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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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是俄罗斯伟大的心魂，他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还是一个为许多人所爱戴的真诚的朋友。他的作品与他的生命紧紧联在一起，他的一生都在进行着紧张的探索。
列夫•托尔斯泰1828年8月28日出生在俄国图拉省的贵族庄园雅斯纳雅•波良纳。他的母亲去世时，托尔斯泰还不足两岁。九岁时，他的父亲又离开人世。父亲的死让他“第一次懂得悲苦的现实，心魂中充满了绝望”。托尔斯泰的两位姑母成了他的监护人，姑母虔诚而富有爱心，这些卑微的心灵帮助他认识到爱以及爱所带来的快乐，对托尔斯泰的一生影响巨大。
1844年，托尔斯泰进入喀山大学读书（傅雷译为“卡赞”）。这期间他的头脑处于狂热的境界中，他不断地试验各种人生观念和学说，矛盾对立的理论让他固有的信念动摇了，各种幻想不时占据他的头脑。在年轻混乱的心底，一个不变的东西是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他绝对的真诚。他毫不留情地进行自我分析与解剖，坦白自己的一切想法和行为，他后来还将自己年青不道德的生活记录拿给妻子看。由于不满于学校的教育，他自动退学回家进行农庄改革，这些内容在他的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里都有反映，小说中的涅赫留多夫是他自己的艺术写照。 1851年，托尔斯泰去高加索，随同当了军官的哥哥尼古拉服兵役。高加索美丽的自然风光激发了他的艺术天才，他的自传体作品《童年》（1852）、《少年》（1854）等都是这时期的产物。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托尔斯泰1854年到了塞瓦斯托波尔，在炮兵连服役。他勇敢尽职，常处于危险之境。在隆隆的炮声中，在生与死的激烈交锋中，他写作了《塞瓦斯托波尔纪事》，对战争的残酷、俄罗斯士兵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战争中表露出来的人们的复杂心理都作了真实的描绘。
1855年底，他回到彼得堡。周旋于文人之间，托尔斯泰对他们非常憎恶、轻蔑，发现他们都是卑劣虚伪的。1857年他去国外旅行，所见所闻让他对资产阶级的文明、博爱、民主十分失望。他在瑞士小城卢塞恩看到英国富翁不愿对一个流浪的歌手施舍，明白资产阶级的“文明”不过是华美的谎言，他愤怒地写了短篇名作《卢塞恩》。
回到俄国，托尔斯泰重新开始他的农事改革，希望通过兴办教育来提高农民的觉悟，促进社会进步。哥哥尼古拉的死让他震惊，他又一次思考死亡问题。
1862年，托尔斯泰与索菲娅•别尔斯结婚。幸福的婚姻生活使托尔斯泰迅速进入创作的高产期。在爱情的荫庇下，他完成了《战争与和平》（1863-1869）、《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等代表性作品的创作。《战争与和平》被誉为是可以与荷马史诗比肩的作品，它的光荣和伟大在于托尔斯泰使俄国19世纪初的历史重新复活了，小说对卫国战争的描写和主要人物的塑造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安娜•卡列尼娜》在技巧上更加成熟，丰富的艺术经验支配着作品的思想，人类的欲望在这里暴露无疑。小说的主要意义除了安娜的悲剧和当时俄国社会的描写外，还带有明显的传记色彩，列文便是他的化身，列文的苦恼正是托尔斯泰的苦恼。在《安娜•卡列尼娜》还未完稿前，他已经厌倦了，陷入死的眩惑之中，他有一种巨大的虚无感，有强烈的死的欲望。他害怕自己会突然自杀，便把房间的绳子藏起来，不敢带猎q打猎。在宗教狂乱之后，他发现民众的简单生活和信仰才是生活的真理。
紧张的精神探索又遭遇惨痛的社会现实。1882年他参加人口调查工作，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俄国大地上的满目疮痍，他哭喊着，挥动拳头说：“人们不能这样地生活！”他改变了自己的贵族生活，根绝一切享乐，自己去锯木、煮汤、缝靴子，要用自己额上流着的汗来换取面包，并终生与文明的罪恶和谎言对抗。他的妻子和家人不能理解托尔斯泰的这些行为，夫妇之间经常为此争吵。全欧洲的艺术家都希望他回到文学创作上来，认为托尔斯泰是在毁灭自己的艺术天才。但是，托尔斯泰不但没有毁灭艺术，反而把艺术中一向静止的力量激动起来，他的宗教信仰不但没有灭绝他的艺术天才，反而把它革新了。在《我们应当做什么？》（1884-1886）里，他说：“只有为了团结而工作的才是真正的艺术。”
他后期的重要作品有《伊万•伊里奇之死》（1884-1886）、《克莱采奏鸣曲》（1889）和《复活》（1899）等。《复活》可以说是他艺术上的遗嘱，是他整个创作生涯中最后也是最高的山峰。七十高龄的托尔斯泰以伟人的姿态注视着他的过去、他的世界，《复活》是歌颂人类同情的最美、最真实的诗。
1900-1910间，他最主要的精力都消耗在社会问题的论战中，他反对谎言，反对暴力，抨击各种迷信。他的思想使他与家人之间的沟壑越来越深，1910年10月28日，82岁的托尔斯泰突然离家出走。11月20日清晨，这位世界文豪和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在阿斯塔波沃车站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对身边的人说：“大地上千百万的生灵在受苦；你们为何大家都在这里只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