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一些“事实性描述”，载《贵阳文史杂志》2008年第5期。
一、海德格尔的简单背景
海德格尔的父亲，弗里德里希·海德格尔是个箍桶匠兼麦氏教堂镇的天主教圣·马丁教堂的司事，于1924年去世。母亲死于1927年。海德格尔在她的灵柩里放了一本刚刚出版的《存在与时间》。其弟弟，弗里茨·海德格尔，对麦氏教堂镇的人来说，他才是“地道的本地人”，他在该镇是如此的出名，以致后来该镇的人们总是把世界著名的哲学家称之为“弗里茨的哥哥”。
海德格尔父亲的祖先都是小农和小手工业者。他们是在18世纪从奥地利移居到麦氏教堂镇的。据该镇的镇史研究者发现，海德格尔血缘可以上溯到麦格勒尔和克罗伊策尔家族，这两个家族在历史上都产生过名人。海德格尔在康斯坦茨天主教寄宿学校时的宗教指导师、后来的弗赖堡教区大主教孔拉德·格勒贝尔也是海德格尔的远房亲戚。
海德格尔一家的生活既不奢侈，也不贫困，生活水平属于中等。一家人完全可以过得不错。但是想靠自己的力量支持孩子们到远处学费昂贵的学校里去念书，那就相当困难了。恰在此时，天主教会雪中送炭。天主教会仿佛历来是以这种方式支持天才少年儿童的学习，同时也是教会募集农村地区的牧师接班人的手段。
二、海德格尔与纳粹
1933年5月1日，马丁·海德格尔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他的党员证书(成员号312589，巴登地区)保存于柏林文献中心。从此，他就“一丝不苟地缴纳党费，直到1945年仍然是党员”。
此前，1923年8月，海氏被马堡大学任命为“副教授”兼哲学研讨班负责人，其间，海氏并不局限于哲学思考，他对高校的发展定位产生了兴趣，还与大学生保持密切的来往，这些举动从某方面可以理解他往后投身于国家社会主义的行止。至1928年2月26日，海德格尔告知柏林的教育部长，说巴登州地方部让他继承弗赖堡大学埃德蒙特·胡塞尔(海氏的恩师，其师徒关系在后来的发展也是哲学史上的一个话题)留下的空缺教席。马堡哲学系就此声明：“从海德格尔身上看到了马堡哲学系伟大传统的继承者及接班人”，三天后，又给部里打报告，促使海氏留在马堡大学的岗位上，并敦促“各方尽其所能留住他”。马堡大学财务负责人于1928年3月2日也向地方部长提出，建议大幅度给海德格尔长薪水，希望他拒绝弗赖堡大学的聘请。以上的一些努力皆无济于事，马丁·海德格尔于3月31日通知哲学系，并于4月1日告诉柏林部里有关领导，他已决定，不再改变主意，要接受弗赖堡大学的邀请。他的主要依据，是说他的老师胡塞尔曾要他合作，一起继续其研究工作。
海德格尔在弗赖堡，作为教师，有一段从事紧张的教学。1930年3月28日他收到一份柏林的聘书，请他到那里接任特勒尔施去世后空出的教席并主持德国最重要的哲学讲席。4月，海氏去柏林进行磋商，当时，他已经知道此聘请完全是时任文化部部长格林墨(胡塞尔的学生)的旨意，是有悖柏林哲学系的意愿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十分认真地去柏林进行会商。作为预防措施，他要求要“远离大城市生活的干扰，在相对平静之中”建立他的生活，因为这是他的哲学工作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
但是回到弗赖堡后，海氏作出决定，拒绝应聘。5月10日，他在写给伊丽莎白·布洛赫曼的信中说“拒绝这件事使我感到最困难的是如何面对格林墨本人。”他在向格林墨陈述他的拒绝理由时说：“今天我的工作刚刚开始走上一条新的安全之路，无论对我还是对他人来说，要履行柏林大学教授职责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面对这些条件，我感到自己羽翼未丰。真正不衰的哲学，只能是它那个时代的真正哲学，也就是说，掌握了那个时代的哲学。”海氏写到，真正的哲学必须能掌握它的时代。这样，他便给哲学和他自己提出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它必须证明他有对时代作出诊断和预言的能力，并且不仅仅是提出一般的决断性，而是作出具体的决定。那种可以随时加以政治化的简明扼要的哲学洞见，这才是所需要的哲学。行为上的可选择性要求具有清晰性和哲学上的可决定性。这一切都是海德格尔向哲学提出的要求，如果这种哲学要掌握它的时代的话。
