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充分发挥政府在服务供给中的引导作用，激发市场主体释放创新活力
数字化资源是“互联网+社会服务”的源头活水。资源的数量、增量和质量事关“互联网+社会服务”的优劣。政府应充分发挥引导作用，激发市场主体源源不断提供优质的服务资源。
首先，鼓励社会服务资源的数字化，盘活存量。传统的社会服务资源多依赖于实体化载体，限制了优质资源的传递和复用。《意见》明确提出要健全社会服务领域国家数字资源服务体系。鼓励具备一定资源基础的领域诸如教育、医疗健康、文化和旅游、体育等尽快将已有服务资源数字化，能够在短期内快速增加社会服务数字资源的供给。
其次，鼓励服务主体的数字化转型，驱动增量。服务主体的数字化转型是突破社会服务资源瓶颈的重要路径。《意见》强调，要推进学校、医院、养老机构、公共文化体育场馆、家政公司、社区等社会服务主体的信息化建设和智慧化应用。政府应鼓励社会服务主体加快实现服务资源生产、加工、组织、管理、使用等各环节的数字化，提升服务资源整合汇聚、共享复用以及供需匹配效率，从而驱动社会服务数字化资源的持续增长。
第三，鼓励跨界融合和技术创新应用，释放新动能。挖掘用户需求提供个性化、智能化服务，使传统的服务提供方式从被动向主动转变，更能符合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求。政府通过鼓励市场主体融合利用多领域多维度的数据，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重构服务内容和展现形式，有助于更好匹配用户需求，培育新业态，释放新动能，促进社会服务数字化资源质量的飞跃发展。
二、有效发挥政府在数据共享开放中的枢纽作用，促进数据有序安全流动
政府在政务服务资源共享开放平台建设、系统对接、标准规范制定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加之政府的权威性以及政务资源天然的重要性，在社会服务数据的共享开放中，政府理应发挥好枢纽作用，确保数据流动的有序性和安全性。
首先，以标准化、目录化、清单化打牢共享开放的基础。《意见》提出要研究跨领域数据共享统一标准，建立社会服务领域公共数据开放目录和开放清单。标准化、目录化、清单化等工作的推进实施，将以标准规范形式明确各主体的权责边界，厘清数据的权属关系，通过国家公共数据开放网站开放数据，真正使社会服务数据的共享开放有据可依，有处可查。
其次，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为通道有效连接市场和政府数据。《意见》明确了充分发挥国家数据交换平台的基础支撑和交换通道作用，探索企业数据平台与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等对接，这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具体而言，政府数据以其全面性、规范性和准确性在“互联网+社会服务”的优化升级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国家平台本身已汇聚了各地方各部门的数据资源，平台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也经过了实践的考验。此外，政府作为区别于社会服务其他主体的第三方，更能打消行业和机构对数据共享交换的顾虑。
第三，以法规制度为手段强化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立法保护是世界各国促进在线服务的通行做法。例如，爱沙尼亚出台了《公共信息法》、《数字签名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系列法律，加强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意见》强调，要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的原则，制定覆盖数据共享、开放、流通、交易和数据安全保护的法规标准，强化安全保障，规范行业行为。
三、持续发挥政府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作用，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公平普惠
数字时代，由于数字障碍导致的获取和使用数字化服务上的差异逐渐成为社会不平等的新维度。因此，政府在推动“互联网+社会服务”发展的过程中，应注重对欠发达地区进行倾斜和扶持，以提高服务的普适性与普惠性，保障社会公平。
首先，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服务接入能力。《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854亿，但农村网民规模仅占网民整体263%，网络覆盖度和上网速率是制约农村网民增长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意见》提出要深入开展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提升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覆盖水平。随着欠发达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推进，广大农民群体将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互联网+社会服务”获取条件。
其次，支持在线服务资源定向帮扶，提高优质服务辐射面。在互联网时代，优质服务是否上网，服务对象是否掌握必备的信息化技能，都会影响服务的辐射面。如何会用、用对、用好“互联网+社会服务”，客观要求政府部门出台相关扶持政策，一方面鼓励社会服务机构建立专门面向欠发达地区的在线服务培训体系，帮助其增强服务技能，另一方面支持东西部通过线上对口帮扶、优质资源“1+N”等方式，提供大量的诸如名校名师网络课程、三甲医院名医专家网上会诊、虚拟养老院、网络图书馆等欠发达地区急需的优质资源，扩大资源的辐射范围。
