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现实折磨得老朽、颓败、摇摇欲坠的父亲，正是艺术家内在的良心的化身。人们平常都被日常现实所淹没，他们那伤痕累累的灵魂从垃圾堆里沉到了看不见的深处。艺术家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只是灵魂的形象更为可怕，不但千疮百孔，而且散发出棺木里的尸水的怪味。还有一点与常人不同的是，艺术家的灵魂会时常于冥府之中浮出表面，来检阅遍地狼藉、不堪入目的现实，击垮生存的支撑，并发出那种阴险恶意的怪笑。作为良心化身的父亲，是那样的强大、有力，每一击都打在格奥尔格（日常自我）的要害之处，毫不费力地就抽去了他赖以生存的、由谎言所编织起来的、经不起分析的那些根据。这样一场闻所未闻的、从根源之处直接发难的战争，对于格奥尔格这样一个敏感的、沉溺于自我分析的人来说的确是致命的。当分析的结果证明了自己不是别的，只是一名彻头彻尾的卑鄙小人时，除了去死，他还会有什么出路呢？父亲暴躁而又冷静，神经质而又出奇地理性。他在这场较量中反复提醒格奥尔格，不要将他盖上，他还‘股有被完全盖上。”他的话是令人战栗的。这个从冥府里浮出来的魔鬼，是来向格奥尔格讨还血债的。所有格奥尔格于心安理得或惶惶不安中做过的卑鄙事情，他都一笔一笔记下来了，毫无遗漏。他一直在等待时机来清算，所有做过的都要得到清算，以前只是时机未到而已。在父亲面前，世俗的辩护是没有用的，绕弯子也是绕不过去的，谎言会被他直截了当地戳破，生活的理由会被他粗暴地击得粉碎。单单一句“难道你在彼得堡真有这样一个朋友广就唤起了格奥尔格的全部负罪感。他向格奥尔格证明了，无论被埋得多深、多久，他还是随时可以浮出表面，来进行这场战斗的。然而这一切是多么的恐怖、残忍啊！我们不是听到了咀嚼骨头的声音吗？当然，正是艺术的魔咒将这个幽灵从冥府里唤出来，来进行这场自相残杀的战事的。
文章一开头，是格奥尔格怀着深深的同情因而进退两难地、绞尽脑汁地给他远在俄国的一位朋友写一封充满谎言的敷衍的信。他越写下去，越觉得除了谎言，再也没什么别的可写，因为真话会伤害这位朋友，而格奥尔格又是一位十分善于体会别人心思的人（用他未来新娘的话来说则是一个根本不该结婚的人）。但是他终于还是遵循常规将这封信写完了，并带着这封信走进了好几个月不曾去过的父亲的房里。父亲的序问异常阴暗，疲惫的老人镇定地坐在那里，双眼射出明察秋毫的光。刚刚因为写完了信而有点放松的格奥尔格在他面前立刻显出了踌躇和紧张，因为父亲的思想和意图是无法预料的。这位劫后余生的老人不喜欢度话。他咄咄逼人，只谈真实。他的话就像警钟一样震得格奥尔格头脑发昏。格奥尔格开始为自己辩护（实际上是为他的生存辩护）。他的理由是那样地琐屑、轻飘，并且同样充满了谎言。而父亲，这个已接近坟墓边缘的老人，突然变得无比的强大有力，无比的雄辩，而且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向格奥尔格透出了不祥的征兆——玩弄胸前的表链。情感层次十分丰富的格奥尔格立刻就感到了凶兆的来；临。他站在那里感受着老人所说的一切，任凭他肆无忌惮地揭露自己在生活中的罪行，任凭他的手术刀将自己解剖得体无完肤。但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打算放弃生命，即使这生命已让他感到是如此的荒谬。于是他可以做的唯一的事便是反击。他就反击了。那反击是多么地卑鄙啊，他恨不得咬断自己的舌头。他的反击不但卑劣，而且无力。垂危的老人更加斗志昂扬了；抱着必胜的信心，老人更加严厉地数落他的罪行，并告诉了他真情——他所犯下的每一桩罪恶，他都完全知情，并且决不会忘记；他已深入到了他那卑劣的灵魂的核心，他无处可循，无法可想，只能以死来解脱。到这个时候，格奥尔格的生存意志就完全崩溃了，他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与父亲的意志抗衡。被他埋葬在深渊里的罪恶感，在一瞬间如滔滔巨浪船翻滚起来，很快将他淹没。临死前喊出的那句绝望的辩白是多么软弱无力啊。
格奥尔格已经是个成年人，一直与父亲住在一块。实际上，在他日常的、繁忙的生活间隙里，他从不曾有一刻真正忘记大房子一角里那个阴暗的存在。只不过他总是用世俗的。浮浅的快乐来麻醉自己，企图将那个古怪的老人忽略罢了。他的努力终究失败了，这位父亲在他的忽略中不断以他的罪恶为养料，发展出自己复杂精深的世界，变成了地狱里的阎王，掌握了惩罚格奥尔格的大权。当格奥尔格意识到灵魂最深处的这个魔鬼的意图时，一切都已经晚了。格奥尔格的思维与感受跟父亲处在同样的层次上。我们根容易看出，他们都同样严谨、敏锐、有深入分析的习惯。他们之间的区分只在于，其中一个生活在五彩斑斓的谎言中，处处敷衍过关；而另一个生活在阴暗的真实里，被折磨得奄奄一息，难以动d。日常生活又不断地加剧着二者之间的紧张矛盾，导出了出乎意料的结局：用血来偿还宿债。
