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芯片战往事

仅仅30余年，已经少有人记得那场在日美之间爆发的芯片战争。

这一战，日本人输得干干净净，从高峰时占据全球近80%的DRAM（俗称电脑内存）份额，跌到现在的零。这场芯片战争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国际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竞争理论在大国产业PK中，只是一个美好的童话。

1980年代前五年是日本半导体芯片企业的高光时刻。

硅谷的英特尔、AMD等 科技 创业公司在半导体存储领域，被日本人追着打，然后被反超，被驱离王座，半导体芯片领域（当时主要是半导体存储占据主流）成为日本企业后花园。

美国的 科技 公司败在了模式上。

硅谷的发展模式是，通过风险投资为创业公司注入资金，创业公司获得资金支持后，进行持续的技术创新获得市场，提升公司估值，让后上市，风险资本卖出股票获利退出。这种模式以市场为导向，效率高，但体量小，公司之间整合资源难，毕竟大家都是一口锅里抢饭吃的竞争对手。

日本人的玩法截然不同：集中力量办大事。1974年，日本政府批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俗称半导体芯片）”计划，确立以赶超美国集成电路技术为目标。随后日本通产省组织日立、NEC、富士通、三菱和东芝等五家公司，要求整合日本产学研半导体人才资源，打破企业壁垒，使企业协作攻关，提升日本半导体芯片的技术水平。

日本的计划也差一点儿夭折，各企业之间互相提防、互相拆台，政府承诺投入的资金迟迟不到位。关键时刻，日本半导体研究的开山鼻祖垂井康夫站了出来，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将各怀心思的参与方们捏合到一起。

垂井康夫的说辞简单明了：大家只有同心协力才能改变日本芯片基础技术落后的局面，等到研究成果出来，各企业再各自进行产品研发，只有这样才能扭转日本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孤军奋战的困局。

计划实施4年，日本取得上千件专利，一下子缩小了和美国的技术差距。然后，日本政府推出贷款和税费优惠等措施，日立、NEC、富士通等企业一时间兵强马壮，d药充足。

一座座现代化的半导体存储芯片制造工厂在日本拔地而起。随着生产线日夜运转，日本人发起了饱和攻击。

美国人的噩梦开始了。1980年，日本攻下30%的半导体内存市场，5年后，日本的份额超过50%，美国被甩在后面。

硅谷的高 科技 公司受不了市场份额直线下跌，不断派人飞越太平洋到日本侦察，结果让人感到绝望。时任英特尔生产主管的安迪.格鲁夫沮丧地说：“从日本参观回来的人把形势描绘得非常严峻。”如果格鲁夫去日本参观，他也会被吓坏的：一家日本公司把一整幢楼用于存储芯片研发，第一层楼的人员研发16KB容量，第二层楼的人员研发64KB的，第三层人员研发256KB的。日本人这种研发节奏简直就是传说中的三箭齐发，让习惯了单手耍刀的硅谷企业毫无招架之力。

让美国人感到窒息的是，日本的存储芯片不仅量大，质量还很好。1980年代，美国半导体协会曾对美国和日本的存储芯片进行质量测试，期望能找到对手的弱点，结果发现美国最高质量的存储芯片比日本最差质量的还要差。

而且，日本人还拍着胸脯对客户保证：日本的存储芯片保证质量25年！

在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下，美国的芯片公司兵败如山倒，财务数据就像融化的冰淇淋，一塌糊涂。

1981年，AMD净利润下降2/3，国家半导体亏损1100万美元，上一年还赚了5200万美元呢。第二年，英特尔被逼裁掉2000名员工。日本人继续扩大战果，美国人这边继续哀鸿遍野，1985年英特尔缴械投降，宣布退出DRAM存储业务，这场战争让它亏掉了1.73亿美元，是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在英特尔最危急的时刻，如果不是IBM施以援手，购买了它12%的债券保证现金流，这家芯片巨头很可能会倒闭或者被收购，美国信息产业史可能因此改写。

英特尔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哀叹美国进入了“帝国衰落”的进程。他断言，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硅谷将成为废墟。

更让美国人难以容忍的是，富士通打算收购仙童半导体公司80%的股份。仙童半导体公司是硅谷活化石，因为硅谷绝大部分 科技 公司的创始人（包括英特尔和AMD）都曾经是仙童半导体的员工。在硅谷人心中，仙童半导体神一般的存在，现在日本人却要买走他们的“神”，这不是耻辱么？有一家美国报纸在报道中写道：“这笔交易通过一条消息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很落后了，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对此做出应对。”

