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文化的儒商精神

徽商文化的儒商精神,第1张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与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观环境压力,这正如明嘉靖年间微州一村妇所说的:“吾郡在山谷, 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
2、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经商;
3、徽人思变精神的内部动力加上当时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机。
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质的是徽人的思变精神。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打破“重农抑商”,冲破世俗偏见,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与正是这种转变才产生了徽商的鼎盛。 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中之翘楚之一,是与它的贾而好儒的本质特点分不开的。 徽商的贾而好儒首先表现在其思想观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县古民居村落西递村有这样一幅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从中便可看出徽从对儒与商的看重。徽商贾而好儒还表现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后,或弃贾业儒,或弃贾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选择了一条捐赀买官的道路。
1、 徽商所在地区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地区;
2、为了获得与经济地位要称的社会地位需要以“儒”为外衣来包装自己。
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得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他们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修方志,邀讲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地方论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国家的杰出人才。自明清以来,徽商以自身的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业绩--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成就,同时形成了一种儒商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徽商的兴衰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但是,“儒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却仍然值得我们总结回味,它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仍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制经济,它的基础是经济自由、经济公平、平等竞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模仿,而两千多年的封建人治传统造成的是人们的法制观念普遍低下,一些素质不高的商家为利所驱使,采用了不正当的发财之道。历史上徽商铸造的儒商精神,把实践儒学道德规范作为商业理性的自觉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树立,对今天行商富有启迪意义。

一般对儒商的理解是这样的: 儒商是以儒家理念为指导的、从事商品经营活动的商人; 儒商是把“儒”和“商”相结合的“商”,即把“商”的职业和“儒”的伦理品种结合起来的市场经济的经济活动主体;儒商与一般商人最本质的区别就是非常重视商业道德,不义之财不取。 儒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说,是指以儒家学说作为行为准则的商人。从广义说,是指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兼收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之长的商人。儒商是指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有儒家道德观和价值取向的、有自强不息和勇于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现代儒商是把“内圣”和“外王”有机结合起来,把传统美德和由市场经济滋生的新的道德观念有机结合起来,尊重人的价值,实行人格化管理的商人。
现时代需要儒商。
儒家文化和科举制度在古代中国是在人类社会中的进步,使百姓可以通过读书进入上流社会,使社会管理阶层知识化,使选举制度成为可规范化。欧洲文艺复兴,学习儒家的人本思想建立了文官体制,学习儒家的教育模式产生了世俗大学和知识阶层,成为欧洲近代化进程的重要方面。当代中国,尤其需要有理想、有信仰、有道德、有规范的商业家和企业家、金融家,也就是儒商。
在生命运动中,其实人的生存享受只有两种,一种是肉体的,一种是灵魂的(或精神的),其实“为儒”的过程就是灵魂欲获得满足的过程,“为商”的过程就是肉体欲获得满足的过程。当然,肉体和灵魂也是辩证统一的,是矛盾的双方。比如肉体的疾病,就会导致精神的痛苦,精神的不悦也会导致肉体病情的加重。在“儒”和“商”之间,也有两者对立的时候,比如“儒”觉得“商”重利轻德,惟利是图,不会成就大气;而“商”却觉得“儒”酸文假醋,故弄玄虚,只会纸上谈兵,不会实际 *** 作。 人类在生存活动中,纯粹地对金钱的追求,将丧失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人性的贪欲是与生俱来的,商业行为就是满足人类贪欲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的成败,与其他赌博活动的成败是一样的,都能够刺激对物质贪欲的膨胀。这种膨胀和对物质的无止境贪欲,将使灵魂陷落到肮脏的污垢之中。一些人染上了赌博、欲,甚至吸毒的恶习,因为他们在获得足够的金钱之后,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刺激生命,获得足够的享受和娱乐。在没有“儒”文化的人生中,我们的确也很难找出一个更加适当的生命消费方式。而儒商则不同,物质的富足只是为其提供了一种生存保障,因为人不可能饿着肚子整天谈论高雅和文化。而更加彻底的追求则是让灵魂获得享受。在这种状态下,只有文化才能够清洗灵魂的污垢,使人变得高尚。 因此,人类生存的美好境界就是——儒商境界。这是人类在“肉体”和“灵魂”中最富足和完美的生存状态。
那么如何培养儒商呢?
