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方法手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离不开方法手段现代化。一是发挥自治基础作用。基层群众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划清政府管理权和群众自治权的边界，把不必要的行政事务剥离出去，把不能缺的自治内容纳入进来，进一步增强基层群众自治活力。探索创新基层群众自治实现途径，搭建便捷议事平台，做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二是发挥法治保障作用。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最优模式，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善于用法治思维推进社会治理、用法治方式破解社会治理难题，引导社会成员养成在法治轨道上主张权利、解决纷争的习惯，努力使循法而行成为全体公民自觉行动。加快制定社会领域急需的法律法规。三是发挥德治引领作用。道德是社会关系的基石，是人际和谐的基础。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优势，通过身边榜样的示范、乡规民约的约束、行业章程的规范、生活礼俗的教化，引导群众明是非、辨善恶、守诚信、知荣辱，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四是发挥科技支撑作用。科技进步是社会发展的引擎，也是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的推动力。要善于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起来，通过现代科技推进社会沟通、改进管理服务，打造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化治理新模式。
三、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重点任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聚焦制度完善、机制创新，对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重点任务作了具体部署。
（一）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关键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创造更多依靠基层、发动群众、就地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途径和办法，实现预防化解工作常态化、长效化。一是坚持关口前移、源头预防。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关键是要把着眼点放在前置防线、前瞻治理、前端控制、前期处置上，通过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着眼于完善信访制度，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信息化、科学化，推行领导干部特别是市县领导干部下基层大接访制度，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信访工作新路子。二是坚持联调联动、多元化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要完善资源整合、科学分流、效力对接的制度机制，实现“三调”联动。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以多元的方式方法化解不同的矛盾纠纷。三是坚持疏解引导、培育心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是适应社会转型的现实需要。要完善工作体系、工作网络，根据不同人群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加强帮扶求助、心理疏导、法律援助，最大限度消解社会戾气，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二）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提高动态化、信息化条件下驾驭社会治安局势能力的基础工程。一是增强社会治安防控的整体性、协同性、精准性。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关键是树立整体效能理念，突出一体化运作。要立足整体防控、协同防控、精准防控，建立健全平安中国建设协调机制，有效整合资源力量，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工作机制，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二是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把社会治理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创造性实践中，是社会治理的中国特色。要坚定不移走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之路，创新完善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制度机制，织密社会治安的天罗地网。三是提高社会治安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新形势下，打造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升级版，关键是要坚持立体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方向。要打造点线面均衡布局、网上网下交汇融合、人防物防技防有机结合、打防管控一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新格局，提高立体化水平。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开展防控工作、以法治方式解决治安问题，提高法治化水平。着力培养专业思维、专业方法、专业技术，以打击防范专业化应对违法犯罪职业化。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作为推动社会治安防控工作创新发展的强大引擎，提高智能化水平。
