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王朝兴衰固然有其自身原因,但灾害往往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在王朝末期,国家统治本就岌岌可危,如果再遭遇到严重的灾害,那么简直就是灭顶之灾。
而在古代王朝之中,受灾害影响最大的,无疑就是东汉和明朝。
东汉:天灾简直如同流水账,天灾之后又接连爆发瘟疫翻开东汉末年的史料,尤其是帝王本纪,关于灾害的记载其实还算不上多,但如果将这些灾害罗列出来,却不难看出,天灾瘟疫简直如同流水账一般历历在目,其中尤以汉桓帝刘志和汉灵帝刘宏在位期间最为严重,这几乎成为了压垮东汉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以汉灵帝刘宏在位期间为例,从其建宁元年(168年)正月继位,到光和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短短十余年间,天灾几乎就没有中止过。
根据《后汉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大致梳理如下:建宁二年(169年)四月,癸巳,大风,雨雹,霹雳,拔大木百馀。
建宁三年(170年)正月,河南、河内饥荒,以致夫妇相食。
建宁四年(171年)二月,地震,海水溢,河水清。
五月,河东地裂,雨雹,山水暴出。
熹平元年(172年)六月,京师大水。
熹平二年(173年)正月,大疫。
六月,北海地震。
东莱、北海海水溢。
熹平三年(174年)秋,洛水泛滥。
熹平四年(175年)四月,郡、国七大水。
六月,弘农、三辅之地横遭蝗灾。
熹平六年(177年)四月,大旱,七州蝗。
八月辛丑,京师地震。
熹平七年(178年)二月、四月两度地震。
光和二年(179年)春,又发大疫。
三月,京兆地震。
光和三年(180年)秋,酒泉地震。
光和四年(181年)六月,炎炎夏日,冰雹下的“大如鸡子”。
光和五年(182年)二月,大疫。
四月,旱。
光和六年(183年)夏,大旱。
秋,金城河水溢,五原山岸崩。
冬,东海、东莱、琅琊井中冰厚尺余。
常言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东汉在遭受天灾的同时,又接连遭遇瘟疫袭击,汉桓帝时便先后爆发三次瘟疫,而汉灵帝时又先后爆发五次瘟疫,就连英国学者赫伯特·乔治·韦尔斯在《世界纲史》中也写道,“也许是因为穷奢极欲损伤了元气,汉朝衰落了。
在公元2世纪末,一场波及全世界的大瘟疫使中国的制度崩溃了,这是一场使罗马帝国陷入一百年混乱的瘟疫,而汉朝也像一棵狂风中的朽木一样倾倒了”。
如果再加上内部的叛乱和鲜卑的入侵,此时的东汉可以说是国无宁日,而正是在天灾人祸的不断袭扰之下,百姓们最终被逼到了绝境,黄巾起义就此爆发。
好不容易平定了黄巾起义,结果从建安九年(204年)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间,一场规模更大的瘟疫再度袭来。
曹植在《说疫气》中写道,“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医圣张仲景也在《伤寒杂病论》中回忆道,“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就连“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四人,也死于这场瘟疫。
如果说东汉王朝自身的腐朽,是其灭亡的罪魁祸首,那么东汉末年持续不断的天灾人祸,便是压垮这个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明朝:小冰河期灾害频繁爆发,持续十余年的瘟疫肆虐北方我们知道,明朝末期正好处于小冰河期,天气开始迅速转冷,尤其是从万历八年(1580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最为寒冷,那么到底有多冷呢?根据统计,其寒冷程度在一万年内位列第二,而在一百万年之内也能排进前六、七位,甚至有说法认为这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以来,这段时间都是最寒冷的时期。
综合南北地方志的记载,这次灾变的端倪可追溯至嘉靖前期,并从万历十三年(1585年)开始变得明显,但时起时伏,而到了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前后开始骤然加剧,而直到明朝灭亡之后的顺治七年(南明永历四年,1650年)开始,气温才逐渐回暖。
小冰河期带来了大量的自然灾害,例如地震,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的陕西华县地震,造成陕、甘、宁、晋、豫5省约28万平方公里、101个县受灾,因这次地震死亡的人数仅上报名姓的就有83万之多。
而在此期间,有两次大规模的灾害,对明王朝造成了致命打击:1、崇祯大旱。
这次旱灾是近500年持续性旱灾时间最长、范围最大、受灾人口最多的旱灾,这场自崇祯十年(1636年)陕西北部爆发,于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湖南结束的旱灾,受灾地区遍及20个省,干旱重灾区更是连成一片。
根据地方志记载,这次旱灾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达到顶点,不仅黄河和海河流域降水量将至历史最低,且出现数省特旱,山陕甘冀等核心旱区更是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山西汾水断流,临汾夏季甚至“风霾不息”,即持续性沙尘暴。
海河流域各河断流,晋、冀、鲁、豫大多州县伴随旱灾出现蝗灾、疫灾,甘肃省死人达80%以上。
对于仍以农业为主的大明来说,这场持续的旱灾无异于灭顶之灾。
2、明末瘟疫。
这次鼠疫于崇祯六年(1633年)爆发于山西兴县,当地百姓于次年开始纷纷逃离,结果导致瘟疫开始迅速向周边地区蔓延,崇祯九年(1636年)至崇祯十年(1637年),与兴县隔河相望的陕西榆林府、延安府相继爆发鼠疫。
崇祯十三年(1640年)至崇祯十四年(1641年)前后,瘟疫开始蔓延至河北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又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蔓延至天津,并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由腺鼠疫转化为肺鼠疫。
根据史学家推测,这次瘟疫直接导致陕、晋、冀三省损失人口达千万左右,仅京师便达到20万左右,京师甚至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
结果,这两场大规模的灾害,不仅导致明末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更直接导致明朝北部九边重镇中的大同、山西、蓟州、宣府等镇被直接摧毁。
当李自成从西安发兵攻打京师之时,一路根本未遭到抵抗,而在攻打京师时,即使守城将官不低声下气的求人守城,结果仍是“逾五六日尚未集”,以致不得不调遣宫中三四千太监参与守城。
而即便如此,城防仍然极度空虚,平均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刚刚经历瘟疫的明军更是“鸠形鹄面,充数而已”,这仗也就没法打了。
这个受灾害的影响······哪个朝代,又不受灾害的影响呢?哪个朝代,又避免得了一些大灾小灾呢?并不是灾害大,这个朝代,受到的影响就大。
而是要看,这个朝代,有没有抗灾救灾的能力、有多大的抗灾救灾能力。
所以,题主的这个提问,有问题。
应该是问,历史上,哪个朝代的天灾人祸,影响最大?其实,这个问题也不对。
每一个朝代的灭亡,都是人的问题;而自然灾害,会更充分、更快速地帮助一些问题暴露出来,以加速一个朝代的灭亡。
所以,人是内因,自然环境的变化,是外因,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促进一个社会向前发展。
如果没有小间冰期气候的回暖,就没有雨水的繁多和湖泊的众多,就没有渔猎时代的来临,如果没有渔猎时代,就没有人类的定居生活。
如果没有定居生活,就没有农业和畜牧业的诞生。
如果没有农业和畜牧业形成相对剩余的产品,就没有相对的商品交换。
如果没有相对的商品交换,就没有商品生产。
如果没有商品生产,就没有工业的发展。
但是,所有的这些如果,都是围绕人而来的。
如果没有人,则一切的如果,都不能成为如果。
而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有意识,有主观能动性。
所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
这个提问,就应该问,中国历史上,哪个时候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最弱?从而导致自然灾害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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