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市

为了大家理解方便，说简单一点，互市就是在约定俗成的地方，定期摆摊、赶集、卖东西，主要是物物交换，以此互通各方有无。

这与古代国家体制有关。

朝贡体制实质上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状的世界政治秩序，它以中原王朝为中心，下到府州县，再到边疆少数民族，再到藩属国，最外围是海外诸国，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等级与文化含义。

国与国之间贸易一般称朝贡、封贡。

传统中国周边少数民族政权较多，随着疆域变动，行政统属也不断变迁。

与少数民族政权通商、民间贸易等，称为互市。

也就是说，互市是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民族贸易往来的通称，是中央朝贡体制的变形。

明代互市地带有长城一带北方市口、云南提举司、海外市舶司等。

蒙元残余势力鞑靼、瓦剌部是明代的心腹大患，互市贸易则是维持边界的双赢手段。

实际上，互市对明朝也有利，《明史·食货志》云：明初，东有马市，西有茶市，皆以驭边省戍守费。

早在永乐年间，蒙古族地区首领阿鲁台就与明朝政府开始了所谓的朝贡贸易：岁或一贡，或再贡，以为常。

一般而言，北方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大都为游牧，很少也不善于经营农业和手工业，粮食布帛、盐茶器皿类物品主要通过互市用马牛羊及其他畜产品来交换。

这种交换模式符合游牧民族的利益与生活水平的提高。

长城沿线是互市集中之地。

在互市贸易中，马是大宗，故互市也称马市。

茶叶也很重要，故而汉藏通商又有茶马贸易之说法。

明代互市规模最大的，便是与蒙古的贸易。

市场规模有大小之分，大市一年一次，各部落酋长和贵族参与交易。

一般部族成员则多参与小市贸易。

互市模式超越了经济贸易本身，与政治盛衰、军事斗争密切相关。

明朝开国以来，朝廷与蒙古族的武装冲突打打停停，互市贸易时断时续。

由于蒙古地区畜牧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出现了“部落众多，食用不足”的实际状况。

一旦战争规模大，互市就停得时间长，以至成为经济封锁，这使得蒙古有把柄在明朝手中。

在万历时：边外复开小市，听虏以牛、羊、皮张、马尾换我杂粮、布帛，关吏得税其物，以充抚赏。

而且，互市夷马，或银或货，俱有定价。

为了规范治安，边境地方政府布政司、各卫所首领等机构则负责互市。

互市不通，蒙古武装就开始游击性抢掠、骚扰，边衅不断，令朝廷十分头疼。

明朝希望通过互市的兴废来扼制蒙古，以此作为双方谈判的筹码。

可以说，假设互市往来断绝会使得蒙古族面临困难，广大牧民生活“爨无釜，衣无帛”。

但是经济封锁也会反面导致：蒙古武装不断发动掠夺战争，汉族百姓便遭罪、明军就受挫，结果形成了一个死循环。

到了明朝中后期，尤其是土木之战后，大明王朝国力式微，长城以北的蒙古族鞑靼部在俺答汗的带领下，又开始崛起。

由于他们许多生活必需品依赖中原，他们迫切要求开通边贸和汉族通商。

然而，明廷出于政治考虑，以鞑靼忽战忽和、反复无常为理由，拒绝通商互市。

于是，俺答汗无法从和平途径得到需要，便经常南下劫掠财物，这时候，宣府和大同府是离俺答汗最近的军事重镇，战事不断。

各种因素综合之下，隆庆元年，隆庆帝开放海禁，史称隆庆开关，隆庆五年封俺答汗为顺义王，与漠南蒙古右翼诸部之间化干戈为玉帛，开放边境十一口，通贡与互市，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

明代两百多年，互市贸易的形式主要是：贡市贸易、官市贸易、民间贸易以及走私贸易”四种形式。

民间互市停止之后，变通的方法则又有很多。

尽管边境经常发生武装冲突，大小规模的战争时停时续，但民间却已自发地出现了贸易活动，称为私市。

私市在弘治午间已经出现了：近闻北虏进贡多挟马入边私市，市者得之皆以归势家，因取厚利。

在厚利驱动之下，商民必趋之若鹜，以至于“远近商贾多以铁货与虏交易，村市居民亦相率犯禁”。

尽管明朝政府曾经颁发了一系列禁令，杜民夷之交通，力图禁绝私市。

但是事与愿违，难免失效，往往“官市毕，听民私市”，蒙汉间的贸易活动是蒙古地区与汉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并不是明朝政府利用国家的强制力量所能窒息得了的，中央王朝的力量在这方面悲剧性的失落。

参考文献：萧国亮：《明代后期蒙汉互市及其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7年第2期。

段卫宇：《试论明代互市贸易形式》，云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明朝互市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明蒙之间的互市，这条互市主要在辽东地区，一直延伸在整个长城军事防线上。

明朝最大的敌人一直是北方的蒙元，明太祖到明成祖时期主要是军事的攻打。

明太祖派大将蓝玉擒拿蒙元的太子等几千人，明成祖又多次北伐蒙古。

但是在互市也依然存在。

期间断断续续。

但明蒙互市在隆庆朝以前有个特点就是交易量小，贸易点分散且不固定，特别是明英宗正统年间至明世宗嘉靖年，由于土木堡之变和庚戌之变导致互市导致互市多次关闭，边境局势的动荡，互市也是几经波折。

隆庆议和之后明蒙互市畅通，经济贸易发展达到繁盛的时期。

交易地点相对稳定，并有了明确的市场管理制度和贸易规则。

明蒙贸易主要是集中在辽东以马市和木市为主，“肘腋”分布的特点，即宣府、大同、山西以此明朝长城军事地理一线。

特别是明穆宗隆庆五年、六年在此三镇开设十三个市集。

在明蒙互市中的主要是生活必须品的交易，以马匹、粮食、木材、布匹为主的生活必须品。

在隆庆议和后边境互市有官办和民办两种形式，“宫市毕，听民私市”。

隆庆明蒙双方贸易大大的增加，如当时描述的“东自海冶，西尽甘州，延袤五千里，无烽火警”。

隆庆互市也打破了原有的“朝贡”藩篱，处于一种平等的贸易状态。

在互市的地点开市的时候明蒙双方都派军队去维护市场，还开设小市以便双方人民的贸易。

从隆庆议和明蒙稳定状态的互市一直延续到崇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