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子女干什么的

萧克上将的儿子 萧星华

1939年出生，1960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72年到国家体委工作。1983年调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工作，1997年退休，少将警衔。

此外，萧克上将夫人蹇先佛还曾生下一子。

遗憾的是，孩子被送回湖南老家后，不幸死于日本侵略军的轰炸。

1955年我军的授衔大会上，55为开国将军被授予上将军衔，在55位上将中，有不少人认为萧克上将绝对授低了，以他的资历怎么都得是个大将军衔。但是殊不知还有一位名气不是很大的上将论资历他还在萧克之上，甚至是远超很多大将的，他就是红安开国上将周纯全将军。

对于周纯全将军很多人都不了解，的确他的名气不如萧克的大，但也是有原因的。周纯全在红军时期，先后担任过红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和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对于这两个职务需要说的是，红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当年其实是和萧克担任的最高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是一个级别的，没有谁高谁低。但是周纯全后来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却又是另一个档次，上升了一个大台阶。因此论资历的话，他比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大将要高，比萧克要高。

周纯全不仅担任过这些职位，他还有一个职位值得一说，十分了不起，那就是在1935年成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此时在师大元帅中唯独朱老总在1934年被选上，也就是说周纯全是第二个，此后又是彭德怀。从这里不难看出，周纯全的能力和资历并非一般。周纯全的能力是公认的，在建国后的抗美援朝中，美军几乎动辄一半以上的空中火力打击志愿军后勤运输线，好在彭老总有先见之明，硬是把周纯全留在战场管理后勤，这才有了奇迹般的“钢铁运输线”，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是这个道理。周纯全在管理后勤上确实有一套，辽沈战役也是他负责的后勤，让林彪打消了粮草的顾虑，因此可以说功不可没啊。周纯全在战场上也是丝毫的不弱，放下后勤的笔杆子，到了火线上依旧是一员猛将，当年为了保证辽沈战役的顺利，他付出了一只眼睛的代价，成为上将中唯一的独眼将军。

按理说，以周纯全的资历，比萧克上将的高，比王树声大将的高，当年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就很了不起，为何后来却默默无闻?还得从当年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说起，当年周纯全对于张国焘这个人是非常的崇拜和尊敬的，因此对张十分的亲近。他在“大肃反”中派人将徐向前元帅的妻子程训宣抓起来严刑拷打，最终被迫害致死，其原因也就是想挖徐帅的“黑材料”。好在后来在张国焘和中央的分歧到最严重的时候，张国焘准备武力吞并中央红军，毛主席等人岌岌可危但是又不知情，周纯全接到张国焘的信后，他悄悄通报给了毛主席，因此避免厄运的发生，因此可以说周纯全背叛了张国焘，但是其目的是救下了毛主席等人，也就无从说起背叛了。所以论起周纯全那只能说功过相当吧，建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已经很好了。

周纯全一生共有二子三女，虽说子女都是从战争走过来的，参过军的。但是在建国后，身处和平年代中，子女有的专业做了企业管理，有的到了美国谋生，没有一人再走上父亲的轨道。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与世长辞。

按照道理，逝世后亲友们就会开始筹备追悼仪式，但曹秀清却选择将丈夫杜聿明的遗体转移到医院，保存起来。

逝去的杜聿明，以及伤心的亲友们，都在等蒋经国的答复，等杜聿明临终前都无法见到的孩子们。

可大家等来的是遗憾，是无法实现的“团聚”，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好友郑洞国气愤不已，公开谴责蒋经国的冷漠行为。

5月25日，带着伤心与遗憾，杜聿明病逝18天后，他的追悼会才在北京举行......