几年前，硅谷的 科技 公司成立了半导体行业协会（简称SIA）来应对日本人的进攻，经过几年游说，成果如下：将资本所得税税率从49%降低至28%，推动养老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政府不愿出面施以援手。

苦捱到1985年6月，SIA终于炮制出一个让华盛顿不淡定的观点，一举扭转局面。

SIA的观点是：美国半导体行业削弱将给国家安全带来重大风险。

日本不是美国的盟友么，日本半导体崛起，美国半导体衰落，看着就是左口袋倒右口袋的 游戏 ，怎么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呢？

SIA的逻辑链是这样的：

此前，SIA游说7年，得到政府的回应总是：美国是自由市场，政府权力不应染指企业经营活动。

这次，SIA的“国家安全说”一出，美国政府醍醐灌顶，从原来的磨磨唧唧变成快马加鞭，效率高的惊人：

1986年春，日本被认定只读存储器倾销；9月，《美日半导体协议》签署，日本被要求开放半导体市场，保证5年内国外公司获得20%市场份额；不久，对日本出口的3亿美元芯片征收100%惩罚性关税；否决富士通收购仙童半导体公司。

美国人这一波 *** 作至少开创了两个记录：第一次对盟友的经济利益进行全球打击；第一次以国家安全为由，将贸易争端从经济学变成政治经济学问题。

负责和日本交涉的美国在亚洲地区的首席贸易代表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一面指责日本的半导体芯片产业政策不合理，一面又对它赞叹不已，“所以我对美国政府说我们也要采取和日本相同的政策措施。”

对这种双重标准，曾在日立制作所和尔必达做过多年研发的汤之上隆在自己的书中气愤地说：“这人实在是欺人太甚！”

随着《美日半导体协议》的签署，处于浪潮之巅的日本半导体芯片产业掉头滑向深渊。

日本半导体芯片产业从1986年最高40%，一路跌跌不休跌到2011年的15%，吐出超过一半的市场份额，其中的DRAM受打击最大，从最高点近80%的全球市场份额，一路跌到最低10%（2010年），回吐近70%。

可以说，和美国人这一战，日本人此前积累的本钱基本赔光，举国辛苦奋斗十一年（从1975年到1986年），一夜被打回解放前。

但日本人吐出的肉，并没有落到美国人嘴里，因为硅谷超过7成的 科技 公司砍掉了DRAM业务（包括英特尔和AMD），1986年之后，美国人的市场份额曲线就是一条横躺的死蚯蚓，一直在20%左右。

那么，这70%的巨量市场进了谁的肚子？

答案是韩国。

在日本被美国胖揍的1986年前后，韩国DRAM趁机起步，但体量犹如蹒跚学步的婴儿，在全球半导体芯片业毫无存在感。而且和日本相比，以三星为代表的韩国半导体芯片企业完全是360度无死角的菜鸡：根本打不进日本人主导的高端市场，只能在低端市场靠低价混饭吃；市场体量上，两者就是蚂蚁和大象的区别。

但三星深谙所有的贸易摩擦问题都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借机干翻了日本大象。

1990年代，三星和面临美国发起的反倾销诉讼，但其掌门人李健熙巧妙利用美国人打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机会，派出强大的公关团队游说克林顿政府：“如果三星无法正常制造芯片，日本企业占据市场的趋势将更加明显，竞争者的减少将进一步抬高美国企业购入芯片的价格，对于美国企业将更加不利。”

于是，美国人仅向三星收取了0.74%的反倾销税，日本最高则被收取100%反倾销税，这种 *** 作手法简直是连样子都懒得装。

三星抱上美国的大腿，等于从背后给了日本一刀，让日本彻底出局。

如果没有三星补刀，日本半导体芯片尚有走出困境的希望。

美国人用《美日半导体协议》束缚日本人，并挥动反倾销大棒对其胖揍，但日本半导体存储芯片产业受的只是皮肉伤，因为硅谷的企业超过七成退出了半导体存储芯片行业，市场仍然牢牢掌握在日本人手中，熬过去后，又是一群东洋好汉，毕竟在全球半导体芯片产业链上，日本还是一支难以替代的力量。

三星加入战团并主动站队美国后，难以替代的日本人一下子变的可有可无，韩国人由此成为新宠。随后，三星的DRAM“双向型数据通选方案”获得美国半导体标准化委员会认可，成为与微处理器匹配的内存，日本则被排除在外。这样，三星顺利搭上微处理器推动的个人电脑时代快车，领先日本企业。

