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银幕上全是清朝的剧，“皇阿玛”“皇前”“格格”“奴才”的称谓层出不穷，让人觉得清朝在银幕上，在21世纪，在人们心中，依然鲜活。
在清代的诸多剧目中，圣贤贤臣，家国情怀，儿女情长，在荧屏上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盛世画卷。
但是，众所周知，荧幕中并没有盛世大清。事实上，乾隆登基后不久，中国就迎来了百年屈辱，一段让人不忍回忆的历史，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
其中，清朝在辛亥革命中灭亡后，中国迎来了残酷的军阀混战，其间也失去了不少领土，所以很多人在回顾百年屈辱历史时不禁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清朝没有灭亡的时候，还能保持完整的中央政府和领土完整。所以，如果清朝没有灭亡，没有发生辛亥革命，在清廷的领导下，中国局势不会恶化，民国军阀不会分裂，领土不会遭受损失。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清末的情况已经给出了答案！
清初实行总督制，即总督、巡抚掌管地方大权，与六部平级。但由于巡抚权力过大，为了牵制巡抚，设置了政务院和府衙司法局。
密使负责官员考核和财务，直属吏部和户部，按察使负责刑法，直属刑部。两者都是划分总督的权力，但不属于总督。所以，没有财权的地方，没有财权就没有后勤，自然不可能调兵造反。
同时，地方总督是最高行政首长，统率本省的文、军、民，但同时中央又设置了封臣、将军等官职。在每个省，分别对六个中央部门直接负责，以此来划分省长的权力，防止省长坐大。
所以地方诸侯没有足够的兵权，要他们自立或造反基本不可能，除非所有地方官都联合他。
因此，清朝中前期，中央政府直接掌控全国的军事、政治和财政，各省督抚完全听命于朝廷，没有独立的军权和财权。
但太平天国运动后，八旗军和绿营得不到重用，单靠满蒙势力无法维持统治。于是咸丰三年，允许组织地方武装——团练，用“自养团练”自保，以牵制太平天国。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各地诸侯逐渐掌握军权、财权，扩大人事权，形成一个又一个“独立王国”。
对于任何一个朝代来说，团练都是一剂美味的毒药，或许可以镇压叛军，但是太容易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清朝也是如此。
清兵的胸服上，“兵”字属于正规军，一般指绿营。“勇”字指的是团练，出现于清末。这是一支半常设的雇佣性质的武装部队。东西招之则散，收之则勇，散之则为民。曾国藩的湘军是团练性质的武装力量。
随着湘军的崛起，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迫使清朝的军事制度发生了变化。总结一下曾国藩湘军的特点，就是:“一营的权力全部交由营官，指挥不遥控；军之权全付，总司令不遥。”
其中“不为遥控”是指不能遥控，连统帅、太子都不能遥控，更别说朝廷了。
为了更有效地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将大量军事将领授予巡抚之职，由巡抚直接指挥当时作战能力最强的雍营，从而实际上拥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后来，朝廷还赋予总督掌控绿营的权力，使总督手中的军权进一步放大。
总之，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左、沈葆桢、李绪义等汉族武装集团迅速崛起。特别是湘军制很快取代了绿营制，将军自行招募制取代了兵部的天下制。
与现代不同的是，在古代，谁招谁往往听谁的。所以朝廷的兵部很快就只有名义上的调兵权，实际调兵权属于地方官员。
到光绪末年，清廷是一兵一卒，都得靠地方督抚。比如朝廷根本指挥不了李鸿章的淮军，只有李鸿章能指挥。
众所周知，战争关乎后勤。没有后勤，我们手中再多的兵力也是枉然。那么，地方长官是如何掌握财权的呢？
太平天国之前，清政府财政陷入困境。文献记载，咸丰继位之初，户部只有187万元的银行存款，各省缴纳的税只有225万元在运途中缴纳。两者加起来只有412万元，还不够户部用半年。
但太平天国爆发后，到1852年底，户部缴纳的各种“奢饷”已达2963万余元。
随着太平天国起义规模越来越大，清朝中央政府根本无力应对。于是为了应对严重的财政危机，清政府下令各地“就地加薪”，改变了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地方督抚逐渐有了自己的财政收入。
清代地方政府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提高俸禄:一是增加旧税，突破康熙“永不加税”的限制；二是开征新税，最重要的是建卡征收厘金，江北营靠征收厘金维持；
第三，自主管理捐赠。咸丰三年，曾国藩邀请“准大臣到处劝捐”，开创了地方官员可以公开卖官敛财的先例。后来，各地都成立了捐赠机构。
地方长官有钱后，可以完善自己的物流系统。如湘军在就地加薪的过程中，设置了军部局、运输局、粮站、好坏局、备防局、营防保障总局、军服保障总局、药铅制造总局、军械火药收发局，形成了独立于户部的后勤保障体系。
