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的《道德情 *** 论》和《国富论》中的哲学背景。
斯密的哲学观点来源于同时代的牛顿的自然哲学，自然界的秩序即机械论者的宇宙。牛顿发现了统一物理世界的万有引力定律，18世纪的道德家也仿此提出了几条定理，试图用相同的方式统一道德和社会交往准则，这个准则能够使人们分辨是非，并且选择正确的行动。而这样的行动会在人的利已和利他之间选择，建立完美的平衡，有助于社会福利。
斯密这两部著作包含了他对于道德的审视，《道德情 *** 论》里的“同情心”是伦理学的，它阐明了道德世界的和谐与有益的秩序，这种秩序是来自人们的冲动情 *** 而不是理性的选择。《国富论》则开创性地将政治经济学根植于牛顿式的宇宙之中，和谐、有益但是机械，这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整个社会从个人追求私利的无意结果中得益。因此在斯密这里同情心是道德世界的作用要素，私利是经济世界里的作用要素，正如牛顿的自然秩序一般。
斯密伦理学范畴的“同情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既然同情他人，就会认可他人的感受，使我们自己行动恰如其分的高雅，并约束我们的自私，使自己仁慈并被他人认可，这并非是道德说教或具有功利性质，“这使人性得以完美，并且在人类中创造出情感与激情的和谐，这种和谐构成了人类的优雅和得体”。这种人类的欲望是自我控制和自我依赖的。他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学也是这样一种自由秩序。
对私利的追求也是符合自然原理，每个人天生被赋予照顾自己的责任，并且他比任何别人更有优势实现这一点，如果他能在公正的范围内野心勃勃、追逐财富就应该得到钦佩，人们追逐财富的动力并非是受生理需要，而真正激励他们的是超过他人和获得高贵地位的欲望，他们也许自私并具有掠夺性，尽管他们只为自己打算，但是他们还是在为社会创造财富，推动整体改进。
斯密的经济的哲学来源自然秩序的思想，即牛顿式的机械论的秩序，他关于人类的道德情 *** 和经济中看不见手的理论均来源于相同的自助的原则。斯密的著作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演绎法与归纳法法的混合，他的理性主义使之以自然秩序和天赋自由为原则构建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而经验主义则使他从现实的观察中提出问题并说服他人，如在《国富论》中斯密无数次运用历史的教训抨击政府成低效、腐败、轻浮、浪费以受制于某利益集团。
斯密透彻地阐述了自由放任这一天赋自由体系的必要性并视之给一国带来财富的最好手段。在这个体系中，个人追逐私利但自由秩序会趋于把私利追求转变为一种促进社会利益的手段。第一。
经济体系无论多么发达和复杂，都有其基本的问题和简单的机理。《国富论》在揭示和说明基于人类天然倾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作用机理方面，是无与伦比的最好作品。作者极富洞察力，思考深刻，运用的语言通俗易懂、说理清晰透彻，运用事实和案例独到而贴切，只要不带成见地阅读，一定会有深切的体会和知性上的收获。这也是迄今为止很多知名人士的共同体会。
第二。
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所抨击的弊见今天依然充斥着朝野，尤其是中国这样处于改革和转型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知识界、政官界甚至企业界，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以及原因的认识依然不清晰甚至混乱的，其中不少是斯密在《国富论》中已经彻底清算了的错误认识。在我国，这些错误的认识依然大行其道，影响着立法、政策制定和政府行为，还在持续产生消极的后果。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形。在这个意义上，《国富论》的基本思想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有着十分强烈的针对性。对于那些似是而非的错误观念而言，《国富论》就是强力的解毒剂。对于容易受到谬见病毒攻击的人群，它又是抗生素。
第三。
诚然，经济学的学科化趋势十分强劲，理论体系及其规范也高度成熟。如果由此而断言，只要掌握了现代经济学，就可以不用理会斯密的那一套，则是幼稚的。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是建立在与今天的经济学十分不同的思想和观念基础之上的，这个体系的推导过程远不如现代经济学严谨，概念和符号系统自然也不上今天精密，但是它的问题意识、立论基础、体系解释力以及基于自然语言的分析水平，都是今天的数理经济学所不具备的。在某种以上说，今天的经济学不仅无法取代《国富论》的功能，反而迫切需要《国富论》来充实、纠偏乃至改进。
第四。
《国富论》不仅是理论上的杰作，也是历史知识特别是西方经济史知识的荟集之作。通读之，不仅可以得到单纯的知识上的充实，更重要的是依托于斯密所提供的观察与分析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读者在面对新的历史现象时，其解释能力也能够得到提升。
第五。
