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是明代谁的名作

牡丹亭是明朝汤显祖的作品。文中描写了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故事，体现了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生活的追求。而且《牡丹亭》是明代作家汤显祖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最得意之作，他曾言“吾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

说起汤显祖，就会想起《牡丹亭》。但奇怪的是，一说起《牡丹亭》，人们能够想起的大概就只有《闺塾》、《惊梦》、《寻梦》这几出（全剧五十五出）。

不止此，有些重要关目还令人扫兴。当杜丽娘回生之后柳梦梅要跟她“今宵成配偶”时，她却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鬼可虚情，人须实礼”而严颜拒绝。由于五四以来的观众把杜丽娘的“惊梦”当成反抗封建婚姻制度、争取恋爱自由的爱情剧，因而这“人须实礼”的重要关目便让观众大失所望。

事实上，把《牡丹亭》视为爱情剧，是小看汤显祖；把《牡丹亭》主题理解为反抗封建婚姻制度，那又是拔高汤显祖。汤显祖所思考的，是那个时代的哲学命题：什么是真正的儒家精神？在“真儒”思想体系中，人欲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个体的自主性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这种思考从他创作八股文的少年时代便已开始。由制义而至传奇，正可看出其思想发展的脉络及其变化。

从八股文到《牡丹亭》以性情之道，求孔孟真心

汤显祖曾为包熺《宋儒语录钞释》作序，并评价此书“此孔、孟正脉也。”他最为追慕周敦颐（字茂叔）和程颢（字伯淳）。所谓“以为绝学梯航”者表明，在他看来，“孔孟正脉”在他那个时代已成绝学。他早年所作的八股文是他对“孔孟正脉”的理解的一份心得。

汤显祖所作制义，明清时文集多有录入。这些制义并不完全是为应试而作。明清的制义，有一定的在社会上传播的渠道。这种独立于科举考试之外的传播渠道，使八股文创作可以达到“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题以发之”的地步。由此，八股文的创作进入了审美的境界，成为一种“美文”。

汤显祖在其制义中始终执着地去表达他对儒家经典的独特理解，这就涉及他所受到的王学左派的影响。他于13岁拜罗汝芳为师，对“孔孟正脉”的体认富于心学色彩。《夫妇之愚……所憾》篇，其题来自《中庸》，朱熹点明，《中庸》的这段话，强调的是：“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但汤显祖则把朱熹所说的“君子之道，近自夫妇居室之间”的意思加以放大，把“夫妇居室”与“百姓日用”联系起来。他说：“圣人虑善，反有借知于匹夫匹妇者。……圣人立事，反有借能于匹夫匹妇者。”

援佛入儒、三教合一，这本是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共同特点。但明代有一种主流的经义学观点，认为八股文的写作应该“理醇”，不应渗入释道、子书。但在心学的影响下，罗汝芳的入室弟子杨起元却做起了援佛入时文的实验，以二氏入制义很快就形成为一种风气。

汤显祖的制义借助于二氏，一方面强化了心学体验的表达，另一方面则令词华多变绚烂。汤显祖的援二氏入八股文，有一些是借二氏术语诠解儒家经义，如《诗云缗蛮》一文，基本上是在演绎四书经义与朱熹的传注，流露出的是一种援佛入儒的旨趣。有一些则是试图通过援二氏入儒以表达新的见解。如对于出自《大学》的《身有所忿》一题，此一题目到了汤显祖手里，便引入了老子《道德经》和佛教理论，由“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到“以太虚为宗”、“以终灭为验”，多方设喻，令人眼花缭乱。汤显祖充分利用八股之排比，每引入道家或释氏，便有相应的术语排偶而出。他之追求机变、微眇、奇异，目的是为了表现富于个性的心灵。

不惮狂狷追寻“孔孟正脉”

汤显祖的八股文代表着隆万时期的新变。对于这一时期的新变，当时及后世的卫道者纷纷表示担忧乃至愤恨。作为明代八股文的总结性人物，崇祯间艾南英感叹“隆万而降杂以俚矣”（《今文定序篇下》），“制举之业至今日败坏极矣”（《戊辰房书删定序》），而隆万则是天、崇间“败坏极矣”的八股文风的源头。