从上面的DRAM份额图中可以发现，日本的份额呈断崖式下跌，韩国的则是一条陡峭的上升曲线，一上一下两条线形成一把巨大的剪刀，剪掉的是日本半导体芯片的未来。

此后，即使日本政府密集出台半导体产业扶持政策，并投入大量资金，但也无力回天，日本半导体芯片出局的命运已定。

直到今天，仍有观点认为，韩国半导体芯片的崛起，日本半导体芯片的衰落，是产业转移的结果。这是不准确的，因为产业转移是生产线/工厂从高劳动力成本地区向低劳动力成本地区迁移，日本的半导体芯片企业并没有向韩国迁移生产线，而是直接被替代。美国人实际上联手韩国，重组了全球半导体产业供应链，将日本人从供应链上抹去，使一支在全球看起来不可或缺的产业力量消失得干干净净。

纵观日美芯片战，是否掌握重组全球产业链的能力，才是贸易战中决胜的关键，市场份额的多寡不构成主要实力因素，这也是日本输掉芯片战争的关键原因之一 。

主要参考资料：

《失去的制造业：日本制造业的败北》，作者：汤之上隆；

《日本电子产业兴衰录》，作者：西村吉雄；

《芯事》，作者：谢志峰；

《硅谷百年史》，作者：阿伦.拉奥，皮埃罗.斯加鲁菲。

、日美贸易摩擦的原因

日美贸易摩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两国不同的产业结构、经济政策以及市场战略。

1、易立国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基本国策

对外贸易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列宁在分析国外市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义时曾经指出：“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的确没有这样的国家。”日本也不例外，对外贸易是日本生存攸关的重大问题。日本是一个资源严重缺乏的国家，要发展工业，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的原材料，而要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就必须扩大商品的出口来获得外汇，这是日本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战后，日本置于美国的控制下，全面依赖美国。根据日本第一次《通商白皮书》的统计，在1945年9月至1946年12月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占日本出口总额的77%，从美国进口占日本总额的97.5%，而出口额只有进口额的1/3左右。进入60年代以后，随着工业现代化的进展，日本的对外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1950年-1975年的25年间，日本出口贸易扩大了67倍，平均增长率为19%。进口贸易扩大了58倍。在日本出口中，美国是其主要的出口市场，50年代主要是纺织品和其他轻工业品，60年代起重工业化学工业品迅速增多，到70年代初已经占对美出口总额的70%左右，并且都是高附加值的工业品。随着日本技术的不断革新和提高，向美出口的品种越来越多，数量也越来越大，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而进口主要是来自亚洲价格较低的初级产品。这种对外贸易的特殊的结构，造成日美贸易顺差不断增加，日美矛盾不断加深，摩擦始终不断。

2、市场战略是日美贸易摩擦的又一主要原因之一

日本国内市场狭窄，资源短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日本要使经济持续的发展，就必须有广阔的国外市场来支撑。战后不久，日本就把美国市场作为日本企业进军的主要战场。并经过详细调查后，制定出具体的对美市场战略。这一战略是由产品战略、价格战略、销售战略和宣传战略构成。继之以多性能、低价格、高质量的轻薄短小产品，从薄弱环节为突破口，打开美国的市场，使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给美国企业造成严重的冲击，摩擦不断的发生。同时，日本对本国市场又采取保护性战略，使美国产品很难进入日本市场。这与美国推行的全球市场战略发生尖锐的矛盾，美国一再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市场，更多的进口美国的产品。使日美双方互相指责，矛盾进一步加深，摩擦逐起，一波为平一波又起。

3、不同的经济制度是造成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

日美两国虽然都是发达国家，但两国的经济制度却不同。战后初期指导日本经济的主要理论是“下村理论”，其中“资本产出系数”和“进口依存度”是“下村理论”的两根支柱，并根据这一理论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1970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它的目的是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扩大公共事业与提高社会福利等途径，为私人资本的投资创造有利条件，扩大国内市场。其后，日本又先后制定了六个长期经济计划。这些计划的实施使日本实现了世界经济强国的目标，国际收支从逆差转为顺差。随着日本对外顺差的不断增加，与美国的摩擦也不断加剧。同时，日本的百姓的储蓄大于投资，在国际收支方面也表现为顺差。与此相反，美国战后在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下发展经济，使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一经济发展过程中，美国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高消费引起低储蓄和财政赤字，体现在国际收支上就是逆差。

4、日本经济的萧条也是日美贸易摩擦的一个原因

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持续的萧条，许多主要产业经营不善。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使日本企业更是雪上加霜。1998年，日本经济的增长率也未能逃脱负增长的厄运，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日本企业也纷纷倒闭，1998年，共倒闭企业19671家，失业率也连连创历史最高水平，内需也大幅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企业为转嫁国内的危机，竭力扩大对国外市场的出口，日对美贸易顺差增大。同时，日元贬值美元坚挺，日本对美出口竞争力增强，美国市场进一步受冲击。于是，双方互相指责，日美贸易摩擦加剧。

