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芯片战往事

仅仅30余年，已经少有人记得那场在日美之间爆发的芯片战争。

这一战，日本人输得干干净净，从高峰时占据全球近80%的DRAM（俗称电脑内存）份额，跌到现在的零。这场芯片战争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国际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竞争理论在大国产业PK中，只是一个美好的童话。

1980年代前五年是日本半导体芯片企业的高光时刻。

硅谷的英特尔、AMD等 科技 创业公司在半导体存储领域，被日本人追着打，然后被反超，被驱离王座，半导体芯片领域（当时主要是半导体存储占据主流）成为日本企业后花园。

美国的 科技 公司败在了模式上。

硅谷的发展模式是，通过风险投资为创业公司注入资金，创业公司获得资金支持后，进行持续的技术创新获得市场，提升公司估值，让后上市，风险资本卖出股票获利退出。这种模式以市场为导向，效率高，但体量小，公司之间整合资源难，毕竟大家都是一口锅里抢饭吃的竞争对手。

日本人的玩法截然不同：集中力量办大事。1974年，日本政府批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俗称半导体芯片）”计划，确立以赶超美国集成电路技术为目标。随后日本通产省组织日立、NEC、富士通、三菱和东芝等五家公司，要求整合日本产学研半导体人才资源，打破企业壁垒，使企业协作攻关，提升日本半导体芯片的技术水平。

日本的计划也差一点儿夭折，各企业之间互相提防、互相拆台，政府承诺投入的资金迟迟不到位。关键时刻，日本半导体研究的开山鼻祖垂井康夫站了出来，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将各怀心思的参与方们捏合到一起。

垂井康夫的说辞简单明了：大家只有同心协力才能改变日本芯片基础技术落后的局面，等到研究成果出来，各企业再各自进行产品研发，只有这样才能扭转日本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孤军奋战的困局。

计划实施4年，日本取得上千件专利，一下子缩小了和美国的技术差距。然后，日本政府推出贷款和税费优惠等措施，日立、NEC、富士通等企业一时间兵强马壮，d药充足。

一座座现代化的半导体存储芯片制造工厂在日本拔地而起。随着生产线日夜运转，日本人发起了饱和攻击。

美国人的噩梦开始了。1980年，日本攻下30%的半导体内存市场，5年后，日本的份额超过50%，美国被甩在后面。

硅谷的高 科技 公司受不了市场份额直线下跌，不断派人飞越太平洋到日本侦察，结果让人感到绝望。时任英特尔生产主管的安迪.格鲁夫沮丧地说：“从日本参观回来的人把形势描绘得非常严峻。”如果格鲁夫去日本参观，他也会被吓坏的：一家日本公司把一整幢楼用于存储芯片研发，第一层楼的人员研发16KB容量，第二层楼的人员研发64KB的，第三层人员研发256KB的。日本人这种研发节奏简直就是传说中的三箭齐发，让习惯了单手耍刀的硅谷企业毫无招架之力。

让美国人感到窒息的是，日本的存储芯片不仅量大，质量还很好。1980年代，美国半导体协会曾对美国和日本的存储芯片进行质量测试，期望能找到对手的弱点，结果发现美国最高质量的存储芯片比日本最差质量的还要差。

而且，日本人还拍着胸脯对客户保证：日本的存储芯片保证质量25年！

在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下，美国的芯片公司兵败如山倒，财务数据就像融化的冰淇淋，一塌糊涂。

1981年，AMD净利润下降2/3，国家半导体亏损1100万美元，上一年还赚了5200万美元呢。第二年，英特尔被逼裁掉2000名员工。日本人继续扩大战果，美国人这边继续哀鸿遍野，1985年英特尔缴械投降，宣布退出DRAM存储业务，这场战争让它亏掉了1.73亿美元，是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在英特尔最危急的时刻，如果不是IBM施以援手，购买了它12%的债券保证现金流，这家芯片巨头很可能会倒闭或者被收购，美国信息产业史可能因此改写。

