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背后的武汉往事：转型中一度迷失，雷军曾在这里受挫

文 ✎ 林夏淅

编辑 ✎ 邢昀

“一线贯通，两江交汇，三镇雄峙，四海呼应”。

武汉，中国经济地理的中间位置，常住人口1100万，九省通衢，占尽交通优势，也成为承接南北交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

南来北往的码头文化孕育出这里大胆、热辣、江湖的城市性格。

曾经凭借深厚的工业基础，武汉一度驾乎津门，直逼沪上，但改革开放后，武汉发展逐渐迷失，经济结构调整中一度掉队。

作为全国大学生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城市，从这里走出来的微信之父张小龙和小米创始人雷军，都成为了互联网行业中的“名角儿”，但武汉却没有抓住互联网行业起飞的最初风口，没有诞生一家土生土长的互联网巨头。

“桃李天下”的背后，并非武汉的无私，更多的应该还是一种无奈。

如今凭借光谷和科教优势，老工业城武汉试图翻出新一页。

重工业底色鲜明

易中天在《读城记》中写道，武汉拥有“最好同时也最坏”的地形和地理位置——左右逢源，腹背受敌，一南一北，不三不四。

武汉的发展也经历了从左右逢源到腹背受敌。

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大笔一挥，汉阳铁厂、湖北q炮厂等相继创办，武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大工业重镇。

因为独特的地理优势和良好的工业基础，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为武汉立过这样的构想，“略如纽约、伦敦之大”。

历史 积累深厚，武汉在新中国成立后承担起发展重工业的重担。

“钢铁要过关（山海关），钢铁要过江（长江）”的口号下，以武钢、武船、武重、武锅等“武字头”企业为典型，国家将大批重点项目建在了武汉。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武汉的工业总产值还位列全国第四，仅次于北京、上海和天津。

重工业为武汉经济发展带来了刚猛之势，也套上了枷锁。

20世纪90年代，经济体制转轨，政策开始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与此同时国企改革大潮之下，“国有体质”明显的武汉面临巨大压力。1990年，武汉在全国的GDP排名一下子从上年的第九位下滑至第14位，此后武汉与第一梯队差距拉大。

重工业式微之下，武汉不断挣扎转型。2007年开始至2019年，从武锅的亏损、出售，到武钢、宝钢合并，武船并入中船集团，曾经盛极一时的“武字头”企业，各自找寻新路径。

在这期间，武汉市规模以上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占比从2012年的30.9%大幅下滑至8.1%。国有经济单位就业人员占比也从47.4%下滑至15.01%，依托国有企业和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方式，渐渐制约了武汉的经济活力。

见证过钢铁产业的辉煌，重工业时代带来的硬核属性，以及码头文化描出的底色，让武汉在互联网世界以“朋克之城”意外走红。

金属的、叛逆的、烟火气的种种城市基因，成为朋克文化的完美土壤，这里诞生的生命之饼、妈妈、死逗乐、愤怒的狗眼等朋克乐队，用喧闹的旋律留住了武汉曾有的浓烈工业气息，还有那些用钢铁堆砌出的记忆。

迷失的二十年

在体制转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武汉一度陷入迷失。

1992年，邓小平南巡第一站到达武昌，专列停留29分钟，“发展才是硬道理”在这里提出。然而一大批沿海城市开始对外开放、发展民营经济时，老工业城市武汉转身缓慢。

重工业遭遇重创，较为封闭的经济环境，相对“内向”的贸易，这些都使得武汉民营经济在发展中始终缺乏鲜活的“血液”。

武汉曾经全国闻名的汉正街，也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经历了阵痛。

汉正街，曾经是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小商品市场第一街，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1979年率先恢复了小商品市场，给103位待业青年和 社会 无业人员颁发了小商品营业执照，扔掉“投机倒把”的标签。

按照后来人的评价，“拉开我国城市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帷幕”。

1982年人民日报发表《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汉正街经验吸引了无数湖北周边省市的小商贩。1985年，汉正街个体户达到1542户，销售额突破了5亿元。

而随着沿海地区一批批小商品市场的兴起，汉正街在1991年首次被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超越。

义乌逐渐走向国际，而汉正街却和武汉一起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低谷期。

在国家非平衡战略之下，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先后于2000年、2003年落地，中部排头兵武汉深陷“中部塌陷”的焦虑，武汉市市长曾于两会期间三问“武汉在哪里”。

出口的数据可以明显反应武汉的迷失，Wind数据显示，相比于郑州、成都两个内陆城市，以及杭州、广州两个沿海城市，武汉的出口依存度始终较低，而这对于需要开放性的民营经济长期发展而言并非喜事。

直到2006年“中部崛起”刺激下，武汉才开始有所蜕变。

一方面重塑城市建设，试图摆脱“大县城”的印象。彼时，武汉市内据说有大大小小五千多个工地，到处尘土飞扬。

另一方面，寻找新的经济支柱，复兴大武汉。

这期间，武汉开始承担一系列国家战略和改革创新试点任务，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国家中心城市等国家战略聚焦武汉。