1949年1月的淮海战役中，曾经声名显赫的国民党战将杜聿明被俘。

一开始被捕的时候，杜聿明换上解放军士兵的服装，刮去标志性的小胡子，他声称自己是送俘虏的，混迹于士兵之中，企图蒙混过关。

杜聿明的伪装最终没能逃过解放军，他自知已经瞒不住自己的身份，心中绝望，拿起一把手q直接对准脑门，准备扣动扳机，千钧一发之际，他身旁的副官眼疾手快，阻止了他的行为。

杜聿明就此被俘，刚被俘的那段时间，杜聿明始终没有放弃寻死的念头，找到机会，就捡起石头砸自己的头，幸好被解放军同志及时解救过来。

为了防止他再寻死，解放军只好给他戴上脚镣，后来被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杜聿明是一点点被“治愈”的，从身体上得到“治愈”，也从“心灵”上。一开始，他在管理所中，身体不适，与人相处时架子又大。

考虑到杜聿明在战争中患上的各种顽疾，战犯管理所的医护人员为他精心治疗，投入许多人力、物力，只为了让他生活得舒适一点。

在学习方面，管理所的图书馆提供了大量书籍，用来让战犯们潜心学习。杜聿明是个学习很用功的人，他看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思想也一点点得到转变。

病好之后，杜聿明激动地热泪盈眶，真挚的说道：

当杜聿明在战犯管理所中逐渐改变时，他家人的日子“并不好过”。

杜聿明被俘时，妻子曹秀清与婆婆、子女正在上海生活，因为联系不上杜聿明，无法得知他的情形，曹秀清听人言，杜聿明已经战死沙场，这让她十分忧虑。

情绪激动中，曹秀清专门去蒋介石的总统府找他，哭诉着：

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派人给曹秀清送去手谕，下令让曹秀清带着孩子们乘机，前往台湾，蒋介石保证，一定会负责曹秀清一家人的生活。

就这样，在不知丈夫生死，日后生活又没有着落的情况下，曹秀清带着家人前往台湾，与杜聿明分隔两地。

原本，曹秀清以为，蒋介石会兑现诺言，可事实并非如此。曹秀清、她的婆婆，还有五个孩子，没有住处，衣食无着，一家人的生活来源就是国民党给发的一点补助金，而这些补助金，甚至不足以为维持生活开支。

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压得曹秀清喘不过气来，无奈之下，曹秀清到处求人，去找宋美龄、或者杜聿明曾经的老朋友、老部下，希望能寻得一个养家糊口的活计。

最后，曹秀清终于在台北烟酒公卖局制品厂找到一个差事，负责内部收发之类的简单工作，勉勉强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曹秀清的婆婆，也就是杜聿明的母亲在贫病交加中去世，曹秀清悲伤不已，可又无力改变生活的困局。

杜聿明与曹秀清的大女儿杜致礼1947年前往美国求学，两年后与杨振宁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甚少让曹秀清 *** 心。

大儿子的杜致仁则是在五十年代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读书，因为家庭贫困，杜致仁不得不在台湾银行贷款，以供学费。

杜致仁平日白天上学，晚上打工，生活糟糕的时候，饥一顿饱一顿，日子过得十分难过，即使如此，等他上了大学之后，还是债台高筑。

杜致仁还是个学生，实在没有办法筹措很多钱，他只好暂时住在姐姐杜致礼家生活，给母亲曹秀清写信，希望母亲能借3000元钱，先让自己顺利毕业，余下的钱款等毕业之后再慢慢还清。

可曹秀清哪里有这么多钱，东拼西凑也凑不齐，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曹秀清只能去找让她又气又怨的蒋介石。

她给蒋介石写了一个申请3000元贷款的报告，半个月之后才等到蒋介石的签示。

蒋介石是签字了，但他只准予借1000元，还是分两年支付，所以最后曹秀清只拿到500元，她来不及多想，赶紧将仅有的500元给儿子杜致仁寄过去。

身在美国的杜致仁收到500元的支票，情绪激动，泣不成声，这500元根本无法解决他的燃眉之急，杜致仁整个人陷入彻底的焦虑之中。

姐姐杜致礼、姐夫杨振宁在身边劝慰他，答应尽快给他找点活计干，筹集学费，并尽快帮他想办法，在杜致礼杨振宁夫妇的安慰下，杜致仁的情绪才好不容易平静下来。

等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杜致礼去叫弟弟吃饭，迟迟不见他出来，杜致礼还以为弟弟只是暂时的心情不好，等第二天振作起来，就好了。

