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举证时限制度，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效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期间制度。这个定义揭示了举证时限的两层含义：其一是限定的期间，其二是法律后果，包括逾期不举证时一方当事人应承担的不利后果和另一方当事人相应获得的有利后果。我们认为，第一层含义是形式上的，第二层含义为实质上的，只有以法律后果为支撑，限定期间才不致落空。
我国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出台前，《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处于虚无状态，只有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完成举证”。因此，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我国民诉法对当事人举证采取“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当事人在法庭审理的各个阶段均可提出新的证据。这造成了在审判实践中，当事人往往利用民诉法的漏洞，庭前不提供证据，在庭审中搞突然袭击，或一审时不提供证据，在二审或再审中提出证据，达到拖延诉讼的目的。这种情况，不仅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严重地干扰了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既给法院造成人力、物力和精力的浪费，也给对方当事人增加了负担。更为严重的是使法院的裁判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是妨碍法院审判效率提高的重要原因，亦不利于规范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和提高当事人的举证意识。本文作者将对举证时限做一理论上的探讨，并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提出自己的几点看法。
一、民事诉讼证据举证时限的理论基础
对于举证时限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体现举证时限制度的价值追求和考虑的深层依据。作者试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程序安定理论。所谓程序安定，是指民事诉讼的运作应依法定的时间先后和空间结构展开并作出终局决定，从而使诉讼保持有条不紊的稳定状态。程序运作的安定必须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中。庭审是诉讼的中心环节，而证据是庭审的核心，当事人的讼争须围绕证据而展开，法官的裁判也须依据证据作出。如果证据的提出没有时限规定，它可以一审、二审和再审中随时提出，也可以被任意地推倒重来，那么，法院的终局裁决就具有了明显的不确定性，双方当事人最终的权利义务就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在诉讼中忽视程序安定而追求实体真实的做法，往往是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观念在作祟。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限定举证的有效期间，尽量减少或杜绝程序的回复和重新启动，保证程序的有序性和稳定性，避免随时提出证据带来的团源程序动荡。随时提出证据的一种典型情形就是有蓄谋的"突然袭击"。这种突袭策略不但违背平等对抗原则，而且造成讼争焦点不明扮码，程序动荡不定，既判软弱无力，严重影响了裁判的权威性。程序的安定性，作为诉讼的基本价值，应当成为诉讼过程的价值取向之一，受到法院的重视，有时甚至要牺牲其它的便利。
（二）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不举证而逾期提出了新证据，有时可能是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不能提出新证据，但更可能是当事人出于恶意，故意不提出证据而把它当作“秘密武器”，期待出奇制胜。法律不能约束纯粹的道德，但可以通过约束其意图取得的法律上的利益而加以规制。所以当事人在法定的期间不行使诉讼上的权能（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基于保护另一方当事人对预期行为的信赖（一方当事人不提交证据，则对方当事人就不必为此作出防御准备），可以不再允许该当事人行使此项权能，即禁止逾期提出新证据。通过规定超过举证时限规定而提出的证据失权这一法律后果，诚实信用原则“在此发挥了一种对当事人诚信，及时行使权利进行督促的作用”。
（三）举证责任。举证责任是指诉讼上无法确定的某种事实（确定一定法律效果的权利发生、变更或消灭所必要的事实）的存在时，对当事人产生的不利后果（其所主张的有利的法律效果不被承认的后果）。在认识和理解举证责任的问题上不仅应当把握举证责任的形式，还应当从举证责任的内容和后果上来认识。即使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已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如果对提供证据的时间及逾期举证的后果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举证责任也就形同虚设了。举证时限制度正是为了克服这一缺厅或哪陷而设计的。它规定了当事人若不在限定的期限内举证，将失去证据的提出权和证明权，即承当举证责任的败诉风险，由此举证责任才得以真正贯彻和落实。而且举证时限制度给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一种外来的时间上的和不利后果上的压力，能够敦促当事人积极履行举证责任，为求得胜诉而主动调查收集证据并及时向法院提出其所有拥有的全部诉讼证据，为法院顺利开庭集中审理提供了充分条件。所以可以说举证责任是举证时限制度的应有之意和必然要求。这正符合当前司法改革的趋势--当事人主义。
（四）形式真实主义。民事诉讼法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对已以发生事件的回溯，虽然从哲学意义上说，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诉讼不可能无限期的拖延，因此，证据的调查收集会受时间、空间及探知手段的限制，庭审认定的事实依据只能是拟制的“真实”，而非原始状态的实际的“真实”，它必须符合法律的形式规定，并且受制于法律的评价。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审判所能达到的只能是形式真实而不可能是实质真实。”另一方面，由于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标准远低于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确实和充分”的证据标准，因此，以“形式真实”或由“法律真实”作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模式之选择并无不妥。在西方，一般把诉讼看成是一种竞技，那么在诉讼这场体育比赛中，双方当事人作为平等的参赛选手，法官作为公平执法的裁判，一切都必须遵循比赛规则。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双方当事人以全部的精力参与竞争，并且共同接受裁判，事后即使再有实力再优秀也不能改变这一结果。虽然，这种形式真实有可能与客观真实存在误差，甚至导致人们所说的“错案”。但这种牺牲应该被认为是保证程序整体公正的必要代价。