海德格尔拒绝去柏林的整个背景与动机，通过1930年7月11—14日在卡尔斯鲁厄举行的“巴登地方日”庆祝活动，部分地得以澄清。正如当时巴登的政治与文化界其他著名人士那样，海氏也参加了这次庆祝集会，他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文章《论真理的本质》。作家海因利希·贝尔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以最明确无误的方式，阐述了此次活动的政治内涵，其背景恰恰是“被占领土解放的历史性时刻”，换句话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被迫割让给法国的位于莱茵河左岸的领土。在此次庆祝大会的倡议下，成立了个地方联合会，叫《巴登故土》(Badische Heimat)，其会址在弗赖堡。该组织委员会的名誉主席是欧根·费舍尔教授，此公于1927年在柏林建立了“种族卫生研究所”，此后一直由他领导，后来，这个研究所变成党卫队在集中营里进行试验的科学机构，阴森可怖，臭名远扬。据说，这次大会是欧根·费舍尔与马丁·海德格尔的友谊的开始，而且，他俩的友谊持续到“国家社会主义”时代以后，大概直至费舍尔去世。从此次大会的组成人员及其一些言论，可以看出当时的局势和气氛。
三、出任弗赖堡大学校长
国家社会主义夺取了政权，对海德格尔来说，这个事件的发生是一场革命，其意义是深远的。在他眼里，希特勒象征着一个时代的开始，因此，海氏在给亨普尔的信中为自己开脱，这时他拉出了黑格尔和荷尔德林，认为，应以理解这二位相似的方式来理解自己，怎样理解他们，就怎样理解我。这种错误常常发生在伟人身上。“黑格尔在拿破仑身上看到了世界精神，荷尔德林则把他当作节庆的王侯，众神与基督与他同在”。
“我必须介入”，这是海德格尔当时对雅斯贝尔斯说的。这个“介入”开始于他正式参加“德国高校教师文化政治工作协会”的1933年3月。这是高校教师的官方组织“德国高校联合会”中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团。这个组织的成员自认为是从事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学中的干部。他们努力贯彻“德国高校联合会”的思想一体化，争取在大学领域贯彻领袖原则和领袖学说的意识形态。但在学说问题上党团内部却存在严重分歧。
在这时，在纳粹党圈子里，早已经定好海氏将当选大学校长一事。海氏本人还有些犹豫。这倒不是因为纳粹党提供的担保过于复杂，而是怀疑，他自己是否有能力不辜负“革命”力量对他的厚望。海氏十分想行动、参与，但他还在寻找“正确的切 入口”。
当人们在幕后紧张策划海氏接管大学一事之时，天主教史学家藻厄正在代行校长。1932年底被选上的校长默伦多夫，预定在1933年4月15日接任。解剖学教授默伦多夫是社会民主党员，他对接管大学深有疑虑，因为，在那时，像德国各地一样，弗赖堡迫害社会民主党人的运动马上就要开始。接管仪式于4月15日举行，在头一天晚上，沙德瓦尔特受纳粹党团委托去见落选的校长藻厄，向他传达了党的疑虑：默伦多夫不一定是实施大学一体化的正确人选，而且向他提出了海德格尔为候选人的建议。4月18日，正值默伦多夫召开第一次大学评议会时，纳粹报纸《阿勒曼人报》发表文章强烈攻击新任校长，该文的结语是：“我们给默伦多夫教授先生一次机会，不要阻碍高校新秩序的建立”。届时，默伦多夫已经清楚意识到，他再干不了几天了，4月20日他又召集了一次大学评议会，会上宣布他本人和全体评议员集体引退，并建议海德格尔为后继人。
一个月以来，一个强大的派别为海德格尔的接任在大学范围内创造了气氛。但海德格尔本人在最后一刻仍然犹豫未决。全体教授大会几乎一致通过选举海德格尔为校长，当然93位教授中13位犹太人被排除在外，剩下的80位教授只有56人参加了选举。参加者中有一票反对，2票弃权。弗赖堡大学校长一职交给马丁·海德格尔，构成一起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事件，而且，鉴于这位哲学家享有巨大威望，这对于立足未稳的当局，是强有力的支持。他当选校长并被任命为大学“首领”，恰好与他公开加入纳粹党的时间相吻合。
在当选之后，他的令人注目的行动清楚地表明，他为什么一直犹豫不决。4月22日海德格尔写信给卡尔·施密特，要求他参加纳粹运动。但是，动机是与海氏不同的。海氏想革命；施密特要的是秩序。全体教授大会已经为海氏把温和的大多数老保守派排除在大学评议大会之外。海德格尔应该“依靠党”。
