牒；其属官有宗正丞；8、治粟内史，负责掌诸谷物、金玉之贮，相当于管理国库司库；9、少府，负责掌皇帝私产，照料皇帝日常生活起居。

其属官有御府令、尚冠令、尚衣令、·尚食令、宦者令、·太医令等。

在秦朝的官职中，没有所有的“客卿”，其实，“客卿”是指授予非本国人而在本国当高级官员的人的一种官员的尊称。

秦国设“客卿”，以请其他诸侯国的人来秦国做官，而以客礼待之，商鞅、张仪、范睢都担任过客卿。

商鞅（剧照）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有设有四种庶长，即大庶长、右庶长、左庶长、驷车庶长。

这四种庶长都是职爵一体，既是爵位，又是官职。

大庶长赞襄国君，大体相当于早期丞相；右庶长为王族大臣领政；左庶长为非王族大臣领政；驷车庶长则是专门执掌王族事务。

在四种庶长之中，除了左庶长可由非王族大臣担任外，其余全部是王族专职。

所以，作为客卿的商鞅，任左庶长。

变法之后，秦国官制仿效中原，设丞相，以总摄政务，各庶长便虚化为军功爵位，不再有实职权力。

秦孝公为了推行变法，设大良造，使之成为秦国国内最高官职，掌握军政大权。

秦惠文王之后，大良造成为爵名，位列二十等军功爵制第十六位。

秦惠文王设立相国一职掌握军政大权后，主要用作爵名，秦国一些立有军功者或名臣都获封大良造，如商鞅、樛游、公孙衍、白起等。

而商鞅作为变法时的大良造，是有实际军政大权的。

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前，属于贫穷落后的国家，而为了富国强兵，秦孝公下诏求贤，实施了广泛引进人才的政策，而商鞅正是听闻秦国求贤，才西入秦国，并在秦孝公的信任与支持之下，成为客卿，推行变法，使秦国日益强盛起来。

可惜的是，他的变法遭到了秦贵族的激烈抵抗，最终被诬告为谋反，惨遭车裂而死。

秦国君王对于客卿的态度自然会受到了国内形势和包括秦贵族在内的各种势力的影响，就在秦嬴政时期，也曾出现过要驱逐外客的事，但由于李斯等上书《谏逐客书》，以及当时秦国确实需要外来人才，所以，嬴政才没有实施“逐客”政策。

商鞅之后，还有张仪、范雎、吕不韦、李斯等这些宰辅级的客卿，只是，他们的下场都比较惨。

范睢（剧照）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国便不断在打破“世卿世禄”制度，而实行“军功授爵”制，秦国几百年的世袭贵族制被抛弃，贵族受到的打击并不比外来的客卿更好过，所以，秦国对外来客卿也不算是过河拆桥，乃是当时的激烈斗争局势所致。

李斯（剧照）其实，客卿在秦国缺少深厚的根基，他们只能尽心尽责地为秦国王室出谋划策和处理政务，而秦国也缺少不了外来的客卿，除了外来能成为宰辅一级的人物多是很有才识、谋略之外，还因为秦国君王需要用外来人才来抑制与削弱本土世卿的势力，并通过牵制平衡来强化君主集权。

应该说，秦国以宽容的态度重用外来客卿，是秦得以强大的重要政治措施，客卿们，如商鞅、张仪、范雎、吕不韦、李斯等对于秦统一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秦时，“客卿”并不是一官半职，而是指一个特定的群体，就如同我们现在常说的“北漂”或者“沪漂”，是一群拼搏在异乡的打工人。

大多数“咸飘”外来人才一族，也就是所谓的“客卿”。

秦国有“客卿”之官，专门用于安置他国入秦之士，“位为卿而以客礼待之也。

”(明人严衍《资治通鉴补》)客卿将兵攻伐、谋议国家大事，通过累积军功，还可升为宰相。

而且，商鞅废世卿世禄之制，秦国贵族式微，这与贵族把持朝政的六国形成鲜明对比。

秦国实行客卿制。

这也是秦国政治上由弱变强的关键因素。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战火纷飞的时期，五霸七雄，谁都想兼并天下，一统江山。