二、《规定》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
《规定》专门设立“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一章共十五条，具体包括了举证时限的一般规定、证据交换问题及新证据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法律法规对举证时限没有明确规定与对审理时限存在严格规定的矛盾，确保案件在审限内审结，保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院的威信，保证法律事实的效果。下面作者将就《规定》中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提出自己的几点看法：
第一，条款规定不明确。《规定》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法院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时，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制定举证时限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时限的，指定的时限不少于三十日。第八十一条规定，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不受本解释中第三十二条、三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七十九条规定的限制。即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举证时限不受三十日的约束，法院指定的举证时限，可以在三十日以内，也可以在三十日外。本规定的立法目的应在于发挥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优势，提高司法效率。但却不利于对举证时限的统一规范。可能造成同一法院、同一审判庭、不同审判人员的用意，单从当事人方面来看，这就容易造成当事人对法官的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而且，《规定》中的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即只规定举证时限下限，而未规定上限。这是否意味着法官可以指定当事人在审限内的任何时候举证。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能造成案件承办法官恶意地拖延案件的审理。
第二，条款间存在矛盾。《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其中“不提交”概念范畴不清，学理上，“不提交”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情形：一、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有能力提交而不提交。二、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因不能提交而不提交。三、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因不知道证据的存在而不提交。是否这三种情形的“不提交”都视为当事人放弃举证权利。很明显答案是否定的。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话，那就不存在“新的证据”问题。但《规定》中却没有明确地将以上三种情形区分开。就第一种情形而言，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能提交而不提交，当然应视为放弃举证权利，这就不存在庭审中将其作为“新的证据”而组织质证；如果是第二、第三情形，则存在庭审中当事人提出“新的证据”。针对以上三种情形，《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应属上述的第二、三这两种情形，即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因不能或不知道证据的存在而不提交证据的，导致在期限届满后发现才提交。既然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就不存在在庭审中再提交新的证据的问题。可见，《规定》对"不提交"的范畴未加以区分，直接导致《规定》条款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与第四十一条相矛盾。
第三，条款存在重复现象。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规定》第四十一条相应规定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新的证据”的情形，从内容上表明，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的，法院就不予采纳。但《规定》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则又规定了相同的内容。显然，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立法目的在于对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一条进行补充说明，但我们仅就《规定》第三十四条、第四十条及《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就可以得出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因而《规定》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属条款重复。
第四，对不同类别的证据存在区别对待。《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十日前提出，并经人民法院许可。经司法实践表明，此规定不甚合理，证人证言是证据的一种，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时间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而不能予以区别对待，另行规定应在十日前提出申请。况且，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不受“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的限制。若案件承办法官将举证时限定在十日以内，当事人又如何能做到“在举证期限届满十日前提出”呢？
三、对《规定》的几点建议
第一，具体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由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具体时限，确定一定的限度。既然适用了简易程序，目的很明显就在于提高司法效率，而要提高司法效率，则不能单方面地强调对当事人的约束，同时应该对审判人员自由裁量权给予一定程度的制约，否则不但不能完全发挥适用简易程序的作用，而且易造成当事人对审判人员产生合理的怀疑。