第三，多项举措破解薄弱领域市场机制缺位，提高服务均衡度。市场规律决定了市场资源总是偏爱那些投资回收期短，经济效益好的领域。针对上述情况，如果仅靠单纯放宽市场准入可能在公共服务公平普惠方面收效甚微。《意见》强调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提出了政府购买服务、鼓励投资基金加大投入、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公司债券和“双创债务”等方式，多项举措形成组合拳，增加基础薄弱领域对市场要素的吸引力。
四、积极发挥政府在推进过程中的统筹和监管作用，保障各项举措落地生效
“互联网+社会服务”工作保质保量如期推进，离不开政府的统筹协调和监管。推进过程中应以分工落实组织保障，以评估促进问题整改，以试点树立优秀标杆，以创新监管营造良好环境，将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首先，明确权责和细化制度，落实任务分工。《意见》中明确了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提出教育、工信、公安、民政、人社、商务、文旅、卫健、体育、医保、药监等重点部门制定配套措施，指导、支持地方“互联网+社会服务”工作的开展。同时，要求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强化部门协同，上下联动，推动有关任务目标落实到位。
其次，评估考核和试点应用相结合，树典范促推广。“互联网+社会服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不断的探索和试错中前进。《意见》对在线服务能力评估、示范平台建设、典型案例宣传推广等提出明确要求。以评估考核为抓手能够有效发挥政府的检查督导作用，基于评估考核结果及时发现和整治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乱象。以试点应用为切入点，则能大幅降低试错成本，同时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成功一批复制一批，加快工作推进速度。
第三，信用监管和线上线下维权相结合，提高监管效率和质量。在“互联网+社会服务”推进过程中，势必涌现出一大批新业态新模式。《意见》强调要坚持包容审慎，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监管机制。这意味着要通过有效的事中事后监管，提升政府对“互联网+社会服务”领域的态势感知和风险预警能力。重点针对知识产权、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等，畅通线上线下维权渠道，形成多方共治的监管格局，营造良好的“互联网+社会服务”发展环境。
我国是网络大国，也是制造大国，发展工业互联网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巨大市场空间。当前，工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如火如荼，工业互联网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功能体系加快构建、融合应用创新活跃、产业生态逐步形成。下一步，随着工业互联网发展的不断深化，数字技术的应用逐渐单一企业内部向全产业链扩散，打破企业之间的壁垒，在产业层面实现更大范围的互联互通，将成为工业互联网发展的重要内容。然而，在产业层面，要实现跨企业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业务协同，还面临的协同共享技术手段滞后、隐私保护形势严峻、设备安全问题突出、产业链条信任缺失等挑战。
区块链（Blockchain）是由多种技术集成创新而成的分布式网络数据管理技术，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重要发展。区块链利用密码学技术和分布式共识协议保证网络传输与访问安全，实现数据多方维护、交叉验证、全网一致、不易篡改。区块链技术为工业互联网中数据要素的配置管理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充分发挥区块链在促进数据共享、优化业务流程、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协同效率、建设可信体系等方面的作用，打通数据孤岛，能够加速工业企业内部的生产流程管理、设备安全互联，助推在工业企业之间实现产业链协同，也有助于在工业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构筑可信互联的新型产融协同生态，从而有望全面推动工业互联网实现跨越式发展。
那么产业互联网和区块链是否能结合呢？
我们先来看产业互联网的定义：产业互联网是基于互联网技术和生态，对各个垂直产业的产业链和内部的价值链进行重塑和改造，从而形成的互联网生态和形态。
由定义可知，产业互联网不是单一的技术应用，而是以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集群，来促进传统行业效率提升和新兴动能转换。
数据作为产业互联网的基础，是重中之重，那么怎么保证数据的价值呢，这时区块链的意义就显现了。
在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每天生活中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成为我们个人的数据标记，可以想象我们的生活完全被数字化了，区块链的技术未来将成为互联网的基础技术之一。
对于数字化转型，区块链具有的高安全性、匿名性、以及天生的金融属性，使产业链上面的数据传输、存储、增信、一致性，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区块链技术通过对产业互联网的改造，可以帮助传统企业获取更大的应用价值，进而把数据价值转化成经济价值。
因此，产业互联网是区块链技术发展的催化剂，未来区块链将借力产业互联网发展来实现快速落地。