艺术家内心的这场斗争之所以比常人更为惊心动魄，那主要的原因既是因为格奥尔格的敏感，也是因为父亲的顽强。回过头来看，人除了像格奥尔格这样生活，从而得到像他一样的下场，还能有什么别的出路呢？人是如此地软弱，精力是如此有限，要活下去就无法顾忌那么多。可是艺术家并不是要指出出路，毋宁说他只是指出了绝路，将可怕的真实揭示出来了。在这里，真理不是通过变成甲虫的人来观察到，真理直接就由模样可怕的父亲的口里说了出来。或许乍一听到人们会觉得毛骨惊然吧。真理、自由、良心，这些被人们用伪装弄得面目全非的东西，在艺术家的作品中又还原到它们原来的样子了。
《城堡》是卡夫卡先生的一部长篇小说，卡夫卡的长篇小说不多，《城堡》和《审判》是其中最出名的两部。卡夫卡的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些小人物，很不出名的小人物，卡夫卡通常就用一个字母代替了主人公的名字，在《审判》和《城堡》都用K先生来作为这种小人物的代表。《城堡》中的K先生是一个外地人接到了一个通知，通知他到城堡去当“土地测量员”。K去了城堡之后，既找不到雇佣他的人，也找不到发出聘请通知的机构，所有人都忙于事务，但却没有人管真正的事，一件事既无来头，也无去向，经常突然冒出来的一件事，经过城堡里各部门的传达之后，要不久拖不决，或者置之不理；要不规章制度繁杂，走不完的流程，办事的人又特善于推诿扯皮，最后都不了了之。K先生从一进城堡开始就开始迷惑，作为一个土地测量员却不知道城堡的路，城堡既无街道名，住户也无编号，城里的路乱七八槽，城里的人事也是乱七八槽。在外人看来，城堡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空间。但在城堡里的人看来，却又相当自负和自大，因此城堡里的人对外来人特别排斥，外来人都不准在城堡留宿！小说一开头，卡夫卡就展示了城堡的荒谬之处。“K抵达的时候，天已很晚了。村子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城堡山笼罩在雾霭和夜色中毫无踪影，也没有一丝灯光显示巨大城堡的存在。K久久站立在由大路通向村子的木桥上，仰视着似乎虚无缥缈的空间。”
一开头就色调阴沉，城堡虚无缥缈，K先生本来是高兴来就职的，到了目的地反而茫然不知所措。人的内心和外在的景观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卡夫卡就这么不经意地定了调。
小说一开始，K先生就连住个宿，也相当地麻烦，该管的人不管，不该管的人却都来管。管事的人也不知道他为谁管，也没有管事的程序，一切都有规定，却又找不到规定的依据，一切又完全没有规矩，大家其实都很茫然。
等到K先生去任职就更麻烦了。先是找不到管事的人，也没有人确定有这么回事，大家都在兜圈子，这么兜了一大圈，仍然找不到要任职的部门，好不容易找到了“村长”，村长却说这个招聘信息是几年前发的公告，早废了，又找不到相应的公文，也不知道是那个部门发的通知。聘还是不聘，本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却大费周章，卡夫卡硬是用了十几页，一万三千字，兜了无数个圈去说明K是不是被请来的？能不能被录用？但是越说越糊涂，越说越离谱，陈年烂籽麻子事全抖出来也还是说明不了问题，最后只好还是不了了之。村长说：‘您应聘来此地的问题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是我们在这里经过一次短短的谈话就能说清楚的。’“那么唯一的结论就是，”K说，“一切都很模糊不清，无法解释。”
找村长没有结果，K先生只好去找真正的“官员”：克拉姆先生。但官员却不那么容易见的，卡夫卡又用了一章从侧面来描写克拉姆先生。通过克拉姆先前情妇的嘴来描写城堡里的官员，克拉姆视爱情如游戏，作人玩弄感情，做事毫无边际；为人冷酷无情，为官高高在上，从未成过什么事，只败过无数的事。
“与城堡里的当局打交道并不困难，因为当局不管其组织多么严密，永远只是以遥远而不可见的老爷们的名义维护遥远而不可见的事情。”
克拉姆就是这个遥远而不可见的老爷！K先生不但见不着老爷本人，连通向老爷的路都没有。只有那个遥远的老爷从遥远的地方经过七弯八拐发出的指令，人人都可把他当令箭，因为没有人能证伪！
