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广孝算不算违背佛法

姚广孝算不算违背佛法,第1张

姚广孝算不算违背佛法

姚广孝帮助朱棣策划靖难之役,是击败建文帝的大功臣,但姚广孝本身又是一名僧人,他的所作所为究竟有没有违背佛法呢?姚广孝年轻时就在苏州妙智庵出家,据说精通三教,后来在朱元璋的挑选下结识了朱棣。姚广孝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帮助朱棣夺取皇位,但此举并没有正统性,所以有人觉得姚广孝并非正人君子。姚广孝的确并非常人,如果用另一人作为参考的话,或许能帮助我们真正了解姚广孝的为人。



1、“贤德忠良”vs“倾国之士”

跟诸葛亮很相似,姚广孝也生于乱世。跟诸葛亮不同的是,他真的是“布衣”出身。

诸葛亮虽自称“本布衣”,而其实,他的家族跟“荆襄权贵”是有关系的,他“出山”之前,家里哥哥弟弟,差不多都在东吴做官。所以,他这个布衣,严格讲,算“官员家属”。

姚广孝那时候,因为是汉人,几乎就没有做官的机会,也就难成为官员家属。《明史》记载,他出身在行医的家庭。行医,如果不是“御医”,基本等同于“匠人”,今天讲,就是“手艺人”、“勤行”。那时候,类似这样家庭以至于社会地位略高些的普通家庭,孩子要么继承家业,如同鲁迅先生说的——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要么就出家为僧,想方设法在崇尚佛教的元帝国“体制”内谋个差事,算是“曲线发展”。

相比诸葛亮背靠官员家属身份的“自由躬耕”,姚广孝的成长之路,更多了些无奈。

之所以冒着被喷“大逆不道”而把世代称颂的“贤德忠良”诸葛亮跟负“倾国之士”名头的姚广孝摆在一起比较,是因为,这俩人所做的“大事”,很是相类。

都是在乱世中遇到了“明主”。

都是辅佐着明主,以军事手段谋取“王霸”。

都“发挥余热”地为明主调教继承人。

明主!刘备若是,朱棣便也是。甚至——更是!



王霸之业,刘备所得,西川一隅,朱棣却赢取了全天下!

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耗尽国力而终不能实现北伐大愿,苦心“调教”个阿斗,到底也不成器。再看姚广孝,不仅“导师”出仁智多谋的皇太子(仁宗朱高炽)、文治武功的皇太孙(宣宗朱瞻基),还有个了不起的“旁听生”郑和(三保太监)!

从“成绩”看,后来者姚广孝显然更优。

可他还是“倾国之士”!

因为,他辅佐的“明主”,夺了“正统”。

相比,诸葛亮辅弼的刘备,似乎,本身就是正统。似乎!

刘备称帝,是在曹丕“逼禅”汉献帝、建国称帝的紧后。说起来,名义上算是“复兴”了汉室。从今人的视角看,未必,在那之前,刘备丁点儿就没想过称帝?答案可能无争议吧!

说到底,至今,仍坚决抱定传统的“正确”,所争的,并非结果,更是“本源”——诸葛亮是“儒”,姚广孝是“僧”。二者的忠奸高下之分,本质上,是儒与佛之争。

诸葛亮功败垂成,也是济世奇才。姚广孝成就累累,还是妖僧!



2、意识形态环境的千年变迁

诸葛亮光环的“大定”,说起来,很大程度上,还是《三国演义》的宣传效应。

《三国演义》就诞生于明朝,成书在姚广孝之后。那个时代的人文环境,趋向于对“儒”的绝对的、排他的尊崇,把一千几百年前的“布衣丞相”诸葛亮,装扮成了当时儒士们更喜欢的样子;而当世儒士们所尊崇的“儒”,却与诸葛亮那个时代的儒学,有了很大区别。

其中最凸显的,就是宋代的“程朱理学”——诸葛亮那时候,没那套形而上的教条,诸葛亮其人的军政成就,更在于权谋与用兵,跟儒并无绝对的依托式关联,跟明代以来“愚信”的“腐儒”意识形态,更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可明代儒士们偏就要他归并到自己熟悉、惬意的框架中!这个框架最鼎定也是最核心的,就一个字——忠。忠君的忠。于是,诸葛亮等辈“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侍”的明智、倨傲、目标导向,就被“演义”成了“忠君不二”。稍稍细想,不难悟出,这便是典型的“历史服务于现实”!