也许最值得今天的经济学从业人员重视的，就是斯密在《国富论》中所体现出来的卓越的常识感。《国富论》全书没有卖弄任何故作高深的理论，更不使用让人望而生畏的经济模型。至于今天任何一位经济学专业学生皆熟习并乐意使用的计量经济学工具，它更是毫不沾边。斯密自始至终都在运用自己的常识感、通过细致观察真实世界的变化、借助联想和推理建立起自己系统的经济运行理论，然后旁征博引，利用历史和时代的材料加以佐证。这种基于常识感的思考和推理是传统的、质朴的、甚至可以被批评为是粗陋的，但是它却拥有了今天那些形式精致的经济学作品所没有的强大的冲击性的“原力”。斯密让每一个关心现实社会经济活动的读者都能够调动自己的常识感去分享、评鉴这种思维活动的乐趣，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加深读者关于经济体系的系统认识。通过这种看上去十分日常化的说理方式，斯密与读者进行了思维上的深度沟通，最终彼此形成了某种思想认识的共同体。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学界日益过度沉溺于构建形形色色精致的经济学模型，经济学家念兹在兹的一件事，就是建构某种符合学术规范的、精致漂亮、同行认可的、唯一正确的“学术真理”。而另一方面，经济学家的常识感则越来越欠缺，不借助专业分析工具的纯粹思维力在弱化，超越日益细密专业学术分工的理论综合能力更是严重不足，这或许是时下学术界充斥着脱离实际的空论和似是而非的谬论的重要原因。重新恢复人们对经济学的信任，需要经济学家提高常识感、思维力和综合能力，在这些方面，斯密是最好的典范，《国富论》是最好的教科书。
第六。
除了内容上的卓越，《国富论》也是修辞和叙事的典范，许多片段令人百读不厌。作为一名修辞学大师，斯密驾驭语言的能力令人折服，言辞的力量被斯密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又调控得恰到好处。在时下的经济学家中，此种语言能力已经慢慢消失。《国富论》一书中不乏名句箴言，掌握它们也是大有裨益的。
由于《国富论》一书的特殊魅力和内在的价值，历代经济学中的杰出人士对它推崇备至。李嘉图、穆勒、马歇尔、凯恩斯、哈耶克、科斯、弗里德曼……，这个名单可以列得很长。
1976年是《国富论》发表200周年，西方世界的知名经济学家纷纷发表演讲向斯密致敬。
这一年的3月9日，科斯教授于UCLA发表题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演讲，很有代表性，值得一读。
在这篇长达万言的演讲末尾，科斯这样说道：
“《国富论》是一部需要怀着敬意进行思考的著作，斯密的敏锐分析和篇幅都超过了其他任何经济学书籍，然而它的杰出令人心绪不宁。我们不禁要问，在过去的两百年中，我们究竟做了哪些工作？我们的分析当然是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我们对于经济系统的运行没有显示多少洞见。而且，在某些方面，我们的分析方法还不及亚当·斯密。当我们讨论公共政策的观点时，我们发现这些主张忽视了亚当·斯密利用“不言自喻”的力量加以证明。我真不明白为何如此，部分答案或许是我们没有读过《国富论》吧！”
李义平/文 如果亚当·斯密活到现在，他会感到无比欣慰，因为全世界几乎都选择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体制具有 历史 必然性，是迄今被 历史 证明最有效率的经济体制。而生活在工场手工业时代的亚当·斯密，直接观察了来自分工的效率，从人类本性与分工及自然秩序出发，论述了市场经济怎样富国裕民。
当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给率先实行了市场经济体的国家带来了如同率先进行技术创新的个别投资者的超额回报的时候，当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经过苦苦的体制比较和体制 探索 而最终几乎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应该由衷地感谢亚当·斯密，钦佩他的经济思想的伟大，他证明了市场经济是可以富其国从而其裕民的经济体制。
第一位经院式经济学家
1723年6月5日，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他的父亲是当地海关审计员，在斯密出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他的母亲是大地主的女儿，一直活到90岁，比斯密早去世6年。斯密终身未娶，他的一生如同他所设想的经济世界一样和谐而有序。所有的材料显示，他似乎没有和任何女性擦出爱情的火花，也没有经历过热烈的罗曼史，他同母亲相依为命，在长达60年的岁月中，对母亲尽心侍奉，报答了她的养育之恩。
斯密曾经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也是法学博士、皇家学会会员，是第一个经院式的经济学家。1759年，他以《道德情 *** 论》为题出版了他的伦理学名著，这是他此后学术研究的必要准备。使他后来名扬四海的，则是他出版于1776年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该书影响深远，为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奠定了基础。斯密也因《国富论》而产生深远的影响，他的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
斯密自己说，他一生别无所好，最爱是书。从44岁到53岁，他呕心沥血，全身心地写作《国富论》。用他自己的话讲，即“研究的事情一直是自己唯一的事情，自己埋头里面，唯一的 娱乐 就是在海滨散步，现在的境遇是从来没有的幸福和满足”。斯密的书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思想的产物，而且是整个时代的产物，而那个时代需要政治经济学家。如果是以前，他可能只是一个道德哲学家。
