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字，应该是记录事物和交流思想的实用符号。而我国文字却能作为艺术品供人品味、丰富人们的生活情趣，并让人从中获得精深的内涵，达到至美的艺术境界。
少年立志
陈仿五老先生原名陈广治，父亲陈子明，擅长柳体书法，享誉亳州。他三岁开始练书法，六岁时所写毛笔字已受到乡亲们的夸奖，甚至有人预言，不久的将来，陈广治一定会超过其父。随后十年，陈广治跟随亳州当时有名的书法家何徽五先生学习，开始仍以临帖为必修课。见陈广治聪明灵慧，何徽五就让他主修柳体书法，同时兼习颜体、欧体以及苏黄诸家，初步领会中国字的结构规律。几年后，陈广治的书法在同学者中名列前茅，这让何徽五欣喜不已。终于有一天，何徽五把陈广治叫到面前，要为陈广治改名为仿五，意思为仿照何徽五。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纪念何徽五的谆谆教诲，陈仿五至今仍然保留当年手抄的小楷尺牍一册、习帖数幅，每一次翻阅，都会让陈老先生想起恩师的教诲，激励自己笔耕不辍。
笔耕不辍
1950年，陈仿五投笔从戎，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1952年，他考入西北电力工程技校深造。由于学校与西安碑林距离很近，酷爱书法的陈仿五，只要一有空就到到碑林去观看欣赏，然后回来根据体会进行书写，两年的临碑大大提高了他的艺术素养。
后来，陈仿五被分配到四川成都工作，结识了擅长唐楷的老书法家余梦野，为了得到余梦野的真传，陈仿五经常到余梦野家中为其研墨、牵纸，观赏他的挥毫运笔用墨之法，于是对唐楷尚法之范，有了新的领悟。
1971年，陈仿五调回亳州工作，与书法名家罗舒庭先生交往颇深，两人共同研讨李北海《岳麓寺》和亳州清代书法家梁谳的《江公救灾记》、《贝叶经》等碑帖，这让陈仿五又有很大的收获。
1982年，陈仿五考入天津茂林书法学院函授部，得到陈云君、李鹤年教授的亲授，开始了对“散氏盘”、“毛公鼎”、“大于鼎”的研究学习。接着，陈仿五对魏碑《郑文公》、《张猛龙》、《张黑女》和汉隶《石门颂》等碑刻又进行了临摹。为了研究魏碑，他曾经三到蓬莱，去揣摩那21块魏碑的神韵。但陈仿五学书临帖时，师古不泥古，取百家之长，同时又吸收西洋美术中的精华，从而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
颜语老先生这样评价他的作品：“仿五的书法始终以秦汉铸骨、晋唐育肉，囊括诸家之长，更融现实以求新，顾其作品，功力朴茂而凝重、圆韵而洒脱、俊逸而清旷、韵幽而格高，其笔线苍秀、墨痕晶莹、丰润而不失骨力，挺劲而不显燥枯。章法谨严稳妥，行款字句错落有致，诸体兼备，新颜流彩。”
收获丰硕
陈仿五在四十多年的书法生涯中，多次参展和获奖。书法作品曾被李太白博物馆、淮海战役纪念馆、汶上县孔府博物馆、武陵源碑林、华佗碑壁等收入，还有30余幅作品在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等地展出。作品被收入的集子有《中国当代书法名家墨迹》、《中国当代墨友精品集》、《中国现代书画家作品集》、《中国当代书法家传》、《中国当代名家墨宝》、《世界现代著名书画家真迹博览大典》等。1999年，其书法作品入展北京九洲书画院举办的“跨世纪中国艺坛奇才”展览，并获金奖。2000年初，又入选中国文联举办的“全国民间工艺美术书法大展”，并被评为“特别金奖”。其事迹传略辑入《中国当代书法辞典》、《中国当代艺术家名人录》、《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等书。2004年，其作品又被联合国收藏，并被吸收为世界教科文卫专家组成员。
2005年元月，陈仿五出版了建国以来亳州市第一本书法集《墨海留痕——陈仿五书法作品集》，著名书画家颜语亲自为其作序。
陈仿五先生的成就为书坛增辉，使乡梓受益，但他在诸多荣誉和鲜花面前并未陶醉，他说：“我每跨一步，都来自文化底蕴深厚的黄淮大地热土的养育，都离不开前辈诸家及艺友们所给的智慧和鼓励。
得古风流 --- 张书范先生
