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立宪

肯定不是假立宪，听我一一道来。

清末新政，肇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

至1905年，“日俄之胜负分，则立宪专制之胜负亦自此定”，加上革命论的广泛流行，“吾国之立宪论，勃发于此时”。

1906年8月26日，载泽上《奏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折》，颇有蛊惑力地阐述了立宪之三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

与此同时，端方亦奏呈《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建议朝廷应要积极立宪。

鉴于此，1906年9月1日，清廷出台了《宣示预备立宪谕》。

由此，预备立宪运动逐步展开。

细加检讨清廷在最后几年的新政成绩可知，新政并不是如一些文章说的那样，是假改革、反改革。

在这里谈三点：● 新政目的之一，在于化除满汉隔阂。

● 1908年的改革被地方力量牵着鼻子走。

● 评价清末改革不能流于“结果正义”。

“化除满汉畛域”新政实施之首要努力，在于“聚气一心”，而核心是满汉之“大同”。

同治之后，狂飙四起的底层起义与民变风潮，团练大兴，重用汉族士绅成为一种趋势，这引发满洲贵族的不满与怨气，朝堂之上满汉内斗倾轧屡见不鲜。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二日，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联袂发布了一道“化除满汉畛域”的圣旨：我朝以仁厚开基，迄今二百余年，满汉臣民从无歧视。

近来任用大小臣工，即将军、都统亦不分满汉，均已量材器使，朝廷一秉大公，当为天下所共信。

际兹时事多艰，凡我臣民方宜各切忧危，同心挽救。

岂可犹存成见，自相纷扰，不思联为一气，共保安全。

现在满汉畛域应如何全行化除，著内外各衙门各抒所见，将切实办法妥议具奏，即予施行。

清廷高层力图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本是情理之中。

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却天然地屡遭社会诟病，舆论四起，《申报》有人撰文称：我国自去年七月十三以来，预备立宪之声，既腾达于中外，而革命之风潮不息，暗杀之手段所以日加烈者，其第一之争执，在于满汉之不平等。

故不先除满汉之界，虽日日预备立宪，不过成一立宪之空名词而已。

有学者指出，满汉隔阂之破除，与地方督抚之奋起事功难以剥离。

随着时局变动，汉族官绅对于权力的渴求促使其积极推动新政。

是以上述《申报》文结尾即说：以是以政府不欲实行立宪则已，果欲实行立宪，非先平满汉之界，其道未由。

政府不欲消除革命之风潮则已，果欲消除革命，非先除满汉之界，无由着手。

故早一日实行立宪，即早一日弭革命之祸；早一日平满汉之界，即早一日成立立宪之局。

”打破满汉区别，扩大汉族督抚权力，被赋予了与新政实施、立宪格局、消除革命的重要地位，此中别样的意图一目了然。

清廷起自东北，赖于八旗，此乃立国之本。

“化除满汉畛域”诏之出台虽有弥合众议之嫌，但从“满汉区分”到一改为“一秉大公、从无歧视”，用心之良苦，可谓新政实施之推力。

地方力量1908年的重要性在于，颁布了立宪的法律条文，“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渐次走向政体改革。

这一年，新政颇具过渡和断裂双重特征：慈禧、光绪相继离世、11月幼主溥仪登位，其父载沣监国，光绪—宣统之转折，原本新君新气象之机，实则危机四伏、暗藏汹涌。

当年8月，朝廷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23条，其中关于“君上大权”的14条，在“预备立宪”进程的具体设计中，光绪三十四年，即1908年，作为第一年要做的是，各省督抚筹办咨议局，颁布城镇地方自治章程，编辑国民必读课本，以此开启民智、训练民众，完成立宪的准备工作。

有文章说，清廷罔顾民间呼声，一意孤行，皇帝专权，这不符合事实。

1907年，清政府提出要在中央筹设资政院，在各省筹设咨议局。

张謇、汤寿潜等人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之后各地立宪公会纷纷建立，组织发起国会请愿运动，提出速开国会、颁布宪法、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组建内阁等诉求。

另外，朝臣内部的派系斗争大大削弱了新政的实施力度。

以载沣、载泽为核心的满洲亲贵势力、以张之洞为代表的老臣势力、以瞿鸿禨为代表的“清流”势力、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势力，在新政推演过程中，水火不容，各方纵横捭阖，于1907年“丁未政潮”斗争中“大打出手”，消解了上下“聚气一心”的政治想象。

正因舆论四起和各地民众运动之故，1909年3月，清廷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命各省当年内成立谘议局。