有一次，英国首相皮特正与各位要员会谈，斯密也被邀请参加，当他走进屋子时，大家都站起来。斯密说：“诸位先生们，请坐下”。皮特回答说：“不，我们等你先坐下才就座，我们都是你的门徒”。
斯密治学严谨，堪称楷模，他从不肯把不成熟的作品公之于世，唯恐贻误后人。斯密在1790年7月17日去世，而在之前的1787年，他便委托友人在他去世后将他的著作草稿全部烧毁。他为后人留下的严谨的科学精神，同样令人动容。
斯密给政治经济学确定的任务是“富国裕民”。他说：“被看做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们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 社会 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那么何以富国裕民呢？答曰：市场经济。这是《国富论》的核心思想。斯密从多方面开展了对这一思想的深刻论述。
国富论
亚当·斯密 /著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商务印书馆
2015年6月
利己心
利己心是斯密研究人类经济行为、构架经济制度的伦理学前提。如果没有对利己心的确认，也就没有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肯定。在斯密的全部论述里，其实都是以人们的行为模式去设定经济体制的，这和后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倒是如出一辙。
我们不要忘记，《国富论》的作者就是《道德情 *** 论》的作者。在斯密看来，人类行为自然地由六种动机所推动：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以物易物即以此易彼的倾向。他这里所讲的“自爱”，实际上就是利己心。他注释道：“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主要关心自己”。
“利己心”的思想在《国富论》里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斯密指出，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地出于本意的情况下能更有效地促进 社会 利益。人们的这种行为受着一只“自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即公共利益。他举例地说，我们所以会从屠夫、厨师那里得到我们饮食所需，并不是出于这些人的仁慈或善行，而是出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怀。我们与这些人打交道时也绝不是他们的仁爱，而是他们的利己之心。正如孟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里说，私人的恶德，是公众利益。
斯密的这些分析告诉我们，就人类本身而言，人们都有追求个人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倾向。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实现自我利益，首先必须满足 社会 的需要。如果不能满足 社会 的需要， 社会 就不会需要你的产品和服务，自我利益也就不能实现。这多少有点主观为自己、客观为 社会 的意思，亦与马克思的私人劳动与 社会 劳动的矛盾的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样的过程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即冥冥之中的经济秩序的指导，“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机制。
大量事实证明，作为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科学，一系列分析成功的关键都在于是否有一个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假设。现在看来，斯密关于利己心的确定，是符合人类行为的基本规则的。他的理论体系后来一再被实践所验证，道理全在于此——因为人们总是要选择最符合人类本性的经济体制，这样的体制是投入最小、产出最大从而最为有效的经济体制。如果一种经济体制所暗含的人的行为模式的假设与人类本性是相逆的，这种体制的组织成本将是非常大的。计划经济下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和一系列爱厂如家的教育之所以收效甚微，原因概出于此。斯密以利己心为前提进行分析的观点或者方法，对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影响很大，以至于“经济人”的假设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公理。这无疑是斯密的功劳。熊彼特曾经高度评价道：“正是通过斯密的著作，十八世纪关于人性的思想才传到了经济学家手里”。
分工与效率
《国富论》的第一章是“论分工”。在这一章，斯密用“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作为第一段，开始了他的全部经济学分析。
斯密所处的时代是工场手工业时代，工业革命正在酝酿，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对经济的贡献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展示，而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积极成果却初见端倪。斯密有一段时间住在格拉斯哥，那里是当时苏格兰的工业中心，制铁工业和纺织工业比英格兰发达，斯密实际观察了工业区的经济生活，感悟到了分工的真谛。
