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不适合君主立宪

“君主立宪”的呼声在近代中国一度反响热烈，一次是清末救亡期间，一次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但很快随着二者的败亡而沉寂下去。中国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君主不具备宗教层面的神圣性，所以不可能充当现代国家的合法性象征。立宪必以人民主权为基础，因此中国只能行共和立宪，而不可能行君主立宪。

一、立宪与君主的矛盾

君宪说的致命问题在于忽视了在中国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立宪与君主之间天然地存在着内在的紧张与深刻的冲突。开明专制与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显然是格格不入，立宪政治的核心就是对统治者权力的限制、制约和规范，立宪的君主是权力有限的君主，甚至干脆就是不管事的虚君。因此，君主立宪决不可能通过一个权力无边的专制君王来推行。而照近代中国的君宪派的想法，则只能是由开明专制的君主来自我限制、约束其权力，这不啻于缘木求鱼。

近代中国君主立宪说的两度幻灭，都证明了以所谓开明专制来实现立宪完全是政治呓语。清末搞预备立宪，主事者清廷的目的只在于维系其皇位之永固，而对宪政本身既缺乏真正的理解也缺乏热情和诚意，连立宪派也深感失望，即使没有辛亥革命发生，君主立宪也只能是有君主无立宪。至于洪宪帝制，主事者袁世凯根本不过是借君宪之名行君主专制之实。

二、专制传统如何抹掉了君主的神圣灵光

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君主，其神圣地位与绝对权力的密切关系，大体上说是由两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一是君主的产生方式，其二是视国家为私产的家天下传统。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王朝无不是通过暴力、阴谋夺权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并且总是将“天下”视为君主一家的私有产业，绝对不容他人染指。

这样，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君主就仅仅是绝对权力的代名词，利益最大化的代名词，而缺乏宗教意义上的神圣性，君主的神圣性不是来自某种超越性的权威，而是来自绝对权力的支撑。所以在中国，君位就不是绝对不可动摇的圣物，而是各路豪杰可以争夺的对象，所谓“市井之间，人人可欲”。

从上边俩方面看的话，君主立宪在中国是不适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