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四史

不知道谁钦定《前四史》水平远高于后面的史书了，反正我是不觉得。

其实一般对于《史记》《汉书》评价最高，而对于《后汉书》《三国志》则评价一般，特别是《三国志》，内容非常疏略，不得不靠裴注加以补充；更严重的是，虽然号称《志》但却没有“志”，也就是没有职官、礼乐、律令这些记载，让后人去研究三国制度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前四史》这个组合更多是个概念，不代表其水平就一定最高。

另外，后人对于《前四史》的肯定，多多少少也有点崇古心理，就像《十三经》一样，越早的都被认为是越好的。

其实学术肯定是越来越进步的，而更早的不过是在开创性方面比较突出。

比如《史记》开创的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种体裁，奠定了纪传体的基础；《汉书》相对《史记》又有所补充，比如《公卿表》《人物表》《刑法志》《五行志》《艺文志》《地理志》，这些都对于后代纪传体贡献都是很大的。

当然，在《前四史》里面，《史记》的伟大还是毋庸置疑的。

《史记》不仅一场上古学术大总结，而且《史记》是一部真正的通史，而最难能可贵的是，太史公能够对于当朝皇帝和权贵进行批判，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无怪鲁迅先生高度赞扬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才是真正的民族脊梁。

太史公的精神确实是永垂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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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最重要的是什么？就事论事而言，当然是史笔、史观，也就是一个人的笔法、见识。

前人著史的目的，并非是作为后世研究过去生活的素材。

中国著史的这门行当，是有其独出的价值观、方法的，所谓政治史云云，都是后来者的总结。

廿四史的著作体裁，最允当的说法还是史传文学。

以人物为中心，以年代、事件为经纬，不是本末也不是编年。

著史大概有这么几个目的，监督、规诫当政者，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对抗时间。

史官起于巫祝，属于和上天沟通一类的官职，绝地天通之后，史官职能也发生了变化，实际上是被边缘化了，也就是司马迁所谓的“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而作为司马迁本人，是很不甘心的，他在发掘这一工作岗位的新职能，后来也确实发掘出来了。

这就是“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牛逼青年活着的时候不受重视，死了也没人知道，非常遗憾，所以司马迁想出了通过著史令他们名垂不朽的办法，还牛逼青年一个公道。

所以《史记》以人物为中心，开辟了史传文学这一新体裁。

至于说有什么弊端，当然可以举出一堆（否则也不会有其它补充体裁了），但后人论事，岂能否定其开创之功。

说不好听的，没有前人的发明，那就不是优劣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的问题了。

发表自己对历史、现实的看法。

也就是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就此而言，《史记》可以归入子部或者春秋部。

在史学史上已经有了跨越性的进步，著史者开始思考历史、世界的运行之道了。

遗憾的是后继者背离了道路，需要点名的就是《汉书》，《汉书》本身颇多可称之处，但就史学史而言却有很多倒退。

包括改通史为断代，改理性思考而为帝王家谱。

后世著史者尊《汉书》为正统，越学越不像样。

唠叨完这些之后，就能回答前四史的水平为什么高于后面的史书了：个人 见识、笔力、才具不同，司马迁陈寿这些人，是真正的良史之才，不是阿猫阿狗就能相比的。

创作自由度不同，前四史的创作氛围还是相对宽松的，并且大体上都属于私人修史，有想法，而且表达想法的渠道也相对顺畅，后世则不然。

唐太宗的年代尚且只是想干涉史官工作而不得，到了宋代，起居注直接进呈御览，再后来皇帝甚至能指导起居注工作。

史官作为作者的身份越来越卑微，供后世修史的素材也越来越不具参考性，当然会影响到创作。

一家之言和集体创作的区别，前四史为一家之言，不管一人或具有承继性的数人，总体上都可归于一家之言的范畴内，主旨上能够很好地贯彻下去，后面都是官修史，参与者水平参差不齐，乃至互相矛盾。

整体水平自然不在一个段位。

著史水平本身的倒退。

严格来说，史记在史学观念上达到了一个高峰，发明创新了一系列的架构。

后面的人只懂陈陈相因，殊无进展。

中国历史不等于廿四史！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各种野史、编年史、纪事本末、地方志、霸史、山川舆地著作、三通、《史通》、《水经注》、金石、文人作品集等等等等。

真想做研究素材的话，还真没几家比中国文化素材更多的，怕的是你只会就官修史而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