K转了好大一圈，不但土地测量员这个职位没有着落，实际上连城堡的门也没找到，一直就在外面的乡村兜圈，实际上，城堡根本不缺什么土地测量员，城堡的任何职位也都是可有可无的，城堡并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机构，甚至城堡本身就是一个皮包公司，人人都打着这个皮包公司的牌子，人人都不清楚这个公司是干什么的？这个公司的老板是谁？更不用说这个公司的组织机构和运作流程。人在这种公司里干活都是盲目的，既没有使命感，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归宿感！但是，尽管这种公司干着无味，但真正脱离了它，尽管人生有了自由，可是自由之后又立即感到孤寂。“现在他的确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自由，可以在这个平常不准他来的地方等着，爱等多久就等多久，他赢得的这种自由，没有人能碰他一下或撵他走，甚至不能对他讲话，可是同时又没有任何事情比这种自由、这种等待、这种不可侵犯更毫无意义、更毫无希望了。”
尽管K 先生对任职“土地测量员”这个职务不再抱任何希望，但还是想弄清楚当局的真实意图，他力尽所能就是为了能见当局一面，可是，这遥远的老爷却像神一样隐着身，只有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你，你却用尽全力也无法见到他！
《城堡》中K先生一进城堡边缘便有两个形影不离的助手，说是助手，其实一点帮助也没有，因为K先生自己都没有什么正当的工作，根本不需要助手，这两个人如其说是K先生的助手，倒不如说是城堡机构里纯属多余的人。《城堡》里就养着大量类似于助手这样多余的人。这两个助手也像幽灵一样，时刻附着在K先生的左右，像一具锁架一样架着K先生，让K先生没有自由，也倍感压力。
卡夫卡的“城堡”到底代表什么？这恐怕是所有读者想弄清楚的问题！但是，恐怕又没人知道最终的准确答案，除非卡夫卡自己的解释，别人的解释只怕都只是他自己心中的“城堡”，都难以让他人信服。
“城堡”，也许代表一个圈子，这个不管是天然的圈子也好，人造的圈子也好，都把圈里圈外的人绝缘分隔开来，圈子外的人尽管很想融入进去，却又很难进去，于是这个圈子成了某些人的天堂，可又成了另一些人的地狱。
“城堡”，不管是天堂也好，地狱也好，圈内人也好，圈外人也好，都不能摆脱它，它像神一样地存在，你只能仰望他，却不能接近他，世间也并没有路通往“城堡”，宗教中的修炼可以成仙，即是有路可走，但现实的“城堡”却无路可达，人们匍匐在城堡之下，只能喟叹自己的卑微。
《城堡》荒诞手法赏析：
1、城堡明明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小小城堡明明可以尽收眼底，K先生却穷其一生也没找到入口，进不了城。
2、K先生应聘的职位——土地测量员，明明是K先生得到了确切招聘信息，到了招聘的地方却找不到招聘的单位，也找不到雇佣他的人，甚至招聘信息还是三年前发布的，后面又内部否认了。明明官方确认了招聘这回事，但却找不到官方的人，官方是虚的，官员却是实的，但官员不代表官方，官方就成了一个笼统的称谓，具体不到人，官员成了名不符实的官员，只有权力却没有责任的官员。K先生搬出官方的时候很管用，一说他是城堡聘的“土地测量员”，则立马给他配了两位助手；K明明没有上任也没有做任何事，官方却来了一封表扬信，对K的工作大加赞扬。可一具体到官员就歇菜了，不是找不到人，就是人不管事。“城堡”是官方的代名词，但它是虚无缥缈的，城堡里的官员也都拿着丰厚的俸䘵，但却都是不管事的。城堡本来是实的，却成了虚的；官位本来是虚的，在官员那里又成了实的；人是实实在在生物的人，成了官员就成了虚的。
3、荒诞通过无形与有形的对比。K先生的两位助手，人是有形的，办的事却是无形的，他们象一具无形的枷锁，牵着K先生。城堡里的人很多隐私的事却是公开的，城堡里本该公开的事，却成了隐私。K与弗丽达滚了一夜床单，早晨却发现两个助手坐在柜台上开心地笑着。另外一次疯狂地做爱之后，两个人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这时女仆们又上来了，出于同情，她扔了一块单子盖在他们的身上。”K与费丽达当校役的时侯是睡在校室里，大热天两人没穿什么衣服，刚起床，女教师就出现在了门口，他们只好临时隔了一下，他们把教室当卧室，孩子们把他们的卧室当教室，他们在里面穿衣服，孩子们在外面上课。
4、语言的荒诞。《城堡》这部小说用了大量地语言描写，这在卡夫卡的作品里是很不常见的，通篇用对话的方式也是其他小说不常有的形式。这种小说叙述方式很特别，创作起来也很困难。当然，这种方式对于高明的作家如卡夫卡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卡夫卡用语言的形式主要是体现了说话人的荒诞，直接通过作品里人的语言来显示他们想法的荒诞，比作家用自己的语言去描述荒诞，更显得滑稽和荒诞。比如村长为了证明他们没有聘用土地测量员，卡夫卡把这么一件极微不足道的事硬是让村长发了几篇长论来证明他的观点，前后的对话差不多用了上万字。