2001年9月，世界第二十一届大学生运动会在中国北京举行，这是一次世界瞩目的体育盛会。在声势浩大的开幕式上，只见两名大学生肩抗一只巨大的毛笔从看台上走进了运动场。正在人们感到不解时，一个人接过了这只80多斤重毛笔，饱蘸浓墨，在八名武警战士扯住的96平方米的巨幅绸布上，写出了一个巨大的“龙”字。短暂沉寂后的运动场沸腾了。守在电视机前的全世界人民也同样被深深震撼了！中国古老的书法艺术从这里走出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那个写字的人是谁？那位用如椽巨笔搭起文化交流彩桥的人是谁他就是中国著名的书法家张书范先生。
张书范先生是当代著名的书法艺术家，清大书法家张裕钊“南宫体”的优秀 继承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南宫体”在北京书法界刚刚崭露头角的 张书范先生即受到当时颇负盛名的欧阳中石先生的青睐。为鼓励张先生，欧阳中 石先生以张裕钊习字的真迹相赠，从而也坚定了张先生将“南宫体”发扬光大的 决心。张先生在艺术取向上注重继承并且尊重传统，在艺术创新上则持较为谨慎 的态度。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在我身后，如果后人看到我的字并且说这是真 正的“南宫体”，那我就满足了。与此相对应，他用“探索”来代替今天日趋贬 义的“创新”。 ……
1965年张先生从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毕业，这两年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张先生 书法生涯的转折点。虽然学习期间的专业是绘画，但收获最大的却是书法，这源 于当时著名的书画家郭风惠先生给予了启迪和帮助。在郭风惠先生的指导下，张 先生在书法学习上才真正走上了正轨。这时临帖从赵子昂“三门记”入手，取其灵秀少法度，但不久就感到赵体纤弱的灵秀少法度，但不
久就感到赵体纤弱的一面，遂上溯以法度谨严著称的唐楷，取法颜、柳两大家。其后，唐人写经、汉隶以及北魏各种碑帖都曾经作为临写的范本。但就今天来看，除张派魏碑书法之外，张书范先生最称擅长的应当是柳体字，他自己也认为于柳体上独有心得。
1989年，中央电视台主办书法技法讲座，邀请张先生主讲《魏碑技法》与《柳体技法》，并编写出版了相关的材料。1995年，又应北京出版社的约请，编写出版了中国书法技法丛书《楷体技法----柳体书法与结构》。 众所周知，柳公权书风向以遒媚劲健著称，其结体多来自颜书，但在用笔上则去其筋而留其骨，同时在部分点画 上又吸收欧字以求爽健森挺，故对颜、柳书风有“颜筋柳骨”之称。对柳字的精熟在某种程度上说对张先生学习 张派书法帮助不小。此后，张先生对清何绍基、邓石如、赵之谦及康有为等几家法书也颇有兴趣，但直到1979年 才开始由博而返约，在泛涉各家的基础上专门临习晚清集碑之大成者张裕钊的书法，自1982年起，张书范先生就 以张派(南宫体)书风活跃于中国书坛了。……
张书范先生在恪守传统上应该说是一丝不苟，他学张派书法，不但要求神似，而且努力做到形似，形神毕肖不但是他习字的初衷，也是今后的追求。但 恪守传统并不意味着因循守旧、毫无创新。张先生认为，书法是中国传统的艺 术形式，经过长期的发展与演变，虽然它不断被赋予新的因素，但本质的东西 并没有改变，这也是它之所以是书法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轻言创新与发展 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处，“就我个人来说，我是保守的，我尽量回避‘发展’或者‘创新’这样的字眼，一般地说，我更愿意使用‘探索’这样的说法。”但 看张先生的墨迹，我们还是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他在继承基础上的“探索”。
除魏碑外，张先生行书亦有相当的造诣。早在六十年代初，张先生就开始临习宋米芾、黄庭坚两家书法，后 又涉及苏轼、蔡襄。从他所书的“竹韵松涛清多逸，风台月榭惜无尘”看，已得四家神韵，用笔、结体、布局无 一不匠心独具，结字多倚斜倾侧，于险劲中追求平夷，同篇变化有致，天真自然。此外，张先生隶书学汉《史晨 碑》，字秀而多媚，娟好如二八处子。
2001年10月，为表彰张书范先生对中国书法艺术的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专门授予其“阿卡得米”国际艺术专业权威奖，这也 是继几年前中国书协主席沈鹏先生之后，我国又一位书法家获得此殊荣。