2019年9月，武汉市政府发布新的《汉正街复兴总体设计方案》，计划到“十四五”末，汉正街年交易额将突破3000亿元，着力发展跨境电商，“内向”的汉正街，或将由此转变。

武汉追上了一些，但前路仍长。

离开又回来的“雷军们”

武汉，国内在校大学生密度最高的城市，平均来说，路上每10个人里，很可能就有一个大学生。

这里的高校为互联网行业输送了一大批有生力量，包括微信之父张小龙和小米创始人雷军，以及名震江湖的华科帮，但武汉并没有因此坐上互联网的快车。

1991年，武大毕业的雷军，和三个合伙人一起成立了三色公司，稍显老式的名片上，印着武汉市武昌XX饭店103室的办公地址。

可惜仅仅半年，公司经营不善倒闭，在雷军的总结中，满腔的热血和冲动，并不能弥补 社会 资源、资金和经验的不足，受挫的雷军最终选择了北京。

而雷军，只是每年走出武汉的三十万分之一。

作为全国大学生比例最高的城市，武汉市拥有130万在校大学生，83座普通高校的教育资源，在数量上仅次于北京，每年产生3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教育大都市。

可惜坐拥大量“一手”人才的武汉，并不具备留下他们的吸引力，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武汉的经济发展形成制约。

据统计，2019年武汉大学生留存率为64.8%，在全国新一线城市中排名第五，并不算低，但两所985高校武汉大学和华中 科技 大学，毕业生留汉比例仅分别为26.08%和27.02%，在同期二十所二线城市一流高校毕业生本省就业率的排名中，分别位列倒二和倒三，仅强过沈阳的东北大学。

长久以来在武汉占据重要地位的制造业普遍利润较低，用人成本也低，形成了武汉整体偏低的工资水平，这成为武汉人才流失的一大原因。

除此之外，在武汉为人称道的高新技术企业，大多集中在半导体行业和生物医药行业，产业结构相对单一，每个领域内突出的企业更是屈指可数。

目前在武汉大学读博士的林雨告诉市界，在她的概念里，武汉还没有足够吸引她的、特别理想的公司，工资也比较低，大概率会选择离开。

市界统计了当前武汉59家A股上市公司2018年的净利润，规模在163.22亿元，对比杭州、深圳的716.46亿元和4378.41亿元，武汉仅是杭州的22.78%，深圳的3.73%，差距相当明显。

毕业于中南 财经 税务专业的思可则表示，她的同学大多去了北上广深的事务所、企业或者事业单位，留在武汉的几乎没有。

华科大毕业、现就职于华为光谷研发部的黄彭彭认为，在他所从事的IT行业里，薪资水平和可选企业数量，是他的同学们离开武汉前往北上广深的主要原因。

武汉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经济要发展，需要在人才留存方面下一番功夫。

2017年武汉新启动的“百万大学生留汉计划”和“百万校友资智计划”，想在5年内留下100万大学生，并邀约全球武汉校友智力回归、资本回归。知名校友雷军和泰康保险董事长陈东升，都成为武汉市招才局首批请回的“招才顾问”。

而以光谷为核心，武汉在错过一轮轮风口后，最终抓住了移动互联网的尾巴，斗鱼等土生土长的武汉互联网企业正越来越多。

截至2019年底，“百万校友资智回汉”专场活动累计签约项目总投资已突破2.6万亿元，而2020年1月7日《长江日报》报道称，“百万大学生留汉计划”已实现新增留汉大学生109.5万人，提前两年完成原计划。

更多的人，才有更多的希望，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7年武汉市净迁入人口16.69万人，相比2015年和2016年的净迁出状态，已经是一个转变。

武汉“第四镇”，光谷

区别于文教中心武昌、商业中心汉口和工业中心汉阳，光谷正在逐渐发展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的武汉“第四镇”。

但这一段路，光谷走得并不容易。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在199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国家高新区后，又在2001年凭借高校科研实力，在众多竞争城市中获得了“光谷”的称号，定位为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

经过多年培育，光谷的长飞光纤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光纤预制棒和光纤光缆供应商，对5G产业影响甚广；长江储存代表国内储存芯片的最高水平；而主攻中小尺寸显示屏的华星光电，也代表了世界可量产显示技术的最高水平。

成果虽丰，但产业结构相对单一的局面也在光谷逐渐形成。

互联网行业成为风口的近几年，武汉在这部分却几近空白。直到最近三四年，光谷才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对标美国硅谷向高 科技 产业聚集地转型。

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将武汉光谷确立“第二总部”。继雷军系企业小米 科技 、金山软件、顺为资本先后落户光谷后，其好友周鸿祎也带着奇虎360而来。此外，尚德、VIPKID、51 TALK、猿辅导等一系列在线教育企业入驻光谷，让这里成为在线教育的重要基地。

截至2019年底，共有86家知名互联网企业相继在光谷设立总部或第二总部，带动的就业岗位达到3万余个，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平衡、丰富武汉的产业结构。

