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水浒传》传递了哪些适合当下的价值观念?

《水浒传》传递了很多正能量价值观，英雄人物，豪迈，义气，还有勇气等等。既有朋友间的义气与帮助，又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气势等等。这些价值观都是当下社会最缺少的，最适合的价值观。

一、该书以农民起义的发生和发展为主线，通过每个英雄被迫来到梁山的不同经历，描述了从个人觉醒到小规模联合抵抗发展农民起义大队伍的全过程。虽然故事很精彩，但里面有太多暴力内容，也会被年轻人模仿，如果你想看的话，最好还是看简化版。

而这些价值观适用于今天的社会吗？不仅是为了当代，也是为了多年以后。而《水浒传》难道不是给社会敲响了警钟，照亮了魔镜吗？社会一直在变，但人的心没有变，人性没有变，《水浒传》讲的是人性！

二、故事表现的传统的侠义文化精神是一种类似于“舍己为人”的精神。正义就是正义。江湖兄弟讲义，患难与共；义就是德。只要你认为这是合理的，你就会勇敢无畏。只要正义在那里，真理在那里，道被驱使，我就退缩。

虽然有成千上万的困难，但我会去！正是这种精神和理念，让许多正直的人在遇到冤屈时能够挺身而出，相互帮助。为道而牺牲的精神，不仅成为了英勇的精神，也成为了一切为正义而奋斗的人的理想境界。

三、通过一系列个性鲜明、光彩夺目的自由独立的英雄人物，《水浒传》的侠义精神具有独特的内涵和美。首先每个侠客都有“斗不平、互帮互助”的品格。很多侠客在别人遇到危险和困难时都能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也不在乎回报。这种正义的行为和形象是生动的。比如花和尚鲁智深、虎斗英雄武松和黑色旋风李奎。

同样，施耐庵在《水浒传》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对“义”的崇敬和对“忠”的向往，歌颂“义”而又追求“忠”，让“忠、义”的水浒英雄们至死不悔。儒教道德中的“忠”是第一位的，为了忠可以不顾一切。施耐庵一生也想尽忠，也想展志，但为官不能行其事，助人不能显其志，只能弃官归里，捉笔著书，为了寄托情怀，写下了《水浒传》。为了“义”，他塑造了一百单八位侠肝义胆的水浒英雄，为了“忠”又让宋江率众招安，成了为朝廷效命沙场的官员。但他毕竟是位现实主义作家，历史的规律农民起义必然遭至失败，所以又不得不给水浒英雄们安排一个悲剧下场。为了更进一步展示“忠”得彻底，还让宋江带着李逵去死，然后又托梦吴用、花荣，致使他们也来陪葬，并一齐神聚蓼儿洼，向徽宗皇帝哭诉衷肠，以求身后的彰显。前半部是波澜壮阔的“逼上梁山”，中间是为朝廷拼死征杀，结尾却是屈死楚州。所以《水浒传》的主旨多有争议，是歌颂这种至死不悔的“忠”，还是隐示“不可忠”？里面透出了作者深深的矛盾和无奈。

施耐庵是任过小吏的书生，他在《水浒传》中写的是平生之志，抒的是郁郁之情，书的成功在于真实地反映了北宋末年的社会现状，塑造了一群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更在于作者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出众的艺术才华。但是《水浒传》毕竟只是一部由文人撰写的书籍，虽然这部书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和历史影响，但与水浒文化却并非完全同一概念。水浒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是鲁西一带几千年形成并代代传承发展的独特文化。这种文化在《水浒传》之前虽然没有专门的称谓，但做为土著文化却在民风民俗中根深蒂固，这种文化的核心便是“勇武”和“侠义”。