（三）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当前，公共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必须以完善的体制机制托起安全的底线。一是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安全生产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一头连着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建立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二是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提高国家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要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契机，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推动应急管理从静态、职能管理向动态、综合管理转变，从灾害应对向风险管理转变，提高防灾救灾减灾能力。三是加强和改进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制度。食品药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四）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社会治理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固本之策。一是树立大抓基层、大抓基础的政策导向。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到基层，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二是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人民群众是最广泛、最活跃的社会治理主体。要善于总结提炼各地成熟经验做法，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激发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动力。三是抓好基层基础建设的重点难点。基层力量、基础工作、基本能力，是当前基层基础工作的重点难点。要聚焦力量全覆盖，建好社区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等队伍，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推动社会治理力量落到最基层。要聚焦要素全掌控，实现对各类基础要素的精准掌控。要聚焦能力大提高，增强基层干部掌握情况、化解矛盾、服务群众本领。
（五）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国家安全体系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掌握维护国家安全主动权的总抓手。一是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总体国家安全观突出的是大安全理念，强调的是做好安全工作的系统思维和方法。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统筹推进各领域国家安全工作，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二是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做好新形势下国家安全工作，必须一手抓当前、一手谋长远。要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建立健全国家安全风险研判、防控协同、防范化解机制，增强国家安全能力。三是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政治安全是党和国家安全的生命线，是不可动摇的底线。要加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提高防范抵御国家安全风险能力，高度警惕、坚决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铜墙铁壁。一、当前社会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社会结构问题
城乡结构的失衡，“城市病”问题严重，环境污染、交通拥堵、人际关系疏离、相互信任度低、社会治安问题等还比较突出，农村则是“三留守”人员缺少关爱、人口离散化、土地抛荒、治安薄弱、家庭婚姻等各方面都有比较严重的问题。
（二）社会流动问题
由于区域和城乡发展差异明显，大部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必然是跨区域的、离土离乡的转移。往往是青壮年劳动力只身外出务工，但在务工地，住房和子女上学等难以解决，客观上必然形成农村“三留守”问题。当前，加强农村社会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农村“三留守”关爱服务体系，仍然是必要而迫切的重要课题。
（三）社会诉求问题
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发展的过程中，矛盾增多是个不可回避的现象。工业化过程中，环境污染、产能过剩、劳务纠纷、安全生产等问题；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外来人口管理、农村“三留守人员”关爱工作、社会治安等问题；市场化过程中，企业破产、改制，职工劳动关系、利益分配等问题；信息化过程中，针对网络虚拟社会管理等问题。我国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另外，群众的需求是不断增长的，比如群众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优美的环境。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环境等有了更高的要求，对人身权、财产权等权益有了更高的期待。
（四）意识形态问题
拜金主义、官员腐败、质疑英雄人物事件、富二代闹剧、互联网水军、网络打手等问题，反映出“信仰危机、信任危机、信心危机”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些都严重冲击了社会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人与穷人贫富差距过大，再加上一些富人“为富不仁”和“炫富”行为，不断激化阶层矛盾，导致部分社会成员存在“仇富”“仇官”心态。
（五）治理方式方法上的问题
一些基层自治组织，软弱无力，自治能力欠缺，缺乏组织、引导群众致富能力，在群众中没有威望，使得各项工作难以推进；有一些更是矛盾重重，形成不同的派别，利益斗争不断，上访事件不断。干群互不信任，对干部也缺乏有效监督，使得矛盾不断激化。
一些领导，社会治理思路和模式上存在问题，比如选择性执法、突击性执法，很多问题不是长期以来一贯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去执法，而是媒体曝光了、上级来检查了、领导有新要求了再执行，使得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迅速突击解决，没有考虑到群众的接受能力，容易使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突击扫黄、突击拆迁等，这些突击做法，只能说历史欠账比较多，突击治理后并没有形成长效机制。执法中，存在选择性变通执法，熟人来说情了，从轻解决。还有的是“越闹越解决，不闹不解决”，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重视。对群体性事件，采取强硬措施，上纲上线。诸如此类行为，都反映出一些干部“人治”思想很严重，缺少法治观念。