英特尔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哀叹美国进入了“帝国衰落”的进程。他断言，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硅谷将成为废墟。

更让美国人难以容忍的是，富士通打算收购仙童半导体公司80%的股份。仙童半导体公司是硅谷活化石，因为硅谷绝大部分 科技 公司的创始人（包括英特尔和AMD）都曾经是仙童半导体的员工。在硅谷人心中，仙童半导体神一般的存在，现在日本人却要买走他们的“神”，这不是耻辱么？有一家美国报纸在报道中写道：“这笔交易通过一条消息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很落后了，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对此做出应对。”

几年前，硅谷的 科技 公司成立了半导体行业协会（简称SIA）来应对日本人的进攻，经过几年游说，成果如下：将资本所得税税率从49%降低至28%，推动养老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政府不愿出面施以援手。

苦捱到1985年6月，SIA终于炮制出一个让华盛顿不淡定的观点，一举扭转局面。

SIA的观点是：美国半导体行业削弱将给国家安全带来重大风险。

日本不是美国的盟友么，日本半导体崛起，美国半导体衰落，看着就是左口袋倒右口袋的 游戏 ，怎么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呢？

SIA的逻辑链是这样的：

此前，SIA游说7年，得到政府的回应总是：美国是自由市场，政府权力不应染指企业经营活动。

这次，SIA的“国家安全说”一出，美国政府醍醐灌顶，从原来的磨磨唧唧变成快马加鞭，效率高的惊人：

1986年春，日本被认定只读存储器倾销；9月，《美日半导体协议》签署，日本被要求开放半导体市场，保证5年内国外公司获得20%市场份额；不久，对日本出口的3亿美元芯片征收100%惩罚性关税；否决富士通收购仙童半导体公司。

美国人这一波 *** 作至少开创了两个记录：第一次对盟友的经济利益进行全球打击；第一次以国家安全为由，将贸易争端从经济学变成政治经济学问题。

负责和日本交涉的美国在亚洲地区的首席贸易代表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一面指责日本的半导体芯片产业政策不合理，一面又对它赞叹不已，“所以我对美国政府说我们也要采取和日本相同的政策措施。”

对这种双重标准，曾在日立制作所和尔必达做过多年研发的汤之上隆在自己的书中气愤地说：“这人实在是欺人太甚！”

随着《美日半导体协议》的签署，处于浪潮之巅的日本半导体芯片产业掉头滑向深渊。

日本半导体芯片产业从1986年最高40%，一路跌跌不休跌到2011年的15%，吐出超过一半的市场份额，其中的DRAM受打击最大，从最高点近80%的全球市场份额，一路跌到最低10%（2010年），回吐近70%。

可以说，和美国人这一战，日本人此前积累的本钱基本赔光，举国辛苦奋斗十一年（从1975年到1986年），一夜被打回解放前。

但日本人吐出的肉，并没有落到美国人嘴里，因为硅谷超过7成的 科技 公司砍掉了DRAM业务（包括英特尔和AMD），1986年之后，美国人的市场份额曲线就是一条横躺的死蚯蚓，一直在20%左右。

那么，这70%的巨量市场进了谁的肚子？

答案是韩国。

在日本被美国胖揍的1986年前后，韩国DRAM趁机起步，但体量犹如蹒跚学步的婴儿，在全球半导体芯片业毫无存在感。而且和日本相比，以三星为代表的韩国半导体芯片企业完全是360度无死角的菜鸡：根本打不进日本人主导的高端市场，只能在低端市场靠低价混饭吃；市场体量上，两者就是蚂蚁和大象的区别。

但三星深谙所有的贸易摩擦问题都属于政治经济学范畴，借机干翻了日本大象。

1990年代，三星和面临美国发起的反倾销诉讼，但其掌门人李健熙巧妙利用美国人打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机会，派出强大的公关团队游说克林顿政府：“如果三星无法正常制造芯片，日本企业占据市场的趋势将更加明显，竞争者的减少将进一步抬高美国企业购入芯片的价格，对于美国企业将更加不利。”