为了避免与之冲突，海氏没有召集学术评议会。在隆重的接管大学校长职务的庆祝会上，他颁布大学的领袖原则和思想的整齐划一原则。此前，在5月1日“民族整体与国家庆祝日”这一天，他正式加入了纳粹党。入党的具体日期，是同党的领导机构预先约定好的。选择“五·一”完全是出于策略e68a847a6431333262363133上的考虑。他要求学生团体和全校教员必须像接到入伍通知书一样，精神激奋地参加5月1日的庆典活动。通知书中写到：“建设德国民族的新精神世界，成了德国大学最本质的任务。这是我们民族最崇高、最有意义的工作”。5月20日他签署了唯一的一份国家社会主义者校长给希特勒的电报。电报请求推迟接待《高校联合会》代表团，其理由为：“只有在思想整齐划一为基础，重新选拔的常务委员会才能享有高校的信任。德国学生团体对于现任的常务委员会，表示极大的不信任”。
至此，海氏的政治意图才日益明显：尤其反映在他接替默伦多夫时，先前领导班子变动了，有他引荐的人员，当选校长的合作者中，有一大批教授，他们绝对不是新制度的拥护者。特别是当选为副校长的神学家绍尔·J．比尔茨教授(他是天主教神学家)，尤其是海德格尔在弗赖堡的主要反对者，瓦尔特·欧申教授。在巴登地区先实施“守规矩”行动，接着，1933年10月1日颁布了“高校新章程”。正由于高校里贯彻“领袖原则”，须遵守完全独立于原先选举的一条法律规定，马丁·海德格尔才被任命为弗赖堡大学的纳粹头领，这条规定实际上使原先的选举成立一纸空文。这样，他才有必要的权限，可以任命训导长、系主任及评议员。
海氏在任校长一职时有过一系列的实践活动，以改革高校的一些体制为重，但最能引起他人眼球的莫过于其在5月27日大学节时所发表的校长致辞——《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这一宣言是在国家社会主义高校改革的那些重要提案的背景里发表的。
希特勒体制刚建立，尚未站稳脚跟，也刚开始确立其政治路线。为使大学生进行暴力活动，纳粹党积极参与大学生的斗争；教师队伍大部分人持消极和不信任态度，他们认为大学的政治化，对他们的特权是一种威胁：所有这些因素，使“大学阵线”在纳粹政治领导眼里，成为最头痛的领域之一，更何况，在德国传统上，人们非常重视大学生活。在海氏看来，大学生以他们的“果断态度”应起到政治与革命的新作用。
以“革命主义”作为大学改革的主要方案，这首先意味着，彻底翻新科学观念，还意味着，各大学的总体行为要起实质性变化，师生关系来一场革命，从而开辟一条道路，通往一所真正全新的大学。海氏持着这种坚定的信念：“挑起校长职务，就是保证当好这所高校的‘精神思想’导师。跟随校长的全体师生们，你们的存在和你们的力量，完全归功于真正共同的植根，把根植入德国高校的本质里。但是，只有在下列条件具备时，这种本质才会通达光明、显示效率、才体现出与其地位相符的本己特色，为完成神圣的使命，全体领导者时时刻刻要当被领导者；使命的强制性将其本己的历史特征，铭刻在德国人民的命运上。”
海德格尔改造大学以自己的主张为基础，并且，他在大学生先锋队身上，看到历史进程的主体。为此，他寻找政治行为的一个样板，是把校长——“头领”与基层、与先验的意识、与历史性运动相结合的样板，旨在清除旧结构。海氏要求结束大学机构的自由权，当然，还要求教师们，对引导他们的大学生们和冲锋队员们的革命冲劲，要俯首帖耳。国家社会主义新大学，被理解为新社会的顶峰，作为中枢，人民的精神思想法则应源于 那里。
可以说，马丁·海德格尔的《校长致辞》，不过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新校长们在其各自大学里宣读的众多致辞中的一篇，其总体含义，绝不能从剖析其本身内容中得出。但，就是因为这一致辞，海氏被不少后人指责为纳粹的共犯或是帮凶。也把这一致辞当成其罪证。
二战后，海氏对于来自各方对其在纳粹期间的言行的指责和质询，基本上采取沉默态度，正是这一沉默，造成了海德格尔与纳粹关系原有之谜。无论后人对海氏当时的立场采取什么样的价值判定，都可以找到相关的佐证。
这一历史公案如何裁决，恐怕只有历史才有权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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