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几点要求
（一）创新社会治理的根本立足点
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首先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
必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的需求和期望在质上和量上、在种类和范围上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一些基本的生活需求还需要持续保障，新的需求和期待又不断出现。这就需要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作我们社会建设工作的奋斗目标。
（二）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应把握的重点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社会建设长期滞后，产生和积累了不少社会问题，有许多问题成为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人民反映强烈，严重影响了我们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影响到了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治理就是要在做好社会保障的基础上去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只有把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扶贫、健康等问题切实解决好，老百姓才能有更多获得感。对于这些社会问题必须尽快逐步解决，分清楚轻重缓急，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按照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要求，有步骤有计划地予以解决。
（三）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应处理好的关系
社会治理关系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事情繁多，任务繁重，必须协调好经济与社会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社会领域各项事业的发展、社会治理与社会服务，做到可持续发展。同时还应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党委、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关系。
政府把经济领域的问题交给市场来起决定性的作用，通过市场机制本身的运作实现好优胜劣汰，政府要把以前重经济干预的做法转到加强社会服务上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扶持社会组织更好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政府对于社会组织要给予更多支持，扶持社会组织做大做强，更好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更好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对于群众不断提升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各种需求，政府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政府要努力改善民生，完善社会治理，努力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但是，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遵循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三、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几点建议
（一）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思路
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实现好“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型格局，提高我国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以“政治”强引领，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强教化，以“自治”强活力，以“智治”强支撑，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我们要通过改进治理方式，激发主体活力，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有序，人民安居乐业。
社会治理要激发各个参与主体的活力，形成强大合力，激励社会各主体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和社会治理效能，关键要运用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来管理城市。实现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平台与各部门信息化平台互联互通、数据共享，为大数据和网格化技术应用提供基础数据支撑。构建基于大数据和网格化技术相融合、相支撑的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平台，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做好统一规划，实现协同管理。政府要加强社会治理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按照社会治理内在规律和特点，对从业人员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专门的训练，使他们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同时，政府要加强对人员的专业化培养，出台好的政策鼓励人才积极聚集到社会治理领域，提升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
（二）完善社会治理领域