中国(大陆)当代作家对卡夫卡的接受和回应显然是与中国的外国文学领域对卡夫卡的译介分不开的,因为中国作家通常是没有可能阅读到卡夫卡作品的原文的。而中国对卡夫卡的翻译介绍比较晚,解放前对卡夫卡的零星介绍还不足以引起作家们的注意和重视。大概到了1966年,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由李文俊、曹庸翻译的《〈审判〉及其他小说》,其中包括卡夫卡的6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致科学院的报告》、《审判》。但这部小说集当时是作为“反面教材”在“内部发行”,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员才有机会看到,中国作家恐怕很少有机会读到这个译本。1979年初《世界文学》杂志刊登了由李文俊翻译的《变形记》,并发表了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卡夫卡及其作品才算是第一次在中国公开亮相。接下来,1981年初《外国文学》发表了卡夫卡的4个短篇:《判决》、《乡村医生》、《法律门前》和《流氓集团》。随后,卡夫卡的幽灵便迅速在大江南北弥漫,在各种文艺刊物上出头露面。由于“在卡夫卡这里人们无法获得其他作家所共有的品质,就是无法找到文学里清晰可见的继承关系”,[1]因此,卡夫卡在中国作家心中最初引起的更多的是惊讶和不解,而不是认同和接受。但对于少数敢于探索、勇于冒险的作家而言,他的影响却是深刻而又长久的,并且通过这些作家,卡夫卡终于在中国扎下根来,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将卡夫卡引以为“知音”。一、“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中国作家徐星曾经说过,“现代主义不是形式主义,而是生活方式问题,真正超脱的人实际是最痛苦的人。卡夫卡活着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写什么样的作品是生活方式决定的,是命中注定的。”[2]的确,卡夫卡的生活和写作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模仿的。卡夫卡,这位西方现代艺术的怪才和探险家,他以痛苦走进世界,以绝望拥抱爱人,以惊恐触摸真实,以毁灭为自己加冕……他是现代世界里的唯一的“精神裸体者”,他的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创作,他的创作完成了他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星一句话便道出了卡夫卡生活和创作的本质。
卡夫卡的生活虽然是不可模仿的,但他的创作却是可以借鉴的。的确,卡夫卡极大地影响了许多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
1999年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丛书《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其中莫言、余华、皮皮均选了一篇卡夫卡的小说。皮皮说,那些好的小说“会陪伴你度过各种光阴。每次读起,无论是晴朗的午后,还是小雨的黄昏,你都会跟它们做一次交流,围绕着生死爱恨。”[3](P1)
“当年我已经从它们那里获得了超值的享受和补益,今天我再一次从它们那里收获。”[3](P1)在这些好小说中有一篇就是卡夫卡的《在流放地》。皮皮在大学里写的学士论文就有关卡夫卡的,因此她对卡夫卡曾有过一番研究。她在读《在流放地》时,“经历了很丰富的阅读感受,平静、紧张、恐怖、思索、佩服等等,尽管它的篇幅对此而言显得过于短暂。”[3](P12)
在影响余华的10部短篇小说里,也有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余华说:“我之所以选择《在流放地》,是因为卡夫卡这部作品留在叙述上的刻度最为清晰,我所指的是一个作家叙述时产生力量的支点在什么地方……《在流放地》清晰地展示了卡夫卡叙述中伸展出去的枝叶,在对那架杀人机器细致入微的描写里,这位作家表达出了和巴尔扎克同样准确的现实感,这样的现实感也在故事的其他部分不断涌现,正是这些拥有了现实依据的描述,才构成了卡夫卡故事的地基。事实上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如此,只是人们更容易被大厦的荒诞性所吸引,从而忽视了建筑材料的实用性。”[4](P5)
