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真是唐朝荣耀。开启这盛世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有句话形容李世民时代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那就说明李世民会用兵,会用人。
李世民之所以能够在短短二十年间打造出一个彪炳千秋的煌煌盛世,成就冠绝百代的一世伟业,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拥有一套极其高明的管理哲学。因而能够把当时第一流的人才全部吸引到他的身边,从而发挥出空前绝后的创造力。
初唐四杰中的卢照邻就曾描述过贞观一朝的人才盛况:“虞(世南)、李(百药)、岑(文本)、许(敬宗)之俦以文章进,王(珪)、魏(徵)、来(济)、褚(遂良)之辈以材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雍容侍从,朝夕献纳。我之得人,于斯为盛!”
贞观的人才集团不仅在当时是最优秀的,而且跟其他朝代比起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王夫之所说:“唐多能臣,前有汉,后有宋,皆所不逮。”
那么,贞观一朝人才辈出的原因是什么呢?换言之,李世民在人力资源的开发上究竟有何秘诀呢?
舍短取长,然后为美
贞观元年,李世民刚刚上台执政,就命当时的右仆射封德彝负责向朝廷推荐人才。可是好几个月过去了,封德彝竟然一个人才也没推荐。告诉李世民天下没什么人才,让李世民很不爽。
他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 这句话就是李世民用人哲学的精髓。
正所谓“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所以关键是要“舍短取长,然后为美”。也就是说,在真正高明的管理者眼中,每个人都有可能是人才。
启发一: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身上都有优缺点,并且都有一些不同于他人的特点或特长。身为一个组织的领导或者人力资源的管理者,就是要善于发现每个人身上的独到之处,然后把他们放到最适合的位置上,让他们的才能与他们的职务相匹配,从而发挥出最佳效能。
套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人才,而是缺少发现人才的眼睛。
那么,李世民又是如何鉴别人才之优劣长短的呢?
第一招:大臣批评与自我批评, 优势互补
贞观年间,李世民会不定期地召开“民主生活会”,让大臣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准确把握每个人的优点,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十二月,李世民举办了一场宴会,邀请了当时政事堂的所有宰相出席。酒过三巡之后,李世民切入正题,但是又极其自然。用一种闲聊天的口吻对侍中王珪说:“爱卿见识深远,而且口才又好,现在就请你从房玄龄开始,对在座诸位一一评鉴,最后也谈谈你自己,看看你的才能跟他们比起来如何?”
王珪略微沉吟,而后环视众人,有条不紊地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房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撰写诏书和奏报事务,详明而公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理繁杂和紧急之务,妥当而周到,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微臣与在座诸位比起来,也算是略有所长。”
第二招:皇帝亲评朝臣,入木三分
贞观末年,有一次在朝会上,李世民就当着群臣的面,从长孙无忌开始,把面前的这些宰执重臣挨个评价了一遍。
“长孙无忌为人善避嫌疑,应对敏捷,比之古代贤者也毫不逊色,然而统兵作战,却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面临危难不改气节,为官亦不私结朋党,唯独缺少的是耿直规谏、忠直进言。唐俭言辞漂亮流利,性情平和,善解人意,觥筹交错之间,言语更是滔滔不绝,可惜跟随朕整整三十载,却无一言论及国家得失。杨师道性行纯善,品德无可指摘,但是为人怯懦,难当大任,无论事务缓急,皆不得力。岑文本品性敦厚,文章是其所长,可是惯于引经据典,有时未免脱离实际……”
虽然总的来说口气还算温和委婉,但是所说的内容却都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相信当时在场的这些帝国大佬肯定都听出了一身冷汗。
虽然他们的优点也都得到了李世民的肯定,但是身为臣子,每个人的软肋居然被皇帝拿捏得如此精到,不吓出冷汗才怪。
启发二:
李世民的这种做法就是今天管理学中所谓的“人才测评”。要做到“用人如器”,首先当然要知道每个人是什么“器”。对于部属们的优劣长短,要洞若观火,了如指掌。 这样 才能“弃其所短,取其所长”,并且建立起一套“人尽其才”的用人机制,进而打造出一支各具所长、优势互补的高绩效团队。
第三招: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在人力资源开发上,除了“用人如器”、善于对部属进行“性向测评”之外,李世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那就是——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李世民选拔人才的时候,从来不论门第,不论新故,不论华夷,不论士庶,而是看其品行才学是否出众,有没有一技之长。
【1】 在“门第”方面
无论是像长孙无忌、高士廉、杜如晦等出身高门世族的,还是像房玄龄、张亮、侯君集等出自寒门庶族的,李世民对他们皆一视同仁。
【2】 在“新故”方面
魏徵、王珪、韦挺等人原来都是典型的太子集团,算是李世民的头号政敌,可后来却成为他的股肱重臣;反而是一些秦王府的故旧,由于才学不足,能力有限,所以李世民即位后并没有重用他们。这些秦府旧人曾经跟房玄龄发牢骚,房玄龄向李世民反映,可李世民的态度很明确:“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
【3】 在对待异族方面
李世民根本没有“华夷之防”的狭隘观念,而是以“天下一家,不贱夷狄”的恢弘胸襟,大胆擢用了一批勇猛善战的异族将领。
如“以智勇闻”的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于贞观九年归附唐朝,被封为左骑卫大将军,并娶了李世民的妹妹衡阳公主;贞观十四年,阿史那·社尔与侯君集等人一同攻灭高昌,其后又在唐朝对高丽、薛延陀、西域的战争中屡立功勋。
此外如突厥酋长执失思力、铁勒族酋长契毖何力等人,也都先后被委以重任,为大唐王朝的开疆拓土立下了赫赫战功。
【4】 破格提拔民间人才方面
最典型的例子当属对马周的擢用。
马周是博州茌平人,从小父母双亡,家境贫寒,乡里人都瞧不起他,但是他勤奋好学,博览经史,尤其精通先秦典籍。武德年间谋了一个博州助教的职务,可他却不以教书为意,屡屡被当地刺史斥责,马周一怒之下离开家乡,四处云游,随后来到长安,寓居常何家中。
常何,一介武夫,在玄武门之变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李世民命百官上疏直言朝政得失。让常何舞文弄墨确实强人所难,于是门客马周帮他草拟奏疏。
次日,常何把奏疏呈了上去,本来只是想应付交差了事,没想到太宗李世民看完奏疏,居然大为赞赏,立刻把常何叫进了宫,细问详由,
常何不敢隐瞒,只好据实相告。当天布衣马周就被请进了宫。
双方一番畅谈之后,李世民发现马周果然是满腹经纶,见识深远,顿生相见恨晚之感,随即让他当天就到门下省报到。
一夜之间,马周就从一介平民变成了朝廷命官,从社会最底层直接进入了帝国的政治中枢。马周从此登上帝国政坛,不久就被授予监察御史之职,后来历任朝散大夫、中书侍郎、吏部尚书、中书令等职。
虽然马周确实具有比较出众的能力,但如果不是碰到李世民这种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皇帝,马周恐怕也难逃怀才不遇、抑郁而终的命运,绝不可能演绎这一出“布衣变卿相”的千古佳话,更不可能成为享誉后世的贞观名臣之一。
无论是“用人如器”,还是“唯才是举”,都说明李世民拥有高度的“知人之明”。但是在管理学中,“知人”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层面,可还有另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必须“善任”。
授权也是一门艺术
知人是善任的前提,善任是知人的目的。只有做到知人善任,让部属各司其职,管理者才能从具体而琐碎的事务中抽身而出,站在一个最宏观的层面上,制订整个团队的战略规划,实现整个组织的愿景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善任,其实就是授权的艺术。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管理者都善于授权。中国古代的皇帝,尤其是那些对自己的治国能力颇为自负的开国之君,很多人根本不愿授权,也不敢授权。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不但促狭猜忌,事必躬亲,甚至到最后连宰相都废了;还有隋文帝杨坚,也是一个宁可把自己累死也不敢轻易放权的主子。
在这方面,李世民就从杨坚身上汲取了深刻的教训。
李世民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一种“广任贤良,高居深视”的管理方式,对部属进行充分有效的授权。武德九年,李世民召见张玄素问询政道。张玄素建议太宗:“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以施刑赏,何忧不治!”