尽管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在今天已经成为公理，然而在斯密所处的时代，把分工和效率、分工和比较优势、分工和市场范围、分工和自由贸易联系起来，展开多层面、多角度地论述，实在不失为“高瞻远瞩”，这个特有的生活背景使他满怀豪情地讴歌分工。而斯密研究分工，首先是将其与效率联系在一起。由于目的在于效率，因而他没有区分企业内部的分工和 社会 分工。区分企业内部的分工和 社会 分工目的，则在于研究商品生产的根源。
对于分工与效率，斯密做了细致入微的观察，他以扣针制造业为例指出，如果十多个工序由一个缺少专门训练的工人承担，则可能一天连一枚也制造不出来，更不用说20枚了。但如果10个工序由专门工人分担，这10个工人每天可以制造出48000枚。分工在促进了效率的同时，也推动了 社会 进步，“在未开化的 社会 中一人担任的工作，在进步 社会 中，一般都成为几个人分担的工作”。 历史 已经走过了漫漫长河，在自然经济的时代，由于基本上没有专业分工， 社会 长期停滞；而后来工业 社会 的效率提高和 社会 进步则是分工使然。俯瞰 历史 ，我们不能不感叹斯密在当时所展示的远见卓识。
那么，分工的原则是什么呢？这就是现代经济学不厌其烦一再重复的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斯密说，在狩猎 社会 ，一个人开始时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他发现，他更擅长造弓箭，他专门造弓箭去换猎物，比二者都干效率更高；另外一个人开始时也是既打猎又造弓箭，后来他发现自己更擅长打猎，他专门打猎去换弓箭，比二者都于效率更高。于是，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然后进行交换，这样不仅把自己的“蛋糕”做得更大，整个 社会 的“蛋糕”也因此做得更大。
其实，如果说人们都在“计算”，都在给定的条件下选择最大的，那么真正的最大大概就是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许多“穷人”之所以花很长的时间等公共 汽车 ，“富人”则为了节约时间买小 汽车 、坐出租车，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自觉地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穷人的资源优势是时间，穷人的时间最不值钱，富人的资源优势是钱，富人的钱最不值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成功，都在于寻找到了自己的资源优势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点，发挥了资源的优势，因为只有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才会使得成本最小、收效最大。而东施效颦、抑长扬短、缺少自己的特色大概是很难成功的。这是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特别要予以注意的。
斯密把个人之间的交换扩展到国家之间的交换，认为各国都有自己的资源优势，都有自己的国际分工。一种商品如果由其他国家来生产，所需的成本比本国低，那么本国就不要生产，用输出自己最擅长生产的商品所换来的钱，购买别国的廉价商品会更划算。因此，他不仅主张国内的自由市场经济，也主张国际上的自由贸易。后来，斯密的这一思想被大卫李嘉图发展成了支配国际贸易的著名的“比较成本”学说。斯密讲的是绝对比较优势，即鞋和帽的生产效率，甲国都比乙国高。李嘉图讲的是相对比较优势。虽然乙国两种产品的生产效率都比甲国低，但鞋的生产效率相对比较高，乙国可以专门生产鞋和甲国交换。甲国鞋和帽的生产效率都高，但帽的效率更高，甲国可以专门生产帽和乙国交换。这样两个国家的蛋糕却都可以做得更大。斯密是倡导无疆界的市场，倡导世界经济一体化，然而一旦涉及到国家的利益，涉及到国家安全，自由贸易就被保护主义所替代。
分工与法制
分工引起交换，以比较优势为前提的分工和交换其实就是市场经济。分工具有如此的伟大功绩，因而在斯密的笔下当然是分工的程度越细、越专业化就越好了。然而，分工能否越来越细也是有条件的，因为在斯密看来，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斯密说“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到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
斯密举了很多生活中近乎琐碎的事例来说明这一道理。例如，搬运工只能生活在大都市里（就像重庆的“棒棒”），因为大都市市场广阔，而农村市场狭小。斯密这里所讲的市场范围，指的是人们在生活中对交换的依存度、消费水平和购买能力，是一国经济进步与否的标志。当然，分工与市场范围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在我国，当前由于人们购买力的提高、需求的拉动，涌现了很多新兴产业，这就是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现代证明。