面对卡夫卡等的作品,余华说,“我就像一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它们的衣角,模仿着它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它们将我带走,然后让我独自一人回去。当我回来之后,才知道它们已经永远和我在一起了。”[4](P11)余华在其他地方还多次谈到卡夫卡。1990年,余华在一篇名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的文章中写道,“1986年让他兴奋不已”,[5]这一年他读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这篇小说“让我大吃一惊……让我感到作家在面对形式时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无政府主义’的,作家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的,既定的观念去理解形式。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5]他认为卡夫卡的出现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奇迹”。[5]卡夫卡那种异常锋利的思维,他那轻而易举直达人类痛处的特征给余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医生查看病人的病情时,发现了患者身体右侧靠近臀部处一个手掌大小的伤口:
玫瑰红色,有许多暗点,深处呈黑色,周边泛浅,如同嫩软的颗粒,不均匀地出现淤血,像露天煤矿一样张开着。这是远看的情况,近看则更为严重。谁会见此而不惊叫呢?在伤口深处,有许多和我小手指一样大小的虫蛹,身体紫红,同时又沾满血污,它们正用白色的小头和无数小腿蠕动着爬向亮处。可怜的小伙子,你已经无可救药。我找到了你硕大的伤口,你身上这朵鲜花(Blume)送你走向死亡。①
余华读罢感到震惊不已。这种冷静客观的对血淋淋事实的描写,尤其是用“鲜花”来形容伤口,使余华大开眼界。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就是在读了卡夫卡《乡村医生》后写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是卡夫卡完成了余华的成名作。在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中,余华笔下中学教师自残的场面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他嘴里大喊一声‘劓!’然后将钢锯放在了鼻子下面,锯齿对准了鼻子。那如手臂一样黑乎乎的嘴唇抖动起来,像是在笑。接着两条手臂有力地摆动了,每摆动一下他都要拼命地喊一声:‘劓!’钢锯开始锯进去,鲜血开始渗出来……他喘了一阵气,又将钢锯举了起来,举到了眼前,对着阳光仔细打量起来。接着伸出长得出奇也已经染红的指甲,去抠嵌在锯齿里的骨屑,那骨屑已被鲜血浸透,在阳光下闪烁着红光。”[6](P151-152)余华在这种充满血腥味的、残酷无情的“死亡叙述”中更是将异常冷漠、绝对超然的叙述笔调和风格推向了极至。
1999年余华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卡夫卡和K》的文章,专门论述了卡夫卡与《城堡》中的K之间的关系。余华说:“内心的不安和阅读的不知所措困扰着人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没有人们已经习惯的文学出路,或者说其他的出路也没有,人们只能留下来,尽管这地方根本不是天堂,而且更像地狱,人们仍然要留下来。”[1](P46)面对卡夫卡的作品,还包括他的书信、日记,余华“留下来”认真研读、细细体会。他说:“卡夫卡一生所经历的不是可怕的孤独,而是一个外来者的尴尬。这是更为深远的孤独,他不仅和这个世界所有的人格格不入,同时他也和自己格格不入。”[1](P39)至于卡夫卡的叙述手法,余华更是推崇备至:“卡夫卡的描述是如此的细致和精确”,“又充满了美感”,“叙述如同深渊的召唤”。论及卡夫卡日记和小说的关系时,余华又说:“卡夫卡的日记很像是一些互相失去了联系的小说片段,而他的小说《城堡》则像是K的漫长到无法结束的日记。”[1](P40)余华以其作家的敏感和深刻,很快就从卡夫卡那里捕捉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在影响莫言的10部小说里,莫言也提到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莫言认为,一篇好的小说,应当具有独特的腔调。这种独特的腔调,“并不仅仅指语言,而是指他习惯选择的故事类型、他处理这个故事的方式、他叙述这个故事时运用的形式等全部因素所营造出的那样一种独特的氛围”。[7](P2)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就是这样一篇小说。这是一篇“最为典型的‘仿梦小说’,也许他写的就是他的一个梦。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像梦境。梦人人会做,但能把小说写得如此像梦的,大概只有他一人。”[7](P7)莫言感觉到了卡夫卡的独特腔调,并在他的小说中也有所借鉴和表现。