三、日美各自采取的对策

进入80年代以来，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贸易战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对此，日美双方不断采取对策和措施，反击对方，维护自己的利益。

1、日本对美国的贸易摩擦对策

在日美贸易摩擦中，日本对美的对策总的来说是一种随机应变、拖磨兼用、并无定规的对策，最终避免了一次又一次的贸易摩擦，并从中获得好处。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主要对策：

1）、推行战略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战后，日本在对外贸易方面，始终采取战略贸易保护主义。虽然从1949年12月制定了《外汇及外贸管理法》，对外出口的统制基本取消，但进口贸易一直推行保护主义政策。使日本的一些产业得到长足的发展，有的行业甚至从一片空白变成为世界领先水平。如：在电视机、半导体部门，日本已经完全击败美国而垄断了世界市场。在计算机行业，日本已经可以和美国平分秋色。这样，日本通过推行战略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使之产品与美国的竞争力大大的提高，美国原有的一些国际市场份额也不得不让给日本产品。即使美国国内的一些市场也没有办法，只好忍痛割爱。在日美贸易摩擦和冲突中，由于日本推行战略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较早，相对“理亏”。在日美贸易谈判中，只好处于守势。

2）、以柔制刚

在日美长期的贸易摩擦中，日本常常采取以柔制刚。日本在对美贸易摩擦谈判过程中，表面看来，日本貌似软弱，常常采取低姿态，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实际上，在过去的日美贸易摩擦中，在市场上日本处于优势，在贸易谈判上，美国处于优势。一方面，日本的产品不断的冲击美国产品，占领美国市场；另一方面，在摩擦谈判上，日本拖磨兼用的手段。直到最后在让。使日本消除了一次又一次摩擦，取得了重大的成功。

3）、采取迂回战略

日美的贸易摩擦每次都是美国首先提出严厉的制裁措施。日本方面也采取针锋相对的强硬态度，双方进行讨价还价。抓住美方“理亏”的环节，予以坚决的揭露和批评，给美方造成心里和舆论上压力。同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加紧在侧面进行活动，使之有利于日本的谈判。在美国态度十分强硬的情况下，日本为了确保美国市场的份额，首先作出一些让步，接受美国的一些条件，并促使美国也作出让步，最后达成对日方有利的协定。

4）、自主出口限制对策

在日美贸易摩擦达成协议后，“对某些商品日本要进行自主限制出口”，以缓解日美贸易摩擦。如：在日美钢铁贸易摩擦发生后，日本主动采取对美贸易自主限制，使1999年1月日本对美钢铁比上年同期减少25.6%，出口总量仅为23.3万吨，连续两个月低于上年同期水平。同时，日本厂家也表示，1999年对美钢铁出口总量能控制在美国的许可数量之内，270万吨的水平。对那些夕阳产业日本更是让步于美国，减少对美出口。通过这一措施，使日美贸易摩擦得到缓解。

2、美国对日本的对策措施

面对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持高不下，美国对日本不断的采取反击措施，并取得了成效，抑制了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的进一步升高，其对策是多方面的，主要的对策措施有以下几种：

1）、实施“公开的贸易政策”，制定惩罚范围

进入80年代以来，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持高不下。美国便废弃过去长期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开始实施所谓的“公开的贸易”政策。一方面对日本实行报复和制裁；另一方面，自己也开始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1987年3月，美国对日本四种电子产品征收100%的“惩罚性”关税。日本政府感到非常恐慌，中曾根首相急忙于4月底访问美国，向美国承诺：开放国内商品、资本和劳务市场；允许美国企业参加日本机场等的建设；加紧实施“前川报告”的计划。

2）、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战略

美国在国际关系交往中，依仗其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推行“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战略。通过“超级301条款”和“特别301条款”，单方面的向日本提出经济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以此来遏制日本商品向美国市场倾销，消除美国产品进入日本市场的障碍，迫使日本向美国商品和劳务开放市场。

3）、通过政府谈判，兼用政治、外交手段扩大对日本的出口

在日美的贸易摩擦中，美国不断的要求日本政府开放国内市场。常常是通过政治、外交手段来实现经济谈判得不到的结果。使日本在无奈中满足美国的要求，为美国商品进入日本市场开绿灯，被迫在金融、汽车、钢铁、玻璃制造及其零部件、航空运输、农产品等领域与美国达成协议。并且，在对外贸易中也不得不从美国进口商品，使美国的商品扩大在日本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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