同年12月，16省谘议局代表组成国会请愿同志会，在1910年又发动3次大规模请愿要求速开国会。

10月，资政院成立，各省要求1911年召开国会。

至此，清政府不得已又将预备立宪期由9年改为5年，定于1913年召开国会，1911年可先成立内阁。

可以看到，由于中央权力的式微，清廷在新政中相当被动。

改革的进度几乎被以督抚、新军为核心的地方力量牵着鼻子走，这显然不是所谓的皇帝专权。

即便督抚与地方权力的膨胀已然成为中央权力运作的痼疾，有人仍心存不满：“自中央集权之说中于中央政界之心理，而督抚之权日削，而外省之力日瘠，迄于今几无一款之可筹、一事之能办，疆臣愤不能平，则相率托词乞退。

呜呼，其流毒之巨有如是也”。

“疆臣不能平”才是导致新政龃龉的关节所在。

可以说，官制改革中，地方督抚与新军的权势并未被实质性削减，他们所指责者，是以“地方自治”来要求中央给予充分之权，无非想借助请愿运动为自己张目罢了。

“结果正义”宣统帝继位后，其父摄政王载沣遵循皇兄光绪帝的遗嘱，加快立宪的进程。

宣统元年（1909年），各省咨议局选举。

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初一日，资政院举行第一次开院礼。

宣统三年（1911年）5月，载沣在“扬满抑汉”思路下，任命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筹组新内阁，内阁共13名成员，其中满人8名、汉人4名、蒙古人1名。

8名满人当中有6人为宗室、1人为觉罗，被当时革命党及立宪派讥诮为“皇族内阁”。

实际上，若回到历史现场，满蒙汉三家各分席位，倒也未必是反改革。

但革命党以及地方实力派却认为，这是借预备立宪欺骗国人：“逆胡无赖，假借立宪之空名，以涂饰天下之耳目，其恣睢狼戾之私，亦既彰著而不可掩覆”。

捕捉到舆论走向的清廷，到了立宪后期，改革政策如牛毛般倾泻而出，恐“稍一迟回、稍一懈怠，则国势之强弱判焉”，改革不仅 *** 之过急，而且不切实际，“上急行而下不足以追步，则有倾跌之虞”，基层不断抵触，民变四起。

这显然不是理想的改革。

结果正义是评价历史事件一种最普遍的模式，清廷高层举办新政不假，但维护清廷统治的大厦为“真”。

更不可否认的是，见习西法，改革自身的诉求亦不可归于“假”。

革命思潮风起云涌，排满运动难以遏止，但新政不是革命，一股脑、全盘推倒重来也非新政初衷。

在清廷业已崩溃的结果论导向下，似乎那些完全符合各地督抚、新军将领、绅商群体期许的清廷改革为真，不符合便一刀切叱责为假，如此轻率判断，不免流于“乡愿”。

清廷决非直接亡于新政。

与其说假改革、反改革误国导致加速灭亡，毋宁说地方势力的坐大离心误国作用更巨。

在各省光复后任职都督的 27 人中，有 14 人来自新军官员，包括新军统制、协统、标统、管带及教官等，占总数的一半以上；旧官僚包括巡抚、布政使、提督 5 人；立宪派包括 3 位谘议局议长。

可以说，晚清地方势力的崛起，在新政的制度化过程中成为难以控制的政治力量，加速了清廷的衰败与倾颓。

因而，所谓假改革、反改革之说，不过是后见之明。

内部崩溃、谁也无力回天。

苛责古人易，而反思己身则难矣，后来者多一些“同情之理解”罢。

参考文献：2017年9月15日，我在彰考局公众号所发的文章。

王旭：《清末新政改革四论》，《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这个问题要看你怎么定义“真立宪”和“假立宪”了，因为对于统治阶级来说，任何的政治改革的最高目的只有一个——维护自己的权力统治，清政府自然也不例外。

所以说，从目的上来看，区分真”和“假”没有意义。

当然，此时的清王朝已经积重难返，不得民心，其统治集团早已成为全民族的公敌，这种情况下它的“自救”确实令人厌烦，而且晚清的立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满洲贵族的吃相很难看（比如“皇族内阁”），这使得其改革的性质更容易受到怀疑。

然而很讽刺的是，清末立宪不仅仅没有延缓清朝统治，反而加速了其灭亡，因为这次立宪得罪了体制内的最后一批既得利益者（强化中央得罪地方督抚，废除科举得罪士大夫）。

这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清朝的崩溃不是传统意义上一家一族之王朝的崩溃，而是整个封建体系已经日薄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