从大的方面来说,一个国家,一个组织,要掊养成起儒商就要按照儒商的标准与特点,营造儒商产生生长的环境。培育受训者儒商的理念。这个话题太大了。在此无力论及的。
那么,从小的方面讲。一个企业家,或者一个致力于从商的人,如何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儒商”——此着力论述这个问题了。
第一,企业队伍靠文化知识结构而成,素质高,推行知识型管理,文化型经营。企业重视对员工的文化素质教育、传统文化教育和业务素质培训,重视企业思想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具有本企业特点和个性: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经营管理紧密结合,以培养提高人的素质为目标,把经营管理推向新的高度。
第二,以儒家传统思想精华为企业的生存、发展理念。企业具有一切儒学修养和传统文化素质,勤奋、热情、善良、智慧、自尊、大度、心态平和、胸怀宽厚、举止文雅、注重礼仪、热爱生活,并善于结合实际把企业文化思想运用到企业的筹划运作,经营管理中去。坚持用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教育全体员工,规范企业行为,带领企业员工,探索新时期儒商文化特征,揭示新的儒商文化内涵,联系当今社会特点,通过企业行为传播儒商文化传统精华,为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第三,以仁爱思想构建和谐的企业环境和广泛的人际关系。对内,提倡互相关爱,宽容谦让,建立上下左右的融洽团结的内部关系;对外以“仁为心、义为路”“和而不同”和平等、公平法则追求和谐的市场和宽松的环境。
第四,人无诚不立,企业无信不存,诚信是企业求生存、图发展的生命线。企业员工要把“言必行、信必果”作为座右铭,以信誉谋求企业的长远利益。一举一动都要体统讲究信用,信守诺言和遵法守纪。企业要坚持以“诚信为荣,失信为耻”的信条,并把它变成企业员工的自觉行动。
第五,以贤选人,以贤重用和对员工升职。其标准:有正确的是非观,善恶观,羞耻观,严以律己;与人为善,有精诚合作团结的精神;拥有青春活力,精通业务,工作干练;大局为重,勇于认错,懂得服从,懂得自责和心存感激。
第六、儒商风度。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言思忠,疑思问,念思难,见得思义(《论语 季氏》)。这里提出的九思,说的是有文化有教养和素质高尚人的风范。观察事物,看问题,要考虑看清楚,看准确,不可看走了眼,误了事,或者走马观花;听人说话时,要考虑听清楚没有,不可道听途说;待人时一定要考虑自己的外部表情,要温和要诚恳;待人的样子一定要谦恭,不可夸夸其谈,盛气凌人;对人说话一定要忠诚,实际,不可以假大空;办事时,要注意认真,不可以马里马糊;有疑问要向人请教,不可以不懂装懂;自己发怒时,要考虑后果,不可留下后患;得到好处时要考虑所获得的利益是否符合义的规则。
第七、讲究礼仪。子贡曰:“贫而无、富而不骄,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孔子的弟子子贡问老师:“贫穷不谄媚、富贵不骄傲的人如何?”“孔子回答说:”可以,但不如贫穷而乐观,富贵而好礼的人。” 孔子一生做人处世把礼放在重要位置,儒商继承儒家传统,更重礼仪,认为人与人的交往应以礼仪为先。礼对规范人的行为,培养良好的人格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礼仪的方式不同,古代行跪拜礼;汉朝迎宾行执帚礼;今天以握手礼为普通,但亦有诸多要求和禁忌,使用得当,方能发挥礼仪的最大作用。企业和员工都要精通社交礼仪,公关礼仪,公务礼仪和服务商务礼仪等。

