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买办是什么?

[拼音]：Zhongguo jindai de maiban

[外文]：comprador in modern China

鸦片战争后外国在华洋行雇用的为它们购销商品、介绍交易的华籍商人。早期亦称康白度（来自葡萄牙语comprador），原指葡萄牙人在印度进行经济侵略时雇用的当地人，后遂泛指殖民地、半殖民地替外国资本家服务的中间人、经理人。在印度、土耳其、越南、日本均曾有过此类商人。

中国早有买办一词，明代专指供应宫廷用品的商人，清代兼指官宦的采购人员。1757年广州一口对外通商后，广州、澳门的外商商馆即雇有买办从事采购物料、备办伙食等。当时清政府指定行商（十三行）管理和垄断外商的贸易，监督外商的活动，买办也由行商管理。1809年规定买办由地方官选派，给与腰牌印照为凭。1835年又订“层递钳制”办法，商馆的看门、挑水、看货等人夫由买办代雇，买办由通事（翻译）保充，通事由行商保充。

鸦片战争后，开放上海等口岸，取消行商制度。1844年中美《五口贸易章程》规定外商愿雇买办、通事，应各听其便，所有公价若干，由该商民等自行议定，或请各领事官酌办，中国地方官毋庸经理。其后买办合同遂送外国领事馆备案；根据1868年《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买办涉讼并受到外国领事裁判权庇护。买办完全从属于外商，与广州一口通商时期的买办根本不同了。

最初，买办媒介华洋交易，与外商不必有固定关系，类如掮客。以后买办逐渐依附某外商，取得信任，双方遂订雇佣合同和保证书。买办代洋行购销商品，并保管货、款，鉴定银色、票据，管理日常事务。另方面，买办对经手的交易和华商信用负有保证责任。受雇时除保证人外，并交保证金，其数额视业务情况，自数千、数万以至一二十万元。买办既是受雇于外商、领取薪金的华籍经理人，又是媒介华洋交易，收取佣金的经纪人，交巨额保证金者，并实际具有合伙人性质，有的买办还附股于外商企业。

买办一般在洋行内设买办间，或称华帐房，自雇会计、出纳、跑街、保管等。洋行为推广商业联系，也允许买办自营商业和银钱业。

早期的买办有随洋行来自广州的行商、散商、通事；以后则由洋行的学徒、职员中提升，并有教会学校学生及官僚子弟加入；而人数最多的是选自口岸的华商，上海买办中出身商人的约占2/3。

除贸易洋行外，外商银行、保险业、轮船公司、工矿企业等也雇用买办。大洋行并有副买办（跑楼）和各部门买办，上海英商怡和洋行有正副买办50余人。估计19世纪末，全国933家外商企业共有买办1万人以上。

买办的收入包括薪金、佣金及货价差额、银秤差额、利息差额、鉴定银色收益等，以佣金为主。佣金一般为交易额的0.5～2％，视批额大小、风险、市场畅滞而不同。按照进出口额估算，1840～1895年间，买办佣金收入在4亿两以上，连同薪金及其他收入估计共约5亿两。

买办收入既多，他们除挥霍外仍有积累。其积累除充作洋行保证金、附股或存入外商银行，以及部分用于房地产投机外，投资经营工商业者亦不少。洋务派经营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中，重要投资人和经营者如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均属买办。早期民族资本的工业、航运业主要投资人中，买办出身的占20％左右，如祝大椿、朱志尧和后来的刘鸿生，都由买办成为实业家。不过，买办的投资更多是在商业和银钱业，尤其是与洋行业务有关的纱布、五金、丝、茶等商业。

买办有大中小之别。大买办约占买办总人数的 5～10％，多系受雇于大洋行、银行，与洋商关系深密，有的任期长达数十年，甚至子嗣父业，形成买办世家。他们收入极丰，不少年达数万，数十万两，有的家有资金一二千万两。许多大买办捐有道府官衔，或借洋人之力身居要职。中小买办多系受雇于较小洋行，任期亦短，有些每届合同期满（一二年）即须另谋出路，常是任一二届买办即自行经商。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旧的买办制度已逐渐不适应帝国主义扩大对华贸易的需要，尤其不适应向内地推销的需要；加以人民反帝爱国运动开展，买办受到社会舆论严厉谴责，1899年上海日商三井洋行开始裁撤买办，其他日商陆续仿行。后来美孚石油公司、英美烟公司等倡行地区经销制度。到20世纪20年代，买办制度部分地向下列方式转化：

（1）经理制，买办改称华经理；

（2）高级职员制，买办只领薪金，取消或部分取消佣金；

（3）经销、包销、代销制，洋行与华商订立经销、包销、代销合同，有的是某一范围的独家经销；

（4）经纪人制，买办不再固定受雇于某一洋行，改为介绍成交，收取佣金。但上述改变主要在部分日、美、德企业，英、法许多老企业则一仍旧制。

买办的消失始于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太平洋战争后，欧美外商相继歇业，日商则已不再用买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