社会保障是基础。人民期盼美好的生活，期盼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生活更美好。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是全方位的、综合性的、更高层次的需求。人民的需求和期望在质上和量上、在种类和范围上都出现了更高的要求。人民群众希望更高水平的就业，不仅仅是工资收入高、社会保障好，还要求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实现好人的全面发展，这就需要提升个人能力，国家建立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为的就是满足群众学习、提升的需要，从而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社会保障事关民生，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明晰、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强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标志。要完善健康政策，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健全药品保障制度，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发展健康产业，促进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政策相配套，积极应对老龄化。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志、扶智相结合，做到脱真贫、真脱贫，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社会问题的治理是中心。当前信访稳定工作压力还非常大，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要及时给予解决，把问题化解在基层，决不能去激化更大矛盾。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要及时反馈，依法处置，实现好社会发展中的公平正义，减少社会压力。推进社会治理制度建设，需要坚持问题导向，把专项治理与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三）完善社会治理主体
创新社会治理主体，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政府是社会治理的主导力量，但已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城乡社区居民组织、社会公众等都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社会组织的培育是重点。政府习惯于大包大揽，容易忽视社会、市场的作用。政府应当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理清政府职能，做到不缺位、不越位，大力培育和发展好社会组织。201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中指出，以后政府将通过支持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完善财政税收支持政策；完善人才政策；发挥社会组织积极作用等方式加快培育社会组织。
（四）完善社会治理机制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其中利益表达机制是关键。畅通群众利益表达渠道，也是密切党委和政府同群众联系、舒缓社会关系的重要举措。要发挥好司法的作用，引导群众通过法治途径去合法维权；要全面推行阳光信访，要完善行政复议、仲裁等法定表达诉求的渠道，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和强化权力运行制约是最终保障。对于公权力要加以监督规范，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于群众关心的民生热点难点问题，要围绕群众关心的利益问题，多与群众商量，确保各项工作更好顺乎民意。针对社会组织、群众参与不足的问题，着力激发社会组织及群众活力；针对社会矛盾纠纷频发的突出问题，着力构建矛盾化解机制；针对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着力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针对社会结构失衡的问题，着力调整社会结构。
70多年来我国社会治理取得了伟大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中国的坚强领导下，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一定会不断取得新成就。
导语：社会精细化治理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其中包含着怎样的运行机制？通过何种路径得以有效实践？以“政府精细化管理”的概念替代了“社会精细化治理”，仅仅从行政规范化、评估标准化、流程技术化等管理主义的角度解读社会治理问题，忽视了社会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下面是我带来的如何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希望对你有帮助。
以基层创新延伸治理的纵向空间：
基层是社会创新的前沿阵地，而社区作为民众基本生活和频繁互动的场所，更是成为探索新型治理方式的一线。针对当前社会治理存在的纵向深度不足，服务难以到位的问题，可以利用基层进行有限成本“试错”的途径，激发民间能人巧匠的创造性与积极性，在不断尝试、调整的过程中，逐步“缝合”当下社会治理的漏洞。
第一，发挥社区委员会承上启下的连接作用。在中国，社区处于国家权力的末梢，成为政府组织秩序与社会自发秩序的节点。在公共政策、公众的生活秩序和社会组织的利益等多重关系交错的空间中，社区行政精英们更加容易发掘当下社会治理的漏洞，并从治理实践和民间活动中找到相应填补方式，更容易实现社会创新。
第二，重视社区群众组织横向沟通的协调作用。社区中具有共同爱好和诉求的人们由于生活空间的相近而容易结合到一起，形成居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在心理慰藉、文化娱乐、生活帮扶等领域提供了政府无法提供的服务。通过组织间日常沟通与合作，组织与个人的接触与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陌生人”隔阂，提升了社区公共活动开展的容易程度。
第三，推动社区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政府部门工作方式的转变。改变传统以指标为主的价值体系和指令式的工作方法，改变集权式地将大量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事务下移的倾向。对社区协助办理的行政事务进行梳理，避免给社区工作者带来沉重的行政工作负担。同时，推动政府与社区展开契约式合作，让渡出社区的自治空间。
以信息化技术沟通治理的网络散点：
第一，利用网络技术平台重塑业务流程，提升工作效率。呈现在网络上的组织结构必然是经过繁琐环节的去除以及单元的优化整合。经过重塑后的业务流程，不仅能把每个人的工作潜能调动起来，还能加大事后监督的力度，强化管理责任，有效提高工作速度。
第二，促进信息和流程的公开，增进信息共享。网络的推广应用提升了信息的扩展性，在更加透明和公开的网络信息平台上，不同治理主体的相对优势会突显出来，这为更好的服务与更持久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第三，推进公共服务供给的高效化与智能化。在影响行政效率的诸多因素中，科学技术因素无疑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网络技术平台不仅使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由传统柜台式服务向网络化服务转型，而且促使各主体内部机构和服务进行整合与重组，驱使其运作方式由原来的技能型向智能化转变。
