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人经商，源远流长，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与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观环境压力，这正如明嘉靖年间微州一村妇所说的：“吾郡在山谷， 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
2、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经商；
3、徽人思变精神的内部动力加上当时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机。
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质的是徽人的思变精神。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打破“重农抑商”，冲破世俗偏见，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与正是这种转变才产生了徽商的鼎盛。 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中之翘楚之一，是与它的贾而好儒的本质特点分不开的。 徽商的贾而好儒首先表现在其思想观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县古民居村落西递村有这样一幅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从中便可看出徽从对儒与商的看重。徽商贾而好儒还表现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后，或弃贾业儒，或弃贾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选择了一条捐赀买官的道路。
1、 徽商所在地区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地区；
2、为了获得与经济地位要称的社会地位需要以“儒”为外衣来包装自己。
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得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他们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修方志，邀讲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地方论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国家的杰出人才。自明清以来，徽商以自身的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业绩--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成就，同时形成了一种儒商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徽商的兴衰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但是，“儒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却仍然值得我们总结回味，它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仍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制经济，它的基础是经济自由、经济公平、平等竞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模仿，而两千多年的封建人治传统造成的是人们的法制观念普遍低下，一些素质不高的商家为利所驱使，采用了不正当的发财之道。历史上徽商铸造的儒商精神，把实践儒学道德规范作为商业理性的自觉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树立，对今天行商富有启迪意义。
现时代需要儒商。
儒家文化和科举制度在古代中国是在人类社会中的进步，使百姓可以通过读书进入上流社会，使社会管理阶层知识化，使选举制度成为可规范化。欧洲文艺复兴，学习儒家的人本思想建立了文官体制，学习儒家的教育模式产生了世俗大学和知识阶层，成为欧洲近代化进程的重要方面。当代中国，尤其需要有理想、有信仰、有道德、有规范的商业家和企业家、金融家，也就是儒商。
在生命运动中，其实人的生存享受只有两种，一种是肉体的，一种是灵魂的（或精神的），其实“为儒”的过程就是灵魂欲获得满足的过程，“为商”的过程就是肉体欲获得满足的过程。当然，肉体和灵魂也是辩证统一的，是矛盾的双方。比如肉体的疾病，就会导致精神的痛苦，精神的不悦也会导致肉体病情的加重。在“儒”和“商”之间，也有两者对立的时候，比如“儒”觉得“商”重利轻德，惟利是图，不会成就大气；而“商”却觉得“儒”酸文假醋，故弄玄虚，只会纸上谈兵，不会实际 *** 作。 人类在生存活动中，纯粹地对金钱的追求，将丧失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人性的贪欲是与生俱来的，商业行为就是满足人类贪欲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的成败，与其他赌博活动的成败是一样的，都能够刺激对物质贪欲的膨胀。这种膨胀和对物质的无止境贪欲，将使灵魂陷落到肮脏的污垢之中。一些人染上了赌博、欲，甚至吸毒的恶习，因为他们在获得足够的金钱之后，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刺激生命，获得足够的享受和娱乐。在没有“儒”文化的人生中，我们的确也很难找出一个更加适当的生命消费方式。而儒商则不同，物质的富足只是为其提供了一种生存保障，因为人不可能饿着肚子整天谈论高雅和文化。而更加彻底的追求则是让灵魂获得享受。在这种状态下，只有文化才能够清洗灵魂的污垢，使人变得高尚。 因此，人类生存的美好境界就是——儒商境界。这是人类在“肉体”和“灵魂”中最富足和完美的生存状态。
那么如何培养儒商呢？
从大的方面来说，一个国家，一个组织，要掊养成起儒商就要按照儒商的标准与特点，营造儒商产生生长的环境。培育受训者儒商的理念。这个话题太大了。在此无力论及的。
那么，从小的方面讲。一个企业家，或者一个致力于从商的人，如何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儒商”——此着力论述这个问题了。