在武汉小米工作的小琦告诉市界，2016年他从武汉大学毕业的时候，那里还没有什么机会，现在从北京调到武汉，主要是考虑到更小的生活压力和不变的薪资待遇。

但同时他也认为，光谷的互联网产业目前还是处在发展初期，和北京相差甚远，不仅头部企业较少，很多在武汉的业务也都相对边缘。

光谷在不断做出尝试，也在不断扩充自己的半径。

原先以光谷转盘为标志性中心的光谷老城区，已经逐渐装不下高速成长的 科技 公司，向东溢出，以光谷中心城为中心再建一个光谷，相比光谷老城区具有规划更合理、面积更开阔等优势。 重点引进金融机构、企业总部、商务办公等，新来的小米就落地于此。

从房价来看，2015年以前，光谷所在的洪山区，房价一直低于武汉市平均水平，2016年7月首次以1.14万元/m²的价格实现反超。2020年1月，光谷1.89万元/m²的房价，高于洪山区均价，更是高于武汉市均价，无疑是更具活力的存在。

真要和美国硅谷相比，光谷面前当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武汉的希望。

几十年的发展 历史 ，武汉的路径可以用一个“N”字来形容。而在经济快速追赶，硬件提升之后，城市管理成为新的重要议题，亟待升级。

如今，武汉身处风暴中心，再次敲醒警钟，经济发展需要与公共管理、 社会 服务等其他环节联动提升，才能让城市的根基更平稳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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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电子竞技（Mobile electronic athletics）是指移动端（平板电脑、手机、PSP等电子设备）电子游戏比赛达到“竞技”层面的活动。移动电子竞技运动就是利用手机、平板电脑、PSP等移动游戏设备作为载体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对抗运动。通过运动，可以锻炼和提高参与者的思维能力、反应能力、心眼四肢协调能力和意志力，培养团队精神。[1]

2015年是移动电子竞技行业的爆发年，除了涌现出大批移动电竞爱好者外，移动电子竞技行业也得到了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的关注。2015年8月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作为指导单位联手QQ手游举办第二届QGC大赛，该赛事是国内规模最大、参赛人数最多、赛事体系最为完善的移动电子竞技大赛。[2]

中文名

移动电子竞技 

外文名

Mobile electronic athletics ； Mobile electronic sports

竞技平台

移动互联网

竞技内容

可用于比赛的手机游戏

快速

导航

诞生

移动电竞记事

市场环境

基本特征

竞技载体：平板电脑、手机、PSP等可移动电子设备[3]

移动电子竞技有以下基本特征：移动设备、竞技

“移动电子设备”是其方式和手段，指这项运动是借助移动设备（及外部设备）为核心的各种软硬件以及由其营造的环境来进行；之前人们所说的电子竞技主要是围绕PC端进行的电子竞技比赛，比赛场地大多集中在室内，移动电子竞技相对比较灵活，比赛场地灵活多变，对电子设备的要求也比较特殊，例如PSP、手机、PAD等，与PC端电子竞技有明显区别。[3]

诞生

Blizzard与ValveSoftware分别于1998年与1999年正式发售即时战略游戏《星际争霸：母巢之战》与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反恐精英》，掀起了电子竞技游戏的首股热潮。随后，如《魔兽争霸：冰封王座》之类的竞技游戏逐渐登上电竞舞台，各类赞助商举办的比赛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电子竞技热

2000年，WCG组委会建立；2001年，三星电子鼎立赞助的WCG世界电子竞技大赛第一届开始；2003年，电子竞技成为中国体育总局承认的第99个正式体育项目；2004年第一届中国电子竞技运动会（简称CEG）正式发布。同年，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网游类电视节目封杀令，众多电竞节目受殃及；2005年，Sky获得WCG魔兽项目世界冠军……[1]

从电子竞技被确认为正式体育比赛项目至今已超过十年，但一直以来，围绕电子竞技的争论从未停止，对于电竞拥笃者而言，热爱不会因为争议而减少

2014年2月5日，现任WCG首席执行官李秀垠通过官方邮件用这样的一句话对外宣布：“由于受到世界趋势及商业环境等因素影响，今后将不再举办任何赛事，包括WCG世界总决赛。”消息曝光后，每一个走过14年WCG时光的竞赛者、观赛者、玩者无不惊讶和心痛。NeoTV的CEO林雨新微博上说：对于很多老玩家来说，WCG是梦想的开端，是奋斗的目标，是精神的寄托。[1]

实际上，2006年到2009年间，三星受制于韩元走高和一系列公司管理层震荡等原因，半导体、LCD、手机获利持续下滑，WCG赛事的举办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在这之后，三星开始战略转型，资源向手机等移动业务倾斜，直接影响WCG赛事发展。WCG主办方曾于2012年向各国合作伙伴发送邮件，表示希望可以将WCG完全转变为手游竞赛。由于多种原因，转型建议被否决，这其实是其停办的一个信号。

在手游侵吞PC游戏的趋势下，“电竞奥运WCG”至此寿终正寝。有人认为WCG的停办意味着电竞的终结，而更多人则认为，这是移动竞技的开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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