全面提升绩效评估的标杆与撬动作用。
第一，以绩效为导向实现管理成本精算化与结果优化的结合。改进目标管理方式完善绩效评估体系，逐步实施精细化管理，将考核目标进行细化和适度指标化，突出考核目标的战略性，同时加强过程管理，实现绩效考评动态化，有利推进政府效能提升。
第二，以特色创新目标绩效考核为抓手，不断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新局面。绩效考核有助于推动政府部门间的良性竞争。各地各部门在创新创优导向激励下，通过理念引导、体制机制再造、技术革新、公民参与，在提高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破解民生问题等方面不断有新的突破。
第三，以回应性考评制度的建立，提升政府对公众诉求的回应能力。在绩效考评中，通过引入公民评价，把民众满意度作为检验管理和服务各组织部门工作好坏的根本标准，把社会外部评判压力转化为部门内部改进动力，促使行政工作者“重心下移”，关注切实的民生需求，有助于增强服务意识与责任意识。
触发机制：
政府理念的前瞻性。理念创新是社会创新的源头，政府创造性的行政理念成为了社会治理创新的“扳手”。重视“细节文化”的行政理念和治理思维将成为一系列技术化、标准化、细节化社会治理的启动装置。政府突破粗放的行政文化桎梏的各种努力，都是在向社会释放积极信号，有助于带动社会树立重视细节，追求更好、更精致的治理理念。
价值理念的重要作用还体现在诸如杭州市政府提出的“让我们生活的更好”理念，提供了可理解的、可共建的、精益求精的生活与工作方式。在同一个价值理念的引导下，“我们”不断交流、不断沟通、不断提升努力，为着“更好的”、更为精致的生活图景而相互理解，共同建构。
动力机制：精明行政的引导。精明行政要求创造性地处理政府、市场、社会、公民等不同主体的关系，整合利用各种不同的资源，积极主动地发现诉求，并通过内部流程再造等构建全新的行政服务体系，借助新技术和新媒体的强大提取、分析和传播能力，提供贴近行政客体需求的高品质行政管理和行政服务的新公共行政。⑤精明行政的“行政溢价”效应将会引导社会治理向方式灵巧化，工具科学化，评估标准化等技术层面转变。
第一，治理手段灵巧化，通过吸收公共参与降低治理成本。
现代社会治理不能再囿于传统的简易粗浅的手段，否则既达不到既定的治理效果，也会由于公众抵抗和反感而增加双方沟通的交易成本，导致总体公共治理难度加大。除了通过政府自身在行政流程、组织协调和执行力提升等方面的改进之外，还可以通过吸收社会参与，抵消政府支出，并提供接近地气的“金点子”等，以社会服务社会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实现服务“无缝对接”。
第二，以互联网和物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为治理的精细化提供技术支撑。
一方面，信息网络平台提升了公共管理和服务的可及性与便捷性。网络的普及大大延伸了公共管理和服务的触角，实现了居民需求与公共服务的零距离无缝对接。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则提升了社会管理的准确性。
第三，立体的绩效评估体系为治理的精细化提供规范化的执行框架。
社会公众参与的考评制度，不断督促被考评单位关注细节，寻根溯源，查找不足，改进工作。在多元化的考评主体的立体化监督之下，公共行政必须努力实现运行的规范性与有效性，这促进了政府部门间的良性竞争。
关联机制：
专业知识的分散与互补。知识和技术的专业化程度加深为更加精确到位的社会管理和服务提供了条件。同时，知识储备的分散化趋势打破了由政府垄断社会治理所需的信息、知识、技术等资源的局面，这就使得任何一个社会主体都很难仅凭借自身的知识全方位的应对社会问题。知识分散性促成了相互依赖的网络关系，通过互动这一中介变量，将零散的知识技术整合为细密的智慧网络，平衡了有限理性下主体知识的地位差异。
社会精细化治理的最终目标不局限于某个领域或某项服务的细微调整，更在于通过每个精致的管理活动提升社会整体治理水平。知识互补与整合的诉求将有助于推动行动主体多元、主体关系平等、制度结构规范、利益网络兼容的“共治”型社会治理结构。⑥在这种新型治理结构之下，多种治理资源和包括信任、合作在内的社会资本将得到有效积累，而政府通过与各领域精英与民间能人的交流，吸收更具专业性的个性化的意见，一方面及时调整完善社会管理内容和方式；另一方面有效沟通减少治理当中的抵抗情绪，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治理成本，提升社会管理的效率。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12月12日上午，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和社会组织与协同治理研究基地联合举办会议，邀请来自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缘起、任务、路径等话题开展了深入交流。社会治理精细化动因何在
国家治理现代化催生社会治理精细化。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指出，过去我们的工作范式经历了从社会治安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的转变。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传统粗放式、经验化社会管理已经无法满足时代需求，必须加快向精细化社会治理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洪大用教授持相同观点，他认为精细化概念起源于企业管理，指的是减少资源投入、降低管理成本，后来其逐步运用到行政领域和社会事务。以科学、理性为特征的精细化管理代表了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因此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逻辑。
社会领域诸多问题是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直接动因。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社长兼总编鲍静研究员提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不乏精细的做法，但“差不多”“马马虎虎”“大概也许可能”等思维方式也甚嚣尘上，这就带来社会治理标准化程度低，群众工作不到位，社会事业服务表面化等一系列问题。人最讲认真，社会治理精细化与认真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要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不仅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投入，更需要精细的制度设计和执行。