第一，企业队伍靠文化知识结构而成，素质高，推行知识型管理，文化型经营。企业重视对员工的文化素质教育、传统文化教育和业务素质培训，重视企业思想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具有本企业特点和个性：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经营管理紧密结合，以培养提高人的素质为目标，把经营管理推向新的高度。
第二，以儒家传统思想精华为企业的生存、发展理念。企业具有一切儒学修养和传统文化素质，勤奋、热情、善良、智慧、自尊、大度、心态平和、胸怀宽厚、举止文雅、注重礼仪、热爱生活，并善于结合实际把企业文化思想运用到企业的筹划运作，经营管理中去。坚持用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教育全体员工，规范企业行为，带领企业员工，探索新时期儒商文化特征，揭示新的儒商文化内涵，联系当今社会特点，通过企业行为传播儒商文化传统精华，为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第三，以仁爱思想构建和谐的企业环境和广泛的人际关系。对内，提倡互相关爱，宽容谦让，建立上下左右的融洽团结的内部关系；对外以“仁为心、义为路”“和而不同”和平等、公平法则追求和谐的市场和宽松的环境。
第四，人无诚不立，企业无信不存，诚信是企业求生存、图发展的生命线。企业员工要把“言必行、信必果”作为座右铭，以信誉谋求企业的长远利益。一举一动都要体统讲究信用，信守诺言和遵法守纪。企业要坚持以“诚信为荣，失信为耻”的信条，并把它变成企业员工的自觉行动。
第五，以贤选人，以贤重用和对员工升职。其标准：有正确的是非观，善恶观，羞耻观，严以律己；与人为善，有精诚合作团结的精神；拥有青春活力，精通业务，工作干练；大局为重，勇于认错，懂得服从，懂得自责和心存感激。
第六、儒商风度。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言思忠，疑思问，念思难，见得思义（《论语 季氏》）。这里提出的九思，说的是有文化有教养和素质高尚人的风范。观察事物，看问题，要考虑看清楚，看准确，不可看走了眼，误了事，或者走马观花；听人说话时，要考虑听清楚没有，不可道听途说；待人时一定要考虑自己的外部表情，要温和要诚恳；待人的样子一定要谦恭，不可夸夸其谈，盛气凌人；对人说话一定要忠诚，实际，不可以假大空；办事时，要注意认真，不可以马里马糊；有疑问要向人请教，不可以不懂装懂；自己发怒时，要考虑后果，不可留下后患；得到好处时要考虑所获得的利益是否符合义的规则。
第七、讲究礼仪。子贡曰：“贫而无、富而不骄，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孔子的弟子子贡问老师：“贫穷不谄媚、富贵不骄傲的人如何？”“孔子回答说：”可以，但不如贫穷而乐观，富贵而好礼的人。” 孔子一生做人处世把礼放在重要位置，儒商继承儒家传统，更重礼仪，认为人与人的交往应以礼仪为先。礼对规范人的行为，培养良好的人格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礼仪的方式不同，古代行跪拜礼；汉朝迎宾行执帚礼；今天以握手礼为普通，但亦有诸多要求和禁忌，使用得当，方能发挥礼仪的最大作用。企业和员工都要精通社交礼仪，公关礼仪，公务礼仪和服务商务礼仪等。中国“重儒”的现象源远流长，大抵与汉武帝时的“独尊儒术”有关。在汉前的百家争鸣时代，儒家学派只不过是各学派中的一派，连儒家的嫡系传人孟轲都自称儒与墨、法为当时学术的三大派，法家的韩非子也说：“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评论学术思想的“六家要旨”中，儒家也只是序列于阴阳家之后的六家之一而已。 到了汉武帝时期，儒家的地位从官到私都渐趋于“独尊”。于是“儒”字便被用来作为褒词：读书人称为儒士，有文化的将军称为儒将，读过《本草》、《伤寒论》之类的医生称为儒医，一辈子只会读圣贤书的人称为纯儒，学问渊博、处事通达的读书人称为通儒，行为素质好的人称为雅儒……“儒”成为了美妙无比的字眼，甚至由于“逐什一之利”而被贬为四民之末的商人，只要有点文化，行为端正，也总是喜欢自我标榜或被人加冠为“儒商”。 “儒商”的最早代表人物应该是子贡。《史记·货殖列传》中有明确记载，说子贡从学于孔子，是儒家弟子，做了一段时间的官职后，就到山东地区做起了囤积居奇的生意，成了七十二弟子中的“大款”，无疑是地地道道的儒商了。与他同时代的计然、范蠡和白圭等也都被司马迁纳入《货殖列传》中。白圭甚至被定为治生之主，即儒商之祖。从此，古代社会形成了一套“学——仕——商”的完整公式。 历代的儒商大体都是循着这样一条轨道进行活动。儒商一般经营“正统商业”，即传统意义上的货物买卖。但清初曾出现过一位扩大经营范围到游乐业的儒商李渔，后有研究者从李渔的卖文笔耕、出版经营和家班献艺三方面来为李渔定儒商之位，评价李渔：“是位文士，确已不复是纯粹的传统文士，因为他一生与商贾结缘；李渔从事各种经营活动，但又绝不类同于普通商贾，因为他毕竟有文士的底色。儒而商者是他的文化定位，也是他奇异独特之所在。” 李渔确是很典型的儒商代表。清代这类例子较多，有的甚至经营为人看不起的丧葬生意以牟利，如诗人褚庭璋，曾官湖南学政，告归后就“以宦囊开凶肆，以其利溥，人争笑之而先生不顾也”。有的因为没有达到“学而优则仕”的地步，就下海经商，如松江人董子玉是官宦子弟，因“读书不达”，就到福建广东一带经商，很是顺手，赚了大钱，所谓“贩丝丝贵，贩米米昂，不五六年，奇赢十倍”。 因为有大批儒商的出现，商的地位就有了显著的变化。于是原本是阀阅世家、书香门第的“儒”，也颇与“逐什一之利”的商缔交、联姻、欢宴、迎送，形成一股儒与商合为一体的社会力量。这股力量很强，但负效应也很大。清初的屈大均称他们为“官贾”，即“官商”。这些“官贾”的经商行为与一般商人已经大相径庭，利用权力使自己牟取暴利，“其利尝获数倍”。 也有一种相反的情况，即经商致富后而谋得“儒”的身份，古代表现的形式一般是由商入仕，即花钱买个功名或者直接“捐”个官职。以清朝为例，雍正四年山西巨商王廷扬就以捐纳军费换取官阶。乾隆时扬州大药商陈见山开设扬州第一家大药店——青芝堂发家，捐了个同知衔，自以为已入缙绅先生之列，非常得意，常常穿着天青褂五品补服出入于喜庆宴会。某次宴会上，有一刻薄少年冲着陈见山那身五品补服，向另一少年出一上联说：“五品天青褂”，另一少年即对曰：“六味地黄丸”，以嘲笑陈见山的“儒商”身份。中国历史上由商而儒者不乏其人，清代杭州庆余堂药店的胡雪岩更是一时炙手可热的“红顶商人”，应算是儒商的极致。 近几十年，由于值得投身的私营商业几近消亡，“儒商”也就很少被人提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到了80年代，“下海”之风兴起，若干可以归为“儒”的人，如学者、文人等纷纷投身经商，而媒介重又有了“儒商”的概念炒作，于是商海翻腾，“儒商”之名再度叫响，逐渐流传并成为了另一种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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