简单的来说一下吧，传统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出口。在之前很多年经济飞速增长都是靠三驾马车来拉动的，前几年，投资增速减缓、出口不景气，像房地产、制造业市场不太好的情况下，就主要靠拉动内需、促进消费，对服务业、旅游业等第三产业大力发展，这两年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现在的互联网不是以前的那种泡沫式的互联网发展，而应该称为“互联网+”一个买卖的东西的集市加上了互联网上发展起来就变成了淘宝，一个商场跑加上了互联网上就变成了京东商城，一个买手机的加上了互联网就变成了小米，一个打车的加上互联网就成的滴滴快的，这只是 有代表性的，“互联网+”不单单代表的是一个行业，一个市场、一片区域、一种产品，“互联网+”是本来虚拟的网络和现实生活发生碰撞、融合的产物，这个激烈的反应就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新的技术变革过程中、我们要观察、要思考，在这激烈的浪潮当中，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应该处于什么位置，我们会有什么收获。
安徽大学科教融合筑基一流学科建设
通讯员 朱雪融
近年来，安徽大学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争一流、重服务、创特色”为原则，以打造世界一流学科为重点，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主动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深度参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不断推动科教融合、协同创新，增强教育服务创新发展能力。
建立科学研究“大平台”
2017年9月，“双一流”建设学校和学科名单公布，安徽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入选。借着国家“双一流”建设的东风，聚焦材料科学、能源科学、环境科学等领域，安大成立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该研究院在校内整合8所理工科学院科研资源，校外与科研院所、企业合作，旨在交叉、创新、合作过程中打造一个科研“高峰平台”。这是安大推进科教融合，助推学科内涵发展的一次新尝试。
要实现一流学科建设的目标，仅靠单个学科、单个平台难以支撑，要找到学科群坚实发展的动力。为此，安徽大学整合资源，按照一流牵引、主干强身、交叉驱动的思路，分层建设一流学科“大平台”。
一是科教融合，建立学科“交叉平台”。瞄准国家战略、学科前沿重大科技问题，积极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中科院等国家级科研平台无缝对接，学校先后搭建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院、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绿色产业创新研究院，与物质科学与信息技术研究院一起形成四大学科交叉平台。
二是聚焦重点，建立学科“创新平台”。为夯实一流学科基础，学校又相继建设了“集成电路先进材料与技术产教融合研究院”“多源大数据智能分析与应用”“农业生态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等一大批新兴高水平交叉学科平台，新增“功能杂化材料结构与性能调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信息材料与智能感知”安徽省实验室，为学科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是深入拓展，搭建学科“国际平台”。围绕解决重大问题、攻克重要技术等问题,学校实施“111计划”学科引智基地建设，建立国际联合实验室，强化与国际高水平大学和国际组织合作，组织协同开展科研攻关。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4所孔子学院、9个中国中心，2个平台入选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备案名单。
瞄准“卡脖子”关键技术，安徽大学在功能材料设计与精准合成制备、量子材料微观结构与电子态研究等领域均取得了研究突破。安大重点培育的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学科群建设成效显著，形成徽州文化、徽州社会史、新安理学及皖派学术史等特色优势。正式出版的《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是目前发现的抄写时代最早、存诗数量最多的古本。同时，安大积极构建国际徽学研究交流机制，通过举办首个全国性徽学学术研讨会、召开全球首届徽学学术大会，推动徽学拓展成全球共享之学。
培育协同创新“新引擎”
由安徽大学科研人员牵头研发的光电感测科技成果，以5022万元作价入股创办科技企业，创下了省属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金额的最高纪录。这是安大探索校企协同创新模式的一个实例。
为探索灵活多样的校企、校校、校地等协同创新模式，安徽大学建立了涵盖文化传承、区域发展、行业产业等各类型协同创新中心，并引导各中心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一是校地合作，贡献科学发展“新智慧”。围绕新农村建设，联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宿州市政府等单位，安大成立“农村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在宿州市成功试验“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由国家六部委向全国推广;围绕依法治省，与省委政法委共建法治研究院，参与起草50余项法律法规规章。