于是，美国人仅向三星收取了0.74%的反倾销税，日本最高则被收取100%反倾销税，这种 *** 作手法简直是连样子都懒得装。

三星抱上美国的大腿，等于从背后给了日本一刀，让日本彻底出局。

如果没有三星补刀，日本半导体芯片尚有走出困境的希望。

美国人用《美日半导体协议》束缚日本人，并挥动反倾销大棒对其胖揍，但日本半导体存储芯片产业受的只是皮肉伤，因为硅谷的企业超过七成退出了半导体存储芯片行业，市场仍然牢牢掌握在日本人手中，熬过去后，又是一群东洋好汉，毕竟在全球半导体芯片产业链上，日本还是一支难以替代的力量。

三星加入战团并主动站队美国后，难以替代的日本人一下子变的可有可无，韩国人由此成为新宠。随后，三星的DRAM“双向型数据通选方案”获得美国半导体标准化委员会认可，成为与微处理器匹配的内存，日本则被排除在外。这样，三星顺利搭上微处理器推动的个人电脑时代快车，领先日本企业。

从上面的DRAM份额图中可以发现，日本的份额呈断崖式下跌，韩国的则是一条陡峭的上升曲线，一上一下两条线形成一把巨大的剪刀，剪掉的是日本半导体芯片的未来。

此后，即使日本政府密集出台半导体产业扶持政策，并投入大量资金，但也无力回天，日本半导体芯片出局的命运已定。

直到今天，仍有观点认为，韩国半导体芯片的崛起，日本半导体芯片的衰落，是产业转移的结果。这是不准确的，因为产业转移是生产线/工厂从高劳动力成本地区向低劳动力成本地区迁移，日本的半导体芯片企业并没有向韩国迁移生产线，而是直接被替代。美国人实际上联手韩国，重组了全球半导体产业供应链，将日本人从供应链上抹去，使一支在全球看起来不可或缺的产业力量消失得干干净净。

纵观日美芯片战，是否掌握重组全球产业链的能力，才是贸易战中决胜的关键，市场份额的多寡不构成主要实力因素，这也是日本输掉芯片战争的关键原因之一 。

主要参考资料：

《失去的制造业：日本制造业的败北》，作者：汤之上隆；

《日本电子产业兴衰录》，作者：西村吉雄；

《芯事》，作者：谢志峰；

《硅谷百年史》，作者：阿伦.拉奥，皮埃罗.斯加鲁菲。

文 ✎ 林夏淅

编辑 ✎ 邢昀

“一线贯通，两江交汇，三镇雄峙，四海呼应”。

武汉，中国经济地理的中间位置，常住人口1100万，九省通衢，占尽交通优势，也成为承接南北交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

南来北往的码头文化孕育出这里大胆、热辣、江湖的城市性格。

曾经凭借深厚的工业基础，武汉一度驾乎津门，直逼沪上，但改革开放后，武汉发展逐渐迷失，经济结构调整中一度掉队。

作为全国大学生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从这里走出来的微信之父张小龙和小米创始人雷军，都成为了互联网行业中的“名角儿”，但武汉却没有抓住互联网行业起飞的最初风口，没有诞生一家土生土长的互联网巨头。

“桃李天下”的背后，并非武汉的无私，更多的应该还是一种无奈。

如今凭借光谷和科教优势，老工业城武汉试图翻出新一页。

重工业底色鲜明

易中天在《读城记》中写道，武汉拥有“最好同时也最坏”的地形和地理位置——左右逢源，腹背受敌，一南一北，不三不四。

武汉的发展也经历了从左右逢源到腹背受敌。

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大笔一挥，汉阳铁厂、湖北q炮厂等相继创办，武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大工业重镇。