然而，分工和专业化都是需要法律保护的，实际经济行为与法制建设在反复的博弈中不断完善，“法律如果不强制人们履行契约”，分工和交易将很难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须有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不仅体现在买卖双方，还体现在债务人和银行的关系上。亚当·斯密说，苏格兰各银行，在一个长时期内非常明确地要求一切顾客经常要定期地归还贷款。如果他不能照办，那无论他有怎样大的财产和信用，也不要想向银行贷得一文。我们的银行应当学一学，银行不良贷款是银行明知收不回来还要贷出的结果。
斯密的研究之所以从分工开始并高度讴歌分工，是因为他直接感知了他的时代，感知了分工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效益，这是他的经济学研究充满活力的根源所在。对于我们现实的经济学研究来说，这是具有启迪意义的——经济实践永远是经济理论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准备了充分的实践条例，剩下的就是经济学家的研究。
在斯密看来，分工越细、越专业化越好。然而161年以后的1937年，R·科斯教授却在他的《企业的性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对斯密的理论提出了挑战或者修正。在这篇论文中，科斯以“交易费用”概念为枢纽指出，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市场化的分工不是越细越好，而是应当有适度的规模。或者说企业是市场的替代，即用大型企业内部管理的“看得见的手”代替市场调节的“看不见的手”。企业史学家钱德勒通过对企业史的考察，也得出了同样的观点。
后发国家在发展之初都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例如资源、劳动、环境稳定、也可以发挥后发优势，但不能陶醉于比较优势，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要及时转变发展方式，把创新放在第一位，扎扎实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劳动价值
斯密是从劳动分工出发来研究“什么是交换价值真实尺度”。在他看来，既然有分工，那么每个人所需要的必需品绝大部分依赖于别人的劳动，同时个人也为别人劳动。人们彼此之间要交换商品，商品交换实际上是隐藏在商品中的劳动量的交换，所以商品的价值就十分自然地取决于劳动。据此，斯密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认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在马克思看来，斯密的贡献是确认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缺点是没有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也没有区分价值和使用价值。古典经济学都坚持劳动价值论，劳动创造了 社会 财富。马克思说，在价值问题上，劳动价值论并不是他的贡献，他的贡献只是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原理，即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马克思还区分了价值和交换价值。看来在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的时代，坚持劳动价值论有必然性。《国富论》是关于怎样才能富裕的经济学，当然要研究什么样的劳动有利于富裕。斯密有两种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定义。第一种是他把是否能生产物质产品，看作是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标准，认为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是生产性劳动。他举例说，“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可以固定并且实现在特殊商品和可卖商品上，可以经历一些时代，不会随生随灭”。与此相反，“家仆的劳动，却不固定并不实现在特殊物品或可卖商品上。家仆的劳动随生随灭，要把它的价值保存起来，供日后雇佣等量劳动之用，是很困难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 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富论目前比较多见的有8种译本。
一是较早的商务印书馆版本，1930年由郭大力、王亚南译（王亚南曾任厦门大学校长），1972年再版。去年因为总理说自己喜欢《道德情 *** 论》，引得出版界热捧亚当斯密的著作，上海三联书店于今年初乘势将这个版本再版推出。
二是陕西人民出版社，杨敬年译本。译者是百岁高龄的南开大学教授，书中引用了熊彼特的注释和导读，内容比较丰富，受到不少读者追捧
三是新世界出版社，谢祖钧 译，译者似乎对经济学的专业词汇知之甚少，翻译也比较拗口。
四是华夏出版社，唐日松 译，作者是北大经济学院的，此译本总体来说乏善可陈。
五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陈星 译，图文删节版。资料是丰富了，原文的翻译却打了折扣。
六是北京出版社，张兴，田要武，龚双红 编译，删减版。编译和翻译，专业水准显然不一样的。
七是万卷出版公司，孙善春，李春长 译。明显是拼凑版。
八是人民日报出版社，胡长明 译，语言精炼生动，通俗易懂，最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的版本。