中国有句话谓之“实至而名来”，而对纷至沓来的种种荣誉，张书范先生
都 淡然视之，将其看作无益于修心的身外之物。翻翻他的集子，楹联、斗方所写的 多是修身养性的隽语，如“敦雅其人如佩玮，温恭之性是兰棠”、“雅量涵高远清言见古今”、“不随时俯仰，自得故风流”、“与鹤为群”、“翰墨铸情”等，字里行间无不是对高尚人格的呼唤和追求，以及对书法艺术的一往情深。
元好问论诗之句云：“百年人物存公论，四海虚名只汗颜。”张书范先生常常以之自勉，而我们也以之表达 我们对张书范先生的敬意。
汉仪南宫体在QQ上搜索不到的原因是没有与QQ官方进行合作。需要从以下三方面来阐述分析。
首先汉仪南宫体在QQ上搜索不到的原因就是没有与QQ官方进行合作。
其次是如果没有与QQ官方进行合作的话，可以选择在网络上进行搜索。
再者是汉仪南宫体在一些字体网站也是有的，不过下载的过程中需要付费。
汉仪南宫体在QQ上搜索不到的原因：
1、汉仪南宫体没有与QQ进行商业合作。
2、汉仪南宫体具有专业的版权保护。
3、汉仪南宫体有唯一的合作方。
张范津南宫碑即张裕钊撰文并书丹的《重修南宫县学记》碑。
张裕钊（1823—1894年），字廉卿，湖北武昌人，为“曾门四弟子”书文之首。时任莲池书院山长，著名教育家。堪称学界硕儒，书坛宗师，被誉为中国书法从仓颉造字到毛笔字退出信息交流主导载体地位，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最后一位大师，而南宫碑正是其书、文的巅峰之作。
读其为文，从“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学”的思想出发，证引出只有废除“其弊已极”的“八股之文”，倡导“明体达用之学”，才会出现“风会之变、人才之奋”、“人蹶而兴”局面的结论。整篇或纡徐疾促，或流荡凝滞，声气并茂，劲悍雄奇。观其碑书，劲洁清拔，碑骨帖姿，内圆外方，不愧书刻兼优、“文字双美”的艺术珍品之誉，其书法的独特品格因南宫碑的泐刻而被书界称为“南宫体”，为书法流派以地名命名之唯一。
关于南宫碑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可谓“前人之述备矣”。然而至于何人玉成此事，却由于史料的缺失，至今尚不了然。因此很有必要对此做一番更加深入的研究。
从目前可见的资料分析，玉成南宫碑这一文化项目的当有五人。从他们的身份看，有两位大师、两位县令、一位南宫老乡。“两位大师”即同为“曾门四弟子”的张裕钊和吴汝纶。张裕钊开篇已有介绍。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晚清著名学者、文人和杰出的教育家，有“海内大师”、“古文宗匠”之盛名，时任冀州知州，衙署即在现冀州市。“两位县令”是指时任代理南宫县令李传棣和继任县令陆植。“一位南宫老乡”则为时任莲池书院提调邢朝桢。从他们的职责分工看，李传棣是倡导者，张裕钊是担纲者，吴汝纶是推动者，陆植是实施者，邢朝桢是协调者。
对于南宫碑，张裕钊之作为，尽人皆知，毋庸赘述。而首倡泐刻南宫碑的李传棣则应细说。李传棣，字梅生，即《重修南宫县学记》中“摄县事”之“李君”。这里“摄”乃代理、代行之意。“摄县事”即代理县令。据民国版《南宫县志》载，李传棣，是光绪十年代理南宫县令的，任职仅一年左右。更重要的是李传棣湖北孝感的乡籍，与张公同乡，包括其家兄李佛生（笙）均与张裕钊、吴汝纶稔熟有加。李佛生（笙）何许人也，就目前所见文献，尚不清楚。《张裕钊诗文集》、《吴汝纶全集》均多处提及李佛生，同时还收录了多篇与之往来书信、唱和诗文。如光绪初年李佛生因过得究，被劾罢官，张公得知后不仅作《送李佛生序》“索一言以为赠”，而且还致信劝慰，“知足下必不以一官置意中……力所能谋谋之，所不能谋，则听之而已，固亦不足恤也。”（《张裕钊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94页）为替佛生求情，吴汝纶则放下身架向友人写信请托，“某处此馆三年，旧时交游，凡有请托，一概谢绝，不敢出位妄言，人亦谅之，相安若素。近有一事，不能不破例上闻者：署定兴令李传棣，亦执事所识，其兄李佛生……近为一小事撤任”，解释“破例”的原因是，“某与其兄弟，交游廿余年”，“与为至交”（《吴汝纶全集》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三册第54、55页），言辞恳切之至。由此可见张、吴、李三人关系之密。