因为独特的地理优势和良好的工业基础，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为武汉立过这样的构想，“略如纽约、伦敦之大”。

历史 积累深厚，武汉在新中国成立后承担起发展重工业的重担。

“钢铁要过关（山海关），钢铁要过江（长江）”的口号下，以武钢、武船、武重、武锅等“武字头”企业为典型，国家将大批重点项目建在了武汉。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武汉的工业总产值还位列全国第四，仅次于北京、上海和天津。

重工业为武汉经济发展带来了刚猛之势，也套上了枷锁。

20世纪90年代，经济体制转轨，政策开始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与此同时国企改革大潮之下，“国有体质”明显的武汉面临巨大压力。1990年，武汉在全国的GDP排名一下子从上年的第九位下滑至第14位，此后武汉与第一梯队差距拉大。

重工业式微之下，武汉不断挣扎转型。2007年开始至2019年，从武锅的亏损、出售，到武钢、宝钢合并，武船并入中船集团，曾经盛极一时的“武字头”企业，各自找寻新路径。

在这期间，武汉市规模以上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占比从2012年的30.9%大幅下滑至8.1%。国有经济单位就业人员占比也从47.4%下滑至15.01%，依托国有企业和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方式，渐渐制约了武汉的经济活力。

见证过钢铁产业的辉煌，重工业时代带来的硬核属性，以及码头文化描出的底色，让武汉在互联网世界以“朋克之城”意外走红。

金属的、叛逆的、烟火气的种种城市基因，成为朋克文化的完美土壤，这里诞生的生命之饼、妈妈、死逗乐、愤怒的狗眼等朋克乐队，用喧闹的旋律留住了武汉曾有的浓烈工业气息，还有那些用钢铁堆砌出的记忆。

迷失的二十年

在体制转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武汉一度陷入迷失。

1992年，邓小平南巡第一站到达武昌，专列停留29分钟，“发展才是硬道理”在这里提出。然而一大批沿海城市开始对外开放、发展民营经济时，老工业城市武汉转身缓慢。

重工业遭遇重创，较为封闭的经济环境，相对“内向”的贸易，这些都使得武汉民营经济在发展中始终缺乏鲜活的“血液”。

武汉曾经全国闻名的汉正街，也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经历了阵痛。

汉正街，曾经是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小商品市场第一街，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1979年率先恢复了小商品市场，给103位待业青年和 社会 无业人员颁发了小商品营业执照，扔掉“投机倒把”的标签。

按照后来人的评价，“拉开我国城市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帷幕”。

1982年人民日报发表《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汉正街经验吸引了无数湖北周边省市的小商贩。1985年，汉正街个体户达到1542户，销售额突破了5亿元。

而随着沿海地区一批批小商品市场的兴起，汉正街在1991年首次被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超越。

义乌逐渐走向国际，而汉正街却和武汉一起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低谷期。

在国家非平衡战略之下，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先后于2000年、2003年落地，中部排头兵武汉深陷“中部塌陷”的焦虑，武汉市市长曾于两会期间三问“武汉在哪里”。

出口的数据可以明显反应武汉的迷失，Wind数据显示，相比于郑州、成都两个内陆城市，以及杭州、广州两个沿海城市，武汉的出口依存度始终较低，而这对于需要开放性的民营经济长期发展而言并非喜事。

直到2006年“中部崛起”刺激下，武汉才开始有所蜕变。

一方面重塑城市建设，试图摆脱“大县城”的印象。彼时，武汉市内据说有大大小小五千多个工地，到处尘土飞扬。

另一方面，寻找新的经济支柱，复兴大武汉。

这期间，武汉开始承担一系列国家战略和改革创新试点任务，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国家中心城市等国家战略聚焦武汉。

2019年9月，武汉市政府发布新的《汉正街复兴总体设计方案》，计划到“十四五”末，汉正街年交易额将突破3000亿元，着力发展跨境电商，“内向”的汉正街，或将由此转变。