宗璞开始阅读卡夫卡的时间较早,那是在60年代中期。她原本是为了批判卡夫卡才阅读卡夫卡的,但是,她却发现卡夫卡在她面前“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令她大吃一惊。她说,“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一种抽象的,或者说是原则性的影响。我吃惊于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更明白文学是创造。何谓创造?即造出前所未有的世界,文学从你笔下开始。而其荒唐变幻,又是绝对的真实。在文革中,许多人不是一觉醒来,就变成牛鬼蛇神了吗?”。[8]她的小说《我是谁?》写“文革”期间人变成蛇的异化情态,“孟文起和韦弥同样的惊恐,同时扑倒在地,变成了两条虫子……韦弥困难地爬着,像真正的虫子一样,先缩起后半身,拱起了背,再向前伸开,好不容易绕过一处假山石。孟文起显然比她爬得快,她看不见他,不时艰难地抬起头来寻找。”[9](P38)这种写法,显然是受到了卡夫卡《变形记》的影响。但是,在宗璞的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又直露地发出了我终究是人的愿望,这又使得她与卡夫卡区别开来了。在卡夫卡那里,异化是一种世界观,无时无刻不在而在宗璞那里,异化只是暂时的现象,是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在卡夫卡那里,变形既是形式,又是内容,在宗璞那里,变形只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在卡夫卡那里,叙述是冷静和客观的,作者置身于故事之外,漠然地注视着这一切,而在宗璞那里则是夹叙夹议,作者置身其中,感情悲愤激越,最后作者甚至直接站出来说道,“然而只要到了真正的春天,‘人’总还会回到自己的土地。或者说,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会有真正的春天。”[9](P61)这样直露的议论,已经不大像是写小说了。宗璞说过,她的作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可称为“外观手法”,另一类则为“内观手法”,后者“就是透过现实的外壳,去写本质,虽然荒诞不成比例,却求神似……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写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在精神上是那样的准确。他使人惊异,原来小说竟然能这样写,把表面现象剥去有时是很有必要的,这点也给我启发。”[10]可见,宗璞的这种“内观手法”显然来源于卡夫卡,但是,宗璞并不想走向彻底的荒诞变形,她笔下的人物虽然已蜕变为“蛇”,然而,最终仍然是人性占了上风。宗璞的另一篇小说《蜗居》简直就是一篇卡夫卡式的寓言小说。小说中主人公的背上长出一个蜗牛的硬壳,他便像蜗牛一样的爬行。但与卡夫卡不同的是,宗璞具有浓烈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并且,一有机会她就直接地表露出来。
蒋子丹的情形与宗璞有点相似。1983年她在读过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品后,便想试着写一种荒诞小说,这种小说“所有的细节都真实可信(至少貌似真实可信),没有一句话让人费解,但在骨子里横着一个荒诞的内核,这个内核里又包裹着某种险恶的真实。”[11]她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作了她的短篇小说《黑颜色》、《蓝颜色》、《那天下雨》和中篇小说《圈》。当时很多读者都看不懂这些小说,但她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她说,“我觉得一个作家选择了错误的目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没有目标。”[11]