可第二日杜致仁也没有来吃饭，杜致礼立刻赶到弟弟的卧室，冲了进去，这才发现弟弟杜致仁已经服药自杀。

噩耗传到曹秀清的耳中，曹秀清悲痛欲绝，痛哭流涕，她没想到，杜聿明跟随蒋介石那么多年，蒋介石就是如此对待杜聿明的家人，曹秀清赶到无比心寒。

儿子杜致仁的死在曹秀清的心上留下一个无比修补的创伤。她与四个子女依旧过着贫困的日子。

曹秀清曾给杜聿明立了一个“衣冠冢”，面对生活的苦难，曹秀清去到杜聿明的“衣冠冢”面前，靠着墓碑坐下，墓碑前的酒杯里斟满了酒。

曹秀清摸着丈夫的照片，泪眼朦胧：“你这辈子啥爱好都没有，就是好喝两口，这酒，是我托人从几千里外带来的，你不是常说‘壶中日月长’吗？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壶中的日月到底有多长啊？”

说完，便是久久无言。

如今的曹秀清没有依靠，只能在杜聿明的“衣冠冢”之前哭诉着生活的难处，她早已不再是那个风韵犹存的美人了，如今的她被生活磨成了一个老朽夫人。

她说：“我连孩子都没有照顾好，以后列祖列宗还会让我进祖坟吗？”

直到后来，曹秀清才得知，原来丈夫并没有死。 周恩来总理经过多方渠道联系上女儿杜致礼、女婿杨振宁，告诉他们，杜聿明在北京生活得很好。这成为曹秀清艰难岁月里难得的好消息。

1956年，杜聿明在北京战犯管理所第一次给女儿杜致礼写信，在周恩来总理的帮助下，这封信辗转送到杜致礼的手中。

几年来，家人终于有了杜聿明确切的消息，杜致礼还没有拆开信封之前，泪眼已经完全模糊。

当天，杜致礼给母亲曹秀清写信，告诉她“您的老朋友非常关心您。”曹秀清心里清楚，这个老朋友就是她难以相见的丈夫杜聿明。

蒋介石不会传递给她任何的消息，就算她有事相求，千求万求，想见蒋介石一面，甚至都见不到。

好在如今她终于知道了丈夫平安的消息。

生活的转机发生在1957年，这一年，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奖。

受周恩来总理之托，杜聿明在战犯管理所中给女婿杨振宁写了一封祝贺信，此时的杜聿明在不断学习中，思想上有了巨大的改变，对于这件事，他自然是乐于去做的。

对于岳父杜聿明的贺信，杨振宁也表达了感谢，并表示，深为他的关怀所感动。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曹秀清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因为蒋介石希望通过曹秀清的关系，来争取杨振宁。

曹秀清抓住了这个机会，告诉蒋介石：“我想去美国面谈。”蒋介石不仅立即答应了她，还和夫人宋美龄一起为曹秀清送行。

遗憾的是，曹秀清此行去美国，不能带其他的子女，只能只身前去，临去前还得找两个人作保。

此后曹秀清与女儿杜致礼、女婿杨振宁一同在美国生活，杨振宁不仅在学术上取得极高成就，还是个很孝顺的人。

每天上班前，杨振宁会跟曹秀清告别：“妈妈，我走了。”下班后又会说：“妈妈，我回来了。”有女儿女婿，孙子们陪伴的日子，曹秀清的心情也好了许多。

按照蒋介石的要求，曹秀清只可以离开半年，但是她不想回去，在杜致礼、杨振宁的帮忙下，曹秀清申请了长久居住，并在美国一下子生活了好几年。

她最惦记的，就是在北京的丈夫，在台湾的孩子们。

1959年，对杜家人而言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杜聿明在战犯管理所潜心学习，认真改造，表现良好，也赢得了特赦的机会。

