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1905～1945)是什么?

冼星海(1905～1945)是什么?

[拼音]：Xian Xinghai

中国作曲家。曾用名黄训、孔宇。祖籍广东番禺，1905年6月13日生于澳门，1945年10月30日卒于莫斯科。

生平

冼星海生长在一个贫苦渔民与海员之家。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寄居于外祖父家。7岁时外祖父逝世，随母亲到新加坡，靠母亲做佣工度日。先后在英国人办的学校学英语，在华侨办的小学和中学读书。1920年前后，作为优秀华侨学生被岭南大学招收到广州，先入附中，后升入大学预科，前后半工半读6年，做过打字员、教员等。他酷爱音乐，参加学校乐队，演奏小提琴和单簧管，并担任过指挥。1926年到北京，在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选习小提琴，同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管理员以维持生活。1928年夏到上海，入国立音乐院学小提琴。1929年7月，在院刊第3号上发表《普遍的音乐》一文，提出“中国需求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中国人所需求的是普遍音乐”，并认为“学音乐的人”，要“负起一个重责，救起不振的中国”，表现出鲜明的爱国民主思想。在上海学习期间，他结识了田汉等人，曾参加“南国社”的戏剧活动。

1929年冬，冼星海克服经济上的种种困难，从上海到法国巴黎学习音乐。在巴黎的最初几年，靠做各种杂役维持生活。他先后师从P.奥别多菲尔学小提琴，师从P.迪卡斯等学理论作曲，并于1935年春考入巴黎音乐学院，在迪卡斯的高级作曲班学作曲。在法国期间，冼星海创作了《风》(女高音独唱和单簧管与钢琴)和《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等作品，前者据其《我学习音乐的经过》(1940)一文自述，表现了“一切人生的、祖国的苦、辣、辛、酸、不幸”，曾在巴黎演出和播音，获得好评。

1935年秋，冼星海回到上海。面对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他抛弃了寻求个人艺术发展前途的幻想，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于1936年参加歌曲作者协会等进步音乐组织，并先后在百代唱片公司和新华影业公司担任配音和作曲，开始创作救亡歌曲和进步的电影音乐。这时所作歌曲有《救国军歌》、《夜半歌声》、《热血》、《拉犁歌》、《青年进行曲》等，得到了进步文化界的赞扬，并在群众中广泛传唱。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冼星海参加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第二队，沿沪宁、陇海铁路线进行抗日救亡文艺宣传；10月到武汉，翌年春参加了由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与张曙共同负责抗战音乐工作。他深入到学校、农村、厂矿、部队中去辅导群众歌咏，组织起近百个歌咏队，举办过多次抗战歌咏集会，推动了当时以武汉为中心的救亡歌咏运动。民族革命战争的现实教育，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使冼星海更坚定了走革命音乐道路的信念。这时，他创作了许多抗战歌曲，如《保卫卢沟桥》、《祖国的孩子们》、《游击军》、《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都流传于全国。

1938年11月，冼星海到延安，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并于翌年5月担任该系主任。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的新生活，革命人民的思想风貌，丰富的民间音乐的滋养，以及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崇高理想，激发起冼星海蓬勃的创作热情，他写出了杰出的代表作《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大型声乐套曲，还创作了歌曲《反攻》、《三八妇女节歌》、《打倒汪精卫》等，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见彩图)

1940年5月，为完成延安电影团摄制的大型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和配乐工作，冼星海同袁牧之一起离延安去苏联，在苏联期间化名黄训。苏德战争爆发后离开苏联返回中国，因在边境受阻，被迫折回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乌兰巴托，化名“孔宇”，在当地中国工人俱乐部教音乐。1942年底返回苏联，先后在阿拉木图、塔什干、库斯坦那伊等地停留，同苏联音乐工作者们结识，并曾协助建立库斯坦那伊的音乐馆。在苏联和蒙古期间，他不顾疾病缠身和战时生活的艰苦，坚持创作，完成了自1935年即开始创作的《民族解放交响曲》，并写了《神圣之战交响曲》以及《满江红》等 4部管弦乐组曲和许多声乐、器乐作品。1944年底，冼星海病重，被送到莫斯科治疗，在病榻上完成了管弦乐《中国狂想曲》。1945年病逝后，毛泽东在悼念他的挽幛上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创作