第二，应明确规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不提交证据中“不提交”的具体范畴，区分不提交与不能提交。从举证责任和程序安定的角度来考虑，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有能力提交证据而恶意不提交，理应视为其放弃举证权利，当事人确因不能而无法及时提交证据的，则不能一概视为放弃举证权利，而应给予其弥补的机会。
第三，消除条款的重复现象，既然已存在的法律法规对相关的问题规定已以明确，就没有必要在同一法律法规再做出重复的规定。即《规定》第四十三条第一款应删除。
最后，规定申请当事人出庭作证的期限为举证期限届满前，而非举证期限届满后十日前。
诉讼时效制度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即丧失了请求人肢察亮民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权利的制度。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权利人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就强制义务人履行所承担的义务。而在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后，权利人行使请求权的，人民法院就不再予以保护。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权利人在此时间内享有依诉讼程序请求人民法院予以保护的权利；二是这一权利在此时间内连续不行使即归于消灭。诉讼时效制度也称“消灭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 时，即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权利的制度。
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权利人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就强制义务人履行所承担的义务。而在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后，权利人行使请求权的，人民法院就不再予以保护。可见，诉讼时效是权利人行使请求权，获取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定时间界限。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权利人在此时间内享有依诉讼程序请求人民法院予以保护的权利；二是这一权利在此时间内连续不行使即归于消灭。
诉讼时效依据时间的长短和适用范围分为一般诉讼时效和特殊诉讼时效。一般诉讼时效。指在一般情况下普遍适用的时效，这类时效不是针对某一特殊情况规定的，而是普遍适用的，如中国《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的：“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表明，中国一般民事诉讼的一般诉讼时效为二年。特别诉讼时效。指针对某些特定的民事法律关而制定的诉讼时效。特殊时效优于普通时效，凡有特殊时效规定的，适用特殊时效，中国《民法通则》141条规定：“法律对时效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规定。”
特殊时效可分为以下三种：
一、短期时效。短期时效指诉讼时效不满两年的时效。中国《民法通则》第136条规定：“下列时效为一年：1、
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2、出售质量不合规格的商品未声明的；3、历宽延付或拒付租金的；4、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被损坏的。”其他还有如《担保法》中规定的“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等。
二、长期诉讼时效。长期诉讼时效是指诉讼时效在两年以上二十年以下的诉讼时效。
三、最长诉讼时效。最长诉讼时效为二十年。
中国《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根据这一规定，最长的诉讼时效的期间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权利享有人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时效最长也是二十年，超过二十年，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时效具有强制性，任何时效都由法律、法规强制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时效的延长、缩短、放弃等约定都是无效的。
诉讼时效适用于债权关系——对违反合同约定的债务人或者侵权行为人享有的财产请求权，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法律、法规对于索赔时间和产品质量等提出异议的时间有特殊规定的，按特殊规定办理。此外，在人身关系范围内，对各种人身权的法律保护不受时效限制。例如，公民、法人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姓名权、荣誉权、知识产权中的署名权等不受时效限制。
诉讼时效作为依法得以引起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者消灭的民事法律事实，具有如下法律特点，区别于其他民事法律事实：
1、诉讼时效具有严格的法律强制性。即有关诉讼时效的民事法律规范属于强制性法律规范。其内容（时效期间长度、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一经法律规定，当事人就必须遵守执行，当事人不得以其意思排斥诉讼时效规定的适用，协议变更法定的诉讼时效制度的内容或者约定预先放弃时效利益等均为法律所禁止。
2、诉讼时效属于民事没局法律事实中的事件，以法定的事实状态——权利人不行使权利的事实的连续存在作为适用依据，不为当事人的意志所决定，故不同民事法律事实中的行为。
3、诉讼时效产生的法律后果是消灭了权利人的胜诉权，故区别于以当事人取得民事权利为后果的取得时效和消灭实体为法律后果的除斥期间。
诉讼时效的效力就是指诉讼时效届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根据民法通则第135条、第138条的规定，这种法律后果表现在：
1、诉讼时效属于消灭时效。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之后，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消灭了权利人享有的胜诉权，即权利人丧失了获得法律强制保护的权利。