所以有人说，如果曾国藩造反，成功的概率极高，完善的后勤系统是重要原因之一。
洋务运动兴起后，户部被迫允许总督就地筹款。
于是，地方督抚不仅保留了镇压太平天国李进、捐钱等权力，还进一步扩大了财政收入渠道，包括常征的剩余部分、关税的一部分、田赋附加税、官商和股份的官方收入、发行纸币、铜元利润、举借外债和内债等。
太平天国之前，清朝的督抚数量有限。雍正时，总督可以推荐三人，总督可以推荐两人，其余由吏部选拔。
但太平天国运动后，大量官员被革职或被杀，清廷不得不无条件地多次向诸侯发函保护人才。比如1861年，咸丰下令各督抚无资格保护武直人员，左任巡抚，安徽巡抚李绪义是曾国藩的主将。
与此同时，随着总督权力的增加，以下办公室的数量也在增加，所需工作人员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所以总督擅自任命下属官员，朝廷对此只能默许。
《清史稿》记载:“总督行事便利，择人不分资历，随时采取措施，不能以大计为例。”毋庸置疑，诸侯自己任命的基层官员，自然对他们的忠诚度较高，但未必对中央忠诚。
太平天国时期，崛起的地方武装首领基本都是汉人。后来这些汉人的督抚和自己任命的官员大多是汉人，这与清朝ZC的“防汉抑汉”是相悖的。
所以清廷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后，企图逐步收回权力，但问题是旧的制度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地方督抚又不愿意失去权力，怕清廷失陷后算账。
更何况当时跟西方交涉的事情，基本都是地方督抚在处理，所以最后朝廷不但没有收回权力，反而让地方督抚有了更大的权力。
在掌握了军权、财权、扩大人事权之后，地方督抚实质上已经属于“独立王国”了，尤其是义和团运动时期。
鸦片战争后，清朝与西方列强的谈判主要由汉人或地方督抚处理，导致慈禧太后与西方列强之间缺乏畅通的沟通渠道。
由于西方使臣集团对光绪政变后慈禧囚禁新政权，对“自建仓储”持鄙视态度，清廷认为列强有推翻慈禧，恢复光绪的企图。
义和团爆发后，慈禧态度暧昧。她一方面计划在外国列强的压力下镇压义和团，但另一方面又想利用义和团泄愤，向西方列强施压，改变其“推翻慈禧，恢复光绪”的政治意图。
所以义和团的ZC是“抑抚并举，以抚为主”，导致义和团的势头越来越大，让西方列强感到不安。
西方列强为了应付义和团，进一步谋利，以保护使馆、帮助平叛为由，组成八国联军，要求慈禧立即镇压义和团。
此时，清政府内部出现重大分歧。有的认为应该马上打压，有的认为应该观望，有的认为应该顺应其变化，等等，最后各行其是。
更有甚者，清廷对地方督抚的“抗命”行为充耳不闻，不予追究。也就是说，地方诸侯不服从诏书，中央政府却一点也不惩罚。这不仅让地方督抚看到了清廷的软弱，也让地方政府尝到了甜头。
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绪名义向万国宣战。邮政大臣盛怀玄立即下令各地电信局扣留清廷“召义和团宣战”只传给各省督抚，劝他们不要服从命令。
当时两广总督李鸿章立即回禀朝廷说:“此乱命也，谓广东不遵圣旨”。李鸿章的幕僚刘学商议，上书孙中山:“李鸿章因北方义和团运动，欲使广东独立，欲起用你为辅。请立即来广东合作。”
随后，盛怀玄、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闽浙总督徐应勋、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书堂、安徽巡抚王之春、广东巡抚德寿，就如何保全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外国列强的入侵进行了讨论。
同时暗中盘算，如果北京失守，皇帝和太后有难，李鸿章当大总统撑腰，终于在几天后，在上海签订了《东南互保协定》，史称“东南互保”。
之后四川等地也加入了互保，于是“互保”的范围扩大到了东南、中南甚至西南。
毫无疑问，东南互保运动是统治者长期掌权、长期酝酿和自保的结果。反过来也可以看出，清末各省早已支离破碎。
虽然李鸿章、张之洞等。有很高的政治威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东南、中南甚至西南各省糊在一起，但对漠北、西北各省等边境地区的影响力不足。
更何况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死后？群龙无首之后，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只能被西方列强轻易击破。
综上所述，民国军阀割据的根源其实早在清朝就埋下了。到清朝末年，朝廷已经无法指挥地方政府，地方督抚是事实上的“独立王国”。国内的情况并不比民国时期好。
如果清朝继续存在，依然不会改变“诸侯专制独立”、清廷无法指挥地方的局面。更何况满汉矛盾在清朝依然存在。所以，如果清朝继续存在，中国只会变得更糟，甚至会因为清朝对列强的软弱而失去更多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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