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战争观：这一思想大约形成在奴隶社会的初期，到奴隶社会的末期基本成熟。以仁为本的战争观。

指导思想：《孙子兵法·谋攻篇》中写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不仅仅对战争有指导意义，而且对政治、外交、经济乃至工作生活都有一定帮助。

用将之道：选贤任能，不仅是古人的用人之方，也是用将之道。

全胜战略：自古以来，战争的直接目的就在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最高和最理想的目标就是以“全”争胜——“不战而屈人之兵”。“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站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扩展资料

公元前21世纪（一说公元前22世纪），中国建立了奴隶制的夏王朝，从此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此时，尽管人们对于战争的认识处于低级阶段，还是产生了以靠天命观指导战争为中心内容的军事思想。

奴隶主对外族发动掠夺战争，或用武力镇压本族奴隶的反抗，都是以征讨“违天命者”、“吊民伐罪”、“敬天保民”相号召，并用占卜手段，假借神的旨意和严刑厚赏驱使士卒作战。作战方式是集团列阵正面冲杀。到商代以后，作战逐渐以车兵为主。

对军队指挥，要求行动统一，严厉管理。这种思想，指导着夏、商、西周几个王朝的军事斗争。通过这一时期的战争实践，人们已初步认识到审势而动，量力而行，众可以胜寡，强可以胜弱，反映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念。

传在西周时期，已出现《军志》、《军政》等军事著作，虽早失传，但在后来问世的《左传》、《孙子兵法》等书中，还保留着一些片断的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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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争的起因性质和作用

(1)战争的起因。《吴子兵法》认为“一日争名,二日争利,三日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引起战争的原因有五个方面:一是争夺霸主地位。二是争夺土地、财产和人口。三是积恨深怨。四是国家发生了内乱。五是国家发生了饥荒。《吴子兵法》虽然未能揭示战争的本质,但对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战争起因的归纳、论述是非常精辟的。

                                 

(2)战争的性质。《吴子兵法》指出“一日义兵,二日强兵,三日刚兵,四曰暴兵,五日逆兵。”唧禁暴除乱,拯救危难的军队叫义兵:仗势兵强,征伐列国的军队叫强兵因君王震怒而出师的军队叫刚兵:悖理贪利的军队叫暴兵不顾国乱民疲,兴师动众而出的军队叫逆兵。虽然没有明显的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但已经明确指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的界线。

(3)战争的作用。《尉缭子》指出:“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即认为战争的作用是镇压暴乱制止不义行为。《司马法》提出以战止战的思想,指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意思是杀掉坏人,保护好人,杀人是可以的；进攻其国,解放其民,进攻是可以的；用战争制止战争,即使开战,也是可以的。

2.战争与政治、经济主观指导的关系

(1)战争与政治。《司马法》指出“以义治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争,不出于中人。”即采用合于正义的措施治理国家,是正常的方法,如用正常的方法达不到目的就采取特殊的手段,特殊手段是用战争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而不是以和平方式表达出来的。《孙子兵法》指出:“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尉缭子》指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他们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有了较深刻的认识。

                               

                                 

(2)战争与经济。经济是战争的物质基础，战争是以巨大的物资消耗为代价的。《孙子兵法》指出:“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因此，《孙子兵法》中又指出:“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战国时期的著名思想家管仲也有比较深刻的论述,他说:“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正因为战争对经济如此依赖,所以,《孙子兵法》中明确提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的慎战思想和“因粮于敌",“务食于散”的补给原则。还提出了速战速决的战争指导原则:“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兵贵胜,不贵久。”“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3)战争与主观指导。战争的胜负,除了与政治、经济等基本因素外,更重要的还取决于战争组织指挥者的主观指导。我国古代军事家不但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主观指导的重要性,而且还分为战前和战中的指导。关于战前的主观指导，《孙子兵法》指出“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并且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面庙算不胜者,得算少...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关于战中的主观指导，《孙子兵法》指出:“因利面制权"“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因为“兵无常势",战争组织指挥者必须不断根据敌情我情的变化修正主观指导采取克敌制胜的有效手段。《草庐经略》中有句话说得比较明确:“夫敌情叵测,常胜之家必先悉敌之情也。其动其静,其强其弱,其治其乱,其严其懈,虚虚实实,进进退退,变态万状烛照数计,或谋虐潜藏而直钩其隐状,或事机未发面预揣其必然。盖两军对垒,胜负攸悬, -或不审,所失匪细必观其将帅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权:凡军心之趋向,理势之安危,战守之机宜,事局之究竟,算无遗漏,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根据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就可赢得战争的胜利。