网络社会为社会治理精细化提供了物质基础。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我国人口众多且社会结构复杂，网络社会使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更加多元，给社会治理带来挑战。与此同时，网络社会互联互通的特征也为精细化治理带来契机。当前我国有近7亿网民，12亿手机用户，5亿多微博微信用户。不论是建设以信息化为支撑的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还是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相关实名登记制度，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如果离开了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都是不可能的。
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内涵和任务
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的理念。纲举方能目张，树立科学治理理念是把握准确变革方向的前提。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长王名教授强调，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对社会管理模糊化的反思和超越，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实现法治、自治和德治的高度统一。法治是社会和公众的底线准则，在此基础上划分政府与社会的边界。自治是社会主体性即自我规则和秩序，政府要起到培育引导作用，而非大包大揽。德治是社会内在的面向，强调各类社会成员道德自律。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魏宏教授也表示，现代文明下的社会治理应当秉持权利保障、民主参与、市场经济、良法善治四大原则。只有真正从社会视角而非政府本位出发，才能确保社会治理精细化在实践中不发生异化。
政府、社会、公众相协同的格局。如何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是研讨会热议的话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傅昌波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党委、政府应侧重法规标准、信息化、行为监管等基础制度建设，这样才能给社会和公众腾出足够自治空间；二是中央政府要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让具有信息优势并嵌入城乡社会网络的基层工作人员更好为民众提供个性化服务。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浩明研究员进一步强调，社会治理格局亟待实现三大转变：一是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要从依附的“伙计”关系转变为平等的“伙伴”关系；二是社会组织与公众要从利益关系转变为协商关系；三是国内社会组织与国际社会组织要从对立的斗争关系转变为包容的竞合关系。国内社会组织唯有通过学习国际规则才能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
岗位、人员、考核相支撑的制度体系。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程萍研究员等专家指出，社会治理精细化首先是政策制定的精细化，最终落脚到具体执行的精细化。要通过专业化的岗位职责体系，科学的目标管理体系，公正的绩效考核体系，公平的考评结果应用体系，激发各类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尤其要重视政府自身履职精细化，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素养和能力。也有专家表示，提供完备的社会治理制度框架是政府职责所在，要加快互联网、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等领域立法，形成完整的制度闭环。
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现路径
明确牵头部门。多位专家表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当务之急是明确或新建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治理牵头部门，赋予其明确的职责边界，从根本上改善有关部门的尴尬处境，杜绝末端维稳和硬性管控的工作方式。实践中，一些地方的社会治理体制正在向传统回归，这一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摸清工作底数。有专家强调，底数不清就不可能实现精细化治理。可通过排查人口类型、利益诉求、关键风险点等信息，全面深入了解治理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治理和提供服务。基层要在内容上而非形式上建立工作台账，尤其是关注贫困人口，严重精神病人等特殊群体。
实施重点突破。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指出，社会治理工作千头万绪，社区是实现精细化的突破口。社区能够针对老年人、儿童、失独家庭、司法矫正人员等人群提供多样化、专业化、人性化服务，许多是政府想做但做不了的。要增强社区服务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并从制度设计、经费来源、能力建设等方面改善社区社会组织生存环境。
应把握好几对关系
技术和人文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研究员指出，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提高了社会治理的精准度和靶向性，但若使用不当可能威胁个人隐私，甚至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与之类似，一些地方的网格化管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机械化、扩大化等问题。因此需要在技术进步和人文关怀之间寻求均衡，承认并善待社会多元利益诉求，绝不能让精细化治理异化为单纯的管控。
秩序和活力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教授认为，人的身份具有多重性，个体嵌入不同社会秩序的结果是产生张力和冲突。不同主体的目标和身份冲突是正常的，关键是创新多中心治理合作机制解决冲突。要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引导群众依法行使权利、表达诉求、解决纠纷等机制，使秩序冲突与内生活力相兼容，在动态均衡中达到最佳点。
社会治理与社会事业的关系。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张林江副教授指出，当前一些领域社会管控力度在加大，同时教育、医疗、社保等社会事业的服务规模和水平也在提高，此外市场机制在治理实践中被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些现象都值得关注。理想的社会治理和社会事业关系是互补兼容，而不是“两张皮”。决不能用社会事业代替社会治理，更不能把社会治理异化为管理社会。只有通过社会治理和社会事业的“双向运动”，才能最终促进共享发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12月12日上午，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和社会组织与协同治理研究基地联合举办会议，邀请来自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缘起、任务、路径等话题开展了深入交流。