在冼星海短促的一生中，创作生活约10余年，共作歌曲数百首（现存250余首），大合唱4部、歌剧1部、交响曲2部、管弦乐组曲4部、狂想曲1部以及小提琴、钢琴等器乐独奏、重奏曲多首。他坚持聂耳开始确立的革命音乐的创作方向，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立场上，正确地认识和反映现实，注意选取现实生活中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以强烈的革命热情表现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和思想感情；他十分重视在创作中塑造工农劳苦大众的音乐形象，并把思想内容的深刻性同艺术的易解性统一在作品中。为达到音乐为人民服务的目的，他坚持不懈地追求作品的民族风格，努力探索、发掘和体现蕴藏在民间音乐中的民族气质，并使其同现代的音乐技巧相结合，写出一系列富于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并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在冼星海的创作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广的是多种多样的群众歌曲。其中有正面表现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采用号召性、战斗性的进行曲形式的《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保卫卢沟桥》和《到敌人后方去》；有具体展示人民战争壮美的战斗图景、将抒情性与鼓动性或描绘性与概括性结合在一起的《在太行山上》、《游击军》和《反攻》；有表现工农群众的劳动生活、采用特定的劳动音调和节奏写成的《顶硬上》、《拉犁歌》、《搬夫曲》和《路是我们开》；还有为抗战中的妇女、儿童写的《只怕不抵抗》、《祖国的孩子们》和《三八妇女节歌》等等。在这些群众歌曲中，冼星海根据不同内容，创造具有不同个性特征的音乐形象，或以具有冲击力的节奏和挺拔高昂、富于棱角的旋律，表现激昂慷慨的情绪和威武豪壮的气势；或以气息宽广的旋律、舒缓沉着的节奏和抒情含蕴的音调，体现革命人民丰富的内心世界。

在冼星海的歌曲创作中抒情性的独唱歌曲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中大多是为舞台剧和电影所作的插曲。这些作品从各个不同侧面，反映了特定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和内心感受，或倾诉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或抒发投入斗争的热切情感。如：《夜半歌声》、《莫提起》，充满激情和幻想，唱出了横遭封建势力迫害和国土沦丧后的痛切感情与战斗呼号；《热血》和《黄河之恋》都是慷慨悲歌，表达了为自由而战的坚强意志和胜利信心；《做棉衣》、《江南三月》和《战时催眠曲》等，则以优美亲切、纯朴清新的民间音调，抒发了抗战妇女的爱国深情。

为了表现广阔的现实生活和使歌曲更具有民族特色，冼星海还探索创造了一些具有新时代特点的歌曲样式。其中有将抒情性与战斗性两者不同的表现特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歌曲，如《在太行山上》、《三八妇女节歌》；有颂扬性的歌曲《赞美新中国》；还有将民间说唱音乐与战斗性的群众歌曲音调相结合的叙事性歌曲，如《梁红玉》和《打倒汪精卫》等。他很善于发掘歌词语言的韵律美，在表现主题形象的前提下予以音乐性的发挥。他也很善于运用多种多样的歌曲演唱形式，如独唱、齐唱、领唱、合唱和有说有唱等，特别是在群众歌曲中广泛运用轮唱和二部合唱的形式，在当时的抗战歌咏中具有创新的意义，并具有广泛的影响。此外，他在去苏联期间，主要采用中国古典诗词谱写的艺术歌曲，在探索新的体裁和民族风格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

冼星海在音乐创作上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开创了表现我国人民革命斗争并具有民族特点的大合唱创作。所作4部大合唱，在题材、内容的现实性和表现形式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是相同的，但又根据不同的题材、内容，以不同的艺术手法进行处理，而使各个作品具有不同特色。作于1939年3月的《生产大合唱》，以载歌载舞和戏剧表演相结合的形式，通过“春耕”、“播种与参战”、“秋收突击”和“丰收”4个场面，表现解放区人民的生产劳动和抗战生活，音乐具有民间风味，合唱粗犷质朴，其中的《二月里来》和《酸枣刺》两个段落，常被作为独唱和童声合唱曲目，流传至今。为纪念“九一八”事变8周年而作的《九一八大合唱》，是一部叙事性的大合唱，采用交响性和回旋曲的形式结构，全曲以具有舞蹈特点的音乐主题和悠长深沉的副主题对比贯串和反复出现，其间插入许多不同性格的段落，表现人民群众在欢庆胜利时回顾抗战历程，激发起抗战到底的决心；其中的女声独唱与合唱段落《九一八子夜歌》，运用了戏曲、说唱音乐中的板式变化手法，具有戏剧性效果。《九一八大合唱》和《生产大合唱》的乐队伴奏，在对民族打击乐器和中国音乐风格的节奏的运用上很有特色。作于1940年3月的《牺盟大合唱》，是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抗日决死队写作的一部群众歌曲联唱形式的大合唱，包括齐唱、独唱、轮唱、合唱等6个段落，音乐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