李世民对张玄素的建言非常赞赏,随后将其擢升为侍御史,并且立即将其建言付诸实施。张玄素提出的“分任以事,高拱穆清”,其实就是一种充分授权。
第一招:充分授权
贞观一朝,确立“三省驳议”的宰相制度,让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分工合作,相互制衡,并且相权还能够对君权形成有效制约,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授权原则的充分运用。
第二招:绩效考核
张玄素所谓的“考其成败,以施刑赏”,实际上就是一种绩效考核。对此,李世民专门制定了对各级官员的“考课之法”,具体的考核标准是“四善”和“二十七最”。
所谓“四善”,是指四种优异的工作表现,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所谓“二十七最”,是一套考核百官职守的具体标准,如“决断不滞,与夺合理,为判事最”;“部统有方,警守无失,为宿卫之最”等。
根据这些标准每年对官员进行考核,把成绩分为九等,报至尚书省予以公布。凡列为一至四等的官吏,每进一等增发一季的俸禄;五等无所增减;六等以下则每退一等扣发一季俸禄。这套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对于澄清吏治显然是十分有效的。
“充分授权”与“绩效考核”是权力控制的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二者缺一不可。假如只有刑赏而无授权,那必然会使百官动辄得咎,手足无措,最终造成帝王的独裁和专权;假如只有授权而无考核,那必然会导致君主大权旁落,甚至被权臣玩弄于股掌,到头来授权就变成了“弃权”。
而李世民的管理艺术,无疑正是“充分授权”与“绩效考核”的完美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贞观之治的出现绝非偶然。
启发三:
如果每个部属都能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发挥主观能动性,各司其职,积极妥善地履行职责,那么高层管理者自然可以“垂拱而治”了。
对于员工的考核要制定详细的考核标准,一视同仁,严格执行,能者多劳,最大程度激发员工积极性。
我们上面所说的李世民的那些管理哲学,显然都属于明面上的游戏规则。那么,除了这些规则之外,李世民在权力控制的过程中,是否还运用了一些不易被人察觉的御下手段呢?答案是肯定的。
恩威并施的帝王术
作为一个管理者,不论是古代的帝王,还是今天一个组织的领导,在权力控制的游戏中难免都要运用一些隐性手段。
这种隐性手段在古代称为“恩威并施”,是一种帝王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胡萝卜加大棒”,而用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的话来讲,则是——慈母的手中紧握钟馗的利剑。
那么,李世民又是如何挥舞这把利剑的呢?
如何处理与李靖、尉迟敬德、李世勣、房玄龄等元勋功臣的关系,李世民多次运用“恩威并施”帝王术,而且炉火纯青。这里仅举李世勣一例,就足以窥见李世民的御下术。
施恩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十二月,时任兵部尚书的李世勣突然患病,郎中给他开了一副药方,说必须要用“须灰”做药引子才能治病。所谓“须灰”,就是人的胡须所研成的粉末。李世民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前去探视李世勣,并且二话不说就剪下自己的胡须,把它赐给了李世勣。
可想而知,当李世勣双手捧着这几绺天下最尊贵的龙须时,内心是何等的感激,又是何等的惶恐!