一、社会治理精细化动因何在。
国家治理现代化催生社会治理精细化。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马庆钰教授指出，过去我们的工作范式经历了从社会治安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的转变。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传统粗放式、经验化社会管理已经无法满足时代需求，必须加快向精细化社会治理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洪大用教授持相同观点，他认为精细化概念起源于企业管理，指的是减少资源投入、降低管理成本，后来其逐步运用到行政领域和社会事务。以科学、理性为特征的精细化管理代表了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因此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逻辑。
社会领域诸多问题是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直接动因。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社长兼总编鲍静研究员提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不乏精细的做法，但“差不多”“马马虎虎”“大概也许可能”等思维方式也甚嚣尘上，这就带来社会治理标准化程度低，群众工作不到位，社会事业服务表面化等一系列问题。人最讲认真，社会治理精细化与认真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要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不仅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投入，更需要精细的制度设计和执行。
网络社会为社会治理精细化提供了物质基础。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我国人口众多且社会结构复杂，网络社会使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更加多元，给社会治理带来挑战。与此同时，网络社会互联互通的特征也为精细化治理带来契机。当前我国有近7亿网民，12亿手机用户，5亿多微博微信用户。不论是建设以信息化为支撑的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还是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相关实名登记制度，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如果离开了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都是不可能的。
二、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内涵和任务。
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的理念。纲举方能目张，树立科学治理理念是把握准确变革方向的前提。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长王名教授强调，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对社会管理模糊化的反思和超越，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实现法治、自治和德治的高度统一。法治是社会和公众的底线准则，在此基础上划分政府与社会的边界。自治是社会主体性即自我规则和秩序，政府要起到培育引导作用，而非大包大揽。德治是社会内在的面向，强调各类社会成员道德自律。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魏宏教授也表示，现代文明下的社会治理应当秉持权利保障、民主参与、市场经济、良法善治四大原则。只有真正从社会视角而非政府本位出发，才能确保社会治理精细化在实践中不发生异化。
政府、社会、公众相协同的格局。如何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是研讨会热议的话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傅昌波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党委、政府应侧重法规标准、信息化、行为监管等基础制度建设，这样才能给社会和公众腾出足够自治空间；二是中央政府要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让具有信息优势并嵌入城乡社会网络的基层工作人员更好为民众提供个性化服务。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浩明研究员进一步强调，社会治理格局亟待实现三大转变：一是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要从依附的“伙计”关系转变为平等的“伙伴”关系；二是社会组织与公众要从利益关系转变为协商关系；三是国内社会组织与国际社会组织要从对立的斗争关系转变为包容的竞合关系。国内社会组织唯有通过学习国际规则才能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
岗位、人员、考核相支撑的制度体系。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程萍研究员等专家指出，社会治理精细化首先是政策制定的精细化，最终落脚到具体执行的精细化。要通过专业化的岗位职责体系，科学的目标管理体系，公正的绩效考核体系，公平的考评结果应用体系，激发各类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尤其要重视政府自身履职精细化，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素养和能力。也有专家表示，提供完备的社会治理制度框架是政府职责所在，要加快互联网、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等领域立法，形成完整的制度闭环。
三、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现路径。
明确牵头部门。多位专家表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当务之急是明确或新建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治理牵头部门，赋予其明确的职责边界，从根本上改善有关部门的尴尬处境，杜绝末端维稳和硬性管控的工作方式。实践中，一些地方的社会治理体制正在向传统回归，这一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摸清工作底数。有专家强调，底数不清就不可能实现精细化治理。可通过排查人口类型、利益诉求、关键风险点等信息，全面深入了解治理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治理和提供服务。基层要在内容上而非形式上建立工作台账，尤其是关注贫困人口，严重精神病人等特殊群体。