格非也非常钟情于卡夫卡,并研究过卡夫卡。他曾对鲁迅与卡夫卡进行过比较分析,他说:“鲁迅和卡夫卡,他们都从自身的绝望境遇中积累起了洞穿这一绝望壁垒的力量,而‘希望’的不可判断性和悬置并未导致他们在虚无中的沉沦。从最消极和最悲观的意义上说,他们都是牺牲者和受难者。而正是这种炼狱般的受难历程,为人类穿越难以承受的黑暗境域提供了标识。”[12]“与卡夫卡一样,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了存在的不真实感,也就是荒谬感,两者都遇到了言说的困难,言说、写作所面临的文化前提不尽相同,但它们各自的言说方式对于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瓦解的意向却颇为一致。”[12]卡夫卡的这种荒谬感、言说的困难,以及对既定语言系统的否定和瓦解,对格非的创作恐怕不无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也许是通过鲁迅这一中介而得以完成的。
在格非的小说《边缘》中有一段描写使人们不由得想起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小说中有一位名叫仲月楼的医生,“他脸上时常挂着一种不经意的笑容,即使是他在手术台上摆弄死人的时候也是如此。”[13](P169)小说里写到这位医生一次给一位重伤员施手术,他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位伤员在痛苦地颤抖、痉挛。他一面不紧不慢地按照某种固定的程序做着他所应该做的一切,一面又津津有味地向小说的叙述者“我”大谈如何勾引女人:① 仲月楼用一把镊子从那处伤洞里伸进去,试着将那枚d头夹出来,有几次差一点获得了成功,但每次快要弄出来的时候,d头又像泥鳅一样滑了进去。仲月楼抬起袖管擦了擦脸上的汗珠,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等到女人的身体发软,你才可以撩开她的裙子,然后抚摸她。只要你有耐心,女人最终会支持不住的。”
仲月楼自言自语地说着,站在一旁的护士好像早就感到不耐烦了。她提醒仲月楼,那个躺在香案上的伤兵说不定已经死了。
仲月楼没有搭理她,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门外。
……
“我想他的确已经死了。”仲月楼说。[13](170)
伤员死了,仲月楼看去毫不动情。一个客观、冷漠、简单的“说”字,令我们对仲月楼的情感状态一无所知。
二、通向灵魂的城堡
被誉为中国文坛独立特行的女作家残雪,有“中国的卡夫卡”之称。有评论者写道,“如果说,80年代的《苍老的浮云》、《天窗》、《山上的小屋》等作品中喷薄而出、纷至沓来的梦魇般的意象,与卡夫卡那现实主义般地精确刻画荒诞事物的风格仍保持一定距离的话,那么,在90年代创作的那些更为节制、纯熟、理性的小说中,我们隐约地感到,残雪与卡夫卡达成了更深的默契。”[14]1999年残雪推出了一本专门解读卡夫卡的大著《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15]更是让人们吃了一惊。残雪作品中所包含的那种极端个人化的声音一直令许多读者望而兴叹,她笔下的那个冷峻、变态和噩梦的世界也一直难以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她在偌大的中国似乎缺乏知音,然而,她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国度里却发现了卡夫卡,并引以为知音。于是,奇迹便发生了,一个20世纪末的中国女作家与一个20世纪初的奥地利男作家在灵魂深处相遇、对话,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让人砰然心动的事。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卡夫卡的评论和著述可以说汗牛充栋,存在主义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的本质……而残雪却几乎将所有这些评述都悬置一旁,直截了当地将卡夫卡当作一个作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作一个小说家来理解。在残雪看来,卡夫卡是一个最纯粹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道德家、宗教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他的全部创作不过是对作者本人内心灵魂不断地深入考察和追究的历程。