然而，最终完成伟业的竟是起初国瘠民贫、地处西陲的秦国。

究其缘由，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在于秦国历代君主都十分重视人才，把求贤才、用贤良作为政治之首务，而其重视人才的最大特点又是“不重秦人重客卿”，广纳天下良才，不问出身，不问国籍，有才有能者皆用之。

正是秦国善于用人，使其逐步走上了富强的道路，最终以七国之人才完成了统一中华的伟业。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地处边陲国力又弱，不像楚、晋等国，气候宜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生活富庶，有许多富裕的奴隶主和大量的优秀士子世代居住在那里，因而人才济济。

相比之下，秦国可谓人才寥寥。

为了改变自身的不利局面，从秦穆公开始，秦国君主便大胆任用非本国的人才（即客卿），以求富国强兵。

这一情形，正如宋代文学家洪迈在其《容斋随笔·秦用他国人》中描写的，“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

然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如齐之田忌、田婴、田文，韩之公仲、公叔，赵之奉阳、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为相。

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卫人公孙鞅也。

其他若楼缓赵人，张仪、魏冉、范雎等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

” 从客观上来看，秦国任用客卿是为本国地理位置及环境造成人才缺乏所迫。

但从主观上来讲，秦国的君主能把眼界放开，不为传统世俗的宗亲观念所囿，大胆重用客卿，在当时来讲是极为难得的。

秦国在公元前4世纪前期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国，但是两位伟大的政治家使秦国的历史大为改观，一个是秦国国君赢渠梁(孝公)，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就发出了征求贤能人才的文告，欢迎能使秦国富强的知识分子光临秦国。

正是由于这个文告，才迎来了秦国历史上第二位政治家公孙鞅。

孝公很快把大权交给这个素不相识的客卿，并依照他的计划进行变法。

秦国的商鞅变法声势大、影响深、效果显著，沉重打击了旧贵族。

但后来也几经反复，直到统一中国前夕秦王政在贵族的煽动下，发布了逐客令，后在李斯的苦谏之下，秦王收回了逐客令。

从秦惠文王四年(公元前334年)秦国设立丞相一职开始，直到秦二世亡国长达百多年时间中，有24人担任过秦国丞相，其中16人都是客卿!而从秦穆公开始到秦始皇统一六国这段时间中，秦军对外作战总数大约是130次，除去国君亲自率兵和没有记载的情况外，留下统帅名字的80次战争中，任命客卿为主将的情况多达56次!秦国所纳六国之士均为经世致用之人。

秦国致力于富国强兵，极力招徕能干之才。

秦国接纳的六国之士为数亦较大。

据清人洪亮吉统计，秦国自穆公以来引进的名士多达60余人，姓名不显的士人为数应该更多。

战国后期，秦国成为最有希望统一列国的政治力量，士人入秦更加普遍。

吕不韦柄国时，对天下英才兼收并蓄，士人蜂拥而至，达三千人之多。

正是由于异地人才远离本土的宗法贵族，才使得秦国比其他各国更加彻底地铲除了旧贵族，使秦国在政治上强盛起来，同时在秦国统一中国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也正是这些“异国”人才。

这些异地客卿为秦国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法规，为秦国在政治上铲除旧势力和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正如李斯所言：“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惠公用张仪之计，⋯⋯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至今。

昭公得范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纳，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如果说秦国经济强大的关键在于商鞅变法，那么秦国政治上由弱变强的关键就应是秦国实行客卿制。

正是由于秦国大胆招揽异地人才，并能最终沿用下来，才使得秦国能彻底打击旧贵族，使秦王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如虎添翼，最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

大秦帝国的客卿们作为外籍人士，成为打造强国智囊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