武汉追上了一些，但前路仍长。

离开又回来的“雷军们”

武汉，国内在校大学生密度最高的城市，平均来说，路上每10个人里，很可能就有一个大学生。

这里的高校为互联网行业输送了一大批有生力量，包括微信之父张小龙和小米创始人雷军，以及名震江湖的华科帮，但武汉并没有因此坐上互联网的快车。

1991年，武大毕业的雷军，和三个合伙人一起成立了三色公司，稍显老式的名片上，印着武汉市武昌XX饭店103室的办公地址。

可惜仅仅半年，公司经营不善倒闭，在雷军的总结中，满腔的热血和冲动，并不能弥补 社会 资源、资金和经验的不足，受挫的雷军最终选择了北京。

而雷军，只是每年走出武汉的三十万分之一。

作为全国大学生比例最高的城市，武汉市拥有130万在校大学生，83座普通高校的教育资源，在数量上仅次于北京，每年产生3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教育大都市。

可惜坐拥大量“一手”人才的武汉，并不具备留下他们的吸引力，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武汉的经济发展形成制约。

据统计，2019年武汉大学生留存率为64.8%，在全国新一线城市中排名第五，并不算低，但两所985高校武汉大学和华中 科技 大学，毕业生留汉比例仅分别为26.08%和27.02%，在同期二十所二线城市一流高校毕业生本省就业率的排名中，分别位列倒二和倒三，仅强过沈阳的东北大学。

长久以来在武汉占据重要地位的制造业普遍利润较低，用人成本也低，形成了武汉整体偏低的工资水平，这成为武汉人才流失的一大原因。

除此之外，在武汉为人称道的高新技术企业，大多集中在半导体行业和生物医药行业，产业结构相对单一，每个领域内突出的企业更是屈指可数。

目前在武汉大学读博士的林雨告诉市界，在她的概念里，武汉还没有足够吸引她的、特别理想的公司，工资也比较低，大概率会选择离开。

市界统计了当前武汉59家A股上市公司2018年的净利润，规模在163.22亿元，对比杭州、深圳的716.46亿元和4378.41亿元，武汉仅是杭州的22.78%，深圳的3.73%，差距相当明显。

毕业于中南 财经 税务专业的思可则表示，她的同学大多去了北上广深的事务所、企业或者事业单位，留在武汉的几乎没有。

华科大毕业、现就职于华为光谷研发部的黄彭彭认为，在他所从事的IT行业里，薪资水平和可选企业数量，是他的同学们离开武汉前往北上广深的主要原因。

武汉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经济要发展，需要在人才留存方面下一番功夫。

2017年武汉新启动的“百万大学生留汉计划”和“百万校友资智计划”，想在5年内留下100万大学生，并邀约全球武汉校友智力回归、资本回归。知名校友雷军和泰康保险董事长陈东升，都成为武汉市招才局首批请回的“招才顾问”。

而以光谷为核心，武汉在错过一轮轮风口后，最终抓住了移动互联网的尾巴，斗鱼等土生土长的武汉互联网企业正越来越多。

截至2019年底，“百万校友资智回汉”专场活动累计签约项目总投资已突破2.6万亿元，而2020年1月7日《长江日报》报道称，“百万大学生留汉计划”已实现新增留汉大学生109.5万人，提前两年完成原计划。

更多的人，才有更多的希望，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7年武汉市净迁入人口16.69万人，相比2015年和2016年的净迁出状态，已经是一个转变。

武汉“第四镇”，光谷

区别于文教中心武昌、商业中心汉口和工业中心汉阳，光谷正在逐渐发展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的武汉“第四镇”。

但这一段路，光谷走得并不容易。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在199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国家高新区后，又在2001年凭借高校科研实力，在众多竞争城市中获得了“光谷”的称号，定位为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