2、诉讼时效消灭胜诉权，而不消灭起诉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3条的规定，权利人在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后起诉的，人民法院仍应予以受理，不得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不予受理。因为人民法院在受理之后才能查明诉讼时效是否届满。当然，如果有人民法院受理后查明没有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则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如果人民法院查明权利人确有正当理由的，则依法认定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予以延长，以便保护权利人的权利。
3、诉讼时效届满并不消灭实体权利，这就是说，诉讼时效届满，导致权利人的胜诉权消失，人民法院不再予以强制保护。但是，权利人基于民事法律关系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实体权利）仍然存在，所以，义务人在诉讼时效届满之后自愿向权利人履行义务的，权利人仍然有权接受。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民法通则第138条）。而且基于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存在，义务人在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反悔的，人民法院也不予以支持。但是，如果有证据证明实体权利本身已因其他原因而消灭的，则履行义务的义务人可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返还。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诉讼时效制度的法定性价值与意思自治原则的价值之间进行了权衡。意思自治是民法中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其精髓在于赋予民事主体的自我选择权与自我决策权。依据这一原则，当事人有行使或不行使权利的自由，一旦当事人的事实行为或法律行为历经久远，已经为社会所信赖或成为其他事实的基础，则权利人再对过去的事实自由行使请求权，就难免会有害于以该事实状态为基础所确立的生活秩序及既成交易的安全。同时，年代久远会导致证据湮灭，当事人难以举证，法院也难以审理，即使在举证责任制度下法院可以作出判决，裁判结论也未必与事实相符。所以，学者普遍认为，基于公共利益考量，应当通过确立强制性的诉讼时效制度来部分地限制意思自治原则。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过于强调诉讼时效的法定性和强制性，甚至使法院代替当事人行使该权利，则会导致公权对私权的过分干预，进而破坏意思自治原则的根基。因此《规定》一方面对诉讼时效制度的法定的强制特性给予了充分的体现，规定“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约定延长或者缩短诉讼时效期间、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认可。”另一方面，《规定》也充分体谅并尊重意思自治原则在民法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确认了是否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乃是义务人的权利，其可以自由处分，但没有赋予法院在此方面的释明权，从而对诉讼时效制度的法定性价值与意思自治原则的价值进行了平衡。
其次，《规定》对程序安定的价值予以了体现。民事诉讼的价值体系除了包含实体公正的价值之外，亦包含程序公正的机制。而程序安定价值即为程序公正的重要表征之一。在程序运作的层面，程序安定价值的实现即意味着程序的有序性、终局性、不可逆性等。在诉讼的过程中，如果为了片面追求实体公正，或者片面允许当事人依凭其自由意志而任由诉讼程序反复进行，则势必会危及和破坏程序安定的价值。由于在诉讼时效制度中，对诉讼时效抗辩的提出有可能完全改变诉讼的终局结果，因此允许当事人提出时效抗辩的诉讼阶段将会对程序的安定性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为此，《规定》第四条将当事人提出时效抗辩的诉讼阶段限于一审，除非二审的时候有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否则对于二审期间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法院不予支持。尤其是，当事人若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再审抗辩的，人民法院也不予支持。就此条规定而言，程序安定以及程序公正成为了立法者优先的价值选择。
第三，在债权人的请求权和债务人的抗辩权之间，《规定》倾向于对前者进行优先保护。作为一项在两大法系国家均确立的法律制度，诉讼时效制度的存在必要性不容置疑。从其创设目的来看，诉讼时效制度是为了追求流转效率而不得已作出的制度选择，因此它在要求部分债权人为了公共利益让渡和牺牲其合法权利的同时，也是对债务人违反义务行为的法律措施。基于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基础中存在“恶”的一面，法律解释者就应当在解释的过程中将此一制度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向人们“善”的观念的方向不断引导，即应侧重于对债权人的权利保护，作有利于债权人的解释。因此，《规定》第一条排除了“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等几种债权属于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从而对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限缩解释；《规定》第四条对义务人诉讼时效抗辩权的行使阶段进行了限定；《规定》在涉及到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等旨在保护权利人的制度时，如果既可以作有利于权利人的理解也可以作有利于义务人的理解时，在不违背基本法理的情况下，都作了有利于权利人的理解，同时对诉讼时效障碍事由的认定进行了合法的扩张解释。如《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了三种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即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七十三条和第一百七十四条对前述三种法定事由进行了扩张解释，在此基础之上，《规定》第十条对其再次予以了扩张，对“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情形作了规定。
关于诉讼时效的意义，应该有正确的全面的认识。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不是处罚权利人不及时行使请求权的行为，更不是保护义务人不履行义务的行为，而是具有积极的法律意义。
1、有利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2、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有利于人民法院及时正确地处理民事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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