前两个版本的译者在学术界都属于泰斗级人物，对原意的把握较为精准。可惜因为时代的原因，语言带有文言味，一些词汇的翻译也稍显老套。中间的几个版本，要么缺乏经济学理论基础，一些专业语汇使用不恰当，要么语言拖沓冗长、艰难晦涩，不知所云。只有人民日报的版本翻译得稍微精准一点，使用短句较多，读来也顺畅一些。
引用自网页链接
帮你看穿世界本质的6本书
一、《战胜一切市场的人》
这是一个传奇人物的传奇故事，他用深度思考，模型化思维找出市场上被人们忽略的漏洞。当我们能用理性思考摒弃“庄家总是赢的”这个偏见时，你我都能成为市场上少数的赢家。
二、《棉花帝国》
小小的棉花产业的历史实际上是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紧密关联在一起，这也是一部商人，代理人，官僚，佃农，奴隶们共同书写的历史，同时也塑造着这个存在巨大不平等的世界。
三、《合作的进化》
合作永远不会自然产生，人们都需要学习，试错，“进化”后才能达成合作。嫉妒无益，率先背叛反而伤害自己，真诚但不烂好人，“一报还一报”才是赢取社会竞争的制胜法则。
四、《偏见的本质》
看过后就会知道，偏见与歧视是人类认知的必然产物，任何人都不能免俗。在指责他人“双标”、戴“有色眼镜”前不妨扪心自问：我们的想法本身是否也是一种偏见呢？
五、《潜规则》
这是一本道破中国文化生态的书，博弈和策略的背后是权利与利益的平衡违反了明规则，则出师不正，容易留下把柄被日后算账。违反了显规则，则即使各种义正言辞，但事情就是办不好。
六、《财富的起源》
这是一本重新定义了经济，财富，商业及其逻辑的物联网时代《国富论》，经济思想在发生变化，获取财富的方式也在改变，所有人都需要全新的理论洞察未来智能时代的财富密码。
第五篇：《国富论》读书笔记国富论读书笔记
《国富论》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76年撰写而成的，它系统地阐述了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及政策，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它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十大名著之一，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起源，是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必读之书，正因为此，利用闲瑕时间，我带着虔诚的心态认真拜读了这篇历史巨著，从而有了初浅的认识和了解。
在《国富论》里，亚当·斯密在否定重农主义和批判重商主义的基础上，说明了分工和贸易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并界定了君主或国家的职责和收入来源。全书分为5篇，具体而言，第一篇讨论的是劳动生产力改良的原因，以及产品在不同阶层之间自然分配的顺序。第二篇讨论的是资产的分类、性质、储蓄和使用。第三篇以罗马帝王衰落之后，欧洲农业发展所受的制约及其农村的衰落，和商业城市兴起的实际，探讨了财富增长的不同路径。第四篇则在此基础上，从当时最受推崇的重商主义开始，论述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两种政治经济体系的后果。第五篇则讨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方向和收入来源。
亚当·斯密在论述所有问题时，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这个前提总是被他或隐或显的提及：在经济生活中，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经济的出发点是利己心。现就第一篇笔录如下：
第一章 论分工。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社会分工源自人类“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倾向。
所谓商品，就是用于交换并可满足某种需要的劳动产品。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的重要前提，没有社会分工就没有商品交换；同时，商品交换也促进了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二者同时产生，相互促进。
结论：如果没有成千上万人的相互帮助与合作，即便是文明社会里普通人，他也无法得到满足其最低生活标准的生活必需品。
第二章分工的起因。
分工起因于人性中物品交换的倾向。作者接着给出的解释是人的本性——自私，是分工才使得这种自私的差异有了其用武之地，用不同的产出差异来满足不同的需求差异，其中靠的是分工这种劳动差异来实现的。
接着亚当·斯密又告诉我们，不要为了自己的身份低微而悲伤，因为“分工使得才能的差异比天赋的差异更加重(内容来源好 范文网：>
1、富国裕民：经济学的目标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明确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标，即政治经济学到底是干什么的。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目标是“富国”和“裕民”。
其中，“裕民”是第一位的，没有民众的富裕，“国富”就成了无源之水。而无论是富国还是裕民，皆有赖于国民财富的增加，即首先是把蛋糕做大。