这样一来,残雪似乎一下子就抓住了卡夫卡最本质的东西。的确,写作就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切,没有了写作,卡夫卡的生活将变得毫无色彩和意义。卡夫卡说:“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种朝着写作的集中。当我的肌体中清楚地显示出写作是本质中最有效的方向时,一切都朝它涌去,撇下了获得性生活、吃、喝、哲学思考、尤其是音乐的快乐的一切能力。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萎缩了。”“我写作,所以我存在。”他“不是一个写作的人,而是一个将写作当作唯一的存在方式、视写作为生活中抵抗死亡的唯一手段的人。”[16]只有写作才能证明卡夫卡的存在。卡夫卡为了写作而拒绝了友谊、爱情、婚姻和家庭,他选择了他自己所惧怕的那份孤独。卡夫卡大概可以算世界上最孤独的作家,而他的小说所表现的也正是现代人的这种孤独感,所以,卡夫卡自己的生活与创作就在这里合而为一了,他成了在生活上最无作为和在创作上最有成就者。
残雪对卡夫卡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颇有同感,她在一篇名为《黑暗灵魂的舞蹈》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是这种写作使我的性格里矛盾的各个部分的对立变得尖锐起来,内心就再也难以得到安宁。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内部躁动的实质,我只知道一点:不写就不能生活。出于贪婪的天性,生活中的一切亮点(虚荣、物质享受、情感等等)我都不想放弃,但要使亮点成为真正的亮点,惟有写作而在写作中,生活的一切亮点又全都黯然失色,没有意义。[17](P11)
这段话与卡夫卡如出一辙,而与卡夫卡不同的是:残雪并没有拒绝丈夫、儿子和家庭。残雪的孤独更多的是灵魂的孤独,在现实生活中她比卡夫卡幸运得多。
对于卡夫卡著名的三部长篇小说,残雪就是从这一角度开始了她的解读。残雪认为,《诉讼》描述了一个灵魂挣扎、奋斗和彻悟的过程。“K被捕的那天早上就是他内心自审历程的开始”,“史无前例的自审以这种古怪的形式展开,世界变得陌生,一种新的理念逐步地主宰了他的行为,迫使他放弃现有的一切,脱胎换骨。”[15](P85)那么,城堡是什么呢?它“似乎是一种虚无,一个抽象的所在,一个幻影,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奇怪的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主宰着村子里的一切日常生活,在村里的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它那纯粹的、不可逆转的意志。K对自己的一切都是怀疑的、没有把握的,唯独对城堡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15](P192)原来,城堡就是生命的目的,是理想之光,并且,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心里。《美国》实际上意味着艺术家精神上的断奶,“一个人来到世上,如果他在精神上没有经历‘孤儿’的阶段,他就永远不能长大,成熟,发展起自己的世界,而只能是一个寄生虫。”[15](P38)
至于卡夫卡的一些短篇小说,在残雪看来,《中国长城建造时》象征着“艺术家的活法”《致某科学院的报告》记录了“猿人艺术家战胜猿性,达到自我意识的历程”《乡村教师》中的老教师体现了“艺术良知”《小妇人》及《夫妇》描述了“诗人灵魂的结构”《地洞》则表现了艺术家既要逃离存在遁入虚空,又要逃离虚空努力存在的双重恐惧……
看来,残雪完全是以独特的、写小说的方式来解读和描述卡夫卡的作品的,这使得读者在惊讶残雪的敏锐、机智和个性外,也渐渐地开始怀疑,残雪在这里究竟是在解读卡夫卡,还是在构筑她自己心中的卡夫卡?抑或真正的卡夫卡其实就等于她心中的卡夫卡?她究竟是在解读小说,还是在创作小说?我认为,无论残雪的初衷是什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由于有了残雪的解读,卡夫卡在中国的“知音”将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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