这副药引子的份量实在是太重了!以至于李世勣不但感动得热泪涟涟,而且把头都磕出了血。可即便如此,似乎也远远不足以表达他对皇帝的感恩戴德之情。
李世民宽宏地一笑,说:“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一缕帝须换来臣子有生之年对皇帝死心塌地的忠诚。怎么看都值。
恩威并施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四月,李世民病势沉重,于是把太子李治叫到身边,给他交代政治遗嘱。
在李世民的遗言中,主要提到的人就是李世勣。李世民对李治说:“李世勣才智过人,但是你予他无恩,恐怕难以使他效忠。我现在把他贬黜到地方,如果他马上出发,等我死后,你就重新起用他为仆射;要是他迟疑拖延,你只能把他杀了!”
五月十五日的朝会上,李世民一纸诏书颁下,把时任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李世勣贬为叠州(治所在今甘肃迭部县)都督。自己突然无过而遭贬,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聪明如李世勣谙熟权力游戏规则,很快明白此中真意。李世勣很快做出了决定——他连家都没回,连妻儿老小都来不及告别,径直揣上诏书就踏上了贬谪之途。
李世勣被贬当月,李世民撒手人寰。次月,李治即位。登基仅三天后,李治就把李世勣擢升为洛州(今河南洛阳市)刺史兼洛阳宫留守;半个月后,又加开府仪同三司、并“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密”;同年九月,正式拜其为尚书左仆射。
这就是李世民的帝王术。效果也是杠杠好。
公元668年,李世勣以七十五岁高龄挂帅出征,一举平定了高丽。这个曾经让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三个皇帝倾尽国力,终其一生都无法战胜的强悍小国,终于被须发皆白的老将李世勣拿下。
假如当初没有施展那一招先抑后扬、恩威并施的帝王术,李世勣能否对重新起用他的新天子李治感恩戴德呢?假如没有贞观二十三年“乍落乍起”的人生际遇,李世勣能否深刻意识到,只有在新朝再立新功,他才能福禄永固,富贵长保呢?如果没有这一切,李世勣有没有那么强的动力在七十五岁高龄创造出平定高丽、鹰扬国威的历史功绩呢?
启发四:
虽然皇权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每一个企业的管理人员,领导阶层,平时不要高高在上,多对员工关怀,多打“感情牌”,必要时敲打敲打,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是不是也会“不用扬鞭自奋蹄”呢。
结语
从李世民的管理哲学中,我们可以有哪些借鉴呢?
作为普通员工,我们与同事合作,可以发挥自己特长,做到优势互补,人尽其才。这就是为单位、为企业添砖加瓦。
作为管理人员,如果能做得不唯学历、不唯出身,善于发现人才,用人之长,避其所短。那就是一位合格的管理人员。
作为领导,生活中能够亲近下属,体谅员工,工作中严谨细致,采纳多方建议,听得进逆耳良言。那也是职工之福。
佛教和道教是在我国最为盛行的两大宗教 ,说起佛家的话,相信大家都比较了解,佛家的主要成员便是和尚,而闻名中外的少林寺便是佛教活动的主要场所。而说起道教的话,或许大家便没有那么深刻的印象了,因为在 我们身边几乎没有道士的身影,道士在普通人的印象中,就仿佛传说中的存在一样。
只有我们在 旅游 的时候,到名山大川当中才能偶尔看到道士们的身影。如果要说起道士的话,或许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更多的是电视剧或者电影当中的角色,相信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都看过一些有关道士的电影,在这些电影当中, 道士们斩妖除魔,维护世间的太平。那么,现实生活中的道士又是怎样的呢?