二是校校合作，带动省属高校“新发展”。安徽大学通过与省属高校结对帮扶以及培养导师、支撑平台建设、牵头建立创新联盟等方式，带动提升省属高校整体水平。
三是校企合作，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围绕安徽主导产业发展需求，安大与400多家制造业相关企业紧密合作，聚焦全球先进制造业领域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为合肥打造中国“白色家电之都”、建设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特别是世界制造业大会永久落户安徽作出重要贡献。
安徽大学已与省内16个市签订了多层次的校市合作协议，与50多家大中型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与600多家企业保持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学校在先进功能材料、信息技术研发领域取得一批重要创新成果，如研发激光测量与光纤传感特种装备、攻克水性聚氨酯材料工艺难关、创新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设计新方法等，为创新发展培育了“新引擎”。
构建协同育人“立交桥”
“发表SCI学术论文40篇，其中第一作者论文20篇(包含JCR一区16篇，二区4篇)，总影响因子超过180，文章总被引超过700次……”这是安徽大学有机化学专业联合培养研究生康熙在硕、博期间交出的一份成绩单。
在康熙看来，自己之所以能取得优异的科研成果，得益于安大“基地+”研究生联合培养模式。自2010年以来，安大共建设7个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融合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及其教育科研区资源，联合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院所，通过选聘高层次人才、共享大科学装置、参与重点重大项目，开展联合培养，累计招生491人。
除搭建与高水平科研院所的`合作平台外，依托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安大不断拓展育人空间，探索开环教育体系，构建协同育人“立交桥”。
一是瞄准重点行业领域，培养研究型创新人才。与中科院合肥研究院等大院大所和科大讯飞、长鑫存储等科技企业共建“集成电路先进材料”“集成电路器件”等5个英才班，实施科研训练计划和海外交流计划，培养研究型创新人才。
二是瞄准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培养紧缺人才。围绕两个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创业教育)、三基并重(知识、能力、素质)、三段培养(通识、学科基础、专业教育)、多种类型的“233N”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安徽大学与合肥市政府共建互联网学院，培养“互联网+”战略发展需要的紧缺人才。
三是瞄准学术研究前沿，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人才。以“开放联动、共赢发展”的理念创新中外合作办学体制，布局建设海外办学基地。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合作，建立“安徽大学纽约石溪学院”。实施“第二校园学习计划”，瞄准国际学术研究前沿和国际一流本科生教育优质资源，至今已组织400余人次学生赴境内外著名大学学习。
四是瞄准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德才兼备人才。安大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培养人才的全过程，现形成“新思想进思政课创新行动”“问题导入、专题拓展”教学法等系列改革创新成果，着力做优思政课程，打造了“文典大讲堂”“磬苑对话”等系列有影响力的课程思政讲堂。围绕网络育人目标，学校承建全国首家省级高校网络思政工作中心，统筹和服务全省123所高校网络思政工作，不断拔高思政育人标杆。
所谓大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学校坚持引才与育才并重，以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育计划”“青年教师培养计划”“优秀人才计划”为抓手，构建一流学科“人才库”。一是加速汇聚高端“人才库”。抢抓编制周转池试点机遇，建设院士工作站，采取“大师+团队”“双聘”“特聘”“预聘”等形式，加速高端人才汇聚。二是积极培育卓越“人才库”。为加快教师能力提升，通过开展“金课”建设培训班、网络培训，构建团队“传、帮、带”机制，积极遴选支持多名骨干教师面向学科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开展研究，提高教师产学研合作深度和人才培养能力。三是加大教师考评改革。2017年，安大成功入选教育部高校教师考核评价改革示范校，建立以贡献和质量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从制度上鼓励教师专注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积极从事科技成果转化。
“合肥科学岛的大科学装置国际领先，如今已向安大开放，科学岛的研究员有一部分在安大教学，这样一来科研和教育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安徽大学校长匡光力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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