而从张公与吴汝 纶来往信件所议之事看，李传棣之摄南宫县令，很有可能是张公抑或张公与吴汝纶“合谋”，利用其在保定与直隶总督府相近，特别是与时任署理直隶总督李鸿章同为曾门弟子、“文武双臂”的特殊关系，为李传棣“运作”而成的。是否史实，姑妄说之。
据史料载，李鸿章同治九年（1870年）九月任直隶总督，至光绪八年（1882年）三月，其母丧奏请丁忧，直隶总督则由两广总督、李鸿章淮军重将张树声署理。李鸿章奔丧两个月后，适逢朝鲜兵变，李被急调天津接办通商大臣事物，此时直隶总督虽仍由张树声署理，但实已由李鸿章接任。光绪九年六月（1883年）清廷调张树声回两广总督原任，以李鸿章丁忧未满故直隶总督由其署理，至光绪十年八月五日（1884年9月23日）再度实授。在此间，于光绪十年（月份不详）张公在给吴汝纶的信中已透露，“贵署南宫一缺，方伯已函禀傅相，商定以梅生委属（代理），刻下专俟尊处查覆严君事迹，详到即行挂牌。”这里“方伯”是对布政使的尊称，“傅相”是指李鸿章，“详”为旧时的一种公文，“挂牌”即挂牌公示。因为这是人事秘密，所以张公一再嘱咐“此事自弟而外，无一人知者，千万秘之。必祈阁下赶紧详上，万勿迟延为要”。并且要求“此纸阅后祈即付掌烜氏，切切。”（《张裕钊诗文集》第475页）“即付掌烜氏”即烧掉。而李鸿章实授直隶总督未至一旬，便公布了对李梅生的任命。因此，光绪十年8月13日张公在给吴汝纶的信中称“梅生经藩署牌示，委署南宫。足下得此贤能为署吏，相得益彰，想喜可知也。”大功告成，喜之必然。而安排南宫任职，恰又为密友吴汝纶的属下，更便于关照，有无这方面的考虑尚不得而知。
李传棣赴任后，即谋对自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移建今邑治之县学“葺而新之，期年而工竣，乃走书属裕钊记其事”。（《重修南宫县学记》）。请一个大师级人物既撰文又书丹，按常理润格肯定不菲，然而在张李之间就少了这些计较。“其碑已与李梅生及南宫绅士宋弼臣朝桢有约，刻成，当为我拓五百纸，并嘱任事者，督令工人精刻为要。”（《张裕钊诗文集》第471页）这是张公对吴汝纶亲述他对南宫碑开出的润格。
张公为何竟以500张拓片的薄筹应允为南宫碑撰文书丹这一费神劳力的苦差？除与前面所述张李二人私交甚密之外，笔者妄揣，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其时正当碑学大兴之际，李传棣的创意恰为张公发挥其特长搭建了平台，点中了他那条始终兴奋的神经，从某种角度分析，不啻投桃报李之举。
对于张裕钊之为文作书，世人一向誉评甚高，张公自己亦非常自信且自负。在《与黎莼斋书》中称“裕钊自惟平生于人世都无所嗜好，独自幼酷喜文事。”（《张裕钊诗文集》第80页）只要文章能垂世不朽“虽百郡守，不以易也”，更奈何“穷通、得丧、愉戚、寒饥者温饱者”。（同上，第94页）在《答李佛笙太守书》中，他自评“且私计国朝为古文者，惟文正师吾不敢望，若以此文校之方、姚、梅诸公，未知其孰先孰后也。”（同上，第94页）方，乃方苞；姚，即姚鼐；梅者，梅曾亮，此三人皆为桐城派世有公论的文章大家，与之相比敢言“未知其孰先孰后也”，“足见作者意态”（国学大家徐世昌言）。
对于其文如是，对于其书自评更高。尝自谓“ 古文吾亦犹人，书法当独有千古。”（《 清国史·张裕钊传》中华书局1993年6月版，第12册741页）他在给吴汝纶的信中说“惟拙书乃颇益长进，独以此沾沾自喜且自笑。”（《张裕钊诗文集》第472页）正因为这种自信和自负，使他产生了“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强烈愿望，“人生一瞬耳，所争乃千古”，（同上，第286页）足见其对千秋之名的期待。
然而现实又如何呢？张公曾有如是之叹“近世金石刻稀少，吾书虽工，世不求，无所讬已久，恐身死而迹灭”。因此他设想“吾将归于黄鹤楼下，选坚石良工，书而刻之，凿悬崖石壁，使中空如箧（小箱子），陷吾所书石其中，别用他石锢箧口，四周固不使隙也，千百世后，必有剖此石壁，得吾书者。”（同上，第556页）正如太史公所言“俟后世圣人君子”（《史记·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传于后世之愿既生，必谋实施之途。李传棣的求文刻石之托，岂非天从人愿？立即得到应允，正乃水到渠成。更何况此时的张公刚逾花甲，正值精力旺盛之佳期，书法功力已臻炉火纯青之至境呢。