在我们国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乱世道士下山,盛世和尚敛财” ,这句话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在夸赞道士而贬低和尚,但其实它的真正意义并非如此,我国的语言文化博大精深,这句话的真正意思其实是, 和尚和道士都是隐世的高人,在和平的年代,他们会通过化缘或者帮人做法事而积累一些钱财,而到了乱世的时候,无论是道士还是和尚,都会走出自己的道馆或者寺庙,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说起和尚的话,或许大家最为熟悉的便是《西游记》当中的唐僧。唐僧为了消除世间的苦难,让人们过上好日子,从东土大唐出发,带着三个徒弟历经81难,终于取回了真经。《西游记》虽然只是一个故事,但它却体现了 和尚们希望世间太平 , 并且为世间的太平不辞辛苦的精神。 那么作为我国的另一主要宗教,道教的成员道士们对人民又有着怎样的贡献呢?他们在乱世中又做了什么?其实,在抗战的八年时间里,有无数的道士为国抗敌,甚至英勇捐躯。
在道士当中,最为有名的当属 茅山道士 ,而在茅山道士当中,便有这样的一位抗日英雄,他的名字叫做 黎遇航 ,黎遇航本是江苏人,他出生于一个贫苦人家, 后来拜茅山上清派的道士耿云清为师,到乾元观学习了一身茅山道术。
1938年,随着抗日军队进入茅山,黎遇航也响应号召,加入了抗日队伍,并且积极地 为我军充当向导,收集情报 ,可惜的是,在1938年的时候,日军攻入了茅山乾元观,杀死了黎遇航的父亲以及师兄弟,黎遇航因此对日本侵略者更加痛恨,失去自己的亲人以后,黎遇航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抗日战争当中。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黎遇航担任了道教协会的会长,推动了中国宗教事业的发展,并且为团结道友和宗教人士作出了杰出贡献。
山东的田信良本是龙门派的第25代传人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自己的道馆,开始结交抗日人士,组织抗日活动。在东北战场上著名的 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 ,就是田信良一手组建的,在东北的战场上,经常能够看到田信良的身影,他游走于不同的抗日队伍之中,传递着相互之间的情报,为抗日战争做出了杰出贡献,可惜最终, 田信良却被叛徒出卖,被关押在了鬼子的司令部 ,遭受了一个多月的严刑拷打。可是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田信良也没有改变初衷,他高唱着岳飞的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壮烈牺牲。
我国 开国上将之一的贺炳炎 也是道士出身 ,贺炳炎早年曾在湖北的武当山出家,学习了一身的武术,后来15岁的时候,贺炳炎下山投身革命,身经百战,并且曾经在战斗中被炸伤右臂,导致骨头全部碎裂,只有一些皮还黏在胳膊上,而当时的情况比较危险,医疗设施严重不足, 贺炳炎为了保全性命,只有割掉了自己的手臂,他当时所承受的痛苦,比起关羽刮骨疗毒也不遑多让 ,在抗战胜利建国以后, 他成为了唯一一个可以见到毛主席不用敬礼的军人。
李圆通本是河北人,他出生在一个武术世家,从小便学习了一身精湛的武艺,后来在民国军阀混战时期,李圆通不愿意深陷其中,于是便选择上山修道。在山上修道期间,李圆通一边继续习武,一边研究医术。到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时候,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且在我国的大地上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李圆通道长看到了日军的暴行,于是愤然出山,加入了抵抗日军的行动。 李园通道长出山后,协助我军利用地形优势构筑防御工事,并且积极的治疗伤员,帮助我军传递情报。 不过因为抗击日军, 他居住了二十多年的道馆也被日军焚烧殆尽 ,战争结束以后,李圆通道长并没有向国家提出重修道馆的要求,而是 离开了自己生活多年的道馆云游四海。
甘盛荣 (甘道士)从小生活在南京,自小便在南京的二郎庙出家 ,因为自小便成为了道士,所以甘道士对于道家的经文无一不通,而且又认识很多的药草, 懂得推拿和针灸 。有了这些技术之后,甘道士成为了一名有名的医者,平时便经常下山,帮助当地的百姓治病。后来日军侵华以后,发生了著名的南京大屠杀。