中国“重儒”的现象源远流长,大抵与汉武帝时的“独尊儒术”有关。在汉前的百家争鸣时代,儒家学派只不过是各学派中的一派,连儒家的嫡系传人孟轲都自称儒与墨、法为当时学术的三大派,法家的韩非子也说:“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评论学术思想的“六家要旨”中,儒家也只是序列于阴阳家之后的六家之一而已。 到了汉武帝时期,儒家的地位从官到私都渐趋于“独尊”。于是“儒”字便被用来作为褒词:读书人称为儒士,有文化的将军称为儒将,读过《本草》、《伤寒论》之类的医生称为儒医,一辈子只会读圣贤书的人称为纯儒,学问渊博、处事通达的读书人称为通儒,行为素质好的人称为雅儒……“儒”成为了美妙无比的字眼,甚至由于“逐什一之利”而被贬为四民之末的商人,只要有点文化,行为端正,也总是喜欢自我标榜或被人加冠为“儒商”。 “儒商”的最早代表人物应该是子贡。《史记·货殖列传》中有明确记载,说子贡从学于孔子,是儒家弟子,做了一段时间的官职后,就到山东地区做起了囤积居奇的生意,成了七十二弟子中的“大款”,无疑是地地道道的儒商了。与他同时代的计然、范蠡和白圭等也都被司马迁纳入《货殖列传》中。白圭甚至被定为治生之主,即儒商之祖。从此,古代社会形成了一套“学——仕——商”的完整公式。 历代的儒商大体都是循着这样一条轨道进行活动。儒商一般经营“正统商业”,即传统意义上的货物买卖。但清初曾出现过一位扩大经营范围到游乐业的儒商李渔,后有研究者从李渔的卖文笔耕、出版经营和家班献艺三方面来为李渔定儒商之位,评价李渔:“是位文士,确已不复是纯粹的传统文士,因为他一生与商贾结缘;李渔从事各种经营活动,但又绝不类同于普通商贾,因为他毕竟有文士的底色。儒而商者是他的文化定位,也是他奇异独特之所在。” 李渔确是很典型的儒商代表。清代这类例子较多,有的甚至经营为人看不起的丧葬生意以牟利,如诗人褚庭璋,曾官湖南学政,告归后就“以宦囊开凶肆,以其利溥,人争笑之而先生不顾也”。有的因为没有达到“学而优则仕”的地步,就下海经商,如松江人董子玉是官宦子弟,因“读书不达”,就到福建广东一带经商,很是顺手,赚了大钱,所谓“贩丝丝贵,贩米米昂,不五六年,奇赢十倍”。 因为有大批儒商的出现,商的地位就有了显著的变化。于是原本是阀阅世家、书香门第的“儒”,也颇与“逐什一之利”的商缔交、联姻、欢宴、迎送,形成一股儒与商合为一体的社会力量。这股力量很强,但负效应也很大。清初的屈大均称他们为“官贾”,即“官商”。这些“官贾”的经商行为与一般商人已经大相径庭,利用权力使自己牟取暴利,“其利尝获数倍”。 也有一种相反的情况,即经商致富后而谋得“儒”的身份,古代表现的形式一般是由商入仕,即花钱买个功名或者直接“捐”个官职。以清朝为例,雍正四年山西巨商王廷扬就以捐纳军费换取官阶。乾隆时扬州大药商陈见山开设扬州第一家大药店——青芝堂发家,捐了个同知衔,自以为已入缙绅先生之列,非常得意,常常穿着天青褂五品补服出入于喜庆宴会。某次宴会上,有一刻薄少年冲着陈见山那身五品补服,向另一少年出一上联说:“五品天青褂”,另一少年即对曰:“六味地黄丸”,以嘲笑陈见山的“儒商”身份。中国历史上由商而儒者不乏其人,清代杭州庆余堂药店的胡雪岩更是一时炙手可热的“红顶商人”,应算是儒商的极致。 近几十年,由于值得投身的私营商业几近消亡,“儒商”也就很少被人提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到了80年代,“下海”之风兴起,若干可以归为“儒”的人,如学者、文人等纷纷投身经商,而媒介重又有了“儒商”的概念炒作,于是商海翻腾,“儒商”之名再度叫响,逐渐流传并成为了另一种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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