张公对此“刊之贞石，以垂无穷”之为，亦视之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谓重视之至，撰文用功不亚于“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之卢延让，数易其稿，终不合意，至光绪十一年《重修南宫县学记》尚未脱稿，此时代理县令李传棣却已离任。继任者山阴监生陆植陆培亭又与张公素无关联，在二人眼中无非一个名士，一个县令而已。陆植是否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气度和胸怀，张公不得而知。尽管如此，《重修南宫县学记》的创作却并未止停。至光绪十一年十月廿一日终成其稿，他随即抄示吴汝纶，并言辞恳切地说“弟懒慢无可比似，乃至终岁不作一文，一昨始撰得《南宫学记》一篇，寄呈阁下为是正。年老才竭，于此事已无能为役，请即加批，掷付送信人领下。此乃将勒石垂示后世之文，幸直言相告，万不得客气也。”（《张裕钊诗文集》第470页）张公明白，不论吴贤弟之学识还是官职，都堪可成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坚强依凭。
吴汝纶与张裕钊同为曾门弟子，且相知颇深、交谊甚厚，正如吴汝纶所言“吾与之岁相往来，日月相问讯，有疑则以问焉，有得则以告焉，见则面相质，别则以书，每如此。”（《吴汝纶全集》第一册第73页）其时正于冀州任知州。当时的冀州是直隶州，辖管南宫、枣强、新河、武邑、衡水五县。作为张公密友他深知自己有责任、也有能力帮助学兄实现这一梦想,他的知州职衔本身就是撬动南宫碑项目的最好杠杆。
张、吴之间一向知无不言，吴汝纶对张文进行了认真披阅，特别对南宫子的表述提出了修正意见。经张公酌修后，即告完稿，并于光绪十一年腊月廿九日即除夕前一天，再次致信吴汝纶恳请学弟“嘱任事者，督令工人精刻为要。敬祈足下更与新任陆公、绅董孙公言之是何”（《张裕钊诗文集》第470页）。随后，吴汝纶回信“《南宫学记》尚未上石，昨已传语陆公，严督刻手，务令精好。”（《吴汝纶全集》第三册第31页）至此终于打通了南宫碑项目通向成功的“最后一公里”。
第五位重要人物宋朝桢，其字曰弼臣。“肄业保定莲池书院，以文学为山长张廉卿、吴挚甫所知”之后“充书院提调”（民国版《南宫县志（卷十七）人物篇·名绩列传》）据邢赞亭《莲池书院忆旧》介绍，提调负责“综理院内一切事物”，张公及继任者吴汝纶皆将宋朝桢“倚如左右手”（《河北文史集粹·教育卷》），此间宋曾任长垣训导、束鹿教谕、直隶学政等职，后任职山东邹县、潍县、菏泽，于菏泽县令致仕。在莲池书院提调任中，宋朝桢就是山长张裕钊想法的忠实执行人。由于其“素长交际”（ 民国版《南宫县志（卷十七）人物篇·名绩列传》），再加之南宫地籍之利，因此在南宫碑项目实施过程中协调落实更为方便。尽管未见关于宋弼臣在南宫碑项目中所做工作的更多文字记载，但可以想象，若仅有决策而无幕后执行，会有切实的成果吗？这或许就是张公在于吴汝纶通信中特提“其碑已与李梅生及南宫绅士宋弼臣朝桢有约”的一个深层用意吧，一个“及”字透露了幕后的天机。
南宫碑工竣，使南宫之域有了一通中外瞩目的名碑，在此工程中，吴汝纶的督责推动之功、李传棣的策划首倡之功、宋朝桢的协调沟通之功，均当彪炳史册。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县令陆植成人之美且不争名利的品德，更应嘉赞（《重修南宫县学记》是陆植上任后成文的，但对陆植之功未述一词）。李传棣“葺而新之”了邑治之县学，陆植真正成就了南宫碑。正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才使一代硕儒宗师的功业更熠千古。
2014年1月22日完稿
2014年2月24日再修
（）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内存溢出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