甘道士看到日军的暴行,心中愤怒不已,可是甘道士从小只知道研究经文和医术,在武功方面却并不出众。因此甘道士决定暂时忍气吞声,他躲到了深山老林中苦练武功,并且 通过观察动物们捕食的行为,自创了属于自己的武术 ,当甘道士练成武功之后,便下山为在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同胞报仇。 驻守南京的日军经常莫名其妙地死亡 , 而且在这些日军死亡之后,他们的尸体上会浮现出“死”字印记。
刚开始日军以为这是上天对他们的惩罚,全都惶恐不安,直到后来汉奸告密,日军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甘道士所为,因此日军对甘道士恨之入骨,发动全力进行追捕。可是自此之后,甘道士就在南京消失了踪影,日军经过多番努力,最终仍然没有找到甘道士。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为了纪念甘道士,南京的人民为他立起了衣冠冢。
程定远出生于安徽,他自小体弱多病,因此从小便跟着自己的兄长学习功夫强身健体。在16岁的时候,程定远加入了武当山,成为了一名道士,并且从此开始练习内家功夫。后来,他又向武当山的一位大师学习了拳术。程定远原本已经决定在武当山终此一生,专心研习武术,可是在得知日军占领南京以后,程定远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道观,加入了抗日队伍当中。
来到抗日队伍当中之后,程定远便开始教授战士们功夫,因为他知道依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把自己的功夫传授出去,提高战士们的整体作战水平,才能为抗日战争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传授战士们功夫的同时,程定远也开设医馆,治病救人。 当日战争胜利之后,程定远并没有回到武当山,因为抗战结束之后,我国土地已经满目疮痍,而人民也多生活于困苦当中,于是抗战胜利以后,程定远在南昌开设了一家诊所,免费帮助附近的民众看病。
在抗日战争爆发期间,参加抗日战争的道士们,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李本纯道长。 李本纯道长本是龙山派的第15代掌门人 ,年少时便在武当山上刻苦修行,有着一身精湛的武艺,而且李本纯道长为人正直,道法高深,他每天带着道观的年轻弟子们研究武功,修身养性,日子过得也是相当地悠然自在。可是在战争年代,这种平静的日子注定无法长久。
1940年的时候,日军侵占了我国襄阳,虽然抗日战士们浴血奋战,但终究因为寡不敌众而被逼入绝境。这些战士们走投无路之下,被迫退到了武当山上寻求庇护。战士们退到了武当山上,日军自然不可能放过他们。对于武当山的道士们来说,这个时候或许明哲保身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见到中华大地受到日军的践踏,而战士们又如此地奋不顾身,李本纯道长深受感染, 于是他义无反顾地收留了这些战士 。不但如此,他还帮助这些抗日战士们买药治病,充当侦查员为战士们刺探日军的情报。后来更是带着自己门下的弟子们,加入了革命队伍当中。
李本纯道长经常带着门下的弟子们苦练武功,李道长以及门下的弟子们都有着高超的武艺,加入革命队伍之后, 他们便到各个队伍当中去传授功夫,提高战士们的整体作战水平 ,因此在之后的战争中,战士们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伤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位爱国道士, 却在一次日军的空袭中不幸失踪了 ,空袭结束之后,抗日战士以及李本纯道长的弟子们四处寻找,可仍然没有找到李本纯道长的身影,最终他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或许李本纯道长已经在日军的炮d轰炸当中尸骨无存。
以上八位道士,只是抗日战争当中道士们当中的代表人物, 事实上,投入抗战的道士不计其数 ,而且道士们不仅自己投入抗战,在与日军抗争的过程当中, 很多的道士甚至把自己的道观贡献出来,作为我军的防御基地 ,因此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有很多的道观被日军彻底摧毁,这些道士们也因此失去了家园。
虽然现在我们已经身处和平年代,但是对于那些在抗日战争当中做出贡献的道士们, 我们都应该心存感激,并且一直铭记他们 。在如今的和平年代,“乱世道士下山,盛世和尚敛财”的观念,也一直深埋在那些在深山中修行的道士们的心中,相信如果国家和人民需要他们,他们依然会奋不顾身地投入战斗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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