要想实现国民财富的增加，就必须解决如下互有联系的两个问题，即什么是国民财富以及如何才能增加国民财富。前者涉及的是国民财富的性质问题，后者涉及的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原因。
2、分工交换：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标是富国裕民，如何才能增进一个国家的国民财富，斯密认为，国民财富的增加主要有两条途径和一个保障：途径之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它主要依赖于分工的深化和市场交换过程的顺畅；二是增加劳动者人数，而这又依赖于资本积累和适当的资本运用。
在这个过程中，坚持经济自由、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取消政府的不适当干预、让经济活动依其天然秩序运行是最根本的制度保障。
斯密认为，分工通过提高劳动者技能、促进技术进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民众的普遍富裕，这是市场经济不同于自给自足的传统自然经济的重要特征。
有了分工，就会涉及交换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必须通过平等自愿互惠的市场交易，才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在斯密看来，只有以利己心为基础、以平等的交换行为为基础的表现形式的市场交换，才是能够保持持久的常态。
3、“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的密码
政府干预和管制的主张在重商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斯密以七章的篇幅对重商主义的学说和各种干预措施加以鞭。
在抨击重商主义的过程中，斯密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观点。斯密认为，重商主义就其性质与实质来说，是一种限制与管理的学说，是实现国民财富增进的最大阻碍。矫正和克服这种弊端的出路，在于实现真正的自由放任，确立“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
对于自然自由制度的后果，斯密持有十分乐观的态度。在斯密看来，在自然自由的制度下，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受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自然自由制度和经济自由主义，是令“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效力的重要保障。
4、适度提高工资：市场经济应有之意
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尤其是工资和利润的关系问题。斯密认为，适度提供工资水平利大于弊。
劳动工资的提供是由于对劳动需求的增加，而对劳动需求的增加又源于一国国民财富的增进和资本的增进。因此，工资水平与国民财富的发展水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也就是说，提高工资不仅同富国有内在的一致性，而且是裕民的应有之意。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到18世纪上半叶，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已经遥遥领先。《国富论》的写作正值工业革命的前夜。当时工场手工业仍是英国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形式，但机器生产代替手工技术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尽管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已经完成，但由于封建势力在政治上占有统治地位，封建经济大量存在，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时代迫切要求一个新的经济学说体系的诞生。
在格拉斯哥大学教书时，斯密除了关注道德问题外，还经常去格拉斯哥工业区实地考察那里的经济生活，渐渐地将自己的学术重心研究转移到经济方面。同时，他还参加了格拉斯哥地区的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在这一系列活动中，斯密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学思想。
1764年斯密辞去道格拉斯大学教授职务，改任青年公爵贝克莱的私人教师，陪同他到欧洲大陆旅行。在巴黎，他结识了法国启蒙学派代表人物伏尔泰、重农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魁奈何杜尔阁等名流，在交往中他受益匪浅。
1767年斯密返乡后闭门著书。1773年他带着自己的著作到伦敦准备出版。可到了伦敦后斯密发现，在他隐居的这几年又出了许多新的资料，他又用了整整三年时间对这本书进行了增补和修订，终于在1776年出版了《国富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国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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