勇武和侠义也是《水浒传》英雄共有的特征，正是赖于这种特征，才使梁山好汉们有了炫目的光彩和魅力。而勇武和侠义更是鲁西和鲁西南一带民风民俗中最显著的特点，举宋江及晁盖的故里郓城来说，史书记载：战国时此处为鲁国西鄙，邻曹、卫，集结着大规模的军队。鲁成公四年筑城为“郓”，取屯兵于城之意。《说文解字》释：郓，军声，从邑。所以郓城在两千多年前就是边防哨所，刀光剑影，战事不断，形成勇武刚健、强悍不屈的民风。大军事家孙膑便是那个时期的代表。《史记》载：膑生于鄄、阿之间。膑为齐人，鄄、阿之间的齐地只有郓城。郓城的陈坡、水堡一带至今留有许多关于孙膑习文练武的遗址和传说，而水堡也正是宋江的故里，即《水浒传》中所说的“宋家庄”。上溯至唐，冤句人（今菏泽市）黄巢起义，“我花开后百花杀”，充满了叛逆和征杀之气，菏泽与郓同属一地，许多郓人参加了那次起义。这种叛逆和征杀绝非偶然，据传隋唐之交瓦岗山起义便是源于郓城，历城人秦琼喜好结交天下英雄，三十六人大结拜便是在郓城的二十里铺村，后被演义成“贾家集”。这三十六人多是绿林响马，成为隋唐演义的主力军。秦琼在结拜中排位第二，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为朋友两肋插刀”，这一典型的侠义精神，也成为后来宋江的主要人格特征。“二哥”这一称谓流行至今，成为公平、正直和义气的代名词，地方上至今有“官二哥”，即无论长幼人人称之为“二哥”，可以主持地方事务。所以郓城出了宋江和晁盖，人们并不以为奇，地理和历史渊源使然。明末又发生了震撼朝廷的徐鸿儒白莲教大起义，横扫半个中国，始于郓城败于郓城，至今还有全军覆没葬于一处的“万人崮堆”。此次农民起义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宋江起义，并非占山为王，而是立国称帝，建立了政权。而白莲教又直接引发了李自成起义，如黄河之浪，前后相涌，清代著名的捻军起义也正是在这一带捉拿了曾格林沁。鲁西自古多贫穷多战乱，官逼民反也好，穷逼民反也好，草寇响马不断，拉杆扯旗的现象老百姓视为平常。正是这些久远的勇武文化的影响，此处的人们习武成风，白日劳作，夜间学武，各种拳门竞相发展，达几十种之多，其中之一便称为《水浒拳》，并参与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郓城至今仍是国家命名的武术之乡。

《水浒传》问世之后，人们渐渐将这种勇武侠义之风称之为“水浒文化”，所以，水浒文化是一种具有叛逆和昂扬精神的深厚而质朴的民间文化。《水浒传》与水浒文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如做对比，则会发现吴用有孙膑的“智”，宋江有秦琼的“义”，晁盖有黄巢的“武”，李逵有徐鸿儒的“反”，但他们仍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即《水浒传》中的文化属于儒家思想的忠孝文化，义是忠孝派生的理念。而水浒文化则是纯粹意义上的侠义文化，是天人合一的自然精神。这种精神，以人为本，不以朝廷为贵，不以功名利禄为念，重“义”轻“忠”，立身处事皆侠义当先。求“智”求“义”求“武”，唯独不讲求“忠”——当然，此处的“忠”只指对于朝廷的愚忠。敢作敢为有勇有智侠义当先的人便会被人们称之为英雄，千年不变。除了跟随李世民造反的秦琼成了正果，其余人皆不得善终，但毫不影响他们的声名，即便在后来的各种形式的演义中也不肯更改他们的结局，不论成败论英雄，更不愿擅改初衷让他们投降朝廷。即便《水浒传》影响极大，这一带人也只爱看梁山好汉造反的章节而不愿谈及他们的招安，在理上便觉得那是一种污点。这一地域的人文精神中有一块反骨，英雄豪杰如果没有了反骨便不成为豪杰，所以宋江的投降在当地人的情感上是非常勉强的，更不愿认可最终的鸩杀。这不仅是个理念问题，还有个情感问题：让本土英雄如此枉死难以接受。

宋江一行最终下场如何，历史上已很难考证，施氏的安排也自是一家之言。历史上的宋江农民起义并非大规模起义，只是施氏为舒其志而挥笔写来。又只是《水浒传》既有深刻的思想性又有非凡的艺术性，左右了人们的意念，才形成水浒好汉结局悲惨的社会认定。而在水浒文化中，却根本不存在那种下走的倾向，人们自有心中的英雄模式。随着社会的前进，水浒文化也在向多元化发展，除了勇武和侠义的核心精神之外，又注入了经济和文化的内容。走进鲁西一带，随处可见以渲染着水浒精神的水浒文化产业，水浒旅游方兴未艾，水浒企业商标比比皆是，梁山以“义酒”为尊，东平湖以水泊为贵，阳谷以景阳冈著名，郓城有个宋江武校，甚至有个规模挺大的木材加工企业，取名就叫“水浒木业”，而董事长就叫宋保江。

所以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播出后，举国一片嘘声。《水》剧遵循的是原著的某种理念，而这种理念在某些方面与大水浒文化相悖，与人们的价值取向相悖，是人们忽视不计或根本不认可的。更何况表演中夸大了投降成分，缩减了侠义成分，双向反差很大。也许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只是民间文化和士大夫文化的碰撞，这种碰撞古已有之。总之《水浒传》和水浒文化有着很大的区别。窃以为，以大众为传播对象的当代文化媒体，还是顺应民意尊重民意为好，因为文化是人类的文化，是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作者：杨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