12月如期召开的特赦战争罪犯大会上，杜聿明是“特赦第一人”，在代表首批被特赦的战犯们讲话时，杜聿明站在台上，声泪俱下，泣不成声：

特赦后，杜聿明选择在北京生活，此时他最牵挂的就是分隔异地的家人。

杜聿明迫不及待地给曹秀清写信，希望她能到北京来，与自己一起生活。原本曹秀清心里充满犹豫，她不知道接下来面对的是怎样未知的生活。

女儿、女婿鼓励他，共产党的政策很好，他们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最终，曹秀清才下定决心前往北京。

1963年10月，这对分离十余年的夫妻终于在北京团聚。

周恩来总理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杜聿明、曹秀清夫妇，关怀他们的生活，周总理温暖的话语也让曹秀清感受到，来北京的选择是正确的。

至于妻儿曾经历过的那些悲苦生活，杜聿明全然不知，他怎么想不到，自己为蒋介石如此卖命，却换来他的如此薄情寡义。

1971年，杨振宁杜致礼夫妇辗转回到北京，见到父母，这也是杜聿明、杨振宁这对翁婿第一次相见。

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他们一家人，因为杨振宁与杜聿明尚未熟悉起来，杨振宁在称呼曹秀清“妈妈”时，又称呼杜聿明“杜先生”。

周总理听见了，还幽默地纠正道：“你应该称为岳丈大人。”

宴席氛围其乐融融，杜聿明、杨振宁的关系也在交谈中逐渐增进，此后杨振宁每次回国来，都时常去看望杜聿明曹秀清夫妇，为他们添置一些家具。

而杜聿明、曹秀清夫妇也会高兴地留他们在家里吃饭，那时的他们就如期盼儿女回家的父母无异。

在共产党、家人的关怀下，杜聿明曹秀清的晚年生活是幸福且充实的。

唯一让他们牵挂的是多年来在台湾生活的那4个孩子，在蒋氏父子的监管下，这几个孩子始终无法与父母团圆。

多年来，杜聿明一边积极做好文史专员的工作，一边为祖国统一大业奔走。1981年，77岁的杜聿明年事已高，身体也大不如前，只能卧病在床。

病床之上，杜聿明想见见自己的那4个孩子，杜致仁英年早逝，杜致礼杨振宁孝顺有加，唯独那4个孩子，他始终没有见到，他无比牵挂自己的孩子们。

杜致礼明白父亲的牵挂，她想办法与弟弟妹妹们联系，弟弟妹妹们当然也想飞奔而来，见父亲一面，蒋介石已经去世，蒋经国不放人，“团聚”变成了如此困难的事。

到临终之时，杜聿明都没能等来自己的孩子们。1981年5月7日，杜聿明与世长辞。

四个孩子们无法来送终，杜聿明的追悼会延迟举行。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曹秀清决定抓紧时间，给蒋经国发电报，希望他能帮忙实现杜聿明的遗愿。

杜聿明的生前好友郑洞国也积极帮助他们。郑洞国，1948年辽沈战役中，放下武器投诚。建国后，郑洞国担任水利部参事和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郑洞国与杜聿明曾经都是蒋介石的部下，建国后，二人的思想都得到了极大转变，也共同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

为了送别杜聿明最后一程，郑洞国积极帮助杜家人，联系在台湾的亲朋好友们，希望他们能帮助杜聿明一家团聚，让孩子们见父亲最后一面。

可蒋经国就是不同意，“团聚”之愿最终没能打成，曹秀清、郑洞国都气愤不已，甚至公开谴责蒋经国的冷漠行为。

5月25日，杜聿明逝世18天后，他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萧克将军为杜聿明主持追悼会，他悲痛地念着悼词：

曹秀清听着，感慨万千，她知道，虽然杜聿明曾经做了一些错事，但国家和人民不会忘记他做过的贡献。

杜聿明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从此与古松翠柏为伴，思念他的人可以去看望他。

1982年，杜聿明逝世一年后，曹秀清在香港与阔别二十多年的孩子们终于见了一面。母亲与孩子们紧紧相拥，痛哭流涕。

曹秀清不打算与孩子们回台湾生活，而是选择继续在北京生活，遵照杜聿明的遗愿，积极参加活动，为祖国事业尽力。

1984年，曹秀清病逝，好在，她完成了杜聿明临终前的惦念，见到了牵挂的孩子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