《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重要的和影响最大的一部代表作。作于1939年3月，并于1941年在苏联重新整理加工。这部作品由诗人光未然作词，以黄河为背景，热情歌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历史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痛诉侵略者的残暴和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广阔地展现了抗日战争的壮丽图景，并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了民族解放的战斗警号，从而塑造起中华民族巨人般的英雄形象。全曲由《序曲》（乐队）、《黄河船夫曲》（合唱）、《黄河颂》（男声独唱）、《黄河之水天上来》（配乐诗朗诵）、《黄水谣》(女声合唱)、《河边对口曲》（对唱、合唱）、《黄河怨》（女声独唱）、《保卫黄河》(齐唱、轮唱)和《怒吼吧！黄河》(合唱)等9个乐章组成。各个乐章都有相对的独立性，相互之间在表现内容、演唱形式和音乐形象等方面构成鲜明的对比。同时，全曲又由表现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基本主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几个基本音调始终贯串于整个大合唱，在音乐布局上以《序曲》呈示基本主题、首尾合唱呼应、中间各乐章交替发展和末乐章的总结概括，以及每乐章之前的朗诵为先导等，使整个作品又具有高度的统一性。音乐语言明快简练、通俗易解和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合唱手法丰富多采和乐队的交响性发挥，全曲的宏伟规模和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构成了这部作品具有独创性的艺术特色。《黄河大合唱》凝聚着冼星海的卓越才华和杰出创造性，被认为是一部反映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音乐史诗。

冼星海的器乐作品，大部分是在滞留苏联期间写作的。除一些器乐小品，如小提琴独奏曲《郭治尔－比戴》等，有一定的艺术效果外，其中的交响音乐作品，在他生前都未能付诸演奏而根据实际效果加以改定。从这些作品的手稿中可以看到：作者在运用交响音乐形式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革命斗争，在探索交响音乐的民族化、群众化，以及在运用民族风格的音乐主题、结构形式和打击乐器等方面，都作了许多大胆的尝试。其中如《民族解放交响曲》、《神圣之战交响曲》、《满江红》组曲和《中国狂想曲》等，都不乏写得成功的段落。但限于他当时写作的条件和健康状况已日趋恶化，这些作品也留下了不少笔误和不完善之处。

论著

冼星海发表过20余篇音乐论文和编写过一些音乐教材。他在去延安之前发表的《救亡音乐在抗战中的任务》(1937)、《救亡歌咏运动和新音乐的前途》(1938)、《聂耳，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等短文中，着重总结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经验，论述了以聂耳为代表的新兴音乐的方向和发展前景。到延安后陆续发表了《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1939)、《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1940)、《现阶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1940)等论文，并在1940年1月举行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代表大会上作了《边区的音乐运动》的报告。他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就如何发展中国新音乐、中国新音乐发展的历史经验、中国新音乐的大众化和民族形式以及中国民歌的特点和民歌研究等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他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指导中国新音乐的建设。他认为不论是音乐的民族形式问题，还是大众化问题，都应以发展中国的工农音乐为基本出发点。他通过实际调查采录和研究，初步归纳了中国民歌具有现实性、形象化、地方性等特点，并认为在音乐创作中吸取民间音乐的因素，能够更真实更生动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大众的语言，创造出更丰富的最具有民族性、同时也是最具有国际性的音乐作品。他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指导思想，对“五四”前后中国新音乐发展的历史和分期，以及有代表性的音乐家、音乐作品的历史作用等，作了简要述评，并论述了新音乐的本质特征和形式特点，指出中国新音乐必须朝着“他的内容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他的形式应该是民族的”方向发展。他的这些理论著述，对中国革命音乐理论的建设起过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