姚广孝是僧人。他本名可能是“姚天禧”,出家后曾自号“逃虚子”,后法号“道衍”。七十岁前,他一直都是“道衍和尚”。“靖难”之后,他被敕封“国师”,御赐俗名“广孝”,但还是僧人。



说他是“妖僧”,也是因为他具有一些惯常认识中佛教徒(释子)所“不应”有的学问、技能,比如“阴阳术数”,再比如军事谋划。作为佛教徒,他不仅“超常规”地具有了这些能耐,更将其“贡献”给了“大逆”。这样说来,实在是很“不正经”的和尚。

前面说了,出家为僧,在姚广孝还是青年的元末,是汉人子弟的“出世之路”。在元帝国,人被分成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印欧白人)、汉人、南人(南方汉人及南方少数民族)。处于“第三等级”的汉人,几乎没有“入仕”机会,因而很多不那么虔诚信佛的知识分子,也剃度为僧,“不正经”的和尚,挺多的。

正经也好,不正经也罢,既是僧人,就谈不到“忠君”。忠君,是儒士的事。

史书是儒士书写的。史书,跟其他书一样,有立场,有态度。儒士书写的史书,自然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持他们认为正确的态度。

他们的立场、态度是什么呢?别的不说,单就对“佛”,朱子(朱熹)就说过佛祖是“一懒胡耳”。连佛祖都只是“懒胡”,姚广孝能在史籍上有一段还算中性的“传”,没骂什么,已经是给了后来终究“承袭大统”的他那几个明朝皇帝学生面子了。

所以说,历史这个东东,光看史书,恐怕还是要多加小心。看史书时,还得留神著述者及其所代表的势力所持的立场与态度。



3、自我剖析与自我标榜的天壤之别

也许是料想到在儒士书写的史籍上不会有什么好话,姚广孝在晚年,就是得了“广孝”俗名之后,写了一部带“回忆录”色彩的《道余录》,扼要回顾一生的同时,很往深往透地讲了佛与“道”、儒与“道”、儒与佛,以佛教式的虔诚与思辨,做了自我剖析,并记述修行的心得,从头到尾没有自夸之词,也没有自辩之意。如果确实写完了,无未尽之言,且写的时候抱着印证自我的诚实,可以说,算得有深度、有客观风范的理性之作。

但是,因为“批”了明清儒士无比尊崇的“朱圣”(朱熹),《道余录》,从来都没真正被当作“思想文献”上过任何“正经”台面。

顺着前述的惯性,对比一下诸葛亮。

诸葛亮戎马一生,没留下什么著述,传世的,只有两篇《出师表》,又以《前出师表》更为经典。到现在,这篇文章,还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被要求“全文背诵”。

像杜甫那样的质朴文人,能从出师表里读出且只读出“两朝开济老臣心”的温情;而只要稍稍“现实”点儿、“政治化”点儿,就不难从中看出勉励而为的尴尬,再透点儿,还能嗅出穷兵黩武的味道!

先帝不以臣卑鄙……字面上是“卑鄙”,实际上,更让人感觉到的是“标榜”。等于在说:我可是先帝(刘备)特特选中哒!



咨诹善道,察纳雅言……话是没错。问题是:何为“善道”,谁说的话才是“雅言”?

宫中府中,具为一体……这话可不只是标榜和暗示了。简直就是在摆资格!要说能从中感到“不臣之心”,也不见得就过分!

这样的立场、态度,跟“妖僧”、倾国之士姚广孝的《道余录》所表现出的“你讲你的道理,我讲我的道理”的机辩、洒脱相比,情怀之高下立现!

当然,不是说,诸葛亮不伟大、不忠诚。他有他的现实困境。相比姚广孝,同样是乱世,他的机会真的不算“好”。作为“受顾命”者,他也实在难以洒脱自己。

撇开这俩人太多的相似和不同,单就结果看,其中最主要的作用因素,还并非在于他们个人,而更是时代的趋向。简单说,诸葛亮所面临的“大势”,本质上是逆向的;而姚广孝却参与进了“适时”的潮流。或许,这个选择本身,带有他主观使然的投机性。但从历史唯物的角度来说,这一点,显然是无可求证了。

能确证的,之于历史,是孙先生的话——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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