经过多年培育，光谷的长飞光纤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光纤预制棒和光纤光缆供应商，对5G产业影响甚广；长江储存代表国内储存芯片的最高水平；而主攻中小尺寸显示屏的华星光电，也代表了世界可量产显示技术的最高水平。

成果虽丰，但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的局面也在光谷逐渐形成。

互联网行业成为风口的近几年，武汉在这部分却几近空白。直到最近三四年，光谷才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对标美国硅谷向高 科技 产业聚集地转型。

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将武汉光谷确立“第二总部”。继雷军系企业小米 科技 、金山软件、顺为资本先后落户光谷后，其好友周鸿祎也带着奇虎360而来。此外，尚德、VIPKID、51 TALK、猿辅导等一系列在线教育企业入驻光谷，让这里成为在线教育的重要基地。

截至2019年底，共有86家知名互联网企业相继在光谷设立总部或第二总部，带动的就业岗位达到3万余个，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平衡、丰富武汉的产业结构。

在武汉小米工作的小琦告诉市界，2016年他从武汉大学毕业的时候，那里还没有什么机会，现在从北京调到武汉，主要是考虑到更小的生活压力和不变的薪资待遇。

但同时他也认为，光谷的互联网产业目前还是处在发展初期，和北京相差甚远，不仅头部企业较少，很多在武汉的业务也都相对边缘。

光谷在不断做出尝试，也在不断扩充自己的半径。

原先以光谷转盘为标志性中心的光谷老城区，已经逐渐装不下高速成长的 科技 公司，向东溢出，以光谷中心城为中心再建一个光谷，相比光谷老城区具有规划更合理、面积更开阔等优势。 重点引进金融机构、企业总部、商务办公等，新来的小米就落地于此。

从房价来看，2015年以前，光谷所在的洪山区，房价一直低于武汉市平均水平，2016年7月首次以1.14万元/m²的价格实现反超。2020年1月，光谷1.89万元/m²的房价，高于洪山区均价，更是高于武汉市均价，无疑是更具活力的存在。

真要和美国硅谷相比，光谷面前当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武汉的希望。

几十年的发展 历史 ，武汉的路径可以用一个“N”字来形容。而在经济快速追赶，硬件提升之后，城市管理成为新的重要议题，亟待升级。

如今，武汉身处风暴中心，再次敲醒警钟，经济发展需要与公共管理、 社会 服务等其他环节联动提升，才能让城市的根基更平稳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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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类小说我推荐《中国工业记忆之兵工往事》，这是一个讲述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故事，男主陈举，原本是一个兵王，因为犯错，而被前线部队派到了融桂机械厂工作。

原本来说，离开了自己熟悉的战场与战友，陈举应该是颓废的。但到了兵工厂之后，他才发现，或许自己的才能在这里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于是，他在去往工厂途中，救下了几名高级技工人员后，带领他们投入到了新式q械的研制当中。

当然，研制工作无论是在什么时间、什么领域，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q械研究，更是处处存在着致命的奉献，动辄就可能会发生爆炸事件。

在故事中，有很多的场景都显露出这样的危险。但好在陈举与工友们的坚持，让他们终于研发的适装性强的新式q械。诚然，这不是一般的“强男主”性爽文，更多的是凸显在近代工业生产中，那些不畏艰苦与牺牲的人的奋斗精神。

不过，与一般的工业类小说相比，《中国工业记忆之兵工往事》多了很多热血的情节，还有一些情感的穿插。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提及到的q械非常的多，且非常在专业，比如ZB—26轻机q、美制加兰德、仿制M1卡宾q等等，相信对一些q械爱好者，可以说是福音了。

据悉这部小说曾获广西网络文学大奖，作者卢建业也有过诸多作品。此外，该小说的有声版也已顺利在喜马拉雅上上线，男主播的声音非常不错，值得一听！

中国工业记忆之兵工往事 | 最强兵王|军事热血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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