3.将帅修养

我国古代军事家特别重视将帅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孙子兵法》指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并提出了选拔将帅的五方面标准“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三略》认为贤将要具备十二能: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明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滩、能制军权.《吴子兵法》中提出:“总文武者,军之将也”“故将之所慎着五:一日理,二曰备,三日果,四曰戒，五日约”对于考核将帅的标准，《武经总要·选将》提出“九验",即“远使之以观其忠,近使之以观其恭,繁使之以观其能,猝然问焉以观其智,急与之以观其信,委之以货财以观其仁,告之以危以观其节,醉之以酒以观其态,杂之以处以观其色"考核的目的是为了选择将帅,因为“古者国家虽安,必常择将,择将之道,唯审其才之可用也"。只有充分考核将帅的修养才干,才能正确地选择将帅。

                               

                               

4.治军

古代关于治军的理论，主要体现在严明军纪和加强训练两个方面。一是把严明军纪作为治军的重要原则.魏武侯曾间吴起:“兵何以为胜?”吴起回答:"以治为胜。”并指出:“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自力,何益于用。”即如果法令不严明,赏罚不及时.军队不听指挥,让止不止,让进不进,这样的军队即使有实力,也没有战斗力。《司马法》指出“从命为士上赏,犯命为土上截,勇力不相犯。"即对坚决执行命令者给予奖励,对违抗命令者给予严厉惩罚,这样有胆量的壮士,也不敢触犯军纪。二是把加强军队训练,作为治军的一个重要方面.《吴子兵法》指出“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即认为战争中士卒牺牲往往是由于技能不高,失败于技术不熟练所以,在用兵的原则中,一定要经过教育训练。《司马法》认为“土不先教,不可用也.即士卒不经教育训练，是不能用来作战的。荀子指出:“不教诲,不调一,则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教诲之,调一之,则兵经城固,敌国不敢缨也。”强调军队不教育训练,步调就不统一，这样退不能守，进不能攻。教育训练后，步调-致就有坚强的军队和巩固的国防，敌国就不敢轻易讲犯了。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中国古代关于战争和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是它的集中概括。它的产生约在中国建立了奴隶制国家的夏代，其形成则在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战国时期，后世不断予以丰富和发展。它的一些基本思想是：(1)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许多兵法都贯穿着反对天命论的思想，强调战争胜负决定于人。孙子、吴子等明确提出，战争的胜负决定于政治、将领、治兵、法令及天时、地利等客观条件。孙子提出“以五事校之计而索其情”、“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说战争的胜负是可以计算和争取的。同时，揭示了战争中众寡、强弱、虚实、攻守、奇正、主客、刚柔等矛盾的辩证关系。(2)富国强兵的政治主张。凡有作为的军事家，都把军队建设看成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孙子所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几乎所有兵法都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认为战争的胜利取决于国家的良好政治制度和措施。(3)从严治军，强调严格的纪律和管理。在号令方面，要求令行禁止，成为“有节制之师”，在赏罚方面主张“有信”和“必诚”，并注意军队平时作风的养成。(4)讲求谋略，运用“兵不厌诈”的指挥艺术。主张奇正并用，虚实结合，使敌难以预测；而用兵的诡诈则以对敌情判断和了解作基础，要求审时度势，临机处置。(5)重视将领的德才和作用。强调选贤任能，要求将领具有智、信、仁、勇、严等品质。但古代军事思想存在着统治阶级的偏见，如抹杀战争的阶级性，宣扬上智下愚和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过分夸大将帅的作用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中华民族悠久灿烂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近代的直至现代的军事思想，都从中批判地继承和吸取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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