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扫六合的汉武帝一辈子都没能打倒的敌人究竟是谁？

在旧的法律体系之中诛灭豪强的名臣，司马迁和班固都将之放入了《酷吏传》中，这个“酷”字的本义是“酒的味道过于醇厚”，试问，酒该不该有酒味？

答案不言自明，所以对于酷吏们在地方上屠灭豪强的行为，司马迁这个当时人的态度其实是支持的，只是觉得有些过度，所谓：

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

比如王温舒。

汉武帝时，王温舒被提拔当河内太守，还没上任就早早侦查了当地的豪强大族，九月份到岗就下令准备五十匹快马，从河内到长安沿线自设交通站，开始抓捕当地的“豪猾”。

接下来就是人咬人、狗咬狗了，各种违法乱纪的事儿牵连出一千多家，定案奏报走他自己的通讯线路，两三天就得了批复，大罪灭族、小罪砍头，杀人杀到流血十几里，杀到郡内大治，街无夜行之人，野无犬吠之盗。

就这么杀到春回大地，必须封刀了（注：当时规定秋冬行刑），王温舒竟然跺脚感叹：

会春，温舒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

那么，他的大事是什么呢？杀人。

虽然大事未足，汉武帝对王温舒的成绩还是很满意的，升官接着杀别处。不过王温舒不像郅都、张汤这些前辈，杀人不少，德行却差，不但自己贪出了千金之富，手下人跟他几年也“多以权富”，大老虎带出了一群小老虎。

可惜王温舒受贿被人告发，畏罪自杀不算完，全家还被族灭，两个弟弟和两个亲家也犯法被诛，当时人评价，古时有“夷三族”了，王家更惨，落了个“灭五族”。

喜欢串联戏剧性的文人墨客看到这样的桥段，总会感慨“酷吏”不得善终。事实上，更大的“酷吏”张汤被陷害自杀，其子张安世在汉宣帝朝统揽军政大权，一门三侯，传国八代，安度王莽篡汉，二百年间未遭谴黜。与张汤一同编订律令，让汉武帝朝法令愈发刻薄寡恩的赵禹也得享天年。

酷吏们真正的危险反而来自于豪强大族的复仇。

电视剧《汉武大帝》中的汉武帝

《汉书·地理志》记载：

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取送死奢靡。汉兴，号为难治，常择严猛之将，或任杀伐为威。父兄被诛，子弟怨愤，至告讦刺史二千石，或报杀其亲属。

太原、上党两郡聚居了大批晋国的公族后人。自汉朝初年开始这地方就出了名的难治理，朝廷只好派敢杀人、好杀人的太守过去震慑。问题是，春秋战国的游士传统犹存，你太守敢杀我的父兄，我就敢去上访诬告你犯法，告不动，我就去杀你的家里人，反正一报还一报，看谁不怕死。

从结果上看，绝大部分太守、县令肯定是怕死的，在《酷吏列传》里司马迁看得上的10个，加上看不上、“何足数哉”的8个，也只有18个“酷吏”，相对于百十来个郡国，实在是少之又少，否则汉武帝也就没必要再派刺史遍天下公费旅游。

汉武帝规定刺史的“六条问事”头一条就是：

（纠察）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剩下五条，则全部针对二千石的各类不法行为，而且规定刺史只许监察太守、国相这个级别的高官，可见刺史本身只是对旧的行政体系的一个补充，是悬在二千石头上的一只鞭子。

以往，我们总将“刺史”视为监察官，也就是盯着“官”的官，可这“六条问事”的第一条，其实就不是针对“官”，而是针对豪强，可见豪强问题终汉武帝一生，也没能真正解决，可以说是比北方草原上的匈奴更可怕的“达摩克斯之剑”，时时悬在汉帝国的头上。

在秦汉的法律约束社会的体系下，除了皇帝本身凌驾于法律之上，所有人都是这个体系的螺丝钉，无论是三公身份的御史大夫，还是最高司法官员廷尉，或是治政的二千石太守，甚至是最基层受理诉讼的啬夫，都是这套体系里可替换的零件。

对于妨碍体系运行的零件，比如豪强、巨商，或是游侠、盗贼，都需要被挫平，乃至消灭。旧的行政体制完成这个任务困难，那就由刺史拿着鞭子督促你来做。

汉画像砖：杖斧出行

鞭子还不管用，就派出相当于后世钦差大臣的“绣衣直指”，杖斧巡郡，遇到盗贼、豪强不法可以直接调兵攻杀，一次性斩首甚至达到一万多，为叛民提供饮食的也要连坐，一处反乱能够牵连数郡，再杀数千人……

事实证明，不合适的零件是杀不绝的。民乱一起，小吏怕抓捕不着，自己掉脑袋，干脆就不报告，偶尔有到了地方政府的信息，地方领导也怕担责任，干脆也不报，上下勾结，反正过一天算一天。

此时，西汉帝国就进入了系统“怠惰期”，因为这些豪强、巨商、游侠，本身就是在汉初刻意放纵秦法体系的背景下野蛮生长出来的藤萝，借由自由的市场、权力的放任，这些藤萝深入到帝国的各个角落，过去有多辉煌，结果就有多丑恶。

此时，依法治国，人人可杀。

所以，汉武帝必须为他的汉帝国寻找新的出路，一条完全不同于前代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