万历十五年（即汤显祖中进士的四年后），礼部尚书沈鲤在其上疏中说，当时的八股文写作越来越远离儒家经典，沈鲤向皇帝提议：今后“如复有前项险僻奇怪决裂绳尺，及于经义之中引用《庄》、《列》、《释》、《老》等书句语者，即使文采可观，亦不得甄录，且摘其甚者，痛加惩抑，以示法程。”（《弇山堂别集》卷八十四）援二氏入儒被视为文章之流弊。

隆万八股文风实是王学影响的直接结果。这一点，艾南英看得最为清楚。他说嘉靖、隆庆以前，士子谨守程朱的传注，但“自兴化、华亭两执政尊王氏学……此后浸淫无所底止。”（艾南英《历科四书程墨选序》）“华亭”指嘉靖末首辅徐阶，“兴化”指隆庆间首辅李春芳。

徐阶推崇阳明学，有姚江弟子之称。李春芳曾是阳明后学王艮的学生，于隆庆二年继徐阶为首辅。这两位王门弟子相继为首辅，再加上徐阶的讲学活动，阳明学不仅在官学中占有了重要的地位，而且经由科举这个平台向整个举业辐射。所以在制义中援引二氏、百家杂说，这是儒学在晚明发展、变异的一种形态。汤显祖八股文创作正是徐、李二首辅“执政尊王氏学”时期，他的追寻“孔孟正脉”汇入了这股时代思潮之中。

汤显祖对真儒的追寻并非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也不是虚玄的冥想，而是与具体的政治实践、道德实践息息相关。就在他中举之后尚未进入官场的时候，张居正欲其子及第，拟罗致海内名士以撑门面，看中了汤显祖。这种孔子所深恶痛绝的“乡愿”作派冒犯了汤显祖的价值信仰，他拒绝了张居正的延致。

现实政治中的极权主义（以张居正、申时行为代表）手中不仅拥有行政极权，而且拥有意识形态上的极权。天理成了他们强化个人极权、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这一类人才是孔孟儒家的真正的异端，是李贽所口诛笔伐的道德伪饰者。在《攻乎异端》一文中，汤显祖说：“夫学道者将以利天下也，攻异端者则害而已矣。……然其害也，非私其情于己，则玩其志于时。无益性体，只见其乱道真而长浮俗也。”

追寻“孔孟正脉”，这既是对孔孟儒家与宋明理学的比较的结果。也是对于现实政治实践深怀失望的产物。他的所谓“余意所至，正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其真正的含义是：坚守道德贞 *** ，不惮身为狂狷，愿为此付出一切代价，去追寻心中那个真正的孔孟正脉。

情多想少对《牡丹亭》的“忏悔”

占去了晚年主要精力的是他的传奇创作。万历二十五年，汤显祖完成了《牡丹亭》。第二年他赴京上计后即告归回临川，写了《牡丹亭》的题词，并刊行该剧。在此前后，汤显祖与达观和尚有过一些关于“性”与“情”的讨论。这些讨论是《牡丹亭》创作的重要背景。

达观在给汤显祖的信中说：“真心本妙，情生即痴，痴则近死；近死而不觉，心几顽矣。”又在后来的《续栖贤莲社求友文》中说：“岁之与我甲寅者再矣。吾犹在此为情作使，劬于伎剧。为情转易，信于痎疟，时自悲悯，而力不能去。嗟夫，想明斯聪，情幽斯钝。情多想少，流入非类。”

这篇文章常被理解为汤显祖晚年对于“情”、对于《牡丹亭》的忏悔录。事实上是他依然执着于“情”的无奈。“情多想少”固然使他历尽人生磨难，但他清醒意识到“出世之难”的千古同慨。

《牡丹亭》是在“情”与“性”（而不是“礼”）的相对待中展开艺术思维的。杜丽娘因《关雎》而兴二八之叹，因游园而感生命之萌发、情欲之骚动、之升华、之对象化，因青春与美丽之付与断井颓垣而痛苦，因而寻梦、写真、一病而亡。

这种艺术呈现表明：情欲是天生的、自然萌发的、美丽迷人的，因而它是合理的。至于此剧后半部分的寻求杜丽娘父母的认同，则又表明情欲与礼法是应该合一的。究竟是为了存天理而必须灭人欲，还是仁、礼统一，把礼法建立在人的感性需求的基础上？

从早年的八股文创作到晚年的《牡丹亭》，汤显祖一直在用独特的方式思考着儒家的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