实施重点突破。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指出，社会治理工作千头万绪，社区是实现精细化的突破口。社区能够针对老年人、儿童、失独家庭、司法矫正人员等人群提供多样化、专业化、人性化服务，许多是政府想做但做不了的。要增强社区服务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并从制度设计、经费来源、能力建设等方面改善社区社会组织生存环境。
四、应把握好几对关系。
技术和人文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研究员指出，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提高了社会治理的精准度和靶向性，但若使用不当可能威胁个人隐私，甚至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与之类似，一些地方的网格化管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机械化、扩大化等问题。因此需要在技术进步和人文关怀之间寻求均衡，承认并善待社会多元利益诉求，绝不能让精细化治理异化为单纯的管控。
秩序和活力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教授认为，人的身份具有多重性，个体嵌入不同社会秩序的结果是产生张力和冲突。不同主体的目标和身份冲突是正常的，关键是创新多中心治理合作机制解决冲突。要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引导群众依法行使权利、表达诉求、解决纠纷等机制，使秩序冲突与内生活力相兼容，在动态均衡中达到最佳点。
社会治理与社会事业的关系。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张林江副教授指出，当前一些领域社会管控力度在加大，同时教育、医疗、社保等社会事业的服务规模和水平也在提高，此外市场机制在治理实践中被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些现象都值得关注。理想的社会治理和社会事业关系是互补兼容，而不是“两张皮”。决不能用社会事业代替社会治理，更不能把社会治理异化为管理社会。只有通过社会治理和社会事业的“双向运动”，才能最终促进共享发展。
智慧城市是在数字城市、平安城市等基础框架之上建立的全新实体，通过物联网将现实世界与数字世界进行有效融合，自动和实时地感知现实世界中人和物的各种状态和变化，由云计算中心处理其中海量和复杂的计算与控制，为城市管理和公众提供各种智能化的服务。从国家政策来看，中国“863计划”智慧城市项目总体技术体系架构在科技部863计划“智慧城市(一期)”项目的支持下，863计划智慧城市项目(一期)总体组提出了“六横两纵”的智慧城市技术框架。“六横”层层递进，最下层的是城市的感知层，再是传输层，再上面依次分别是处理层、支撑服务层、应用服务层，最上面是智慧应用层，贯穿全局的是安全保障体系以及标准与评测。
而要真正实现智慧城市，必须引入大数据技术，主要包含三大方面的需求，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才能实现海量数据的搜集、处理、加工、分析，并真正作用于具体细分行业：
一、大数据融合技术
我国智慧城市建设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是城市系统之间由于标准问题无法有效集成，形成信息孤岛。因此，在大数据融合技术领域，一方面要加强大数据标准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海量异构数据建模与融合、海量异构数据列存储与索引等关键技术研发，为给予底层数据集成的信息共享提供标准和技术保障。
二、大数据处理技术
大规模数据在智慧城市系统流动过程中，出于传输效率、数据质量与安全等因素的考虑，需要对大规模数据进行预处理。大数据处理技术往往需要与基于云计算的并行分布式技术相结合，这也是目前国际产业界普遍采用的技术方案。
三、大数据分析和挖掘技术
大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为智慧城市治理提供了强大的决策支持能力。相比于大数据融合和处理技术，大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更为复杂，是国际学术界和产业界面临的极具挑战性的技术难题。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行业用户对大数据技术的需求日渐明显，大数据行业应用遍地开花。小编通过金鹏信息在智慧城市大数据应用的探索，分享一些国内外的实际案例供借鉴。
1国内的智慧城市
2013年3月，北京市的“智慧朝阳服务网”正式上线。通过大数据技术的处理、分析手段，从支撑库提炼出数据后发送到服务管理系统，然后通过服务门户，包括微信、微博、移动应用、服务网站、机顶盒等多元化的方式与不同的用户群体进行沟通。
2国外的智慧城市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政府在通往市中心的道路上设置了18个路边控制站，通过使用RFID技术以及利用激光、照相机和先进的自由车流路边系统，自动识别进入市中心的车辆，自动向在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6:30到18:30之间进出市中心的注册车辆收税。通过收取“道路堵塞税”减少了车流，交通拥堵降低了25%，交通排队所需的时间下降50%，道路交通废气排放量减少了8%-14%，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了40%。
3智慧医疗
金鹏信息医疗制定了基于英特尔大数据解决方案的区域卫生数据中心建设目标，在郑州区域卫生数据中心形成了完整的大数据解决方案。经过反复测试和调优，这一区域卫生大数据计算架构可以满足海量数据(一亿条以上记录数)的高并发检索和实时数据分析的性能要求，满足了“智慧”的大数据需求。
4智慧警务
通过充分利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和视频智慧分析技术、GIS(地理信息系统)、GPS(全球定位系统)、移动通信网络、移动警务智能系统、数字集成等前沿科技，实现警务工作现代化、智能化、流程化、可视化。
5智慧交通
郑州建立智能公交系统，使公交车信息就在地图上显示出来：如最近的一辆公交车还有5分钟到站，满员;下一辆公交车还有10分钟到站，有空座，可以选择乘坐;下楼2分钟，走到站台1分钟，余下7分钟，还有时间坐下喝杯热茶。
6智慧消防
郑州建立智能消防系统，报警人只需拨打119，系统将立刻定位报警人当前位置，并调用位置所在区域监控摄像头，确定灾情地点和火势情况。
7智慧城市规划
在城市规划方面，通过对城市地理、气象等自然信息和经济、社会、文化、人口等人文社会信息进行挖掘，可以为城市规划提供强大的决策支持，强化城市管理服务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金鹏信息智慧城市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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